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初期，由于對病毒存在諸多未知，政府信息公開不夠及時，社會上出現多個與疫情相關的謠言，造成了一定的社會恐慌。

長期以來，民眾對待謠言的態度都是：相信權威信息發布的說法，不信謠、不傳謠。但是，在傳播方式發生深刻改變的今天，社會進入了信息超載 階段，多種似是而非的傳言在網絡上獲得了生存空間。一時之間，誰也無法辨認哪個是可靠信息，哪個是謠言。

根據社會交媒體的特性，人際傳播和社交從來就是謠言的溫床。更大的挑戰是，在由社交媒體帶來的“后真相時代”，不少謠言偽裝在真相之中，形成了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的“混合式謊言”。根據輿情研究理論看來，謠言是社會情緒的催化劑。特定謠言在一定條件下扮演著“抗爭話語”的角色，推動社會情緒不斷抵達高峰，刺激著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發生。

信息公開被認為是避免謠言的有力方式。同時，民眾的知情權被認為是民主社會應當具備的權力之一。但這次疫情中，本應成為“謠言克星”的信息公開，在此一刻則面臨失效。信息公開的不及時，不僅為謠言產生提供可能，還導致一些真實信息因提前發布而被認為是謠言。“吹哨人”李文亮等八人被執法部門傳喚和訓誡，可謂是當下信息公開制度的一個反諷。

因此，在新冠輿情中出現了悖論：多個政府部門天天召開新聞發布會，權威媒體不斷在辟謠，可是依然無法平息民間的質疑浪潮，而謠言依然通過各種社交媒體層出不斷。

謠言與權力

美國心理學家奧爾波特（Gordon Willard Allport, 1897—1967）等人曾經提出謠言傳播的公式：謠言傳播機會=事件的模糊性×重要性。也就是說，在重要性處于定值之時，事件越模糊，謠言的傳播幾率越大。根據這一公式，信息的公開透明可以減少模糊性，從而減少謠言的傳播機會。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學界與業界的邏輯是，及時發布新聞信息、減少時間差，就能杜絕謠言。

在一些新聞案例中，官方通過及時的新聞發布會還是有效地減少了謠言的機會，比如2012年深圳的“5·26車禍”。但在實踐中，官方的信息公開未必能有效說服公眾，尤其是當事實與公眾認知存在較大差異的時候，權威發布容易“失去權威”。比如，2011年7月，溫州動車事故發生后，在一場鐵道部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中，新聞發言人與媒體記者各執一詞，前者以一句“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名聞天下。

進入社交媒體時代之后，奧爾波特的公式遭到了進一步的挑戰。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劉海龍認為，社交媒體本身就是帶有強烈個人偏好的輿論場，人們會根據自己的愛好與經驗主動選擇過濾信息。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會主動選擇自己喜歡的信息而加以強化，而失去了大眾媒體時代由具備公信力的媒體樹立的“唯一真相”。重慶大學新聞學院研究員郭小安認為，在政治抗爭中，謠言往往能發揮情感動員的作用，與民眾天然的仇官仇富的情緒結合在一起，并成為網絡抗爭運動的催化劑。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胡泳認為，謠言可表現為一種“網絡抗議”的手段，對于權力壟斷真相做出的反擊。

在疫情初段，由于疾病的來勢猛烈，也由于人們對病毒所知甚少，輿情很快陷入恐慌之中。事件的模糊性導致了謠言的傳播機會大大增加。本次新冠疫情爆發過程中的謠言大略可分為五大類：（1）養生保健知識；（2）奇聞軼事；（3）疫情擴散情況；（4）疫情的不同起源；（5）政府救治不力。其中，前四類都可以通過官方媒體進行一一辟謠，包括人民網、騰訊、網易在內，多家權威媒體也都開設了“辟謠專區”，對謠言的擴散起到了有效的遏制。

