【編者按】2019年中國考古精彩紛呈，成果眾多。在2019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即將揭曉之際，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欄目特別邀請9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學者，撰寫10篇總結性稿件，對去年中國的重大考古發現做全時段、全方位梳理，以饗讀者。

邊疆考古是中國考古的重要組成部分，因其地域范圍和文化特點而具有獨特的價值。2019年，邊疆考古亮點尤多，比如內蒙古清水河縣后城咀龍山時代石城址、呼和浩特市沙梁子古城遺址漢代磚瓦窯、遼上京的宮殿遺址，新疆吉仁臺溝口大型墓葬、巴里坤縣海子沿遺址、奇臺縣石城子遺址和唐朝墩子、吉木薩爾縣北庭故城遺址、喀什汗諾依古城遺址，西藏梅龍達普史前洞穴遺址、立定遺址，青海烏蘭泉溝一號墓、都蘭熱水墓群血渭一號墓，云南省鶴慶縣蝙蝠洞遺址、昆明晉寧河泊所遺址、金平縣龍脖河礦冶遺址，黑龍江省金上京城遺址，吉林省大金山遺址、長白山神廟遺址，遼寧省大凌河中上游地區野外調查、蓋州青石嶺山城。這些項目實施過程充分體現了現代科學技術在考古中的應用及多單位、多學科合作的良好態勢，考古發掘的科學化、精細化水平進一步提升。邊疆考古的發現和研究為重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中華文明精神標識和文化標識以及“一帶一路”共識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對國家統一、民族團結、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重要的價值。

內蒙古

2019年，內蒙古自治區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的進展。

烏蘭察布市化德縣四麻溝遺址調查與發掘，為豐富中國北方草原地帶新石器時代早期考古學文化“裕民文化”內涵提供了新的資料與線索。

清水河縣后城咀龍山時代石城址是目前內蒙古自治區所見最大的史前時期城址，也是“考古中國”項目的重要組成部分，年度發掘基本復原了后城咀石城甕城形態，即由甕城前通道、甕城、甕城城門、城門組成的半月形防御體系，這對于厘清龍山時代石城發展脈絡、構建區域文化發展框架、辨析河套地區文明起源、復原龍山時代建筑工藝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清水河縣后城咀龍山時代石城址航拍

呼和浩特市玉泉區沙梁子古城遺址東區揭露的大型宮殿基址在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尚屬首次，這為辨識沙梁子古城性質、探討建筑技術與規劃布局、理解漢代城址的功能以及城址間的關系均具有重要意義。

遼上京宮城中北部建筑基址的考古發掘推進遼上京城址布局的研究，新發現的宮城建筑基址是繼宮城東向中軸線上一號殿院落之后又一重要發現，極大地豐富了遼上京城址時代沿革的內容增加了遼上京宮殿建筑的新類型。

遼上京宮城中北部建筑基址

通遼市開魯縣東風鎮七家子村七家子墓地M1地下石室的發現表明，祖州石房子可能是短暫停尸及舉行入葬儀式的地方，發掘者推測與阿保機的臨時埋葬有關。而M1等墓葬形制、出土的玻璃器等隨葬品對探討遼代的中西經濟文化交流、草原絲綢之路的歷史有重要意義。

內蒙古自治區多倫縣黃土坑遺址的發掘，證明其為遼代中期《遼史》所載的遼“灤河行宮”及遼“夏捺缽”之地。

內蒙古自治區多倫縣黃土坑遺址航拍

呼和浩特市武川縣哈拉合少鄉公忽洞村金代磁窯邊堡進行考古發掘是探討金代西南路招討司轄域界壕邊堡建制、運營模式、邊防屯田、生業形態等方面的考古新資料。

新疆

2019年是《新疆考古工作規劃（2018-2022）》全面實施的第二年，國家文物局強化國家主導，服務新疆大局，積極將新疆考古納入文物保護利用改革，作為“考古中國”重大研究項目的先行項目，從重構中華民族、中華文明精神標識和文化標識的高度開展工作。配合基建的項目也有序開展。項目實施過程充分體現了現代科學技術在考古中的應用及多單位、多學科合作的良好態勢，考古發掘的科學化、精細化水平進一步提升，遺存價值內涵、學術意義進一步豐富。

