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學人君 學人Scholar

易社強（John Israel）是美國著名漢學家，現為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也是研究西南聯大史的專家。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冷戰局勢發酵；1951年，年僅16歲的易社強在福特基金會獎學金（Ford Foundation Pre-Induction Scholarship）的資助下，進入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學習歷史學和美國學專業，未滿20歲時即完成了學業。1955年，他進入哈佛大學歷史系學習、研究，踏上了中國歷史研究的道路。“差不多什么都是偶然的”，這既是他的人生信條，也是其過往幾十年經歷的真實寫照。他將自己視為學術上的“投機分子”，并最終與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結下不解之緣。

哈佛八年，他曾師從費正清、楊聯陞、卞趙如蘭（趙元任之女、卞學鐄之妻）等人，并曾于研究生階段的第一年向這群非常“奇怪”、彼此迥異且教研方法各不相同的老師們學習中文與中國歷史。他的碩士論文研究“一二·九”運動，博士論文則關注1927-1937年中國的學生運動，并在此基礎上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學術著作《1927-1937年中國學生民族主義》（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1937）。在哈佛攻讀歷史學博士期間，他曾于中國臺灣學習、生活三年（1959-1962年），起初是想為其關于學生運動的學術研究收集資料；但與此同時，他還學習了中文和中國文化，熟悉了臺灣社會和當地的飲食與生活習慣，與那里的普通民眾和美國同胞培養了友誼，并逐漸了解在蔣介石獨裁統治時期生活是什么樣的體驗——這些對其一生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于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查閱資料的一次偶然機會讓他與西南聯大相遇。聯大傳奇故事的文學性、聯大校史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的重要性以及其所彰顯的自由主義精神與價值，讓他最終選擇從事聯大研究，這與其早年關于北伐到抗戰的學生運動和晚近關于“上山下鄉”一代的知青研究，共同構成了他對于20世紀中國三代知識分子群體的研究譜系。他前后陸續二十多年完成的著作《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先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中文版又于2010年及2012年先后于中國臺灣和中國大陸問世。此書被歷史學家、西南聯大校友何炳棣稱為“迄今最佳聯大校史”；也因其開創性的西南聯大研究，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紐約校友會授予易社強“西南聯大榮譽校友”稱號。

在易教授看來，以蔣夢麟、張伯苓和梅貽琦等為代表的早年留學生使命感強、視野廣闊，把留學當作認識并通向世界的一個窗口，并將留學的經歷視為為中國尋找出路的過程，立志通過其海外所學為解決中國的問題尋找良方；在這些方面，早年的海外留學生與當下的中國留學生相比則截然不同。進而，易教授認為，學術上的繁榮、教育上的投注、仁人志士們的犧牲以及政治上的革命性，共同成就了聯大的輝煌；而這一切成立的條件，離不開學術自由的保證。他還指出， 除非真誠、堅定地在觀念和實踐層面追求和恪守學術自由，中國很難再出像西南聯大一樣偉大的學校，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高校也絕不可能在學術自由匱乏的前提下成為重要和偉大的學府。

面對目前波譎云詭的中美關系和日益復雜的國際關系，易教授認為首要的就是要打開心扉，盡可能地減少偏見，必須從更廣闊的視角出發來理解中美兩國，如此才能看到整個世界的圖景。此外，在高層、官方的正式交流之外，民間、個人的開放互動也非常重要，甚至更加珍貴。易教授也坦言，作為美國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他們無論如何看待或談論中國，都絕不會向中國“布道”；他們把中國當作自己的朋友，但永遠不會告訴中國人民該做什么，因為那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事情。

2019年6月，學人Scholar團隊在上海采訪了易社強教授，就其學思歷程、西南聯大研究以及他對于聯大的精神遺產、中國留學生群體的今昔對比、中國大學教育的現狀及目前的中美關系等問題的看法，與易教授進行了交流。以下是訪談節選，已由當事人審閱。

訪談人 | 張熙，學人Scholar學術志愿者

美國紐約大學法學碩士

一 “差不多什么都是偶然的”

學人：能否簡單介紹一下您的家庭背景？您為何年僅16歲時（1951年）就選擇去威斯康辛大學讀書？

易社強（以下簡稱“易”）：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冷戰局勢發酵，美國于1950年6月介入了朝鮮戰爭，這在冷戰史上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隨即，美國國會審時度勢，推行了一個招募士兵的制度：如果軍隊有募兵需求，國會將會面向凡年滿18歲的成年男子，根據其身體、教育和家庭狀況等方面的情況征召入伍。

當時，美國國會中還有另一種聲音認為所有年滿18周歲的成年男子都應該參軍服役至少兩年。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的有關人士擔憂這樣的安排會使美國20歲左右的青年才俊在退伍之際因面臨求職、婚戀和家庭生活的召喚而失去接受教育的機會。就此，福特基金會主張，不妨讓他們于16歲時進入大學，這樣在其進入部隊之前仍有兩年在大學學習的機會。

