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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盛夏的都柏林并不熱烈，城市的氛圍和節奏完全受雨的控制。偶爾露臉的晴日陽光在帶來奇幻彩虹之后便稍縱即逝。都柏林的雨頗有層次感，但即便是微微濛濛的細雨也會捎來驟降的溫度。我們從位于威爾士的霍利黑德（Holyhead）搭渡輪進入愛爾蘭島，都柏林是第一站。整座城市被流經市中心的利菲河（Liffy）一分為二，十幾座橋梁將兩岸連接。原本預訂的酒店位于半便士橋旁，恰逢周末，遇上了旅途中的第二例酒店跳單。也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們找到了一家民宿。房子很大，三室兩廳，白色歐式裝修風格，有鮮花、有壁爐，過道里還裝飾著戈雅所繪《安東尼婭夫人》（Do?a Antonia Zárate）的復制品（原作藏于愛爾蘭國家美術館）。熱情的主人同時經營著樓下的莫洛酒吧（Molloy），她告訴我們房客享受對折優惠。酒吧是愛爾蘭人的公共空間，溫暖而放松，尤其在每一個濕冷的黃昏雨夜。我穿過三個套間的酒吧，去取房間的鑰匙，人們交談的嗓音、餐具觸碰的聲響以及氤氳在空氣里的燈光和酒香，是那么醉人。從酒吧所在的拐角走上三百米就是大名鼎鼎的奧康納大街（O?Connell Street），那里有高達一百二十一米的千禧年紀念柱，還有見證了愛爾蘭共和國之誕生的都柏林郵政總局。我們在附近的小型超市購置了食材，準備暖暖地燉上一餐。從酒吧里出來的人們替大包小包的我們開了門，還嫻熟地打了瞇眼。一開始我有些受寵若驚，后來才發現這是愛爾蘭大叔們打招呼的方式。吉他和弦以及男聲歌詠從樓下酒吧飄進房間，讓我很快就忘卻了先前差點無處可住的小插曲，那一夜睡得特別香甜。

奧康納大街上的千禧年紀念柱

這個以三葉草聞名的國家到處洋溢著綠色，街道上的禮品商店也是統一的綠色標志。每年三月十七日的國慶日暨圣派特里克節，愛爾蘭人都會戴上三葉草的裝飾品在世界各地歌頌祖國和他們的圣派特里克主教。都柏林的圣派特里克大教堂是游客必到的景點，這是一座擁有八百年歷史的石質建筑，因為英國宗教改革等歷史變遷，幾經停用和棄用，還曾短暫作為法院和大學。一五六○年教堂的鐘樓安上了第一座公共時鐘，一七○○年增加了現今成為教堂標識的尖塔。從教堂出來后，我們沿著住宅街區漫無目的地閑逛，被一扇天藍色的房門吸引，花式磚塊的墻面上有一枚橢圓形的標牌，上面用英文刻著“蕭伯納一八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誕生在此屋。真是得來全不費功夫，還沒開始尋覓便偶遇了。對于喜愛文字的人來說，都柏林比其他城市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從這里走出了詩人、戲劇家、小說家。除了犀利幽默的蕭伯納之外，還有傲嬌的王爾德、深情的葉芝、孤獨的貝克特以及業已成為都柏林另類地圖的喬伊斯。二〇一〇年都柏林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認定為第四座世界“文學城。難怪同為都柏林人的作家安妮·特蕾莎·恩萊特（Anne Teresa Enright）說：在別的城市，聰明人出門掙錢，在都柏林，聰明人回家寫作。

