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不對稱，往往是各類救災遇到的主要障礙之一。經歷了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玉樹地震之后，國內各大救災機構紛紛意識到信息不對稱給救災工作帶來的巨大困難，主動采取救災簡報、發微博、發公眾號等方式進行救災信息傳播，也為救助團隊配備專門的傳播小組，跟進一線救災隊員工作，同步回傳救災信息，便于后方救災指揮中心即時掌握全面的災情信息，進行救援力量的實時調度，同時收集救災物資需求，進行網絡籌募。

疫情由于其高傳染性，與一般的災難救援不同，即便是專業人士參與救援，也需要保持一定安全距離。近距離的支援服務志愿者需要承擔巨大的生命風險。因此，信息的遠距離隔空交互，成為新型肺炎這類具有高感染性的突發公共健康事件的重要生命線。信息的真實性和及時性，成為韌性城市里對信息韌性的關鍵性要求。

從信息救災看信息韌性

和2013年雅安地震、2014年魯甸地震的信息救災不同的是，這次新冠肺炎的網絡信息救助，除了微博、微信群等社交媒體平臺的民間志愿者之外，我們也看到了《人民日報》旗下《國家人文地理》發起的、帶有“國家媒體”屬性的救助信息收集項目，以及深圳福田區政府結合“智慧福田”智慧城市系統推出的“防疫物資調度登記平臺”為代表、各地政府推出的大數據疫情防控項目。

此外，各大企業紛紛上馬各類疫情相關的大數據項目。技術上有了新的突破，通過github等專業技術平臺，由程序員、工程師自發組建起來“wuhan2020武漢新型冠狀病毒防疫開源信息收集平臺”，武漢大學團隊推出的“全國抗擊新冠病毒防護物資信息交流平臺——珞櫻善聯”則似乎帶有區塊鏈技術基因。

不論參與主體的豐富，還是網絡技術的提升，作為網絡救助的基礎支撐，都離不開有效的真實信息。

筆者曾參加過2013年雅安的信息救災網絡志愿者行動，結合益云危機地圖，與數十名網絡志愿者一起，通過微博及微信群，收集、確認災情及求助信息，在“雅安危機地圖”上進行實時發布，協助一線救災團隊進行精準救援。在這過程中，信息的真實性、及時性、溝通閉環、可負荷力成為保障網絡遠程救助的關鍵。

信息的真實性問題

信息的真實性問題，是信息救災的最大挑戰。災情發生后，各類信息如“信息洪峰”一樣在微博、微信群里爆發，有些是已過期消息，有些是重復發送的消息，有的信息內容不完整，有的是虛假信息。網絡志愿者需要多方核對、反復求證，才能鑒別出一個真實有效的救災信息，標注在救災地圖上。

雅安信息救災團隊，采取如多信源確認的方式，通過微信群、qq群和各個一線救災小組取得實時聯系，在獲得一個未確認的求助信息后，第一時間同距離最近的一線救災隊員取得聯系，借助他們的線下走訪核實，確認救助信息的真實性。

救災一線信息不“真實”，往往是因為求助者只提需求，救助者不問需求從何而來，以及需求是如何流轉的，每一個信息轉接人對信息的理解不同，就會帶來信息轉譯的不同表達，最終導致信息傳輸過程的失真走樣。以雅安地震為例，2013年4月30日，河南商報副總編關國鋒在微博上發了一條當地災民帳篷需求的求助信息。我收到這條消息后，電話聯系了關國鋒，當時關國鋒身邊幾位災民大姐電話里夾雜著哽咽的“感謝，感謝”，讓我覺得必須趕緊處理這個需求，需要找一線救災團隊去看一看。

雅安地震微博求助

根據一線救災微信群里網友的信息，我與太平鎮附近的救災志愿者小張取得聯系，讓他幫忙去看看具體情況。隨后，他給我反饋，他去蘆山那邊救災一條街的各攤位都問過，都說沒有帳篷了，他告訴我，“現在整個蘆山都沒有帳篷了”。

于是，我向壹基金的朋友求證，他的反饋是，當天蘆山不可能完全沒有帳篷。為了再次確認，我向在蘆山救援的另一位朋友詢問，最后得知，小張的確在救災攤位前問了一圈，但因小張是救災圈里的新面孔，大家都不是很信任他，所以他去要帳篷時，也不敢給。

