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想起了一本經典的學術著作《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一場沒來由的妖術活動，造成了全國上下，從民眾到皇帝的恐慌。那么我們一起來看看，他們，都在怕什么？

故事從一個流傳民間的謠言開始——有人會用妖術，叫走別人的魂魄。

民眾：無所不在的巫術

對于一個十八世紀的中國人來說，你很難分清楚他們口中的，什么是謠言。比如，私自獲取一個人的衣服和頭發，做一些法事，能攝取這個人的魂魄。荒唐嗎？但是即使在二百年后的今天，你去鄉村里面問一問，還是有人會悄悄告訴你——這是真實的。

浙江德清的農夫沈士良遭到了兩個侄子的虐待，他先是燒了黃紙跟土地爺告了狀，之后覺得仍不能解恨，找到了正在修壩的吳石匠。當時有人傳說，把人名寫在木樁上，用力砸下去的時候，大錘就會奪走人的魂魄。所以沈士良將兩個侄子的名字交給了吳石匠，希望他幫忙要了兩個惡侄兒的命。

此類案件在江南頻頻發生，有人寫符紙，有人割了別人的辨捎，有人問了人家孩子的名字，就把魂魄勾走了……恐懼像瘟疫一樣，在江南蔓延開來。四個游方的和尚，因為問了孩子的名字，被當做叫魂者逮捕歸案，農民們的憤怒，鋪天蓋地地向他們襲來。

據說是因為窮和尚沒有能力給捕頭塞錢，被帶進了官府，接下來要上演的戲碼——就是屈打成招。

“公眾的歇斯底里與卑劣的腐敗現象結合在一起，幾乎釀成了一樁司法上的大錯?！敝袊糯痉ò讣菍訉訉徖淼模攲徖砣藛T到達省一級時，由于這些官員基本已經脫離了嫌疑犯們最初了作案環境，他們似乎開始覺察出了這些屈打成招之下口供的漏洞。

然而“叫魂”的恐懼自杭州一路向北，塵囂之上。

說回到此時的民眾生活吧。

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此時無疑是一個盛世，用書中的話說，這是一個“鍍了金邊的時代”。經過了乾隆前期的改革，江南無疑進入了一個帝國統治模式下的開放時代。勞動力的相對解放和手工業的蓬勃發展，使這里的經濟一度欣欣向榮。密集的商業網絡在十八世紀，似乎跟每個人都切實相關。

那么問題來了，這種繁榮的市場經濟下，江南人民的生活也向好的方向發展了嗎？答案似乎并不那么確定。商業發展帶來的是一個充滿競爭并十分擁擠的社會，處在商業與制造業壓力下的農村家庭，必須最大限度地投入每個家庭的勞動力，提高的經濟收益并不足以抵消而隨之產生的大量破產人口。簡而言之，此時富庶的江南，“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并且牢牢把握住了增長的財富，社會分層越發明顯起來。

乾隆中期后，受到商品經濟發展和外來白銀的沖擊，社會發生了普遍的通貨膨脹。傳統社會只依賴于豐歉產生的稻米價格的波動擴展到了整個商品市場，幾乎所有日用商品價格都發生了上漲。這對于普通農民來說，無疑是一個難以承受的災難。在乾隆之前，如果遇到荒年，稻米價格會經歷上漲，但是當災害過去之后，糧食價格會回落到之前的水平。但是隨著通貨膨脹，人民逐漸發現，因歉收而上漲的糧食價格，即便在荒年過后，也降不回去了。

乾隆二十年編纂的《績溪縣志》中這樣形容此處的農民：“環縣皆山，力農者層累而上，尺耕而寸刈之。旱則憂槁，雨則憂沖。雖終歲勤勤而衣牛馬之衣，食犬颙之食?！?/p>

日益增強的商品貿易和貧富差距，使無業失地農民的數量激增，傳統手工業又無法消化這些生活無著的人員，于是，這些低端人口活躍在城鄉的每一個地點，為了討一口飯吃，有些人便趁機穿上了宗教的外衣。

官員：大事化小的期待

此時的大小官員們，他們在調查“叫魂”事件的合理性么？他們相信通過妖術可以種種手段，攝取人的魂魄么？我們不得而知。因為他們根本沒有就這個謠言進行任何表態，換言之，這些妖術是不是能奪人性命，根本不是他們關心的問題。《大清律》中對妖言惑眾的規定似乎足以解決這些個案，他們所關心的，是另一部法典，叫作——《欽定吏部官員處分則例》。