但是，涉及“政府救治不力”的內容一直成為謠言的中心，而官方的信息發布與辟謠不僅沒有遏制這一類謠言，反而激發了部分網民的逆反情緒，他們認為“政府一辟謠，說明就是真的”。種種跡象表明，有地方政府職能部門在前期試圖掩蓋疫情，并主動發布不實信息（例如堅持說疫情“可防可控”、“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而對一些“不同聲音”，地方政府往往以“造謠”應對。這些舉措隨著疫情的推移愈發證明其錯誤。

公信力與公權力

而且，在接下來的幾個熱點社會事件中，地方的個別官方機構、政府官員的表現得令人失望（例如湖北省紅十字會、黃岡市“一問三不知”的衛健委主任），進一步加深了公眾對于政府工作的種種質疑，甚至對權威媒體鑒別的“謠言”也開始懷疑其真實性。尤其是第三、四類與政府密切相關的謠言，也因為公權力部門的態度，而令它們的辟謠變得可疑起來。

這種質疑在李文亮醫生去世前后體現得尤其激烈。因此，“政府救治不力”論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公眾的“抗議”：對地方公共衛生部門自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中旬期間的麻木、遲鈍乃至于涉嫌瞞報等表示出極大憤概。由于公權力部門有權定奪“謠言與真相”，但自身又缺乏足夠的公信力，造成了公權力與公信力的不匹配。這種試圖壟斷真相的自負無疑激怒了網絡輿論，而相關的謠言往往在助力集體情緒不斷激化。當公權力無法獲得相應的公信力之時，與政府相關的謠言注定就會不斷出現，形成治理上的困境。

回到社交媒體普及后出現的人際傳播格局，“謠言”確實是與日常生活中長期共存的。所謂“無謠言，不社交”，謠言在社會交往中存在不可否定的功能。有一些謠言屬獵奇、玩笑性質，也與人類社會和諧共處，令人重又恢復了主體性，獲得了“我的地盤我做主”的快感。比如說2月15日晚上出現“NASA（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表示掃帚可以立起來”的傳言，以至當晚樹掃帚的圖片在在朋友圈刷屏，盡管最后被證明只是個謠言，但大家都把它當作一個玩笑。

作為一種古老的傳播媒介，謠言已與人類社會共存了多年，也在某些場合符合人們的想象與需求。盡管它有時會引起一定的認知混亂和恐慌，但最終不可避免成為一種信息公開時代少不了的消費冗余。

公權力有時可以定奪真與假，但有時也不能，尤其是涉及與自身有關的信息時，很可能出現利益沖突。

德裔美國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在評論美國越戰期間流出的《五角大樓文件》（Pentagon Papers）時表示：“在政府最高層中，政治中對非真實的涉入進展到了可怕的程度，謊言也相應地被允許擴散到一切政府部門之中。”政治中的謊言被看作是一個維護政治交易的合法性與道德正當性的必要手段，“道德譴責看起來也不會讓它消失”。

謊言一旦出現在政治中，那么公權力對信息的裁定就變得可疑起來，那與其說是一種辟謠工作，不如說是權力的展示。在多個公共事件之中，一些地方的政府相關部門都展示了強硬的、不容挑戰的一面，以一種具有高度剛性的姿態對待于自己不利的消息。在信息公開體系及政府工作方式依然有待提高的情況下，辟謠工作就變得尤其艱難。由于本身就在“體制中”，官員在所謂權威信息發布活動中所發布信息的可信度也存在疑問。

因此，悖論在這里出現。政府與公眾形成了信息發布的兩端。政府在裁定真相與謠言時展現出權力的絕對性話語，以說“一不二”的姿態自我強化。民眾則在質疑政府“有沒有撒謊”的同時，于蛛絲馬跡之中搜索著某些信息與推論，作為反擊，這又被政府定義為“謠言”，于是形成惡性循環。

信息公開的困境

謠言出現的一個解釋是：當信息披露不及時，謠言就會自動填補這個空白，讓廣大民眾獲得即刻的確定性。因此，信息公開的快慢是遏制謠言的重要因素。所謂政府信息公開，就是將政務工作（尤其是與百姓息息相關的事務）的相關消息及時公布于民眾，以避免“黑箱操作”。

