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鼠年的到來伴隨著一場意料之外的疫情。

隨著每天確診人數的攀升，每個人的心中都充滿唏噓。以春晚為時間截點，大年初一的拜年短信竟也鋪天蓋地的由“辛棄疾”和“霍去病”兩大門神引領，“戴口罩”、“勤洗手”、“不串門”、“自我隔離”成為微信里的高頻詞條。

然則，即便疫情形勢日漸嚴峻，在鄉土社會中，以走親戚為主要內容的人情往來仍然頑強裹挾著基層社會，讓很多人在人情和疫情之間糾結徘徊，筆者便是其中一個。何至于此，要從筆者春節期間遭遇的“不得不”說起。

一、疫情變化中的人情與往來

筆者出生在河南最北邊的L市某村，公婆家在河南最南邊（秦嶺淮河以南）的G縣某村，兩家相隔差不多600公里。

2020年是筆者新婚第二年，結合兩地風俗，筆者和丈夫決定今年春節前去筆者家，過年回對方家，那意味著要提前拜訪筆者自己家的親戚。

1月23日，國家衛健委通報，內地新冠肺炎累計確診（截至前一天的24時，下同）571例。筆者當天走訪了六家親戚，自然是走馬觀花，放下禮品便輾轉至下一家，全程佩戴口罩。這個時候，村村暢通，縣城沉浸在過節的氛圍中，街上和超市中，到處人滿為患，但佩戴口罩的不足十分之一。

1月24日（大年三十），內地通報累計確診830例。當天，筆者開車返回丈夫家，河南很多地方開始封路。

大年初一（1月25日），內地通報累計確診1287例。疫情發展令人心驚，手機的祝福短信、新聞、微信朋友圈中充斥著關于疫情的信息和倡議。

大年初一中午，各省級地方的一級響應陸續出臺，同時微信朋友圈中的倡議圖文“不串門、不聚餐、勤洗手、戴口罩”等開始增多。但現實中的人們，還沉浸在春節的歡愉之中，不為所動。雖然公婆加筆者丈夫三個人三個電話一致回絕了大年初一的午飯邀請，但前后相鄰不足百米的叔叔親自上門，說午飯已備好，我們不去吃其他親戚也不會去了。

公婆礙于面子，特意讓丈夫打電話跟另一家親戚確認，結果一頓不得不去的新年午宴在熙熙攘攘的20號人的規模中開始了。人情是什么？禮尚和往來，一旦開了頭，就失去了私自終止的立場，中午吃了“東家”，晚上不去“西家”吃，那就惹了“西家”的面子。筆者堅持抹了“西家”的面子，結果是，丈夫再打電話給幾個原本關系要好的表兄弟時，對方直接以掛線回應。用這樣的代價，換來了大年初二關起門來一整天。

正月初三（1月27日），內地通報累計確診2744例，形勢嚴峻。公婆又開始糾結姥姥家要不要去，因為小舅舅一家八年久居客外返鄉、喬遷新居、舅舅孫女婿首次登門這三件大事疊加在一起，讓公婆有一種“必須要去”強烈感召。于是，全家帶上口罩和殺菌紙巾出了門。

這次聚餐的規模之大，出乎筆者意料。姥姥的三個女兒全家到場，加上她兩個兒子都是四代同堂，兩個屋子都裝不下。大家相互之間為了顯示關系親密，竟無一人佩戴口罩，反而讓我們幾個的口罩顯得格外扎眼。當問及為什么大家不帶口罩時，幾乎所有人都回答說，“我們都很健康，沒的問題”，“農村環境好，我們這個地方很安全”。年輕輩的更是頻頻用“生死之交”來相互慰藉。

1月29日，內地通報累計確診5974例。村鎮主要道路都拉起了紅布條，嚴查外來車輛。1月30日，內地通報累計確診7711例，入村口開始由專人進行人員往來登記。即使如此，筆者還是陸續接待了三位未提前電話告知的登門拜訪者。

1月31日，內地通報累計確診9692例。

當天，姥爺過世，特殊時期一切從簡。姥爺是村里的老教師，村里很多人都是他的學生，整個村子一戶一個代表都去為他燒了紙。

2月2日，姥爺出喪，送葬者包括他的五個子女（戶均3人）、四個侄子女（戶均3人）、兩個妹夫（戶均1人）、兒子的七八個朋友、十個幫忙的（負責抬棺材、挖墓穴等），加起來不足五十人。提前向村長及村支書申請過后，姥爺在沒有禮樂、沒有村民相送的一片寂靜中，悄然下葬。這天，國家衛健委通報的內地確診人數已高達14380例 。