某日，我身為商人的父親在閱讀《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時看到了這一通告并征求我的意見，我也表示非常樂意，愿意參加大學入學考試來嘗試一番。最終，我連同其他參加這次實驗的200名學生一道，被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或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錄取，而我的第一選擇是威斯康辛大學。

從學術角度考慮，人們可能會把威斯康辛大學當作最后的選擇。但是，對于出生在紐約的曼哈頓（Manhattan），成長在長島（Long Island）南岸一個猶太裔社群的我而言，我想盡可能地遠離家庭，以體驗不同的社會文化。因此，同在曼哈頓的哥倫比亞大學的文化氣質與我的背景過于同質，位于紐黑文的耶魯大學也離家太近，而芝加哥在紐約人看來充其量是第二等的城市（second-class city）。恰好，我的舅舅威廉·舒曼（William Schuman）是一名相當知名的作曲家和音樂活動家（1945年起任茱莉亞學院院長，后于1961年任林肯中心主任），他曾榮獲威斯康辛大學的榮譽學位，并對那里贊譽有加。

最終，我被威斯康辛大學順利錄取，并在福特基金會獎學金的資助下于16歲進入大學，未滿20歲時即完成了學業。但直至我畢業的時候，國會也并沒有通過原初的法案，所以事實上我從未入伍。

學人：您是如何走上歷史研究的道路的？您早年記者的工作經歷對您之后的學術研究有何影響？

易：當我進入威斯康辛大學學習之后，我們家的一位朋友認識并幫我引薦了一位于《資本時代》（Capital Times）（麥迪遜當地一家具有自由化風氣的主流日報）工作的記者。通過他抑或是經由我個人的關系，我最終機緣巧合地加入了由學生運營的威斯康辛大學學生刊物《深紅日報》（The Daily Cardinal），從事新聞寫作的工作，并被計劃培養為專業編輯。后來，囿于當時校報內部的派系分歧，我最終選擇離開，開始考慮除了記者外自己還能做些什么。

我在大學時修習了兩個專業，第一專業是歷史學，第二專業是美國學（American Institutions）。我對歷史特別是美國歷史頗感興趣，也曾考慮研究生階段從事美國史的研究，并立志成為這方面的學者。但這里面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從事美國史研究的人太多了，幾乎所有有意思的話題都已經有人研究了；另一個是歷史學科的獎學金非常難拿，而我并沒錢自費去讀研究生。最好的情況，當然是我能在自己感興趣的領域，發現若干可能性，并得到一定程度的資助。

在當時冷戰的背景下，盡管對于美國而言，那時主要的敵人是蘇聯而非中國（即使在朝鮮戰爭后也仍然如此），但在中國研究的領域確實有一些基金。相比而言，彼時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少之又少，一方面是因為對中國感興趣的學者不多，另一方面是因為“麥卡錫主義”的盛行使得諸如約翰·C·文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即范宣德）、約翰·S·謝偉思（John Stewart Service）、約翰·P·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等中國問題專家被排擠或驅逐，以至于當時的中國研究幾乎處于真空狀態（訪者注：費正清喜歡開玩笑說五個約翰弄丟了中國，另兩個是約翰·K·費（John King Fairbank，即費正清）和約翰·介石（John Kai-shek，即蔣介石）；參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50年史》，【美】薛龍（Ronald Suleski）著，路克利譯，新星出版社，2012年3月版）。在此背景下，福特基金會和美國教育部陸續在中國研究方面加大了資金投入；我也因此而有幸獲得威爾遜獎學金（Wilson Scholarship）和福特基金會的贊助，得以完成研究生階段的學業。

這里，我需要強調的是我早年記者的工作經歷和之后的學術工作的內在關聯。我沒有學過新聞傳播，但我在大學時期以記者身份工作過的《深紅日報》是一家在美國高校里非常出色的學生報刊，從這里走出過曾在《時代》周刊擔任30余年影評人的理查德·希克爾（Richard Schickel）、曾駐扎蘇聯的美國國務院記者杰羅德·謝克特（Jerrold L. Schecter）等一批相當知名的媒體工作者。在那里工作期間，我學到了一些寫作的技巧，即好的文章須具備生動、具體和可讀性強等特點，我也將這些習得性的經驗實踐于之后的學術創作中。

學人：能否談談您于威斯康辛大學和哈佛大學學習、研究期間，與費正清、楊聯陞和卞趙如蘭等人的交往經歷以及他們的不同風格？他們對您踏上中國歷史研究的道路有何影響？

易：濮友真（Eugene Powers Boardman）是我在威斯康辛大學求學期間中國研究的啟蒙老師，他是費正清最早一批的研究生之一。濮是一個非常儒雅謙和的紳士，也是一個立場堅定的反戰主義者，在中國文化方面也非常博學。但是，他的性格比較寡淡，所教授的課程和使用的教材也比較乏味，而且學生的工作量很大。我當初修習的課程名為《亞洲的歷史》（The History of Asia）——并不只關于中國，而是一門包羅亞洲各個方面，前后持續一學年時間的課程。