行走在都柏林，能感受到很多鼓舞和哺育文學家的元素，激發和鍛造文字的場所并不止于酒吧。二〇一四年，愛爾蘭國家美術館成立一百五十周年，他們邀請了五十六位愛爾蘭當代作家與藏品對話，用文字描繪出他們的感受，最終形成了一本書《視線：愛爾蘭作家論藝術》（Lines of Vision: Irish Writers on Art, Thames and Hudson, 2014）。通過詩歌、散文和故事的形式，每位作家各自選擇國家美術館里收藏的一幅畫為起點來探索有關藝術、愛、得失、家庭、夢想、記憶、時空、隱私等方面的思想。一直以來，愛爾蘭國家美術館與愛爾蘭的文學生活緊密相連，三位諾貝爾獎得主蕭伯納、葉芝和貝克特都在這里找到了自己的靈感。一九五○年，蕭伯納決定將之后所得版稅的三分之一捐贈給愛爾蘭國家美術館，他自己描述這就像“是在保護我的童年”。詩人威廉·葉芝的弟弟杰克·葉芝（Jack Butler Yeats）是一位杰出的畫家，他不僅在國家美術館有專設的展覽空間，他的往來書信、手稿和藏書也由葉芝家族后人捐贈給了美術館，其中還包括部分其他葉芝家庭成員的資料，以及杰克·葉芝與文學、藝術界名人（包括桂冠詩人約翰·梅斯菲爾德、憑《等待戈多》獲諾獎的塞繆爾·貝克特、因畫作《吶喊》而知名度極高的挪威畫家愛德華·蒙克等）的通信。此行一路從英格蘭走來，一直將美術館的重心放在倫敦，進入愛爾蘭國家美術館純屬被杰克·葉芝的黃金駿馬圖所吸引，卻像不經意間踏入了迷人的寶庫。國家美術館也因此成為愛爾蘭之行念念不忘、回味無窮的一個關鍵詞。

杰克·葉芝的往來書信（愛爾蘭國家美術館藏） 

二

愛爾蘭國家美術館有兩座重要的銅質人物雕塑，其中一位是前文提到的蕭翁，將自己的部分版稅捐贈于美術館，為購置畫作和充實館藏補充了財力支撐；另一位是愛爾蘭的鐵路之父——威廉·達更（William Dargan），到一八六三年為止，他在愛爾蘭建造的鐵路里程超過一千英里。由達更所倡導、推動和全力參與建造的愛爾蘭工業博覽會場館便是今天愛爾蘭國家美術館的前身。達更是愛爾蘭十九世紀的著名人物之一，是鐵路、運河、港口建造系統的先行者。遺憾的是，在大部分對外介紹愛爾蘭歷史的書籍里都找不到他的名字。

威廉·達更一七九九年二月出生于愛爾蘭的佃農家庭，在數學計算方面擁有天資。他作為工程師參與的第一個項目是建造倫敦至霍利黑德之間的公路（1819-1824）。他在這一工程中積累了關于道路建設等基礎設施的經驗，也得到了三百英鎊的報酬，成為他人生的第一桶金。一八三一年，達更迎來了重要的轉折點，他從六人的競爭中脫穎而出，中標成為修建愛爾蘭島的第一條鐵路——從都柏林到金斯頓（Kingstown，現改名為 Dún Laoghaire）——的承包商。這是全球的第三條定期客運鐵路，之前兩條分別是英格蘭北部的斯托克頓—達靈頓（Stockton—Darlington）和利物浦—曼徹斯特（Liverpool—Manchester）。十九世紀初期的愛爾蘭相當貧困，除了種植馬鈴薯，一百五十多萬農民沒有其他收入。一八四五年馬鈴薯產區遭遇了空前的枯萎病侵襲，饑餓和疾病在這個國度蔓延。一八四七年至一八四八年間有將近一百萬人死于饑餓，許多鐵路公司的經濟狀況都近乎崩潰，而達更卻成功地維持了接納工人的數量，并保持了提前一周支付工資的傳統，因而拯救了一大批人和他們的家庭。

達更一直希望通過自己手中的資源來發展自己的國家，包括推動愛爾蘭建立公共藝術收藏空間。一八五一年倫敦萬國工業博覽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隨后一八五三年在都柏林舉辦，達更覺得很有必要在展示工業實力的同時也營造一個呈現藝術的場所。他慷慨解囊贊助場館的修筑，模仿倫敦博覽會的水晶宮式樣建造起了用鋼和玻璃搭建的展館。展出的有新發明、機器、藝術品和古董。在藝術品展區，從愛爾蘭、英國及歐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租借來的一千幅畫作與四百具雕塑占據了整個展廳三分之二的空間。與其說這是有關工業的秀，不如說它更像是慶祝藝術的盛宴。達更為此花費了十萬英鎊，這在當時是個天文數字。展覽吸引了大量關注，除了法國、比利時、荷蘭和普魯士的國王前來出席，來自愛爾蘭和國外的一百一十萬人次參觀了博覽會，其中愛爾蘭島北部的很多人正是坐著由達更建設的鐵路從貝爾法斯特來到都柏林。踴躍的參觀人潮，也反映了大眾對專屬藝術展覽空間的渴望。一八五四年八月十日，愛爾蘭通過了建立國家美術館的法案，隨后由十七名成員組成董事會，開始艱難的藝術品收集和場館建造工作。