與G縣村莊不同的是，L市村莊從大年初一，村委下發禁止走親竄友的通告后，得奶奶“口諭”，所有走親訪友統統取消，各呆各家。縣城的小區出口在初三拉起紅布后，家家戶戶也都不再出門，大街上人煙稀少。

二、疫情防控中的兩地應對差異

筆者出生的河南最北邊的L市，這里與丈夫家所在的河南最南邊的G縣雖同屬一省，但因親緣文化不同，在遭遇疫情突襲的情況下，兩地基層組織所采取的應對方式和民眾的反應皆存在顯著差異。

（一）親緣文化方面的差異

G縣某村與L市某村的地理區位分屬華北和淮河以南。G縣某村是以散居為主的淮河以南開放型村莊，同族文化強而地方性規范相對較弱；L市某村則是以聚居為主的封閉型華北村莊，以小的血緣組織為核心，對地方性規范認同感強。兩地的文化差異較大。前者以情感為核心，由血緣和姻緣聯結，通過密切的往來互動形成了緊密的人情關系網；后者則更強調男系家族制度下的秩序性，以血緣的小家庭為核心，近親、遠親關系分明。

中國鄉村文化自古便是男性單系傳承的家族綿延體，由“嫁后從夫”主導的文化價值延伸出來的親屬圈也具有典型的男系偏重的色彩，這在人情往來圈、鄉俗禮節、親屬關系等方面皆有體現，但在不同地區體現的方式卻有很大差異。

在G縣某村的親屬關系與禮俗實踐中，血緣和姻緣關系同等重要。春節期間往來的人情圈中，男性親緣（姑、叔伯）關系與女性娘家親緣（舅、姨）關系必須雙邊維持，這樣的禮尚與往來沿襲著“禮到人必須到、人不到禮就無需到”的AA模式。例如姨到舅家拜年后，舅家晚輩還需攜全家到姨家拜年，如此才算一個完整的人情線。

但在L市某村，人情禮俗制度已經將姻緣關系中的姨表親剔除。春節期間往來的人情圈皆以男性親緣為主，只需維系姑、叔伯、舅的關系，外嫁的姐妹之間在禮俗中無需維持特定的人情。多子女家庭在分家時，兩代內的姑、叔伯、舅這些親屬的人情往來責任往往也會被隨之分掉。

在具體的人情往來過程中，不需要AA組合式地相互登門拜訪，而可以眾多親屬約定好日子聚在同一天同一家；屆時相互交換禮品，或由別人代為贈送，人可以不到，但禮必須到。這樣的親屬關系圈本身就是分散而切割的，并不具有濃厚的粘度，也并不會因為一家的變動而牽動整張親屬關系網。

綜上所述，至少對G縣某村來講，在缺乏強有力的行動引導時，蘊藏在基層的社會力量便分散開來，彌漫于人情關系網之中，人人相互鏈接的鄉土人情會沿著其慣常性的交往邏輯蔓延。當走親訪友編織出一張復雜關系網時，任何單家獨戶的往來行為都要顧及影響。春節是親朋好友人情往來的最重要節日，在沒有任何外力的阻撓下，扎堆聚會是主要交往形式。于是，盡管疫情肆虐，盡管個人有心跟從國家的號召與倡議，但仍無法撼動親友圈人情禮節的壓力，徘徊于鄉間的人情往來仍無法根除。

（二）基層組織的行動差異

基層組織的行動力不同，村莊內部應對疫情的反應就有很大的差異。1月23日上午10時開始，武漢封城，緊接著全國各省市開始啟動一級相應，河南的“硬核防疫”措施，如封路、封村、大喇叭廣播等，在網絡上風行一時。但不同村莊在防范疫情過程中是否“硬核”，既要看組織者的個人能力，還與當地的具體應對措施相關。

G縣縣委在大年初一通過各村的大喇叭下發倡議書，要求每個生產隊及主要鄉鎮街道的大喇叭每天24小時宣傳防范措施（勤洗手、戴口罩）和具體要求（不串門、不聚餐、不造謠等），紙質通知單直到大年初四（1月28日）才發放到各家各戶。

正月初五，鎮上主干道拉起了紅布條，限制人員來往，在這之前，鎮上和村中并無任何實質性措施進行防范，村里大規模的走親訪友屢見不鮮。

正月初六，村與村之間的主要通路由村干部輪崗登記排查，村里的各大路口也樹立了“外來車輛和人員禁止入內”的大型標語。通往鎮上的唯一進出口由兩位志愿者專門設崗登記，但到正月初八（2月1日）就撤走了，同一個鎮里不同村莊之間經過登記可以來回走動，小規模的走親訪友屢禁不止。