《大清律》是清代判案是遵循的基本法條，但是當中以刑事處罰為主，對于官員的違規行為，并沒有完整的規定。因此，為了處理對應官員，吏部通常會編寫《處分則例》，而則例不定期進行增補，作為處理官員的標準。隨著政務的增加，“《六部則例》日增，律不足，求之例；例不足，求之案，陳陳相因，棼亂如絲。”

由于處分的嚴苛，處分機構自身的政務十分繁忙，而且官員幾乎身上都背著處分?！皡⒘P處分密一日，降級、革職動出意外”（《李文襄公奏議》），每當案件處理不完的時候，五案罰俸五年，十案罰俸十年，幾乎是一案一罰。

清朝官員們傻嗎？當然不。他們熟悉地游走于《大清律》和《處分條例》之間，非常會掌握當中的尺度。為了避免過多的處分，有什么辦法呢？稍微動動腦子就想出來了：一是有案不報，或是改變案件性質上報。以偷報搶，以誤殺報謀殺；二是審判時全搬舊例，“唯以例案為評”，不做任何靈活處置；三就是草率結案?？偠灾?，盡量避免承擔責任。

下層官員的難處，劉墉在做了一任江蘇學政之后，便有所察覺了。他發現，當時地方士紳輿論的力量與影響，已經超出了政府控制能力?！吧O中滋事妄為者，府縣官多所瞻顧，不加創艾?！惫倮魝儭凹任返竺?，又畏生監，兼畏胥吏。”劉墉的奏折說了一個方面，是下怕，說白了，官吏們什么都怕，怕的就是“負責”。

當然，他們最怕的，還是上面的問責。

皇帝對江南問題，一直充滿了恐懼。為了彌散一部分對于民眾失控的擔憂，他為自己劃了一道心里防線——滿人。那些他認為保持著統治集團先進性，沒有被腐蝕而墮落的集團。在乾隆之后，漢人在督撫隊伍中大量縮水了51%，滿人則增長了84%（數據來源，《叫魂》P167）。

這并不僅僅是簡單的民族問題，而是乾隆時期一直在瘋狂地為滿人這一群體“賦能”。乾隆皇帝不斷告誡他們，不要忘記當年定鼎中原時的優秀品質，重新抓起“國語騎射”教育，不斷進行旨在“不忘舊俗”的木蘭秋狝。他想用這個群體，把所謂的官場惡俗，劃分到統治集團外圍。

然而這條防線也并不盡如人意，兩江總督尹繼善，在江蘇巡撫任上六年，恐怕是受了前任——資深漢人官僚陳宏謀的影響，以“無事為福”作為信條，以“上和下睦”為習慣，再加上“其下屬又大半往年舊屬”，所以已經形成了一個文過飾非的流水線。

皇帝的擔憂又將滿人被漢化的問題落實到一個帝國更常見的憂慮上——行政機構效率下降?！暗胶霘v統治中期，從他的言論中似乎透出一種直接的預感：被漢化的滿人與腐敗的漢人官吏，正在攜手使大清帝國走上王朝沒落的下坡路”。任何官員的行為，都會成為觸發皇帝恐懼的契機。

皇帝：總有刁民想害朕的幻覺

乾隆皇帝的惴惴不安，則絲毫不是因為對某種巫術的恐懼。與相信巫蠱之禍而逼迫太子反叛的漢武帝不同，乾隆皇帝的腦子非常清楚，有時候，他的言論和行為似乎都是一個無神論者。在私人場所中，乾隆皇帝將自己的寢宮掛滿了唐卡，但是公開場合談及藏傳佛教格魯派的時候，他說：“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諂敬番僧也?！?span style="color: rgb(128, 128, 128);">（《喇嘛說》）

在承德仿造布達拉宮風格建造的宮殿

那乾隆皇帝怕什么呢？種種歷史事件中所表現出的乾隆皇帝，其實非常接近《書劍恩仇錄》中的那個乾隆。他害怕的，就是要推翻王朝的大陰謀。因此，不管是之前的孫嘉淦偽案，還是馬朝柱案，乾隆皇帝都會認為，幕后有一只陰謀的大手，在伺機而動，準備推翻整個王朝。

人恐懼的時候，就更想要行動，而他此時最宣揚的東西，就是他最缺失的。乾隆便是如此。乾隆中期，一場轟轟烈烈的“國語騎射”運動，就此展開。“胡運百年窮”的預言，早在隋朝就出現了，乾隆皇帝早就聽過。1644年，滿人剛剛入關的時候，明朝的遺老這么詛咒他們，朝鮮人也這么詛咒他們。好巧不巧的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權，確實都在幾十年內迅速消亡。更巧的是，入關后的百年，就是乾隆皇帝統治下的時期。

