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在湖北省武漢市引發(fā)并擴散至全國的疫情，是繼SARS之后，我們這一代人所經歷的第二次由食用野生動物引發(fā)的瘟疫。與此同時，在湖南邵陽和四川的南充分別發(fā)生了一起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生物學和醫(yī)學作為毋庸置疑的防御和治療手段，然而，借助社會科學，可以幫我們更好的認識和厘清“人與動物”的關系，以及提供極具價值的公共衛(wèi)生管理手段。

社會科學對于動物感染人引發(fā)的瘟疫，動物與人的關系的關注由來已久，社會學之父涂爾干（émile Durkheim）對于牛痘的研究，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對于瘋牛病的關注，都為今天“去人類中心主義”提供了理論基礎。人類學長久以來，以“去除西方中心主義”為學科宗旨。近年來，由于“人類世”（anthropocene）概念的提出，學者們認為人類活動對于氣候和生態(tài)造成了全球性的影響，氣候變暖，物種滅絕，從而對于人類生存本身造成危機。以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為主的當代人類學家對于“人”和“非人”關系的重新考量與對“人類”本身的研究成為人類學學科中并駕齊驅的兩個范疇。

筆者本身并非專門從事“疾病”或“瘟疫”的專業(yè)研究者，而是借由臺灣地區(qū)的自然遺產保護（即動植物保護），重新審視中華文明框架下對“人”和“自然”的關系，從而思考發(fā)展和保存之間的張力。因此，田野選擇在位于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qū)之間的金門島。本文基于2019年初的田野筆記修改而成。因為針對“非洲豬瘟”的田野調查時間短暫，故無法采用人類學的“參與觀察”調研方法，而主要采用了社會學的“直接觀察”和訪談的形式進行調查。

金門島，與中國大陸僅僅十公里之遙，位于福建省廈門市對面。在蔣介石1949年戰(zhàn)敗退居臺灣之后，以該島為前線試圖反攻。1992年，金門解除戰(zhàn)地政務，2001年“小三通”政策實施，金門率先成為兩岸交流的示范點。

防疫與保險

在金門縣政府建設處農林科的幫助下，我見到了建設處的“副座”文水成先生，文先生曾經擔任金門縣動植物防疫所所長，因為其豐富的防疫經驗，在2018年底的“九合一”選舉之后，新上任的縣長將其升任建設處副處長，主管“非洲豬瘟”的防疫工作。農林科的鐘科長所言：“非洲豬瘟對新縣長而言，是其上任之后第一次大挑戰(zhàn)。”和文先生的對話由疫情管理開始。他認為金門的地理位置使得該島必須高度重視非洲豬瘟的防治工作：

“其實非洲豬瘟的查驗從去年（2018） 8月21就開始了，但是當時還是一種很松懈的態(tài)度。”文處長說：“你知道我們中國人……很多時候執(zhí)行力度不夠，處罰不夠嚴厲的時候，我們就沒太當回事。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沒有西方人那么嚴肅。” 他接著介紹：“相比臺灣本島，金門對于傳染病的防疫壓力要小很多，因為金門只有一個‘海關’，就是水頭碼頭，每天的開放時間是早八點至晚六點。而金門的尚義機場也只有臺灣島內航線。在臺灣本島，防疫工作要復雜的多，因為許多機場都有國際航線……這次的非洲豬瘟，也是十一月份起開始嚴格起來，在金門的水頭碼頭，有大聲公（大喇叭），還有跑馬燈，各種宣傳，真的已上升到國安的級別了。在臺灣也是，各個機場會設置高風險航班，然后進行專門的行李查驗，照x光，看物體密度，如果是肉類，會顯示紅色。”我注意到這次有警犬的查驗，便問了來歷，文處長說：“以前金門只有兩只警犬，非洲豬瘟疫情嚴重之后，臺灣本島派了一只來支援。”

之后，他從辦公室找出一張巨大的地圖，在地圖上指出一只海漂的豬的發(fā)現地——田埔水庫附近。他說：“冬天東北季風，一般海漂垃圾到達東半島；夏天西南季風，從大陸漂來的東西都在西半島。”而金門縣的海巡所，則掌握了具體的海漂垃圾的噸數。政府針對海漂豬的處理方式，通常應該采取就地焚毀的手段，但是視具體情況而定。因為有時候可能是晚上，有時候可能是不容易燃燒，所以那只豬被帶回采樣，然后進行焚燒處理。本次發(fā)現的海漂豬，在發(fā)現地進行半徑三公里和五公里移動管制。本次發(fā)現海漂豬的三公里內一個養(yǎng)豬場，五公里內九個養(yǎng)豬場，一共11000頭豬，在之后的檢疫中均未發(fā)現異常。