來到哈佛大學之后，彼時哈佛歷史系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當中，有“前費正清時代”（pre-Fairbank）和“后費正清時代”（post-Fairbank）之分。前者還是沿襲著傳統的法國式的漢學研究（Sinology），將語言和歷史相結合，與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有非常深刻的聯結。相比之下，費正清的研究和治學方式則更現當代化，主要集中在歷史學研究而非跨學科的綜合，也正是他將史華慈引入了哈佛大學歷史學系。楊聯陞方面，我同他學習了第二年的中文課程；或許不能說他在某一方面對我有特別的影響，盡管我對他確實印象非常深刻。我不知道楊聯陞和費正清的個人關系如何，但他們顯然是兩種不同類型的學者。

此外，比之于如今非常成熟的對外漢語學科，當時的中文教學只是實驗型的，中文學得如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你的中文老師是誰。當時的哈佛，有三位教授中文的老師，我們叫他們“三人幫”（troika）。其中，卞趙如蘭教授中文口語，楊聯陞教授中文語法，而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教授漢字。三人的教學方法各不相同，但都使用趙元任撰寫的教材《國語入門》（Chinese Premier），這無疑是最好的中文入門教材——大多數入門教材都非常無聊，因為要介紹一些最為基礎的內容，但趙元任的這本書頗為幽默。與此同時，它還解決了一個很棘手的問題，即如何在中文和英文之不同的語言系統中實現音調的轉換。一般的辦法是附以陰、陽、上、去四個音調，而趙元任通過對應字符之不同拼讀（如：媽mha，麻ma，馬maa，罵mah）成功地將其羅馬化；第一代使用計算機輸入中文的人們對此喜愛有加，盡管現在已經沒有人使用這套注音系統。

卞趙如蘭是趙元任的女兒，但她與西南聯大的淵源是通過作為西南聯大波士頓地區校友會會長的她的丈夫，這比作為新文化運動旗手之一的她的父親要晚很多。第一次見到卞趙如蘭時，我已是20歲左右的碩士一年級的學生，那次也是我上過的第一堂中文課。我對卞趙如蘭最初的印象與語言無關，她身著旗袍的綽約風姿和昳麗形貌深深地吸引了我。和她的父親一樣，卞趙如蘭也是一個很棒的老師。至于柯立夫，他是一個地道的波士頓人，有著濃重的波士頓地方口音；也曾于上世紀30年代在中國生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他會漢語和蒙語兩種語言，曾著有《蒙古的神秘歷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Mongols）一書。我也曾跟隨他學習過《論語》《孝經》等經典文本，其中的經典段落到現在我還記憶猶新。

就這樣，在我研究生階段的第一年，我就這樣和哈佛這群非常“奇怪”、彼此迥異且教研方法各不相同的老師們學習中文，并不知不覺地頗有增進。直到我撰寫關于“一二·九”運動的碩士論文時，我已能查閱并引用少許中文文獻。盡管如此，等我1959年第一次踏上臺灣的土地之初，我還是很難在大街上和路人用中文交談。

我之所以踏上中國歷史的研究道路，既有大環境方面的歷史機遇，也有我個人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在我看來，學術也好，人生也罷，并非完全能由計劃所決定，也充滿著各種機遇與偶然；“差不多什么都是偶然的”，這既是我的人生信條，也是我過往幾十年經歷的真實寫照。我說我是一個學術上的“投機分子”，在我看來，這并不是一個多么消極的自我評價。我想表達的意思是，我能夠審時度勢，分析判斷并善于抓住機遇，而這并不見得是一件壞事——人生往往是很難計劃的，你并非總能預判或獲知偶然性的機會。反之，你的計劃越嚴格，你反而會感到越不高興，因為你很難適應新的變化。在這個意義上，我的人生就是一個不斷抓住機遇同時不斷調整方向的歷程。

二 臺灣對我的一生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學人：在哈佛大學攻讀歷史學博士期間，您有三年的時間（1959-1962年）曾在臺灣學習、生活。那一段的游學經歷對您就中國歷史、政治和文化的認識與理解產生了哪些影響？對您之后關于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有哪些啟發？

易：在當時冷戰的大背景下，美國人不可能到中國大陸的任何地方去，哪怕你是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也并非那么容易；不只是中國政府不接受，彼時的美國政府也不允許，因此我只能選擇臺灣。我那一代的美國留學生要是想去中國學習中文或攻讀博士學位，基本上只有兩個選擇——要不然去香港，要不然就去臺灣。

如果你是個政治科學學者、社會學學者或經濟學學者，在香港你將會有非常好的科研環境。香港當時有一個叫作聯合研究中心（Union Research Center）的機構，能夠收集來自中國大陸的報刊、雜志和其他資料。此外，你還可以采訪那些“用腳投票”的逃離中國大陸的政治難民。總之，這些學科的學者在香港有希望做出很好的研究。然而，如果你是個歷史學者、語言學者或哲學學者，就傳統中國方面的研究而言，臺灣無疑是一個更好的選擇。至少從語言學習的角度來說，盡管臺灣人的口音蠻重，但國語畢竟是臺灣社會當時通用的語言（比之于粵語在香港），你可以在那里自然而然地學習和使用中文。就這樣，我搭乘招商局的航船從美國經由日本最終到達了臺灣的基隆。