很明顯，當地基層組織一直處在被動等通知的狀態，當其主動防御的能力空缺時，四散在鄉土社會中的群眾防御也是滯后的。所以，就算有大喇叭24小時在村內宣傳，村中盛行的依舊是鄉土特色濃厚的人情交往邏輯。

與之相反，L市大年初一的縣委緊急通知由黨委下發至各鎮和村，具體內容包括：8小時內隔斷村際道路，并上傳隔斷圖片到相關微信群；村口設崗，只出不進；村兩委（村黨支部委員會和村民自治委員會）干部劃片分擔責任，具體到人；禁止紅白喜事聚集等。

在具體的宣傳過程中，除大喇叭之外，以村為單位設立微信群，采取大群帶小群，村建大群，隊建小群，戶建家人群、親友群和朋友群等方式，用了半天時間，基層組織便成功將具體防范措施和要求通過網絡傳達至每一位村民。

為防止村外親戚的走親訪友，村委再次通過大喇叭和大小微信群發布緊急通知，要求“外嫁姑娘一律不準回村，村里需回娘家的，走親戚的，一律不準出村，出去的不能回村”。同時，各村由村兩委班子和黨員輪流在路口值班，設崗排查進出村莊的人員。正因如此，村里走親訪友現象從大年初二開始就消失了，鄰里之間或同村串門的情況也極少。

兩地的一級響應幾乎是同時的，但在具體應對過程中，前者只是普適性的宣傳和引導，而后者卻是立即落地的行動；前者的基層組織一直在被動等待部署，后者卻積極主動出擊。

正是兩地基層組織的行動力不同，令村民對疫情的防御態度存在很大差異。G縣某村的基層組織防御行動伴隨著疫情的迅猛發展而出現，過程先松后嚴，在讓村民陡然意識到形勢嚴峻性的同時，也造成了大面積的恐慌。而L市某村則先嚴后松：依據全省的一級響應立即采取嚴防死守的措施和要求，讓村民的自我保護意識很快提升，這樣，當日后村內無疫情且沒有外部人員“入侵”時，即使全國和全省確診人數與日攀升，村民依然是淡定的。

三、構建鄉土社會中的疫情防御體系

鄉土社會中自發生成的人情關系網和基層組織從來都不是對立的，兩者都是撬動社會力量的重要支點。在理解鄉土社會主要特征的基礎上，攻破目前防御的薄弱環節，才能更加快速有效地構建起鄉土社會的防御體系。

（一）鄉村社會的主要特征

雖然各地村莊在人情禮俗、文化價值、群眾基礎、基層組織能力等方面存在或大或小的差異，但在轉型背景下仍存在共同特征：人員高流動、自給能力下降和生活需求市場化。

在市場化、城市化快速發展的今天，農村已經不再是靜態的封閉體。2019年春運期間（1月21日至3月1日），中國內地有近30億人次出行，上億人口以外出務工人員返鄉的方式大規模涌入廣袤的鄉土社會。以L市某村和G縣某村為例，兩地春節期間外出務工的返鄉人員占比均高達70%以上。兩地又都有60%以上的家庭在城市有購房。

城市化背景下的鄉土村民與外部市場的聯系日益密切，使得村莊的封閉能力變弱。即使實施“硬核防疫”的河南在第一時間構建起了全村防御秩序，但在實踐中，“禁止本村人外出”和“禁止外人進入”的嚴防死守措施，效果也并不理想。

因為市場分工與工業大制造的發展削弱了村民自給自足的獨立生存能力，除土地上能生產出來的有限農產品外，他們不得不去市場上采購本身無法生產的糧、油、肉及藥品等大部分生活所需用品。“囤貨”同樣是鄉土社會中的流行做法。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那些“囤貨”不足的人不得不出門采購，從而使得病毒的“擴散性傳播”防不勝防。

承認市場化發展中鄉土社會本身的流動需求，才能在“堵”與“疏”的關系中將村民動員起來，迅速提升鄉村的防御能力。

（二）鄉土社會疫情防控的薄弱環節

河南的“硬核防疫”在社交媒體上風行一時，廣受贊譽，但深入其鄉土社會內部便不難發現，其具體防控舉措仍面臨許多問題，如：防控手段“只堵不疏”，村民參與的積極性難以調動，基層組織的抗疫工作流于形式。