這句話也不是一個胡編亂造的預言，就像彼時大陸西端有個歷史哲學家叫伊本·赫勒敦的就說過，沙漠政權，大多會在三代后消亡。他們的第一代，艱苦樸素、披荊斬棘；第二代開始被城市文化腐蝕，但因為目睹了創業者的艱辛，多少還保存著父輩的傳統；而在城市文化中生長起來的第三代，會完全腐化墮落，而被下一個政權所取代。

算一算，入關以后，乾隆是第四代皇帝了。

陰謀是什么呢？皇帝不知道。他只知道會有這樣一個陰謀，但是他不知道去問誰。

清代的政治，是一個構建在文書上的政治體系，地方官員的文書，基本是皇帝獲得時政咨詢的唯一途徑。信息是一種權力和理論，清代大部分地方官員與皇帝“斗爭”的方式，就是玩弄信息。

山東巡撫富尼漢，是當中的一個好手。當“叫魂”的恐懼一路北上的時候，富尼漢在等待著一個時機：在皇帝從其他渠道獲得信息之前，你不能先披露省內治安失控的信息；你也不能等到皇帝知道了信息之后，再來找你問責。于是上奏的日期，要拿捏得非常準確。

富尼漢關于山東省內“叫魂”時間的第一份奏折，所屬日期是七月廿四。而奏折上所奏的事件，是六月底到七月初，在山東開始興起了幾起與“叫魂”有關的巫術事件。據史料來看，至晚在七月初，乾隆皇帝已經由其他渠道知道了“叫魂”這一妖術，已經北上引起了全國恐慌。想必當時富尼漢應該有比我們今天更可信的途徑，知道乾隆皇帝得到消息的時間。他的處置時間，在皇帝收到消息之前——皇帝不會責備他玩忽職守；而他的上報時間，又在皇帝收到消息之后——他也不會成為第一個報告壞消息的人。

和后來“義和拳起山東”的步驟類似，這種民間迷信進化到山東的時候，可能是找到了更適合泛指的社會土壤，而變得愈加“興旺”起來。富尼漢并沒有將其簡單地按照獨立事件處理，而將參與者做了層級的劃分，以彰顯其辦事的條理性。但是這種條理性，引起了皇帝更大的恐懼——如果散播妖術的人，可以逐層上推，那么這個層級的終點——那個最大的幕后黑手，到底在哪里？

對局：皇帝和地方官員的較量

之后，對于妖術的清剿變成了皇帝和地方大員之間的較量?；实巯袷且粋€孤島上的獨裁者：他的常規信息來源非常單一——出于他那些各自包藏禍心的屬員；他的非常規信息來源又非常不穩定——乾隆時期沒有完整的特務機構，但是也不乏各省的“耳目”。那么皇帝如何判斷信息的準確性呢？

簡而言之，基本上是靠他做皇帝的直覺。

當七月底，妖術流竄到山東并有勢頭繼續北上的時候，乾隆皇帝升起了一個遺憾，為什么在春天，妖術剛剛興起于江南之后，整整兩個月，竟然沒有官員上報？他自己的分析，是因為官員們的畏難裹足（《叫魂》P166）：“法庭案件會打亂他們優游從容的日常節奏，彈劾屬下則會危機他們官官相護的權力網絡。”

清代延續了前代的問責制度，如果官員稽查罪犯不力，會受到吏部的制裁；而他的上司也會因為沒有適時糾察而受連帶。這種連帶責任最終都會集中到地方督撫身上，而造成皇帝對他們的信任危機。

那么問題變得明了起來：皇帝要查出“幕后黑手”，就要不斷地給地方官僚集團施壓，同時判斷地方官員的上報信息及時間的可信性。當他要追溯為何官員在案發初期不能如實上報的時候，目光自然集中到了當時兩江總督高晉的身上。

兩江總督總轄江蘇、江西、安徽三省，府署南京。在高晉的回奏中，把責任甩得比較干凈：謠言是在杭州地區興起的，自己得知消息的時候，杭州已經抓了幾個案犯，地方已經安靜了。但是皇帝總不是個傻子，他很難相信謠言會繞過江蘇自己飛到山東去，于是連帶這高晉，罵江南官僚“化有為無之術，實屬可惡”。

后來的山東案發，發現不少未抓捕到案的案犯，就藏在江蘇，江蘇巡撫彰寶的這個鍋，恐怕無論如何，也甩不掉了。于是他亡羊補牢地開始在各地追捕使用妖術的案犯，并且回報給皇帝，有兩個妖士已經被當地小民懲罰致死。之后彰寶不知道是否聯系山東巡撫富尼漢，之前所供出的匪首“巨魁和尚”，變成了天子腳下——順天府宛平人。但是乾隆皇帝并不買賬，甚至連他上報的鹽務整治成果也不放在眼里，皇帝認為，比起人心，鹽務實在是“末端”。