就臺灣對于我畢生的價值而言，首先是幫助我掌握并使用中文；盡管我的中文水平并不完美，但至少可以相對運用自如。其次，是使我有機會能夠體會在中國生活的感受，并幫助我親近而熟悉中國的語言和文化。目前，在美國和中國都有很多關于中國文化在臺灣和大陸之異同的討論，但毫無疑問都是講中文且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地域。事實上，當我最初決定成為一個從事中國研究的歷史學者時，我只是把它當作我的職業，并沒有想到這一研究會對我職業生涯以外的人生產生多大影響。然而，或許是因為中國文化的包容性太強，結果就是我個人的生命與中國再也無法分割——中文是我的第二語言，中國也成了我的第二故鄉，我的家庭生活與中國密不可分。甚至，中國成了我全部的生命，我自己也成了半個中國人，而這一切都在不知不覺中發生并成為了現實。

同時，臺灣對于我理解中國的政治也有極其重要的幫助。當時的臺灣還是處于國民黨蔣介石獨裁統治時期，軍隊管制和思想、言論的管控還非常嚴格，警備司令部遍地都是。在我去臺灣之前，我只認識一位在那里生活的人，即早年畢業于西南聯大歷史系、后曾赴哈佛大學訪學的李定一先生。他是我后來在臺灣的擔保人，我的名字也是他幫我取的——“易社”來自我的姓Israel，“強”來自我的名John。再有，著名的自由派人士、《自由中國》的創辦人之一雷震先生是我在臺北的鄰居，我們之間也有過一些交往。

就我的學術研究而言，臺灣有很多幫助我研究學生運動的很好的學術資源。我曾經前往位于彰化鄉下的國民黨檔案館，去過陽明山查閱國民黨的黨史檔案，拜訪過位于臺北郊外的國民黨司令部調查局以參閱關于共產黨的資料。正是在那個時候，我有機會開始從事口述歷史的研究，得以采訪曾在中國大陸參與過學生運動的當事人，比如先加入共青團后又成為國民黨黨員的著名歷史學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員胡秋原。此外，費正清還通過他個人的關系，為我引薦了蔣夢麟與梅貽琦。最終，我未能與蔣夢麟謀面，但我見到了時任教育部長的梅貽琦，并就清華的學生運動對他進行了訪談。

還有，我在臺灣期間有幸結識了我那一代研究中國的美國學者，彼時我們都還只是年輕的研究生。當時在臺灣的美國人主要都是軍人（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 MAAG），再就是美國使領館（American Embassy）和美國新聞處（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的工作人員，學生很少，也因此會時常被使領館延請去參加他們的活動。我在臺灣的第一年主要是從事關于學生運動方面的研究，第二年開始我進入IUP中文中心（The Inter-University Program for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最初由康奈爾大學資助，1963年起由斯坦福大學于臺北建立，并搬入臺灣大學的校園，后又于1997年搬入北京的清華大學）學習中文。當時班上只有包括我在內6名學生，其中就有很多后來非常知名的歷史學者，比如易勞逸（Lioyd E Eastman）、柯文（Paul A. Cohen）、馬若孟（Ramon H. Myers）、范力沛（Lyman P. Van Slyke）和杜爾文（James Erwin Dew）。我們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其中柯文到現在還是我最密切的朋友之一。我平生第一個熟識的黑人朋友（Junius Griffin）也是在臺灣結交的。韓戰期間，他是美國海軍陸戰隊的駐軍媒體《星與條》（Stars and Stripes）的作者和編輯；1958年起，他又成為《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兼職記者。他想要就雷震事件對我進行采訪，個人離異后也有較長一段時間和我與我當時的夫人以及家里的傭人住在一起。

起初去臺灣，我是想為我關于學生運動的學術研究收集資料；但與此同時，我還學習了中文和中國文化，熟悉了臺灣社會和當地的飲食與生活習慣，與那里的普通民眾和美國同胞培養了友誼，并逐漸了解在蔣介石獨裁統治時期生活是什么樣的體驗——這些對我的一生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三 聯大研究對我而言非常具有吸引力

學人：作為第一個關注并研究西南聯大歷史的西方學者，是什么樣的契機讓您對西南聯大的歷史感興趣？聯大研究與您之前關于中國學生民族主義和學生運動的研究有何關聯？

易：我的第一本書名為《1927-1937年中國學生民族主義》，主要是基于題為《1927-1937年中國的學生運動》（The Chinese Students’ Movement， 1927-1937）的博士論文，討論了全中國范圍內從北伐到抗戰的學生運動。付梓之后，我開始構思第二本書的主題，即從抗戰到解放的學生運動，在邏輯和時間順序上也與第一本書構成銜接。1968年，我離開位于加州的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彼時名為Claremont Men’s College），前往弗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任教，并于1971的夏天在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圖書館開始了關于第二本書的調研工作。