2019年7-9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按照計劃，順利完成了通天洞遺址第五次考古發掘工作。這次工作共發掘面積135平方米，出土陶器、石器以及動物骨骼等。另外，一些遺跡現象值得關注，如灶坑、柱洞等，結合去年的發掘情況，遺址中可能存在較大型的祭祀遺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繼續發掘博爾塔拉州溫泉縣呼斯塔遺址，旨在全面揭露整個遺址。

2019年6-9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與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聯合對吉仁臺溝口遺址的墓葬區進行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確認了一座大型墓葬，初步摸清了大墓的年代、結構及營建過程，對于研究歐亞草原青銅時代中晚期墓葬形制、文化特征、社會結構和喪葬思想等問題具有重要的價值。

吉仁臺溝口墓室航拍

西北大學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考古研究所聯合組成的東天山考古隊在新疆巴里坤湖邊緣首次發掘出青銅時代大型聚落遺址——海子沿遺址。該遺址位于新疆巴里坤縣巴里坤湖南岸1公里，距今已有3300年歷史，建筑群中部房屋建筑東西長34米，南北寬25米，由大塊礫石堆筑的石構墻體圍砌，南部、東部有石基土墻的附屬建筑，房屋內有石墻或泥磚土墻分割出相互連通的多個房間。該遺址大型房屋建筑群沿用數百年，期間經過多次使用、失火、修繕和改擴建。該遺址人群是以定居農業兼營畜牧業為生業方式，與以往巴里坤山北麓發掘的蘭州灣子遺址、石人子溝遺址、紅山口遺址屬于同時期、同一人群的遺存。歷史時期考古方面，奎玉克協海爾古城和卓爾庫特古城作為“漢唐軍政建置體系考古研究項目”的子項于2018年啟動正式考古發掘，2019年繼續發掘。奎玉克協海爾古城清理出不同時期遺跡單位和遺物。城址的始建年代不早于春秋中期，廢棄年代不晚于漢初。卓爾庫特古城根據相關發掘遺物遺跡推測，該城漢至魏晉時期應為塔里木盆地東北緣的一處高等級城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塔什庫爾干縣石頭城的發掘確定了城門入口，對內城北墻的進一步發掘清楚了內城和子城連接處墻體的形制結構。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喀什市汗諾依古城發掘了城墻轉角。發現了特殊窯址，由采集的釉陶、多彩玻璃、水銀瓶等器物推斷當地或已出現玻璃作坊。汗諾依古城應為唐代疏勒都督府所在或疏勒十五州之一。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發掘了新疆喀什莫爾寺遺址，發現的寺廟遺跡、若干殘缺的石膏佛像、若干錢幣、大量的陶片和動物骨骼等，對研究當地佛教文化的交流和發展，新疆地區和中原地區文化的交流與聯系提供了新的材料。

奇臺縣漢代石城子遺址發掘現場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奇臺縣石城子發掘清理出基本布局和出土大量文物，為漢朝修筑使用的軍事性質城址，推測其為史書所記載的“疏勒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北庭故城遺址的發掘清理出6號佛寺及相關遺跡，基本確定了各城門及內、外城護城壕的位置和規模。中國人民大學在奇臺縣唐朝墩古城的考古工作初步掌握了城內遺存的分布情況，基本摸清其結構和整體布局，出土大量文物。初步認定古城始建于唐代，沿用于高昌回鶻和蒙元時期，推測其為唐代庭州所轄蒲類縣治所。

2019年4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與蘭州大學、西北大學、中科院遙感所等合作，對白楊河流域進行考古調查，在拉甫卻克古城西北新發現墓地、佛寺、倉儲等建筑遺址，9-12月對墓地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主要有斜坡墓道墓、偏室墓和地面葬。此次拉甫卻克墓地發掘出土的仿東羅馬金幣、薩珊波斯銀幣、金戒指、瓜棱珠大耳環等器物，以及口含薩珊波斯銀幣、手握開元通寶的喪葬習俗，均反映出東西文化的交流與融合，顯示出哈密在絲綢之路商貿往來、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西藏