江蘇織造薩載，不知道是不是吸取了他前任們的教訓，緊緊地跟地方官員站在了同一戰線上，斷不去打督撫的小報告。以致于乾隆皇帝罵到：“豈畏懼督撫聲勢，恐將地方官底里顯出，致招嫌怨耶？抑以政務非其專責，遂視如隔膜，有心緘默耶？”你是包庇同僚呢？還是尸位素餐呢？

但是“妖術”這種事件，審來審去，都是一筆糊涂賬。被審問的犯人往往沒有什么文化和社會地位，屈打成招也好，威逼利誘也罷，總會胡亂指認一個上線。官員的回奏則可以總結成三句話：“沒有證據”、“我不知道”和“正在努力”。

而本次風暴起源的浙江，巡撫永德也討不了皇帝的歡心。他先是把責任推給了上一任巡撫，然后給乾隆皇帝上了一封保證書。但是面對永德的信誓旦旦，乾隆皇帝只批了一句：“不意汝竟如此無用”。

妖術的威脅繼續北上到了直隸境內，與此同時，民間自發有了對抗妖術的方式，即在辮子被割掉后，自行將頭發全部減去，對方就不能用發辮攝取人的魂魄了。這個方法可能對受害人是無害的，但是對于滿洲人來說，又觸動他們另一根敏感的神經——頭發。他們割掉了多少漢人的頭，才使漢人剃發留辮子。于是，皇帝更加深信，這一妖術的背后，是一個旨在顛覆滿洲統治的大陰謀。于是出現了一個滑稽的場面，當時已經位極人臣的傅恒，親自審問了三個被割掉頭發的人——兩個村民和一個小孩，但是幾乎一無所獲。

河南巡撫阿思哈更是步步踩在了皇帝的雷區上。一開始，他以河南無妖術作案上報。皇帝問他“豈獨汝省無耶？足見汝不實力嚴緝，大不是矣”。后來，阿思哈逮到了一個和尚，久審之下也審不出什么，為了表示嚴打妖術的決心，他把和尚“押赴市曹正法，懸首示眾”?；实哿R他“更不成事矣”。之后，阿思哈一口氣抓了十六個妖士，皇帝跟他說，“果不出朕所料”——我就說你能抓到人吧。最后，阿思哈說，這些妖士不好抓，可能是學了隱身之術，皇帝送給他八個字“無用廢物”、“竟是至愚”。

本來毫無組織的妖術，在民間流傳的過程中，竟然衍生出了真正的邪教。一些地方有人組織起來，以對抗妖術為幌子光收門徒，一起修煉方術，誦讀寶卷，組織起真正的教門。一時間，全國上下的督撫大員都動員起來，每天聽著村里抓來的野僧、無賴們講著各自新編出來的騙術，然后心里盤算這怎么給皇帝一個他想聽的答案。

從事后情況的發展來看，整個“叫魂”案的背后，并沒有一個主使人或組織，再加上審問的都是社會底層，州縣一級慣用逼供，這些人到了軍機處幾乎全部翻供了，這讓以皇帝和中央的高層官員感到十分棘手。

在這些毫無頭緒的繁瑣信息耗盡了乾隆皇帝的熱情之后，年底，他下旨各省停止清剿妖術，最終，算是皇帝和督撫打了一仗。

秋后算賬。

一批早期釋放了嫌疑犯的州縣官員遭到革職；一批涉嫌在審問時動用大刑的低級官員遭到彈劾。兩江總督高晉、江蘇巡撫彰寶、安徽巡撫馮鈐、浙江巡撫熊學鵬、前江蘇巡撫明德、山西巡撫蘇爾德因為玩忽職守，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處分——但是他們沒有人因此斷送了仕途。而處處甩鍋，面對著一群遍體鱗傷幾乎瘐斃的囚犯，還堅持說自己沒有用刑的山東巡撫富尼漢，則被貶到了山西布政使任上。第二年，他被起復為安徽巡撫。

妖術案至此，塵埃落定。后來有人翻查了最開始吳石匠的傳聞，找出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和尚，為了讓大家來廟里祈福禳災，找了個略通文字的寫手，編了一個謠言：水門邊修壩的石匠，能施用妖術，要了人的性命。我們也不知道這個謠言，是不是整個故事開端，只不過，我們需要一個開端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