偶然間，我在書柜上了發現了一本名為《聯大八年》的薄書，并對此頗感興趣；就這樣，我把它帶回家讀了起來，并對聯大研究一見鐘情。與我之前關于抗戰到解放的學生運動之研究主題不同的是，前者關乎整個中國因而更為宏大，后者聚焦于一所大學因而更為具體。兩者或許未必是時間上或邏輯上的順序，而是一種對話式（dialogical）的關系。與此同理，我現在從事的關于“上山下鄉”一代的知青研究，也是試圖從微觀的角度洞悉中國近代歷史的剖面。

其次，我選擇聯大研究還有一個重要的理由，即從記者的角度出發，聯大的故事在文學上也相當傳奇。日本侵占平津，高校南下外遷，數萬名師生從長沙、衡山到昆明篳路藍縷，年復一年歷經苦辛但仍堅持興辦教育乃至隨后對于李公樸和聞一多等人悲劇性的暗殺等情節，均宏大壯麗且頗具史詩氣質。一言以蔽之，正是聯大傳奇故事的文學性和聯大校史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的重要性這兩個因素，讓我最終選擇從事聯大研究。

在麥卡錫主義的時代，我的老師費正清在麥卡錫主義者眼里是極端左翼的共產主義者，在五十年代極具革命性的中國政府眼里他是文化帝國主義者，而他總把自己定義為自由派。費正清曾在課堂上開玩笑說，“所謂自由派就是走中間道路的人，而這樣的后果就是會遭到來自左右兩方的攻擊。” 同樣地，我也是一個美國的自由派，這并不是說我總是一個政治上的中庸主義者，而是說我認同自由、開放、公開討論等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當我開始從事西南聯大的研究時（哪怕那時我才剛剛起步），我就覺得這簡直不可思議——在中國歷史上竟然有這樣一所中國高校，面對彼時中國的各方危機，卻能彰顯自由主義的精神與價值。因此，不管從以上哪一個角度來看，我都認為西南聯大的研究對我而言非常具有吸引力。

學人：蔣夢麟、張伯苓和梅貽琦等聯大學者的留洋經歷在他們對于西南聯大的精神氣質之形塑方面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早年的留學生與當下的留學生在這方面相比有何不同？

易：我關于聯大研究的著作出版于二十多年前（1998年），而我關于此書的研究工作是于四分之一世紀前完成的。從那以后，有兩件重要的事情發生了變化，一個是我的記憶在衰退，對于當時的很多細節記得不再清楚，再一個是國內有關于聯大不計其數的學術研究，而近年來我對聯大研究的關注則非常有限。但是，我對于蔣夢麟、張伯苓和梅貽琦那一代人赴美留學的經歷在他們形塑西南聯大的精神氣質方面的影響這一問題確實很感興趣；而且，我們不妨將他們那一代的留美學生與當下在美國和現在于世界其他國家留學的中國留學生相比較。當我們談到無論哪個國家的留學生時，我們都會關心他們為什么去某個國家留學以及留學之后會遭遇和發生什么——越是將這兩代留學生相比較，我越是能發現其中的不同。

對于蔣、張和梅那一代的留學生而言，彼時的中國是一個貧窮落后、踟躕不前乃至分崩離析且在尋找出路的國家。在一戰之后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下，彼時的美國代表著嶄新的、開放的、民主的和崛起著的現代大國形象，所謂的美國模式對中國而言非常具有吸引力。同時，由于美國對于中國領土主權的支持，中美關系在當時也較為友好。在這個意義上，美國不只是一個留學圣地，也是很多人心馳神往的理想國度。

誠然，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建立有著非常深厚的美國淵源，不只有由庚子賠款設立的清華大學和由基督教教會創立的燕京大學和其他傳教士設立的教會學校，還有很多由從美國留學歸國的中國學者創辦的高等院校，它們與美國之間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早年的留美學生把留學美國當作認識并通向世界的一個窗口，并將留美的經歷視為為中國尋找出路的過程；他們不只是為了在其專業領域獲得一個博士學位，以便回國謀得一官半職或單純為了解決自身的就業問題——然而，這種想法卻真真切切地成為了如今絕大多數（盡管不是全部）留學生的主流選擇。

早年的留美學生回到中國時，他們有著極強的使命感，視野也不僅限于政治領域，而是遍及文化、教育和社會等各個方面。他們當中的大多數都立志通過其海外所學為解決中國的問題尋找良方，而不只是為了把自己鍛造成一個有用、專業的且能夠果腹飽食的人。一言以蔽之，他們留學是為了救中國；并且，他們都認為這是自己責任之所在——他們都非常清楚，自己是誰，自己的使命是什么，為什么要出國留學以及應該帶回國些什么。在這些方面，早年的海外留學生與當下的中國留學生相比則截然不同；盡管我們都叫他們“留學生”，但這背后的涵義卻非常迥異。加之，在目前波譎云詭的中美關系之大背景下，中國學生留學美國的意義又發生復雜而深刻的變化。盡管他們對于美國和西方文化的看法不盡相同，以蔣、張和梅等人為代表的早年留學生學成回國后，將其所學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相結合，先是擔任一流大學校長，后又在西南聯大任教、講學， 確實開創了一代風氣之先。