2019年西藏的考古工作雖然不多，但成績斐然。中科院古人類研究所和西藏文物保護研究所聯合組成的舊石器時代考古團隊在青藏高原發現了史前的洞穴遺址梅龍達普洞穴。在海拔約4600米處、距今至少4000年的兩個獨立洞穴遺址中發現了巖畫等豐富的古人類文化遺存。

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與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組成聯合考古隊對西藏東南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立定遺址開展了正式的考古發掘。首次在該地區發現了麥類、粟類等混合農作物。與此前在藏南腹心區域發現的山南昌果溝遺址等相近。這是迄今為止西藏林芝市境內發現并具有科學年代數據的第二處新石器時代遺址。該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不僅為西藏東南部史前遺址和考古學文化面貌研究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也為討論西藏史前社會生業模式、農作物的擴散與東西方交流、區域考古學文化的時空框架，以及史前時期西藏考古學文化發展序列等問題提供了重要線索。

青海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青海省海西州民族博物館聯合對青海烏蘭泉溝一號墓進行發掘。青藏高原首次發現的吐蕃時期壁畫墓。帶墓道的長方形磚木混合結構多室墓深達十多米。墓室由前室、后室和兩個側室組成。前室和后室均繪壁畫，內容有武士牽馬迎賓、宴飲舞樂、狩獵放牧等內容。墓頂繪有各類珍禽異獸、祥龍飛鶴、日月星辰等圖像。在對墓室整體搬遷時，在后室西側木槨外墓底坑壁上發現一處封藏的暗格，內置一長方形木箱，箱內端放一件珍珠冕旒龍鳳獅紋鎏金王冠和一件鑲嵌綠松石四曲鋬指金杯。推測墓主是唐吐蕃王室成員，為了解唐吐蕃在該地行政與軍事建制情況提供了線索。

青海烏蘭泉溝一號墓出土珍珠冕旒龍鳳獅紋鎏金王冠和一件鑲嵌綠松石四曲鋬指金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海西自治州民族博物館）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考古隊對青海都蘭熱水墓群血渭一號墓進行階段性考古發掘，首次在這個墓園建筑里發現了保存比較完整的木質門道結構，墓上祭祀建筑，刷新了我們對熱水墓群的認知，也確認了熱水墓群所處在絲綢之路青海道路上的重要地位。該墓葬是迄今為止青藏高原所發現的高規格陵墓當中保存最完整、結構最清晰的一座墓葬。墓園建筑由塋墻、封土、回廊和祭祀建筑組成。墓道內發現有殉馬坑，墓壙填土中發現殉人，發掘出藏文木簡、金銀帶具、絲織品、漆器、綠松石、水晶等大量文物。

云南

2019年云南省的考古取得很多新的重要進展。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鶴慶縣金墩鄉蝙蝠洞遺址為一處重要的舊石器時代遺址。遺址分上下兩個文化層，均出土了豐富的打制石器和動物化石等遺物。遺址上部文化層的年齡可能在距今10萬年之內，遺址下部文化層的年齡可能大于距今10萬年。遺址出土石制品與華南地區廣泛分布的礫石石器文化有較大差別，與北方地區的小石器文化傳統也有很大差異。蝙蝠洞遺址對于探索和分析區域內現代人的出現方式以及古老型人類和現代人之間的依存關系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其發掘和研究對于大理乃至滇西地區史前歷史的研究以及遠古人類技術和行為的探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

蝙蝠洞遺址發掘現場

楚雄州元謀縣烏東德水電站庫區丙弄丙洪遺址發現窖藏1處，出土銅器19件，器類有戈、臂甲、杯、劍鞘、盾形飾等，出土器物明顯受昆明夷和滇文化的影響。同時，丙弄丙洪遺址發現的口沿飾附加堆紋的侈口深腹罐、石構建筑和石棺墓等遺存為研究古代人群的遷徙和“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提供了新的證據。