在第一頭海漂豬出現之后，金門人對于疫情“草木皆兵”，縣政府相關部門不斷接到舉報電話，聲稱發(fā)現海漂豬，后來經工作人員查驗，一只是海漂羊，另一只為海漂狗。

至于為什么金門，乃至臺灣本島對于動植物疫情如此的重視，則是因為1997年的口蹄疫對臺灣經濟造成的巨大影響。當年口蹄疫爆發(fā)前，臺灣地區(qū)的豬的數量有1400萬，現在只有500萬，1997年的口蹄疫直接經濟損失2000億新臺幣，間接損失（餐飲／運輸／屠宰業(yè)等）為5000億，很多人抱怨吃不到鹵肉飯（臺灣的著名小吃）。

口蹄疫疫情過后去大陸或其他地方交流訪問的農牧場主，會在機場的海關清理鞋子。回到臺灣境內一個禮拜之后才可以去農場。相關部門制定了針對家畜的保險政策。例如，每頭豬的死亡保險，保金為25元新臺幣，按照體重比例會有不同的保額。農場中豬一次或者連續(xù)死亡率達到5％即可上報，在未驗明的情況下立刻屠宰并支付補償。金門縣的五個鄉(xiāng)鎮(zhèn)，都配備獸醫(yī)，發(fā)現異常情況，獸醫(yī)立刻去查驗，如果結果呈陽性，則嚴格按照“消毒——包裹——運送（至防疫所）——焚燒”這一流程進行操作。本次應對非洲豬瘟，金門縣政府專門購置了大型的移動焚燒爐（類似于移動貨柜的樣子，一次可以焚燒三到五噸的量），以規(guī)避在運送途中造成的污染。筆者曾在中國大陸的西北鄉(xiāng)村地區(qū)做過長期田野調查，期間也遇到過家畜病死的案例。曾經有一戶農家在發(fā)現豬生病后，將病豬運至山谷旁將其推下。相應的，海濱地區(qū)，則選擇將病豬推進海里。因為沒有公共部門進行協助處理病豬，所以擅自拋棄病豬；因為補償措施的缺席，甚至有農戶選擇瞞報或者謊報疫情，這都為豬瘟的擴散埋下隱患。

而針對2019年的非洲豬瘟疫情，除了嚴格禁止由外帶來肉制品之外，對其他食物的準入條件也變得非常苛刻。如月餅也成為了違禁物品，因為制作月餅可能用到得豬油也可能還有潛在的病毒。鐘科長介紹道：還有一個非常關鍵，卻也是常常被忽略的傳播點——廚余。事實上，曾經在西班牙發(fā)生的口蹄疫，就是由飛機上的空乘人員帶去的廚余所感染引發(fā)的。因此，金門縣政府開始的一項新的垃圾處理政策：2019年1月10號之后，金門取消廚余喂養(yǎng)豬，全部改有飼料喂養(yǎng)。文處長解釋說，因為金門的廚余量是16噸（每月），而金門環(huán)保局的處理能力是20噸，處理方式時焚燒。所以可以消化，但是臺灣本島沒有相應的處理能力，廚余喂豬則大大緩解了本島的垃圾處理壓力。

此外，根據文處長所提供的一組數據：金門的豬需求量為年2萬頭，平均一月1200頭，50頭左右一天，小金門（烈?guī)Z）大概5～6頭每天。在調研期間，筆者專門走訪了金城鎮(zhèn)中心的“東門菜市場”，發(fā)現肉類的采購銷售并未受到影響。一位攤主告訴筆者：“快過年了，最近的生意比平日還要好。鄉(xiāng)親們要準備年菜，也要準備‘三牲’（豬／雞／魚）去拜拜啊。”

防疫：港務？內務？夾縫中的金門人

針對海漂垃圾和海漂豬的問題，筆者還走訪了金門港務局的相關負責人。據港務局介紹，以上問題屬于海巡署和岸巡署的業(yè)務。港務局表示：“金門離大陸太近了，在92年剛解嚴初期，金廈兩地走私非常多，因為當時海巡署還未成立，有空檔期，很多漁船開到金門岸邊，直接岸邊交易，漁船采買。冬天的時候他們都買大陸的羊肉用來進補，我們中國人都講究冬季進補嘛，可是金門的羊肉少又貴……雖然現在有了相關執(zhí)法部門，但無論從地理位置而言，還是與大陸密切的人文交流，防疫工作無法通過金門一方的努力來完成，這必須要大陸的配合與支持。”