四 《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出版始末

學人：在您的著作《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一書中，您對于西南聯大之師生和校友的采訪內容非常豐富。您在采訪過程中曾遇到過最大的困難和挑戰是什么？

易：困難和挑戰當然是多方面的。首先，我是個外國人，在中文材料的理解方面，我最多只能理解一些二手材料，而且未必能夠完全理解或領會中國人能理解的全部內容。其次，我訪談的對象很多都是西南聯大的當事人或親歷者，而我顯然只是一個旁觀者和歷史的記錄者。以及，還有語言方面的問題，盡管在對方允許的情況下我一般都會錄音，但無論對方的英文如何好或我的中文水平多么過硬，語言的問題或多或少還是存在。再有就是史料本身的可靠性的程度。很多訪談都是于上世紀70年代、80年代甚至是90年代討論上世紀30年代或40年代的事情，人的記憶本身往往并不是那么可靠，既不可能百分之百準確，也不可能完全中立而沒有來自個人經歷和政治立場等方面的偏見。

以上這些，都是口述歷史的過程中常常會出現的一系列問題。盡管如此，我還是認為如果研究近代史的學者完全放棄口述歷史的方法，無疑是一項重大的損失，因為這些人畢竟是歷史的幸存者，擁有很多從書本上無法獲知的切身體會。針對以上問題，我們可以采取史料對比的方法排除謬誤；但事實上，我在撰寫聯大研究的著作時，并沒有試圖去排除這些主觀記憶和個人經歷中可能存在的偏頗，而是選擇將其如實地報告給讀者——就像受訪者告訴我的那樣——并把自由裁量的權力交給讀者。在成書過程中，我也并沒有試圖區分所謂的真相（truth）和傳言（rumor），因為我認為所謂傳言也是故事和歷史的一部分，并由其形成了一種特殊的語境（climate of opinions），與所謂的事實或真相是異質但同樣重要的內容。

學人：本書英文版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后，中文版又于2010年及2012年先后于中國臺灣和中國大陸問世。您能否為我們介紹一下兩個中文版的出版過程？大陸版在翻譯、審閱和出版的過程又曾遇到哪些問題？

易：這本書的原版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于1998年在美國出版。甫一問世，就有來自中國大陸的聯大校友詢問我關于譯介本書的相關事宜，我即刻的反應是必須滿足以下三個條件：其一，譯者的英文要足夠得好，這一點對于那些聯大校友不成問題；其二，譯者的中文要足夠得好，因為我很在乎我英文原版的文辭，并希望能夠將其體現于中文譯本中；其三，是不能因政治審查的原因而刪改一字一句，對此我有兩點理由。

一方面，我非常認同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ACLU）這個成立于一戰前后、旨在保護公民權利、言論自由及學術自由免受攻擊的民權組織的理念。既然我如此篤信這些自由主義的原則，我無法忍受自己的著作罹遇政治審查。如果只是一些事實性的或翻譯過程中的錯誤，那當然可以直接修改；但如果是因為一些政治或意識形態的原因而被閹割，那我決不允許。另一方面，甚至更為重要的是，西南聯大是學術自由的象征，甚至可以說聞一多是為學術及言論自由獻出了他的生命。難道我可以為了使我的書得以翻譯出版而犧牲對于學術自由的捍衛和恪守么？絕對不行！

當我列出這三點（尤其是第三點）條件之后，事情就變得幾乎不可能，即使在20多年前的中國也是如此；一個又一個找上門來的譯者都覺得很難辦，譯介工作也因此無奈擱淺。我覺得也無所謂，如果我那些中國大陸的聯大朋友想閱讀這本書的話，他們直接看英文原版也問題不大。直到2007年11月15日，我和我的夫人正準備打包來中國時，一個自稱剛從廈門大學歷史系畢業的研究生（即本書譯者饒佳榮）發來電郵，說是他通過朋友從北大圖書館借出并閱讀了我的這本書，頗感興趣，并已經把它翻譯成了中文。起初，還是白天上班，夜晚翻查詞典斟酌句意，忙得不亦樂乎；后來索性辭去工作，專事翻譯，前后用了一年左右的時間，直至2007年歲末（訪者注：參見《對話饒佳榮：史中無“人”必蒼白》，鳳凰網，2012年4月9日）。

當時，我覺得很進退兩難。一方面，我并不認識他，也從未謀面，更不可能放棄我拒絕政治審查的原則與立場；但另一方面，他已經花費了一年左右的時間，完成了中文版的翻譯工作，還因為此事辭去了工作。我在回信中向他解釋了這些情況，并表示在中國大陸將其出版非常困難，或許港臺的出版社會對此有興趣。但說實話，當時我心里也在打鼓，并沒有抱太大希望，畢竟他當時只是一個剛畢業的研究生，一個無名之輩怎么有港臺出版社的人脈。幾個月后，當我們已經人在昆明的時候，饒發來郵件，說已與臺灣的傳記文學出版社取得了聯系并達成合意，這令我非常意外和驚喜。要知道，傳記文學出版社是臺灣很好的出版社，它們之前的負責人也是西南聯大的校友，我在臺灣時還做過他的訪談；但這些都是饒主動聯系和接洽的結果，臺版也于2010年4月順利出版。至此，我已經心滿意足了，如果我的朋友想要讀這本書的中文版，他們可以直接去讀這個臺版的譯本。

