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衛生議題在剛剛落幕的慕尼黑安全會議這一國際安全政策高端論壇上收獲了特別的關注。

除了世衛組織總干事譚賽德第一次參會并就當前的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防控發言之外，會議還組織了多場相關的圓桌會議，世衛組織前任總干事、挪威前首相布倫特蘭也參與了討論。這些會議參加者的背景十分廣泛，包括國際組織、政府機構、學者，非政府組織、制藥企業的代表，可以說是一場跨界頭腦風暴。

疫情的特殊性引發關注

雖然此前慕安會的邊會活動中也有涉及衛生的話題，但受到的國際關注與本屆相比不可同日而語。新冠病毒疫情的爆發顯然是引爆關注度的重要因素：從疫情本身的特點與中國的應對來看，這次事件都是前所未見的。

就疫情本身的發展而言，我在會議期間聽到最多的就是一個詞：“未知”（unknown）。這一病毒造成的死亡率并不高，但是來源不明、尚不確定傳播速度和傳播能力、無癥狀傳播、沒有疫苗，這些因素令判斷疫情發展變得格外困難，加劇了緊張與擔憂。因而，雖然目前大部分的確診病例都發生在中國，但人們依然擔憂其有可能擴散到衛生基礎設施薄弱的發展中國家。

與此同時，中國舉全國之力應對疫情的措施規模之大、速度之快也引起了廣泛的討論。武漢“封城”、大量密切接觸病例被隔離觀察、兩周內新醫院拔地而起，這些舉措在人類防疫歷史上都十分少見。除了驚嘆之外，西方也流露出隱隱的擔心：如果疫情在英國、在美國發生，我們也要這樣做嗎？我們做得到嗎？在非洲又要怎么辦？雖然成員國與世衛組織分享信息的重要性被反復提及，但更深層次的擔心卻是，即便知道了信息也沒有用，因為沒有能力去應對。

正是因為挑戰的巨大，世衛組織總干事譚賽德在講話中將新冠病毒疫情上升到了“安全”的高度，稱這是需要“衛生部門與安全部門采取協調一致的應對措施”才能得到控制的挑戰。可以說，這是一次既針對西方國家，也是對整個世界的“戰前動員”。

世衛組織在國際合作中的角色

世界衛生組織作為二戰后成立的專門性機構，毫無疑問處于國際衛生合作的中心地帶，也是此次疫情應對不可或缺的主要角色。信息通報、推進世界各地的科學家進行聯合科研、提供建議措施是世衛組織的治理強項。自疫情發生以來，中國一直與世衛組織保持著密切的合作，分享信息、開展技術合作。在世衛組織宣布新冠病毒疫情為“國際關注的緊急突發衛生事件”（PHEIC）后，中國遵循甚至采取了超出世衛組織建議要求的措施，堅決從源頭上應對疫情。

無論是世衛組織總干事譚賽德，還是緊急項目執行主任麥克·瑞恩，都在會議期間高度贊揚了中國的表現。譚賽德認為中國的努力“為世界爭取了時間，減緩了病毒向世界其他地區傳播的速度”。麥克·瑞恩則特別肯定了中國的技術能力，稱其他國家無需反復質詢中國有沒有和世衛組織分享病毒信息，事實上是其他國家應該向中國分享，因為當前恰恰是中國擁有著最強的技術能力。

不過，正如在之前幾次PHEIC中看到的那樣，盡管世衛組織一再強調沒有必要，依然有不少國家違背了世衛組織建議的旅行和貿易限制措施。如果沒有世衛組織的建議，施加限制措施的國家也許會更多。但無論如何，如果世衛組織的建議得不到普遍的遵守，《國際衛生條例（2005）》的有效性會像其之前的版本那樣廣受質疑。

世衛組織在這一緊急事件應對上亟待解決的問題還有不少。例如，2月5日，譚賽德就宣布，需要在未來三個月中籌集6.75億美元資金，用于幫助欠發達國家做好抗擊疫情的戰略準備和反應計劃。但直到現在，主要的捐資方“依然缺少提供資金的緊迫性”。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世衛組織就一直處于財政資源嚴重不足的狀態，如果籌資工作無法取得進展，世衛組織能夠真正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的實質性幫助，就非常有限了。