因 為 達 更 在 博 覽 會 上 的 影 響，一八五三年八月二十九日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拜訪了他和他的家人，并提出授予他男爵的封號。不過根據女王的日記，達更禮貌地拒絕了這一榮譽。一八六五年五月一日，他從馬上墜落，受傷嚴重，日后并未痊愈。一八六六年英國爆發的金融危機使他的商業財產也受到很大的影響。最終因為肝臟疾病的惡化，達更于一八六七年一月在都柏林的家中離世。來自全國各地的七百多名鐵路工人和兩百多輛馬車出現在他的葬禮上。達更轟轟烈烈的人生讓很多人受益，他引入和建造的鐵路使普通人享受到快速便捷的出行方式；鐵路網絡的布局使港口和內陸連接起來，讓農民、漁夫和商人的商品以更低的價格走入市場；鐵路還促成了新聞報紙更廣泛的傳播，報紙上登載的很多內容就是關于愛爾蘭民族國家身份構建的。在愛爾蘭人民的記述中，有這樣一句話讓我感動：“今天很多人能夠活著，是因為他在大饑荒的時候雇用了他們的祖先，讓他們的桌子上可以擺滿需要的食物。”如今達更的雕像矗立在愛爾蘭國家美術館前的梅林廣場上，美術館的一翼也以他的名字命名為“達更翼”（Dargan Wing）。

 梅林廣場上的達更雕塑 

達更翼中最美麗的空間就是“蕭伯納室”（Shaw Room）。蕭伯納一九五○年辭世時，財產超過二十五萬英鎊。隨著他的作品《皮格馬利翁》（Pygmalion，又譯作“賣花女”）的成功和電影化，大增的版稅讓愛爾蘭國家美術館的購買力獲得了提升。蕭伯納出生在都柏林一個并不富裕的家庭，他的父親是重度酒精依賴者，母親有一個音樂家情人。二十歲時蕭伯納離開都柏林來到倫敦，他所創作的關于愛爾蘭的唯一劇作《英國佬的另一座城》（1904）是受詩人葉芝所邀，可惜他倆在復興愛爾蘭文化的文學創作上有所分歧，該劇最終未能在葉芝創辦和主導的艾比劇院上演。

蕭伯納年少時為不出色的口才所困擾，到了倫敦之后勤于練習，因為小蕭覺得要推銷自己就要學會演說，他在這一方面的積累和成績也反映在他的戲劇創作中。一九二八年福克斯公司為他拍攝紀錄片，對著鏡頭，老蕭又說：“我說什么并不重要，因為分分鐘可以被剪輯掉，但是能引起你們的思考就好。”蕭伯納是一名反戰主義者，他說戰爭會使我們失去很多年輕人，其中可能有愛因斯坦、貝多芬、莎士比亞，或者另一個蕭伯納。蕭伯納還是女性主義者，他以《圣女貞德》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位于國家美術館的蕭伯納雕塑由俄羅斯雕塑家特魯別茲克伊（Troubetzkoy）操刀，這也是蕭伯納最喜歡的一尊，盡管很多人包括羅丹在內都曾經為他塑像。他甚至迫不及待想要打破美術館的規定，在生前就讓該雕塑進館。雕塑旁的墻上印著蕭伯納的金句，提醒著每一位走進美術館的人：“用鏡子來審視自己的臉龐，用藝術品來審視自己的靈魂。”（You use a glass mirror to see your face, you use works of art to see your soul.） 

愛爾蘭國家美術館里的蕭伯納雕塑

三

在參觀美術館時，我習慣先從禮品商店逛起，購買介紹館藏的書本，這樣既可以事先掌握全館的格局，以免錯過重要藏品，也可以將手冊作為看展的支撐材料。位于地下一層的商店并不大，和英國國家美術館將館藏導覽排列在書架顯眼各處不同，我完整地走了一遍都沒有發現目標，只得去收銀臺詢問。當班的服務人員將我領到一排書櫥的下層，并告訴我手冊有兩種規格，八歐的簡略版和二十歐的完整版。我斬釘截鐵地要了完整版，相比于一旁售價十歐的“快樂襪子”（Happy Socks）聯名款長筒襪，這本沉甸甸的手冊價格公道。在將近三個小時的看展過程里，我覺得用“驚艷”和“低調”來形容愛爾蘭國家美術館毫不為過。無論是藏品涵蓋的時間年代，還是名家畫作的覆蓋率，都可以給美術館打上一個“五星”標簽。從歐洲文藝復興、巴洛克到印象派，從卡拉瓦喬、倫勃朗、維梅爾、戈雅到莫奈、梵高、畢加索；特別是對還不太了解愛爾蘭繪畫的我來說，更是提供了一個非常難得的學習機會。

