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 北京大學出版社

病毒肆虐，延期開學，

但是！

那些還有幾個月或者幾年就要高考的學生們，

怎么辦？

為了繼續開展教學工作，

各科老師們紛紛進駐直播平臺，

全面實現“云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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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bilibili直播學習區截圖

不光是老師，

互聯網乃至各行各業的同仁（包括勤勞的我們），

也陸續開始返工，

用視頻會議、自帶電腦被窩工作的方式，

在家“云辦公”......

在這個特殊時期，真切感受到互聯網徹底改變了我們的學習乃至生產方式，把以往想象中“足不出戶就能學習、生產”的場景變成了現實。從維普免費到網校開放學習資源，在為互聯網上知識信息的便捷喝彩的同時，我們也該勤于反思，警惕“濫用”知識而帶來的理性倒退。

互聯網時代無數不同來源的巨量信息，讓每一種不同的看法或觀點，都能方便地找到自己需要的“事實”證據。這些看法被許多人當成是可以從網絡上現成下載的知識。因此，生活在無數信息和不同看法聯網的時代，最大的一個挑戰就是如何不因為可以超級容易地獲得如此多的信息，而被誘使成為別人看法的被動容器。

△圖片來源：微博截圖

17世紀理性主義思想家曾試圖確定什么是可靠知識的基礎。洛克認為，經驗是唯一可靠的基礎，而笛卡兒則認為，只有懷疑才能確保知識的可靠，此二者都是個人理性所能做到的。美國哲學家邁克爾·林奇（Michael Lynch）指出：“洛克和笛卡兒也許把理性在我們生活中的作用太簡單化了。

但是，我們也不能犯一個相反方向的錯誤。今天，獲取知識比笛卡兒或洛克想象的要更快捷，也更依賴于他人。如果不小心，我們就會相信，所有的知識都只是下載而已——所有的知識都是被動的。這會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如果我們不想成為一個只是被動、接受的知識者， 我們就應該努力成為一個‘自主’（autonomous）的思考者。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用‘我們自己的理由’來相信。”

互聯網上確實是有許多“事實”，你可以下載這些事實或那些事實，但那只是信息，并不是知識。許多人以為，事實是知識的基礎，只要知道了事實，知識便能落地生根。但是，互聯網上的事實越多，越是讓我們認識到，單憑事實作為證據，并不能保證得出可靠的結論，有越多這樣的結論更不等于越是有值得信任的知識。

我們知道，事實不僅可以不說真情，甚至還可以說謊，手法多多。例如，一種是選擇性地說真話，又稱“摘櫻桃”，那就是專挑或者只挑對自己有利的事實，故意不提對自己不利的事實。這在商業欺詐和政治欺騙中都很常見。另一種是突出不重要的區別或者淡化重要的區別。再一種是用例證代替論證。還有一種是借他人之口，也被稱為參考消息式說 謊，傳遞一個虛假的消息，不以自己的名義，而是轉述他人的看法，借用他人的說法。就算他人確實有這個看法或說法，真實的復述仍然是一種說謊。借用平均值也是一種常用的手法。統計學教材中有許多這樣的例子。對真實的誤解會影響我們對線下和線上新聞報道的判斷。

互聯網時代讓人們更加看清，就算有最好的誠實愿望，客觀性也不再勝任作為報紙知識的唯一基礎，不是不再重要，而是不再是最重要的了。

因此，溫伯格在《無邊的知識》一書里提出，客觀性已經不再是與新聞報道有關的唯一公共價值，而只是公共價值之一，“透明性”要比客觀性來得更為基本。

他將透明性區分為兩種，第一種是記者立場（standpoint）的透明性，它要求的不是正確性（政治正確），而是一致性（不自相矛盾），不一致不一定是偽善，但一定是讓人看不明白或看不清 楚，也就是不透明。例如，一個報人或知識分子加入了某個政黨，明明宣誓效忠過，卻仍然說自己是獨立的思想者。

第二種是消息來源（sources）的透明。互聯網時代之前的紙質媒介會提供所有原始材料的來源，對信息來源的可靠性逐一核實，做到“言之有據”。但是，互聯網時代的消息來源可以是鏈接，“許多鏈接指向的不是原始資料，而是對作者觀點的拓展、補充甚至是矛盾的觀點。這些鏈接是一個個明顯的證據，表明作者放棄了對全面性甚至充分性的追求；鏈接邀請讀者去暢游本篇作品所卷入的那個網絡，并且作出聲明：思考是一項我們共同完成的事情。網絡化的知識因此不再是一個‘停止點’的體系，更像是一個充滿誘惑的網絡”。

把鏈接視為證據，把思考當作一種網友共同完成的認知，以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這種知識模式太樂觀，太理想化了，并不符合現實。這種理想化和浪漫化的知識模式尤其不適用于低公民素質的社會。如果人們在線下社會生活中普遍習慣于奴性、服從、被動的思維和行為，不可能期待他們在線上一下子就會有相反的表現。

在公民社會不健康，公民素質普遍低下的社會里，能夠參與并得益于網上積極共造知識模式的人即使有，也是極少數。更何況，如果一個社會的網絡缺乏良好的整體知識素質和理性文化，那么這些極少數人一定會被絕大多數人排擠或視為異己，難以指望他們對絕大多數人會有實質性的影響。這種劣幣逐良幣效應是難以避免的。

樂觀的網絡理想主義容易把互聯網技術本身當作人類知識的積極推動力量，這是一種技術決定論。它所忽視的一個基本事實是，互聯網技術的良性發展需要有與之一致的自由民主政治和社會制度條件。網絡樂觀理想主義經常是建立在一種網絡世界與現實世界互相分割的幻想觀念上的：一個是虛擬的，另一個則是現實的，虛擬世界可以享受現實世界里缺乏的自由，因此特別令人向往，也特別美好。對這種互聯網欣快癥 （euphoria），現實世界里實際存在的專制統治不啻是一味清醒劑，它對線下世界和線上世界雙管齊下的嚴厲控制讓我們看到， 這兩個世界根本是不可截然兩分的，互聯網是現實世界的一部分。權力統治的現實世界包括權力可以予取予奪的互聯網，權力控制社會的任何手段都可以順理成章地運用于控制網絡。

網絡樂觀主義者們相信共構知識優于個體知識。但是，以目前 的情況來看，絕大多數上網者并不具備參與知識共構的自覺意向和能 力，過分理想主義地強調共構知識，只會弊大于利。具有公共責任意 識的知識人（知識分子）應該承認并積極面對這種并不理想的現實，并擔負起兩項主要任務。

第一，要盡可能地繼續為公眾提供具有停止點價值的知識，不妨將此作為一種必要的公眾啟蒙。當然，這樣的知識也不是真理，只要有充分的理由和依據，任何個人都可以質疑或拓展 這樣的知識，達到更前進一步的停止點。

第二，要提醒公眾，網絡上的信息不等于知識，更不等于每個人必須自行確認，才可以信任的個人知識。共構知識需要大家參與共構，倘若誰只是等著別人共構，自己坐享其成，那么，那不僅是一種懶惰的等待，而且也是一種被動的知識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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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編輯：何暢

觀點資料來自

《人文的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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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現在大火的云上課、云論文、云辦公真的靠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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