得知這個消息從我這里轉過來之后，救援隊的朋友答應，第二天去太平鎮時再核實一下情況。

這就給救災信息傳遞的需求雙方提出更高的要求：1，求助方提需求時，應將需求來源講清楚；2，信息接收方，注意進一步詢問信息來源，通過了解“信息如何獲得”來擴大判斷信息是否可靠的路徑，找到說清“需求從何而來”的機會。

我們的信息救災團隊，需要通過不同渠道的對話和探問，像調查記者或CSI探員一樣，多方取證，反復對話，最終找到問題根源，挖出精準的災情需求，找到最有效的解決辦法，當然，還要以最快的速度。

信息的及時性問題

信息的及時性，強調的是快速解決問題的能力。通過云地圖的跨平臺信息接力，鏈接了不同的孤立個體，擴大了信息的傳輸距離，同時也大大縮短了解決信息需求的時間，非常有效地解決了信息救災的及時性問題。雅安地震中，我們通過信息救災的志愿者網絡，在13分鐘內完成信息對接，發揮了非常好的“信息秘書”的作用，讓前線救災人員能全力投入救災工作，在后方進行信息傳導、信息配對，第一時間及時反饋，提高了解決災情需求的速度。

雅安地震益云地圖信息救災網絡溝通圖

信息溝通閉環的實現

很多時候，影響信息救災及時性、準確性的關鍵問題，是無法達成供需雙方的溝通閉環，缺少雙向信息回傳反饋。

這種雙向的信息回傳，不僅要在單個救助信息匹配過程中完成縱向的前后反饋，也需要在不同主體之間，形成橫向的信息聯動反饋。

但在信息救災中，這種雙向對話，是不容易實現的。除了信息傳輸過程中的損耗、噪音、和缺乏信任造成的信息不對稱之外，也有人為制造的信息孤島，導致對話性的缺失。

這種情況的存在，也容易形成各個救災團隊各自為政、單打獨斗的尷尬局面。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一個多方配合、整合行動的信息救災大本營，集中各方信息、各路資源、統一復核。這種信息聯合體的信息救災運營模式，不僅能減少對受助者的信息騷擾，也能提高效率，避免信息勞動力的浪費。

“救災大本營”的形式，在2014年的魯甸地震救災中得以實現。各救災主體在大本營聯動，各自的救助任務通過口頭協調溝通，依然缺少整個聯動的“信息地圖”進行全盤調度。魯甸地震期間，筆者參與了災后需求評估，通過對魯甸地震災后救援期間，2014年8月4日-8月18日，多家救災團體的234救災簡報信息的不完全統計，我們可以發現，物資發放項目約占50%，成為救災工作核心內容。

收集到的救災項目中，同一天項目展開最多的是地震后第5天的8月8日（如上圖），救災簡報發布最多的日子是地震后第8天——8月11日，由此可見，救災信息傳播比一線救援工作相對滯后。

通過“信息簡報”的形式，對外報道救災進程，有助于公開單個救災主體的行動脈絡，保證救災物資的信息透明，但由于沒有全局性的行動地圖，信息孤島依然存在，難以解決多主體聯合行動過程中出現的信息不對稱的問題。

從收集到的救災簡報的發布主體看，參與地震救災的主體非常多，各主體之間如果沒有聯動的信息共享，很容易出現，同一個救災需求，由多個救援隊伍同時攜帶物資趕赴前線的“信息撞車”狀況。這種“無頭蒼蠅式”的飽和式救援，由于各救援隊之間的信息孤立，容易造成救援人力的浪費，甚至占用其他救援需求的時間和資源。

魯甸地震各救災主體（2014.8.4-8.18，不完全統計）

我們原本希望對救災團隊救助項目所處的地理信息位置進行梳理，但是由于需要以災后評估工作任務為重，最終沒有實現“魯甸地震救援團隊行動地圖“的繪制。

信息可承載力的問題

救災信息大量涌入，會形成“信息洪水”，是一種信息爆倉的狀態，和一線救災當中的物資爆倉一樣，會增加信息處理的時間成本和人力成本。

信息救災，需要有一套科學的信息物流系統，由一個高效能的統籌機構，進行信息的調控、調度和疏導，才能在可承載的能力范圍內，進行有效的救災信息處理。

雅安信息救災志愿者團隊，由總協調人進行信息流量控制，再通過志愿者分工合作，從堆積如山的“信息包裹”堆中，將雜亂無章的“信息快遞”分揀出來，再分批次運送出去，實現全流程的線上“信息分揀作業”，有效完成了信息流的疏導和匹配流程。