昭通市巧家縣蒙姑鎮白鶴灘水電站庫區段家坪子墓地，遺址發掘面積6000平方米，清理石棺葬等遺跡705處，出土隨葬器物998件。發掘成果為構建金沙江中下游流域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時代早期石棺葬考古學文化序列及相關學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

武定縣己衣鎮江西墳遺址是金沙江中游南岸一處重要的青銅時代遺址，遺址發掘的500余座墓葬以土坑墓為主，江西墳遺址的發掘為金沙江流域青銅時代考古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元謀縣江邊鄉龍街村委會臘甸村臘甸遺址。早期地層和遺存的年代在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時代早期，其較晚階段與江邊遺址發掘區域較早階段的時代相當，文化面貌相似。墓葬形制可分為土坑墓和石板墓兩大類，其中部分石板墓帶有河卵石砌筑方形墓圍。墓圍中埋葬一個或多個墓葬，這種現象較為特別，在云南屬首次發現，與金沙江流域的其他遺址以及滇西、川西南等地區的諸多考古學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師宗縣漾月街道新村社區墓地的考古發掘工作有重要發現，初步判定這是一處戰國秦漢時期與“西南夷”有關的土著青銅文化墓地，具有極其重要的科學研究價值和歷史文化價值。

楚雄州武定縣東坡鄉白馬口村委會向陽村白馬口遺址的發掘。清理了一批重要遺跡，出土了較多的遺物。年代大致在春秋戰國時期。遺址出土的石范也對研究西南地區青銅冶鑄技術的發展有重要意義。

河泊所遺址位于昆明市晉寧區上蒜鎮河泊所村，北距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墓地僅700余米。2019年發掘的河泊所村的西南角，是類似孤島的一片區域，可能為重要的祭祀區。其西面和南面的臨水一側還用碾碎的螺殼裝飾和加固。大量嬰幼兒的甕棺（釜）分布在島上的東北角和東部，成排、成列的規模較大的柱洞分布在島上的西南角。在這兩組主要遺跡現象的中間，分別分布有整頭牛（西北部）、猛犬（東南部）、正中則分布三個豎穴土坑墓穴，穴內分別葬有三具人骨，仰身直肢，均為青年男女，三座墓葬沒有任何隨葬品。在90號灰坑中發現了“滇國相印”、“王敞之印”和“田豐私印”等封泥。“滇國相印”封泥的出土，證明漢武帝在設立益州郡、賜滇王王印的同時，也設立了“滇相”，建立了一套行政管理體系。“滇國相印”封泥的發現，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封泥的發現為了解滇國附漢后的政權性質、行政模式和職官制度等都提供了重要線索。

河泊所遺址發現的“滇國相印”封泥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對位于紅河州金平縣東部的勐橋鄉卡房村委會龍脖河礦區龍脖河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爐窯是最重要的發現，共有28座，是云南地區首次正式考古發掘發現的早期冶煉爐窯，填寫了云南冶金史的空白。此次發現的碗式爐窯，是秦漢之前在中國整個南方地區是未曾發現的。從遺址區發現的古礦洞、銅礦石、窯爐、煉渣以及陶石范等來看，龍脖河遺址的功能性質是春秋晚期至戰國初期一處及開采、冶煉、鑄造為一體的早期礦冶遺址。龍脖河遺址是云南甚至是西南地區目前發現時代最早、規模最大的銅礦冶遺址。龍脖河遺址所在的紅河流域，青銅文化方面屬于“滇東南文化類型”，剛好位于云南的滇文化與越南的東山文化的之間地帶，遺址對研究三者在青銅文化交流方面提供了非常好的實物資料。

黑龍江

2019年黑龍江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和勘探饒河小南山遺址，對小南山遺址的文化內涵有了更加深入的認識。尤其是玉玦等大量玉器的發現為我國玉文化的起源和傳播研究又增添了資料。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與黑龍江省考古研究所在甘南查哈陽農場太平湖遺址的發掘出土了大量細石葉遺存。