幾個月后，我又收到了饒的來信，說他找到了一家北京的出版社想要譯介此書。我當時心想，它們絕不可能接受我拒絕政治審查的要求，但饒說出版社愿意把相關條款寫進版權合同，那我當然欣然接受。又過了幾個月，饒轉來了出版社編輯的郵件，說是有三處表述可能要做修改；我看過之后，都是政治審查類的情形，盡管都是些小問題，但我仍表示無法接受。后來，出版社編輯直接來信，并提出了一個巧妙的辦法，即在每一處修改旁加一腳注，標明這是出版社而非作者的修改。最終，《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于2012年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兩版的差異只在于繁簡體字的不同以及各自的序言部分；對于這一結果，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也倍感欣慰。

學人：除了您的這本著作外，海內外關于西南聯大歷史的研究狀況如何？您對這些晚近的學術研究和相關的影視作品有何評價？

易：事實上，對于晚近的一些關于西南聯大的學術研究和影視作品，我的關注非常有限，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去年聯大八十周年校慶的時候，我在昆明參加了一系列紀念活動和學術研討。盡管我并沒有非常細致、深入地閱讀所有的文獻或參與每一個小組討論，但從會議主題上看，我意識到現在關于聯大的研究不再關注宏大的歷史背景，而更多地聚焦于一些微觀層面的“考證”式的問題，比如哪個院系、哪些課程或哪位教授等等。我承認，歷史考證是有價值的，但價值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為對更大問題的同情式的理解提供史料基礎。我理解，現在或許未必是討論宏大問題的時代，但我仍然希望在不遠的未來，這些關于聯大研究的新一批的學術成果可以作為重返那些宏大問題之反思的事實依據——即為什么聯大這么重要和偉大。

五 西南聯大的遺產：如何創建一流大學？

學人：去年是西南聯大八十周年校慶，您認為聯大留給中國近代教育史最寶貴的精神遺產是什么？在中國國內各高校爭相“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今天，您認為它們應從聯大校史中學習哪些歷史經驗？

易：事實上，我并沒有跟進中國當代高等教育的發展及現狀，盡管我有不少來自文獻閱讀和社會觀感等方面的印象，而且我知道現在的狀況與之前相比確實大有不同。那么，不妨讓我們先看看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這方面的情況。

眾所周知，西南聯大基本上是參照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博雅教育的模式創辦的。所謂博雅教育，其第一要義即旨在開明心智，鼓勵學生聆聽不同意見，接受多樣性，培養其自由思考和討論的素質和能力。一言以蔽之，博雅教育是在培養學生如何做人——不只是培養那些專業的技能，而是教其如何成為一個擁有整全人格的個體。盡管美國的博雅教育在晚近的改革過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加入了專業教育的成分，但相比之下，中國高等教育的專業化和專門化程度還是明顯畸高。

關于中國大學的政治問題，特別是關于思想、言論、學術和出版自由等方面的問題，我也略有了解。在我看來，單憑學術上的豐厚或師資上的豐富，無法成就一所大學之偉大；真正能夠籠聚名師高足且能在學術上有所貢獻的，是一所大學所秉持并堅守的學術自由。去年是西南聯大八十周年校慶，八十年過去了，之所以我們還在討論聯大，甚至還都認為聯大是一所偉大的學校，顯然不只是因為她有大師、名師或在學術領域有所貢獻，而是承載了一代人對于教育的投入與熱忱。在那樣一個外敵入侵、戰火紛飛且生活條件極為艱苦的歲月，還有那么一群有志之士投身教育，興辦學校并付出了包括生命在內的重大代價與犧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這無疑是令人驚嘆而敬佩的。

除了學術繁榮與投身教育之外，聯大的價值還體現在它的政治意義。如果我們回顧中國近代的革命和解放的歷史，毋庸置疑地說，聯大在支持左翼力量、共產黨和統戰工作等方面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自“一二·九”運動以來的左派（親共產黨）、右派（親國民黨）和中間派人士都齊聚昆明，其政治光譜的中值從1938年之中間偏右逐漸轉向1945年之偏左。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聯大是“革命的搖籃”也并不過分。

由此觀之，學術上的繁榮、教育上的投注、仁人志士們的犧牲以及政治上的革命性，共同成就了聯大的輝煌；而這一切成立的條件，離不開學術自由的保證。如果失去了學術自由，這些歷史性成就將不復存在。試想一下，如果沒有學術自由，像聞一多這樣的左派人士怎么可能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國立大學中生存？再比如，新儒家之代表人物的馮友蘭是國民黨的座上賓，但在捍衛學術自由方面，馮友蘭卻站在聞一多一面而反對國民黨。當下，學術自由或許是一個敏感而頗具爭議的話題，但在我看來這無疑是一場悲劇。學術自由并不等同于中產階級式的自由主義、毛澤東思想、新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學術自由的意旨在于就這些話題展開自由、公開的討論，而這也是為什么學術自由如此重要。