針對這一問題，縣長楊鎮(zhèn)浯曾經在臉書上發(fā)表相關訊息，即試圖與大陸相關部門溝通，共同建立兩岸防疫信息平臺，加強金門與廈（門）漳（州）泉（州）等沿岸城市的溝通和信息共享，共同合作應對危機。

在以上的數段訪談之中，有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點：就是所有受訪者在談及“民族性”，“習慣”的時候都無可避免的用“我們中國人”這種方式表述。對此，金門的很多鄉(xiāng)親都表示過：打斷骨頭連著筋，我們太近了，即便政策上有很多約束，但事實上很多時候根本沒辦法真正完全隔開。

也許正因為歷史淵源和地理位置上與大陸天然的親近，早前曾有民進黨高層表示過：金門和馬祖一直以來都是兩黨的棄子。國民黨無需做任何努力，金馬天然藍色；而無論民進黨做任何努力，兩島也無法變綠。

在金門縣動植物防疫所的訪問時，正巧遇到一位工作人員抱怨：金門的各種雞鴨樣本要寄去臺北做檢測，但是各個航空公司都不愿意承運。我表示疑惑：“金門當地難道不具備檢疫能力嗎？”她說：“全臺灣都必須寄去臺北的‘中央部門’檢測，地方不具備檢測權力和能力。就算跟航空公司簽訂切結書（免責書），航空公司也不接受。現在情況陷入焦灼——萬一金門有疫情，樣本去不了臺北，也無法檢疫出來，只能任由擴散。所以整個防疫局都很緊張。”而同期，在縣長的親民接待室，也有民眾去反映：由于春節(jié)臨近，要寄去臺北給孫子的年菜遭到了郵局的拒絕，理由是不可寄熟食。而經查臺灣地區(qū)的郵政系統(tǒng)是可以郵寄熟食，這是否又是本島針對離島的特殊對策？

在我調查金門對非洲豬瘟的疫情防控期間，縣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員曾私下告知我：他最近才得知，自2001年開始，“行政院農委會”一直暗地里派人持續(xù)對金門市場上的豬肉的抽樣檢疫，然而此舉并沒有通知金門當地政府人員，也就是說臺灣當局對金門縣政府所提供的檢疫結果不信任。而金門縣政府的工作人員表示，此舉令金門官員非常“寒心”。

一組二元對立

在金門對于非洲豬瘟的調研接近尾聲時，曾經跟一位在牛津大學人類學系的朋友討論過彼此的研究，對方是做農業(yè)人類學的調研，所以對于非洲豬瘟的研究也亦有興趣 。我們在電話中講述了金門的防疫工作，和整個臺灣地區(qū)的公共疫情管理，臺灣對于畜牧類死亡保險之類的舉措令我非常佩服，完善的保險和補償體制杜絕了動物疫情的發(fā)展和擴散。

一頭家畜，經過一年的飼養(yǎng)，本身就意味著一筆財富，尤其在臨近春節(jié)期間，豬肉需求量會增加。在我的家鄉(xiāng)陜南就有準備臘腸臘肉的習慣，因為最近非洲豬瘟盛行，我提醒我的家人不要去買豬肉，但是我的家人會強調：“放心，我們不在市場上買，我們都是去大山里買農戶喂養(yǎng)的豬。”而我認為：如果是工業(yè)養(yǎng)殖的，至少在出售之前有統(tǒng)一的檢疫，而私人養(yǎng)殖的豬卻沒有條件檢測。我提到此，牛津的朋友說她也遇到類似的情況，友人現局北京，祖籍湖南，父親每次回到湖南老家，都會從湖南的鄉(xiāng)下買了“土豬肉”冷凍后連著冰塊帶回北京。因為在他看來，土豬肉味道好，而且天然健康。由此我想到了在中國民間普遍的想法，在農村地區(qū)人工／個體養(yǎng)殖的，用廚余或者莊稼喂養(yǎng)的，俗稱“土”，土雞蛋，土蜂蜜，土豬肉，土雞等等，被認為是好的，健康，美味的。與此相對的，工業(yè)／集體養(yǎng)殖的，用飼料喂養(yǎng)的，即被認為是不好的，不健康的，不美味的。