根據導航，我們從立有達更雕像的梅林廣場進入美術館。頭戴無線傳呼設備的工作人員發現我們行走的路線比較特別，還主動替我們指引。館內很多區域都有“嚴禁拍照”的提示，除了卡拉瓦喬巨幅畫作《耶穌被捕》旁有一個不怎么移動且眼神敏銳的工作人員，其他區域的巡邏人員都很友善。此畫是卡拉瓦喬在一六○二年為羅馬侯爵西里阿考·馬蒂（Ciriaco Mattei）所繪。一九八七年，這幅多年來被認定為已經失蹤的畫作在都柏林利森街耶穌會大廈被重新發現，現在以長期租借的方式在國家美術館展出。我們今天看到的是一九九三年美術館對其進行修復后的樣子。

美術館分成相連通的四棟，分別是達更 翼、米 爾 頓 翼（Milton Wing）、貝 特 翼（Beit Wing）和千禧年翼（Millennia Wing）。一八五四年美術館投入建造后，愛爾蘭國庫就在第二年撥款六千英鎊。早期的捐贈者除了威廉·達更（2000 英鎊）之外，還包括英國維多利亞女王（100 英鎊）及其丈夫阿爾伯特親王（50 英鎊）、貴族、宗教人士和實業家。美術館于一八六四年一月三十日開館，當天的展品包括一百三十幅畫作，其中六十五件由展館購入，二十八件從英國國家美術館租借，余下的均為捐贈。第一年的參觀者在十六萬八千人次。美術館的第一位掌門人是畫家喬治·穆爾萬 尼（George Francis Mulvany）。他 的 迫切任務是給美術館添置藝術畫作，因此他本人也經常出現在倫敦的各大畫展拍賣會上。他在六年的任期之內，共為美術館購入了七十幅畫作，主要是荷蘭、西班牙和意大利畫家的作品。今日美術館的大部分大師巨作藏品都是第二任館長亨利·道禮（Henry Doyle）努力的結果，包括倫勃朗的《逃亡埃及的風景畫》、提香的《瞧！這個人》（Ecce Homo）等。他在任時鼓勵購買愛爾蘭本地畫家的作品，也是在他的提議下設立了國家肖像長廊。作為展示愛爾蘭文化名人肖像的獨特空間，肖像長廊部分復原了一八五三年工業博覽會藝術品展廳的模樣。不同人物肖像或家庭集體畫像的介紹還提示了人際關系的交錯，引人入勝。

在兩任館長的努力下，美術館的畫作變得更加多元，打破了開館之初半數以上皆為意大利畫家作品的窘境。隨著弗蘭德斯畫作的加入，展品更加均衡地展現歐洲藝術，藏品擺放的空間也變得不夠了。一九○○年，美術館建成米爾頓翼。米爾頓夫人將丈夫米爾頓六世伯爵私人收藏的二百三十三件畫作、四十八件雕塑、五百二十八件銀器、二百件家具以及圖書館的圖書及手稿一并捐贈給圖書館，當時的市值超過四萬英鎊。這也首開國家美術館接受并收藏、管理私人檔案的先河。

愛爾蘭國家美術館內國家肖像長廊 

一九〇〇年，愛爾蘭國家美術館意外收到來自英國收藏家亨利·沃恩（Henry Vaughan）的捐贈——三十一幅特納水彩畫，包括特納最著名的晚年間在歐洲威尼斯總督宮殿、琉森湖和瑞士堡壘游歷時創作的水彩畫。同時收到特納作品捐贈的還有位于愛丁堡的蘇格蘭國家美術館、位于倫敦的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及泰特美術館。出生于倫敦的沃恩繼承了帽子制造商父親的巨額財產，他在歐洲四處旅行，拜訪藝術家、購置藝術品并慷慨捐贈。沃恩終生未婚，九十歲去世時將自己的財富交給不同的醫療慈善組織，藝術藏品則留給了各大公共博物館。按照沃恩的要求，特納的畫作只在每年的一月份展出，因為這時的光線最弱。如今，現代技術已經完全可以克服光照損傷的難題，愛爾蘭國家美術館仍沿襲這一限定展出的傳統，使得每年的一月成了文化界的一項盛事。