19世紀的德國醫生，同時也是一位致力于推進柏林公共衛生水平的政治家魯道夫·菲爾紹（Rudolf Virchow）曾說過：“醫學是一門社會科學，而政治不過是更大規模的醫學”，這話與中國古語“上醫醫國”異曲同工。譚塞德在此次慕安會上也向國際社會提出了三項請求，包括要求各國應當謹慎地發布消息，避免“謠言疫情”；要求政府與衛生部門開展統一應對；反對仇視和污名化。這三項建議都超越了衛生部門傳統的工作范疇，不僅對各國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在考驗世衛組織處理與衛生相關的社會經濟事務的能力。

最后，疫情應對的實際需求還要求世衛組織更好地發揮“協調員”的角色。許多國際組織的活動都涉及衛生議題，而區域性、雙邊性的衛生合作機制也不勝枚舉。在聯合國系統內外更好地協調各個機構——包括世界銀行、開發計劃署、國際紅十字會，要求世衛組織更好地展示締結伙伴關系的能力以及開展具體工作的行政能力。

國際社會應該更加團結

目前新冠病毒的確診案例大部分發生在中國，但疫情的潛在傳播能力卻是全球的。對于國際社會來說，這是一個全新的挑戰，應對策略也應當與時俱進。國際社會應當進一步地團結起來。

中國為了防控疫情已經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遏制了疾病的國際傳播速度，為其他國家爭取了寶貴的準備窗口期。譚賽德反復肯定并贊揚了中國從源頭上應對威脅的舉措。通過各種方式支持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努力，事實上可以為全世界爭取更多的時間。各國應當重新審查施加的貿易和旅行限制，盡快取消缺乏公共衛生依據的做法，以實際行動支持中國復工復產的努力。畢竟，一個更加暢通的全球經濟鏈條才能為全球抗疫行動提供物質保障。

中國在國內防疫工作中的教訓和經驗，特別是治療方案的選擇——根據麥克·瑞恩討論時提供的信息，目前中國共有82種不同的藥物與治療方案正在測試過程中，通過健康碼分級管理恢復生產的做法、疫情防控知識的宣講、社區的動員與管理等等，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為其他國家和地區提供借鑒意義。

當然，目前新加坡和日本等國家面對疫情選擇了不同的應對方式，各類應對策略成功的前提和條件是什么？有何優勢和短板？各國如何根據自己的國情與全球防控需要加以選擇與修正？這些問題只有通過政策制定者與專業學者之間的交流互鑒才有可能得到恰當地回答。雖然由于疫情的影響，國際交通受到了干擾，但是互聯網技術的發達也提供了另一種更為便捷的溝通方式。

科學家的團結協力格外重要，對病毒了解得越多，辦法就越多、恐慌就越少。目前，集合了臨床管理、病毒學、疫苗、藥物開發等多個領域專家的世衛組織專家先遣隊已經到達中國。技術合作還可以繼續擴大，應當進一步發揮世衛組織聯合各國實驗室與合作中心聯合科研的技術優勢。與此同時，專家團隊也應當扮演溝通者的積極角色，及時傳遞關于疫情發展和應對措施的準確信息，為政策制定提供科學與證據的支持，避免不必要的猜忌與誤讀。

私人部門與非政府組織的配合同樣重要。中國的防控經驗已經充分說明了，疫情的有效應對涉及社會方方面面的努力，國際應對同樣如此。蓋茨基金會、全球疫苗與免疫聯盟等非政府組織長期活躍在全球公共衛生的政策領域中，在衛生籌資、聯合全球疫苗生產廠商、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培訓等方面都積累了寶貴的經驗；而大型制藥企業的研發能力、生產能力，都是國際社會需要依靠的力量。

必須承認，慕尼黑安全會議上，一些國家的高級官員未能展示出對中國的同情和支持，喋喋不休地重復著地緣戰略利益的陳詞濫調。這不僅是對中國的冷漠，也是對全球衛生安全議程的冷漠，以及對人類未來的冷漠。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熱切回應基本人性關懷的西方確實是“缺失”了。但另一方面，在專家參與的邊會與圓桌討論會上，我聽到了不少對中國的支持和同情。

作為首次參會的青年學者，我的座位總是被安排在靠近主席的位置上，我的發言得到了傾聽和回應，許多人表示了同情和慰問。因此，在一個政治上分裂的世界里，社會的團結就更顯寶貴。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國際組織的根本目的，以及任何一個真正負責任的政府的根本目的，都是為了回應“我們人民”（we the people）的根本需要！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副教授，作為國際衛生合作領域的專家參加了本屆慕安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