此外，當人們談及西南聯大時期的大師或著名學者時，不會提到他們的引注指數，那些也不是對其重要性的衡量指標；但據我所知，這對于今天中國高校的學者則尤為重要。我當然并不反對這一做法，但我認為這應當只是衡量和評價學術能力的眾多維度之一，不該是評價教授個人或整個大學的唯一指標。我無意討論當下中國高校之學術自由的實際狀況，但我想表達的是，除非真誠、堅定地在觀念和實踐層面追求和恪守學術自由，中國很難再出像西南聯大一樣偉大的學校，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高校也絕不可能在學術自由匱乏的前提下成為重要和偉大的學府。

六 中美之間：民間層面的交往至關重要

學人：在中美關系日趨緊張和國際關系日益復雜的今天，您認為應如何堅持并進一步推動不同國家和地區間學術研究與思想文化的交流？在這一過程中，民間社會和普通民眾又能做些什么？

易：中國在理解美國和美國在理解中國的過程中須遵循的原則應當是一致的，首要的就是要打開心扉，盡可能地減少偏見，如此才能看到整個世界的圖景。其次，在高層、官方的正式交流之外，民間、個人的開放互動也非常重要，這也是我本身更能夠發揮作用和體現價值的方面，即與我的那些中國朋友們保持友好而密切的聯系。事實上，這也是我從費正清等我的老師一輩那里學到的歷史經驗。

費正清本人即與中國的知識精英們有著非常緊密的往來，他與上世紀三十年代于北京結識的朋友之間的友誼也一直延續到后來，哪怕是中美關系最緊張的冷戰時期也是如此。當我1980年3月前往北京調研時，費經由他早年在清華的個人關系為我引薦了馮友蘭、費孝通、陳岱孫、錢端升和金岳霖等聯大校友。如果不是費正清和這些學者之間的個人關系，我永遠也無法與這些大師見面，這也構成了費與聯大之間的某種淵源。因此，無論兩國的關系是好是壞，哪怕像當下一樣如此嚴峻甚至會更加糟糕，這種民間和個人層面的往來仍顯得至關重要，甚至更加珍貴。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從更廣闊的視角出發來理解中美兩國；兩國都是偉大的國家，而不只是政府、政黨或領袖。我們不能只是從高層和官方的角度觀察兩國，而是應當將彼此視為整體而全面地觀察和理解；否則的話，我們永遠都難以理解彼此，這也應當是任何彼此理解的出發點。

作為學者，我和我那一代的美國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更多地是通過我們的學術研究試圖客觀地觀察和描述中國，但難以避免會有我們的立場和偏向。與此同時，除了學者的身份之外，我們也經常收到來自學生、同事、媒體乃至決策者們的問詢，被要求根據我們對于中國的研究和與中國接觸的經驗，談談自己對于一些具體問題的觀點和看法。盡管我不是一個當代中國問題方面的專家，但我對于中國的了解確實超過我99.9%的美國同胞，所以我也愿意分享我對相關問題的意見和判斷，而不只是學術觀點而已。

其次，我們還有傳教士的傳統，盡管我本人不是傳教士——我是猶太人，不是基督徒。耶魯大學的著名學者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曾寫過一本非常有名的著作叫作《改變中國》（To Change China），其中的一個基本觀點是說，每一個和中國接觸過的美國人到最后都想改變中國。我其實還沒有想清楚這個問題的答案，但我想部分可能和傳教士的傳統有關。

作為美國人，我們會覺得有一些價值是普世的（universal values），盡管普世價值這個提法在中國并不一定那么被認可。但哪怕所謂的中國價值，其背景和組成也很復雜和多元；儒、釋、道、法和其他許許多多從傳統到現代的思想都在其中，任何一種我們都不能否認。因此，我的看法是，如果你認真對待中國價值，最終你會發現它仍是一個多元式的光譜和組合，而不是單獨的一類思想、一個體系或一種傳統。那種將中國價值和普世價值人為割裂或對立開的做法，是一種訛誤的兩分論；可能是一個不錯的政治口號，但絕非理解和解決問題的好辦法。

作為外國人，當我們理解中國問題的時候，時常會覺得非常困難，因為我們以不同的身份和從不同角度來理解中國。但歸根結底，我們無論如何看待或談論中國，都絕不會向中國“布道”，我們必須把中國當作自己的朋友。我或許會對美國政府或美國人民應當如何做有自己的看法，但我從來不會告訴中國人民該做什么，因為那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事情。

（學人Scholar團隊黎振宇、李梅、李杰、陳昊成等對本次訪談亦有貢獻，在此表示誠摯謝意）

原標題：《專訪歷史學者易社強：學術自由是西南聯大最大的精神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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