一九八七年，以鉆石采礦發家致富的阿爾福萊德·貝特（Alfred Beit）爵士夫婦捐贈了十七件偉大的畫作，其中包括西班牙畫家委拉斯開茲、戈雅、荷蘭畫家維梅爾的畫作。畫廊的北翼也因此冠名為貝特翼。二○○二年一月建成開放的千禧年翼使美術館在繁忙熱鬧的克萊爾大街（Clare Street）上有了入口。這個入口離都柏林三一學院很近，更便于人們規劃游覽路線。二○一一年開始美術館又整修了達更翼和米爾頓翼，也使得畫廊有機會調整展示的方式。目前美術館的館藏為一萬六千三百件藝術品，時間跨度從十四世紀開始至今，包括繪畫、雕塑、印刷品、照片、檔案及個人傳記資料、銀器和家具。場館的布展理念與導覽手冊編排的方式不同，后者按時間年代介紹作品，前者則在兼顧時間軸的邏輯下按主題進行分區展示，尤其強調愛爾蘭文化元素的呈現。

愛爾蘭國家美術館將自己定義為保護、收集和展出愛爾蘭藝術乃至歐洲藝術的場所。從美術館幾任掌門人來看，他們投入了很多的精力來鼓勵多元的、參與度高的項目，從而打破藝術館像博物館的氛圍，而要讓所有的東西都鮮活起來。他們有以下幾個傳統：首先是對教育功能的重視，美術館內有為十六至二十五歲之間的年輕人開設的線上課程，也設計了成年人可進行終生學習的工作坊。面向海內外的參觀者，有專門的教育團隊圍繞藝術和文化進行討論及對話，并可在美術館的官網上進行預約。其次是不斷發掘觀眾對展品的期待和探索欲，增加娛樂性。愛爾蘭國家美術館的網站以菜單的方式層層深入，不斷剝離。如果你對某幅作品或某位人物感興趣，只需繼續點擊，就會有新的層次展開，有一種游戲通關的實感；同時對于沒有興趣的人來說，并不會有多余的信息干擾。再次是承擔起學術研究的功能，他們鼓勵收藏與藝術家或藝術相關的檔案圖書，通過跨學科和新角度的研究來揭示歷史學家和技藝傳習人所承擔的重要角色。美術館正在進行中的項目是與洛杉磯的蓋蒂美術館合作修復意大利畫家圭爾奇諾（Guercino）的作品《雅各伯祝福約瑟夫的兒子》（Jacob Blessing the Sons of Joseph）。這幅巴洛克時期的大師畫作，從意大利到西班牙，又從英國到法國。網站發布了畫作的內容、流傳歷史和修復報告書，并對正在蓋蒂參與該項目的愛爾蘭修復師進行了專訪，關心藏品背后人的故事。

四

一 九 九 六 年，威 廉· 巴 特 勒· 葉芝（詩人葉芝）的女兒安妮（Anne Butler Yeats）將叔叔杰克·巴特勒·葉芝（畫家葉芝）的檔案捐贈給了愛爾蘭國家美術館，包括畫家五十年繪畫生涯中的二百零五本素描冊，三十七幅畫作，九十七件紙上作品，以及他與家人朋友之間的往來書信，他本人創作的兒童文學、戲劇和小說，他個人的財務記錄，葉芝家族及其家庭成員收集的圖書和藏書票等。整個檔案的編目在二○一一年至二○一二年間完成，查閱者可以復制利用。此批捐贈充實了愛爾蘭國家美術館對這個深受愛戴的愛爾蘭家庭的收藏。