2019年修訂的我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五條規定：“行政機關公開政府信息，應當堅持以公開為常態、不公開為例外，遵循公正、公平、合法、便民的原則。”在我國，信息公開得到了法律保護，并規定為“常態”，只有如外交、軍事等某些領域屬于“例外”。政務信息的公開透明，被廣泛認為是現代政府的一種必然路徑選擇。而知情權也是公民權利的一部分，理應得到尊重。

但是，《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六條也規定：“ 行政機關發現影響或者可能影響社會穩定、擾亂社會和經濟管理秩序的虛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應當發布準確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這一條規定為政府贏回較大的主動權，意味著政府有權決定什么樣的信息應該發布。一方面，信息公開被承諾，但一方面，社會穩定被置于優先地位。即使是信息公開，也必須服從社會穩定這一大局。而且，很多政府信息的公開只有表面性的行動，并沒有真正做到公開。

因此，政府的信息公開實踐，似乎陷入一種尷尬境地: 政府高調積極推進，公眾期待滿滿，媒體亦頻繁聚焦，但各方始終沒有找到契合點，制度實施效果也難盡人意。

早在本次新冠疫情之前，就有多個事件在信息公開中存在禁區，比如2015年的天津爆炸事件等。至今為止，關于天津爆炸事件的謠言依然存在多個版本。而本應該公布真相的第三方可靠媒體也一直對此失語。在這樣的環境下，這次疫情同樣在地方政府初期的信息封鎖和媒體失語中進行，少數幾個吹哨人力圖突破封鎖而遭遇訓誡。

按理說，疫情與公民健康息息相關，不屬于“例外”的范疇。地方上這種違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做法，是導致多名無辜的市民感染病毒的不可回避的原因。當信息公開與社會穩定發生沖突、或“可能”發生沖突時，就會被粗暴干涉。

事實上，縱觀世界上大多數政府，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都存在利用公權力自肥的沖動。這并不奇怪，沒有約束的所謂“德治”是缺乏保障的。沒有足夠的制度保障，信息公開執行不力或者有意不去執行并不令人意外。

公共領域

根據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國家（政府）與社會（私人或民間）活動范圍之間的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地方，凸顯了公民在政治過程中的互動，用公共性原則來反對現有權威。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退休教授展江指出，現代法治國家必須有一個良好的媒介環境，使傳媒與國家、社會和公共形成良性互動，維系民主與法治。

在公共領域理論看來，第三方機構組織往往是社會的緩沖地帶，能有效地平衡政府與民間，成為政府與民間溝通的橋梁。根據新聞專業主義理論，新聞業被成為“社會公器”，被認為是“社會的良心”。如果政府權力過大并蠶食公共空間，那將會與民間形成對立，并同時拆毀了溝通的橋梁。第三方機構不足以在民間承擔起辟謠的任務，反而容易讓謠言不斷從民間升起，為“政府救治不力”論提供彈藥。這就是新冠疫情的輿情困境。

新冠疫情的輿情困境表現為民眾的不信任、政府的自說自話與公共領域的集體式微。當前兩者關系陷入信任危機之時，作為第三方機構無力提供緩沖地帶，造成公共空間的失控與惡化。在第三方機構缺乏足夠的發育之時，來自民間的民粹主義情緒、反智主義將淹沒公共領域，造成輿情危機。結果是，政府工作人員一直在一線疲于奔命，哪怕治理效果再好、故事再感人，都難以重新贏得民間的信任。

希望通過本次新冠疫情，包括媒體在內的第三方力量作為“社會緩沖帶”的價值與意義可以重新收獲承認。社會需要有相關機構打造公信力，成為引導政府與民間的建設性力量。至于謠言，它將是人類社會恒在之物，屬于溝通中的信息冗余，但謠言之所以在當下成為大問題，值得各方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