與通過掃描儀采集到的人臉圖像進行程序化的智能識別不同，由于信息救災必須通過人工進行信息核驗流程，完成網絡信息到救災數據的轉化，才能進行精準的信息資源配。人工智能技術尚無法替代人類完成如此復雜的從信息核實到數據生成的工作。

由此可見，信息救災的信息可承載力，不是由智慧城市系統的電腦運算能力決定，而是由人的信息處理能力決定的。處理信息錄入、核對的志愿者的效率、人數，甚至體力，決定了信息救災系統的冗余程度。

賽博城市中的信息韌性

聯合國減災委員會，根據2015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2015-2030年仙臺減少災害風險框架》，提出了使城市具有韌性的十大基本要素，分別是：

-組織抗災的能力

-識別、理解和使用現有和未來風險場景

-增強為城市抗災準備的財力

-追求具有韌性的城市發展和城市設計

-保護天然的緩沖帶以增強自然生態系統的保護功能

-增強具有韌性的組織能力

-理解和增強具有韌性的社會能力

-增強基礎設施的韌性能力

-保障有效的災難相應

-加快恢復及更好地重建

聯合國減災委員會制定的《為城市韌性準備的開放數據基礎設施：路線圖、個案及指引》，認為“數據也是一種基礎設施，開放數據是增強城市抗災韌性的關鍵”，要加強城市韌性，不僅需要加大城市在開放數據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也要通過眾包地圖等開放式或混合式的公眾參與，加強風險溝通，提高城市韌性。

不論突發的地震災害，還是公共衛生疫情，都有可能造成城市基礎服務系統的崩潰。武漢本地志愿者的通過網絡自發組織救助，以及遠程的信息援助，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一部分的城市基礎服務功能，是城市韌性能力的一種體現，在新冠疫情這樣天然具有不可近距離接觸的突發事件中，信息作為城市基礎設施的作用，顯得尤為突出，尤其是經過核驗處理之后的精準救助數據。

城市的信息化水平，是城市規劃建設水平的重要指標。武漢是一個城市賽博化程度很高的城市。10年前，筆者在武漢研究城鎮化和家庭信息化的關系時發現，早在鄉鎮的城鎮化開始之前，小鎮青年的“人的城市化”已通過個體的賽博格化開始了。

十年過去了，武漢的賽博格化因這次新冠疫情得到全面呈現。不論這些網絡自救的市民、外賣小哥，還是參與遠程救助的志愿者們，都是具有極強的網絡信息能力的都市賽博格。

筆者的老母親為了能給我報平安，加快了她的賽博格進程，哪怕是拍照容易手抖，都要堅持每天拍給我看她的起居生活。我則在深圳，借助武漢外賣小哥，定期給她無接觸“空投”生活物資。

從雅安、魯甸的信息救災中，我們可以發現，信息的真實性、及時性、溝通閉環和可承載力，是應對災難的韌性條件。武漢新冠疫情下，也容易看出，那些網絡信息能力強的求助者更容易尋求幫助。

新冠疫情下的武漢網絡救助，體現了以智能設施為重的智慧城市概念下的武漢的另一面，這是一個以信息傳遞、信息共享、網絡生活為內核的“數字孿生城市”。

面對災難和疫情，打破信息孤島、保障信息的真實性、實現縱向和橫向的溝通閉環、增強包括市民的信息使用能力在內的信息可承載力，是提升城市信息韌性的重要內容。

疫情帶來城市的脆弱，我們也要看到，還有很多市民是網絡信息能力不足，賽博格化程度不高的”信息中下階層”（邱林川，2013，信息時代的世界工廠：新工人階級的網絡社會），當求生機會建立于互聯網的強聯系時，他們也很容易成為“信息難民”。

魯甸地震災后，巧家縣新店鎮政府采取了“全覆蓋”模式，受災群眾不論是否具有本地居民戶，都能獲得同等的救災物資。這種全覆蓋模式，也適用于新冠疫情下的賽博武漢。

說到底，市民的網絡信息能力越強，賽博格化程度越高，能調動的社會支持力量也就越多，顯現的城市信息韌性能力越強，城市的韌性也就越強。這也對城市信息化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