 約翰·巴特勒·葉芝 

葉芝一家都從事藝術工作，文學和繪畫是家族介紹中出現最多的關鍵詞語。葉芝的父親約翰·巴特勒·葉芝（John Butler Yeats）是一位肖像畫家，他和蘇珊于一八六三年結婚，育有六個孩子，兩名夭折。詩人威廉是長子，畫家杰克排行第五。長女莉麗成為刺繡藝術家，曾參與到英國工藝美術運動的浪潮中；二女兒伊麗莎白從事教育和出版行業。約翰及其祖輩都就讀于都柏林三一學院，他畢業后從事律師職業，熱衷于在庭審中為出庭人物繪畫速寫。約翰是一個忠于自我的藝術家，終身都在追求自己的繪畫理想，甚至有些孩子氣。婚后他跑到倫敦學習繪畫，一住十五年。妻子只得帶著孩子們回到斯萊戈父母家中。六十八歲那年，他又率性前往紐約，繼續他的肖像畫家生涯，并一去不回，八十三歲時客死紐約的旅館。他是一個完美主義者，經常導致已經被下單的畫作改了又改，不能及時交貨。世間認為他最著名的作品是給兒子詩人威廉·葉芝所繪的肖像畫。在愛爾蘭國家美術館，他一九○四年為愛爾蘭愛國人士約翰·歐樂里（John O?Leary，1830-1907）繪 制 的 肖像畫被掛放在肖像長廊的顯著位置。他離鄉背井、尋求心中繪畫真諦的這份執拗，才使得日后我們讀到了他在紐約期間和孩子們的通信往來。約翰在與子女們的家書中記錄了他在紐約的見聞、社交，以及他對美國、對藝術和文學的看法。約翰在紐約期間生活貧困，要靠朋友和詩人兒子的接濟過活，但是他的精神生活始終保持活力，在給威廉·葉芝的信中，他說“藝術表達的是未被滿足的人類欲望”（1920 年 2 月12 日）。書信集在他在世時就曾兩次出版，艾略特撰文稱“他的書寫體現了尊嚴、從容、含蓄”。中譯本《葉芝家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于二○一八年首次出版。

《葉芝家書》
[ 愛爾蘭 ] 約翰·巴特勒·葉芝著 
葉安寧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8 年版

葉芝家的孩子們從父親身上遺傳了睿智、思考力和執著，從母親及母系家庭背景里習得的則是對愛爾蘭這片土地的熱愛。無論是構建藝術，還是反省情感，兄弟倆都會回到童年生活的外祖父母的故鄉斯萊戈。威廉·葉芝的作品長久以來都和斯萊戈緊密相關，他描述那里是“人心所愿之土，其美永不褪衰”。在《凱爾特的薄暮》中，詩人說自己年輕時在斯萊戈的海濱游蕩，迷戀羅西斯海角的風貌和鄰人們講述的民間傳說，這些成為他的精神養料，引導他進入凱爾特歷史的記憶。一八九九年，詩人威廉·葉芝和格雷戈里夫 人（Lady Augusta Gregory，1852-1932）等朋友成立了“愛爾蘭文學劇院”，以艾比劇院為中心投入愛爾蘭文化復興運動中。畫家杰克·葉芝的創作更離不開斯萊戈。在愛爾蘭國家美術館，杰克的畫作被展示在兩個獨立的區域里，位于二樓的專設展覽室里有他多種畫風的黃金駿馬圖，在愛爾蘭現當代畫家的展示區，有他關于斯萊戈地區愛爾蘭人民生活記憶的多幅作品。他認為，“每一種藝術的根源，每一種繪畫語言都來自藝術家自己的祖國”，“真正的畫家應該成為他國土的一部分”。一九○二年開始，杰克為民族月刊《版面》（A Broadsheet）撰稿，他收集古老的詩歌、神話和民謠，并創作插圖。他還為愛爾蘭文藝復興時期的重要劇作家約翰·辛格（John Millington Synge，1871-1909）的散文和劇本配畫插圖。一九○五年，杰克與辛格深入愛爾蘭最貧窮的西部蓋爾語地區，兩人一個寫作一個繪畫，用各自的方式記錄凱爾特民族。杰克將工人、孩子等在惡劣環境下生活的狀況繪諸筆端，歌頌愛爾蘭人面對逆境時的頑強生命力。愛爾蘭國家美術館這樣介紹這位畫家：杰克早期描繪鄉間農村是一種檔案記錄級別的圖畫作品，也是不可替代的社會風貌資料。