黑龍江省考古研究所在大慶市大同區太陽升鎮九間村九間遺址的發掘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意義。如此大規模的非城類遺址，在黑龍江地區遼金時期遺存中是罕見的，通過發掘可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此類遺存在遼金時期人類社會生活中所處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黑龍江省考古研究所在齊齊哈爾洪河遺址的發掘清理出清至新石器時代等四個不同時期遺存。為嫩江流域新石器晚期至清代的考古學研究和人群的經濟社會發展研究提供了難得的實物資料。

黑龍江省考古研究所在金上京城遺址的勘探發掘對認識上京城內道路、排水系統和低等級建筑等構筑情況增添了重要的考古資料。

吉林

2019年度，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大金山遺址清理了房址、灰坑、灰溝等遺跡，為東遼河流域青銅——早期鐵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編年序列的建立與完善提供了重要材料。

在圍子里遺址發掘清理了灰坑、房址、圍溝等遺跡遺跡，對吉林省中北部西團山文化與漢書文化交匯區域，青銅時期考古學文化屬性的探索和譜系的構建提供了重要材料。

高句麗山城區域系統調查項目、霸王朝山城外圍遺址點項目同時開展，新發現大量高句麗時期遺址點，并清理了高句麗時期房址等遺跡，在高句麗聚落組織形態等方面取得了顛覆性認識，為高句麗山城考古工作確立了新標尺。

延邊磨盤村山城考古的發掘厘清了山城功能分區、道路系統，為完善對東夏國都城城市功能、結構布局的認識提供了重要資料。

在延邊古城村寺廟址發掘到位于佛寺中軸線西側大型建筑臺基一處，年代為渤海國時期，進一步完善了對佛寺平面布局的認識，為深入開展渤海國佛教建筑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長白山神廟遺址發掘進一步完善了對神廟平面布局、功能分區的認識，為遺址本體保護、展示利用提供了堅實的考古學依據。

遼寧

2019年遼寧大學考古系等對阜新興隆洼文化時期他尺西溝遺址進行了發掘。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順利完成了大凌河中上游地區凌源市南部地區的野外調查，在大凌河西支、大凌河南支部分地區和青龍河流域共發現先VB秦時期遺址190余處，其中，紅山文化遺址（墓地）共57余處，遺址49處，墓地8處。調查為進一步認識凌源地區紅山文化遺存特點、分布規律以及未來開展聚落考古學研究等工作奠定了豐富的材料基礎。2019年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朝陽馬鞍橋山遺址展開第一次發掘。通過發掘確認了該遺址是一處以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早期為主體的聚落址，但是其中包含有早于紅山文化時期的遺物。馬鞍橋山遺址是遼寧省首次發掘紅山文化早期的大型聚落址。

沈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沈陽市新民市法哈牛鎮巴圖營子村北崴遺址進行了500平方米的考古發掘，首次發現了一批年代約為西周至春秋時期的墓葬。首次發現了戰國至西漢早期的遺跡，為研究戰國燕、秦及西漢在遼東的治理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學資料。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本溪王義溝遺址進行第四次考古發掘。西漢早中期，共發現房址4座、灰坑3座、溝1條。遺址內出土20余件鐵钁，說明當時使用鐵钁已是很普遍了。為高句麗起源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繼續對蓋州青石嶺山城發掘，發掘一號蓄水池東南側探溝、東北角樓。一號蓄水池東南側冶煉遺物、動物骨骼、踏碓遺跡、大量陶器、瓦件（瓦當、板瓦、筒瓦）等發現，推測這一區域可能是當時的生活居住區、官營手工業作坊區，為了解山城的布局提供了新的線索。通過發掘，東北角樓的形制、建造過程和毀壞清楚呈現。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分兩組對沈陽市、撫順市、本溪市三地展開高句麗、渤海相關考古遺跡的調查工作。此次調查共涉及城址31座、墓葬218處、遺址和關隘21處。在下堡山城外發現采石場1處，這是遼寧省內首次發現明確的高句麗城外采石場。

（本文撰寫得到劉旭、李文瑛、孫金松、于建軍、王永強、仝濤、王飛峰諸位同仁的大力支持，提供了文字和圖片，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