防疫固然重要，但簡單粗暴地圍追堵截遠非治本之策，甚至只會激發民怨，將民眾遠遠推到團結路線的對立面。比如，封村、封路、封城的做法有一定合理性，但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往往過猶不及，一些工作人員無視村民正常的出行需求，甚至將道路或橋梁用山石堆砌以阻隔人們通行。再比如，在全國復工潮來臨之際，多地鄉村對申請外出人員的告誡出奇的一致，如“一旦離開這里，就回不來了”；一些重要省市的交通要道處設有“重點疫區勸返點”，令許多外出村民陷入窘境，無處可去。這些舉措都是需要檢討的。

基層的疫情防控既不能完全依賴村民的自覺，也不能單靠村書記的個人權威，而是一場需要全體村民共同參與的戰“疫”。但實際上，在一些鄉村，村民的不配合防疫固然屬于極少數現象，但不參與、不積極、不主動，卻是最普遍的情形。

與此相對應的，是基層組織的抗疫工作流于形式。以G縣某村為例，就筆者所見，自實施一級響應以來，只有村兩委成員每天忙碌在村口，只要有村中熟人遞根煙或叫一聲叔伯，就可以通融放行；村民基礎信息全靠熟人社會的記憶，默認并接納封村前進入的外來人員且無任何重點排查工作，湖北返鄉人員是否被統計全靠個人自覺。

（三）提升鄉村疫情防御能力的幾點建議

針對當下醫療資源有限、村民自治力量薄弱的先天性缺陷，如何抓住時間窗口，迅速提升鄉村防疫能力？

筆者認為，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首先，完善基層防御組織的結構。

基層疫情防控工作不應是村兩委成員的專屬“獨角戲”。黨員、老干部、村組長等成員，也應在疫情防疫過程中充分發揮各自的天然優勢。

黨員和老干部往往是在群眾中具有一定威信的人，應當由他們發揮帶頭作用，在群眾當中引領鄉村話語和疫情防范的輿論風向；村組長是最熟悉村組家庭成員基本情況的，對統計和摸底排查外來人員信息、勸阻鄰里串訪發揮著關鍵作用；同時，有必要將入黨積極分子、村莊能人納入疫情防控工作，一起發力，以提高村民共同抗“疫”的自覺意識。

其次，合理調配三級醫療資源。

醫療資源包括診治資源和疫情防御資源。對前者，應在既有的城鄉二元結構分配方式的基礎上打通縣鎮村三級綠色通道；對后者，則有必要在屬地化管理的區域內統籌分配。在城市化飛速發展的今天，城鄉之間本就存在著明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鄉村劣勢，城鄉二元結構與屬地化管理的疫情防控使得鄉村呈現出明顯的吃力狀態。在資源明顯不足的前提下，只有將有限的資源進行效用最大化的匹配，才能最大限度提高鄉村的疫情抵御能力。

在感染者與疑似感染者的診治方面，應立即打通縣鎮村三級綠色診治通道，使感染者搶占時間窗口獲得救治。對絕大多數人群而言，他們要做好的最主要事情是做好自我防御工作，以防止疫情擴散。對重點疫區下的重點村鎮，應突破城鄉二元機制的限制，予以重點防范和資源傾斜。如此，村鎮兩級才能撐起堅實的自我保護傘。

第三，重拾群眾路線。

與城市的大聚集不同，擁有廣袤土地的鄉村，人口居住分散，管理成本極高，治理難度極大，如果不依靠人民群眾，就難以形成團結性秩序。重拾群眾路線，單靠幾句空洞的倡議宣傳是遠遠不夠的，只有深入到群眾的生產和生活中。

首先，要有權威性的行動標桿。基層村兩委本身就是濃厚政治權威和鄉土人情的合體，由村級組織帶頭，實施設崗排查、拉禁戒線等一系列防控行動，可在第一時間傳遞出代表正式權威的信號和警示，為群眾樹立起一個全村備戰的行動標桿。

其次，要走進群眾的生活中，與群眾形成互動。要緊緊團結能人、老干部、黨員和積極分子等關鍵人物，引導村民之間達成自我規訓的疫情防御共識。針對個別越矩者，可將他們吸納進村莊值崗名單中，請他們體驗24小時的防控工作。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加強基層組織隊伍的自身建設，正形象，干實事。社會力量潛藏于廣袤的祖國大地上，從不曾匱乏。但在多元化價值的自媒體時代，社會力量往往會被撕裂成無數的聲音，期許它們自動形成一種社會性團結是低概率的。所以，要想形成統一的社會性團結秩序，必須依靠正面而有力引導的基層組織，而只有為群眾干實事、不敷衍、去形式化的基層組織，才能獲得群眾的認同和追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