杰克·葉芝認為繪畫不是表演，而是由最美麗的瞬間和最美妙的記憶建立起來的人類最美好的交流。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后，杰克的畫風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他的筆觸變得更加松散，他對如何通過色彩來表現思想產生了更大的興趣。一九二三年的《利菲河之泳》是他油畫轉折期的代表，也是愛爾蘭國家美術館的鎮館之作，被擺放在愛爾蘭畫家區塊展示之首。一九二九年，杰克夫婦搬入都柏林市中心，此后他開始了自己的文學創作，他認為寫作不僅是抒發自身情感的方式，也是在給記憶減負。一九三○年杰克出版了他的散文體自傳小說《斯萊戈》。這部小說引起了薩繆爾·貝克特的關注，兩人通過朋友介紹見面，并建立了此后維系一生的深厚友誼。貝克特曾向他的朋友美國紐約古根海姆的女繼承人佩吉·古根海姆（Peggy Guggenheim）介紹杰克的作品。一九三八年，杰克的小說《迷人的生活》出版，反諷、荒誕、幽默，有學者甚至認為這部作品對貝克特后來創作《等待戈多》產生了影響。杰克的文學活動構成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的繪畫主題，他有三個劇本在哥哥威廉的艾比劇院公演（1939 年《丑角的立場》、1942 年《啦啦諾》、1949 年《沙灘上》）。他這時的畫作具有詩性的、晦澀的特征，與其早期現實主義的繪畫形成了鮮明對比。

杰克·葉芝《利菲河之泳》(愛爾蘭國家美術館藏)

杰克生命的最后二十年是其繪畫創作的巔峰時期。他回溯了早期的繪畫構成和主題，總是把人物放在寬大的背景中，從而激起一種懷舊的、錯位的、愉快的、亢奮的情感。杰克一生繪制了上千幅素描和插圖、七百多幅水彩、近兩千幅油畫及七部小說、九部戲劇。他在愛爾蘭享有聲譽，但在愛爾蘭之外，杰克的光芒被哥哥詩人葉芝遮蓋。一九四二年一月，他在倫敦國家美術館的油畫展覽引起了極大關注，每日觀眾在一千人以上，在此之前英國人對杰克的繪畫一無所知。一九四八年，英國泰特美術館首次為愛爾蘭畫家隆重辦個展。一九五四年，杰克在巴黎開個展，貝克特為其作序稱：“杰克·巴特勒·葉芝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曙光。他帶著希望的火光，在生存的困境中為我們開啟了勇敢的光芒。他的獨特、他的藝術，真正顯示出愛爾蘭民族的風貌。”

杰克·葉芝婚后無子，威廉·葉芝育有一兒一女（Anne Butler Yeats，1919-2001；Michael Butler Yeats，1921-2007）。威廉的女兒安妮從一九三五年開始擔任艾比劇院的舞臺設計助理，并最終成為總設計師。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她回歸繪畫，并參與了一九四三年的愛爾蘭藝術展。她最終將叔叔杰克·葉芝的這批檔案捐給了愛爾蘭國家檔案館。二○一七年九月，威廉·葉芝的孫輩將葉芝家族長達三十年從未向公眾開放的繪畫和書信等超過兩百件物品通過蘇富比拍賣。雖然其中的大多數后來都由愛爾蘭國家美術館、圖書館和博物館回購，但在當時的愛爾蘭也引起了軒然大波。這些物品中包括威廉·葉芝使用過的書桌、杰克·葉芝的《脫韁之馬》以及父親約翰的數十幅畫作和素描。還有威廉·葉芝寫給歐利維亞·莎士比亞（Olivia Shakespear）的情書，詩人與她發展“姐弟戀”，并于一八九六年同居。據說因為茉德·岡夫人（Maud Gonne）——葉芝曾五次向她求婚不得并寫下了《當你老了》——得知他們的戀情后還寫了一封醋意十足的信件，葉芝和歐利維亞在一八九七年分手。

作為二十世紀愛爾蘭最重要的家庭之一，葉芝一家出了畫家、詩人、刺繡藝術家、出版家。他們擁有一個共同的征——熱衷于記錄。無論是用文字、畫筆還是圖案來記錄時代的變遷，這些睿智的頭腦和豐富敏感的心靈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跡，在愛爾蘭國家美術館里我們注意到了他們或淺吟低唱或嘹亮高歌。也許文學、藝術未必能化解一場沖突或扭轉一場戰爭，但在守護人的精神世界、呼喚良知以及呈現純粹的美上所做的貢獻，卻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