然而，土的／家養(yǎng)的食用動植物所代表的美味和健康卻并非人們對于食物的最高追求，因為還存在著人們對于食物更高一級別的追求——野味，即野生的動植物。因為其稀缺性，一方面滿足了部分人類獵奇的心理，一方面成為一種階級／身份的象征。然而，由于生存環(huán)境，野生動植物大都攜帶大量的寄生蟲與病毒，對于其盲目的食用，則構成了對人類本身健康和生存的威脅，也是釀成了今天我們所面臨的災難的源頭。

工業(yè)養(yǎng)殖 ，讓動物置于極端的生存環(huán)境中；而撲殺食用野生動物，導致動物攜帶病毒感染人類。兩者都屬于人類不恰當的處理了與動物之間的關系而導致的災難。自工業(yè)革命以降，科技不斷進步發(fā)展，對于自然的征服，對于環(huán)境的改造，賦予了人類虛妄而盲目的自信，而動物感染人的瘟疫，卻將這份信心輕易的擊潰。

關于“瘟疫”這一概念的思考：政治的邊界與物種的邊界

Florence Bretelle-Establet 與Frédéric Keck在其研究中指出：

在中國古代的史料中，華南一代常常被描述為布滿了瘴氣的地方，因而盛行各種祛瘟驅鬼的迎神活動；而瘟疫的出現，則往往與環(huán)境的改變相關，尤其與人和動物之間的關系密不可分。

在文章寫作的過程中，筆者專門思考過關于“瘟疫”在法語和英語中表達：Pandemic/ Pandémie, Epidemic/ épidemie 都譯作瘟疫，指可感染人的，區(qū)別是前者比后者的感染規(guī)模更大， 而動物流行病（不感染人的）則是Epizotic／épizootie, 人畜共患病是Zoonosis /Zoonose。需要再次強調，筆者并非醫(yī)學專業(yè)，也不是研究疾病的人類學者。 而在中文之中，卻不加區(qū)分的一律使用“瘟疫”指代。比如本次新冠病毒所引發(fā)的疫情／(動物感染人)，2019年的非洲豬瘟（只在動物之間傳播），霍亂（因誤食不潔的食物和水而引起，只在人和人之間傳播）。

因此我們不禁發(fā)問：在中文世界中，或者中華文明的框架下，“人”和“動物”的區(qū)分不同于西方？原本在道教之中，也有“天地與我共生，萬物與我為一”的說法，而佛教也有六道輪回的體系？不同于西方文明中文化與自然的二元對立，代表著中華文明的佛教和道教更強調“共生”與“輪回”的概念，這是一種超越了西方文明的二元對立，但是“共生”與“輪回”卻不意味著對于邊界的忽視。邊界就是用以劃分兩個看似不相容的然而事實上互相需要的世界，如同金門人需要泉州的供水，而物種之間彼此需要從而達到生態(tài)的平衡。邊界，并不意味著絕對的對立，而是強調著禁忌。不同的物種之間則存在著亂倫的禁忌和飲食的禁忌。

邊界，并不意味著絕對的對立，而是強調著禁忌。在《潔凈與危險》一書中，瑪格麗特·杜拉斯（Mary Douglas）也強調了“邊界”和“分類”的重要性，她認為物體本身潔凈與否很多時候并不是絕對的，而是在于其所處的位置：

如果把關于污穢的觀念中的病源學和衛(wèi)生學因素去掉，我們就會得到對于污穢的古老定義，即污穢就是位置不當的東西（matter out of place）.

蝙蝠和果子貍，作為野生動物，本身并不代表著危險，但是當它作為食物出現在飯桌上，則是人們跨越了物種的“邊界”，在危險的邊緣試探。一如冷戰(zhàn)年代，那些試圖跨越海防線的人們。

艾米爾·涂爾干(Emile Durkhem)認為，巫術中的儀式即是原始衛(wèi)生學的一種形式：

巫師們提議分開放置那些事物…那些行之有效的警句，正是衛(wèi)生學和醫(yī)藥禁令的最初形式。

如果說，對于“邊界”的遵守，是出于人本身的安全考慮，那么對于動物，或其他非人類的敬畏，或許并不是一種迷信的態(tài)度，而是對人與“非人”之間關系的一種恰當方式。

參考書目：

Florence Bretelle-Establet et Frédéric Keck, ? Les épidémies entre ? Occident ? et ? Orient ? ?,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En ligne], 37 | 2014, mis en ligne le 01 septembre 2014, consulté le 20 février 2020. URL : 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extremeorient/327.

Mary Douglas. 1966,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Philippe Descola, Par- delà Nature et Culture, Gallimard, 2005.

Michael Szonyi,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