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教育問題已成為中國家庭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教育競爭也成為社會競爭的一種重要形式。教育競爭是中國存在較暢通階層流動通道的一種反映，但異化的教育競爭則也反映出社會運行中存在著一些問題。筆者結合春節回鄉見聞及在全國調研情況，發現當前縣城中小學教育競爭呈現出激烈的教育競爭樣態，甚至有異化的表現。

一、補課與紅包

小A今年14歲，在縣初中上初二，每學期大約需要花費1萬多元，除了正常的學習生活開支外，還需要每2000元的補課費，分別補數學和英語，此外還需要至少5000元的紅包。小A從上小學開始，就變得忙碌起來，周一到周五4點半放學之后會學50分鐘的鋼琴，從三年級開始還增加了1小時的英語補習，周六周日要學鋼琴、跳舞和英語。當時小A班上80多名學生有20多人左右都在上各種興趣班，還有幾名上奧數班。上了初中以后，小A周一到周五早上7點上課，晚上8點10分放學，晚上寫作業會寫到11點，到了周六周日則要在校外補習班補習數學和英語，每科一節課，每節課兩個小時，這次寒假小A還增加補習物理網課和地理生物課。以數學補習課為例，班上50多名學生中有30多名在補習，補課的學生大多數是中等及偏上的學生，小A班上前十名就一名學生沒去，成績較差的學生也有兩三個，另外在寒暑假還有一些鄉村學生來縣里補習。小A說，老師在補習時講的一般是一些比較復雜和刁鉆的題目，是用于提升的，講的也更仔細一些，但是至于補課有沒有用也不知道。

小B今年16歲，在縣高中讀高一。他讀縣初中時，每學期都要花費1.3萬元，初中三年總花費7萬多元，每學期具體費用情況如下：老師家住宿費和晚餐費共計6000元；日常生活費1440元；補課費每門1800元，兩門共3600元；紅包每年1000元左右。現在讀縣高中，每學期花費7600元（不包括學費），每學期具體費用情況如下：老師家住宿3100元，日常生活費4500元。小B家長說自己紅包送的比較少，因為寄宿在老師家的住宿費也相當于是給了老師一部分紅包。

小C今年15歲，在縣初中上初三，學習成績不好，家庭條件也不太好，但其家長仍然每學期開學會給老師1000元左右的紅包。

雖然現在極力提倡對學生減負，但是從學生的實際情況來看，學生并沒有被減負，那么學生的負擔到底是從何而來的呢？在學校嚴格履行減負政策，不允許學校補課之后，學生不在校時間其實都被課外班填滿了。雖然禁止送紅包，但往往是家長主動想著法給老師送，像家長自己所說：“有時候老師不要，家長都求著老師要”、“家長就買個安心”。無論是補課還是送紅包，具體來說則有以下幾種考慮：第一，許多家長都開始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家長學歷普遍文化程度較低，自己輔導不了功課，最多只能檢查做沒做，例如小A家長每次都會檢查作業，但只能檢查孩子是否完成作業，不能指導具體知識，所以家長就希望通過課外補課或者送紅包的形式在輔導孩子具體知識上得到老師的幫助。第二，希望加強對孩子的督促和關注，例如課堂上多提問、防止孩子開小差等。第三，給孩子創造更好的課堂學習條件和環境，例如希望將孩子分到更好的班級、座位調到更好的位置等。第四，家長更容易從老師那里獲取孩子的學習情況。

二、公共化的教育競爭與私人化的教育競爭

如果說家長對教育的日益重視是國家發展、社會進步的結果，補課和送紅包行為的普遍盛行則反映出家長過度乃至失控的教育焦慮，是教育競爭異化的表現。這種看似非理性的教育投入行為背后是整個教育生態運轉出現了問題。

良性教育競爭的標準應該是學生的個人學習能力，包括個人資質和努力程度等。在我國，教育是一種特殊的公共品，特別是義務教育階段，公立學校是教育的主要場域。公立學校如果更加強調為學生營造一個能充分發展和識別個人學習能力的環境，就能形塑出更為公平的教育競爭，一種公共化的教育競爭。但是在當前實踐中，校外補課、私下家校聯系日益成為普遍現象，這說明公立學校日益被私人化的教育競爭所侵蝕，造成教育競爭的不公平。

私人化的教育競爭主體是家庭而非學校。在這種教育競爭中，學校提供的只是基礎性教育，決定性因素則在于家庭教育投入的多少。家庭教育投入分為兩種，一種是直接性投入，即家長把人財力直接投入到校外教育上，例如有能力的家長直接指導孩子的教育，沒能力的家長通過交錢給孩子上補習班來促進孩子的教育；另一種是間接性投入，即家長通過建立緊密的家校關系促進孩子在校學習，例如家長私下送紅包等。

家庭一旦涉入程度過高，教育競爭很大程度上會受到家庭教育投入程度的影響，家庭階層的分化就必然造成教育競爭的不公平和教育競爭的白熱化甚至是異化。就像一個家長開玩笑所說：“整個地方人民素質比較低下，但對娃娃教育從不含糊。”在激烈的私人化教育競爭中，中下階層要么選擇退出教育競爭要么就被動卷入教育競爭，從而必須承受更大的教育壓力。

三、家長教育期望與學校教育能力的不匹配

私人化教育競爭帶來的結果是一方面家長們熱火朝天地參與教育，另一方面卻是普通家庭難以承受的教育壓力。以我家鄉為例，縣城中條件較好的雙職工家庭年收入大約為7萬-10萬，一般打工家庭年收入在5萬左右，所以幾千元甚至上萬元的補課費和紅包對于普通中西部縣城家庭來說并不是一個小數，而且縣城學校還有許多鄉村學生，但像家長所說：“負擔不起也要負擔”。面對這些額外的教育費用，家長們的心態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們覺得有壓力，例如家長說“現在是免費義務教育了，反而比以前還貴了”，但另一方面又表示是自己愿意的，而且這種灰色地帶并沒有出現家長舉報的情況。家長們之所以愿意，最終目的都是希望孩子能考上好大學，“不想孩子輸在起跑線上”。

因此，無論是補課還是送紅包，最基礎的一個原因確實是，部分家長教育觀念已經發生轉變，重視教育成為當前許多家庭的常識。從宏觀層面來看，這種教育觀念的轉變受到三個因素的影響，第一是國家義務教育的普及使得教育成為普通家庭任務中的一項重要內容，是我國教育事業的重要成果；第二是城市化、工業化、現代化的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家庭認識到只有接受一定的教育才能找到好的工作，使得教育成為家庭發展的重要目標；第三是社會結構的流動性和開放性讓許多普通家庭仍然具有通過教育實現社會階層流動的機會，所以越來越多的家庭愿意進行教育投入。但是家長教育觀念的改變并不能完全解釋補課和送紅包等行為。

但更重要的原因則是學校教育能力與家長日益增長的教育期望不相匹配，甚至學校教育能力有不斷弱化的趨勢。這種學校教育能力包括教育管理與家校關系兩部分。在教育管理上，“減負”政策要求學校不能補課、不能排名、不能布置太多作業等，但是家長恰恰是希望學生有更多的學習時間，所以當學校無法統一安排補課等行為時，家長就需要通過上補習班來填補孩子的學習時間。相反學校如果可以統一組織有償自愿補課，那么其實可以低成本地滿足家長的教育期望。在家校關系上，每個家長希望老師對自己的孩子有更多的關注，如果學校能夠建立起較好的公共家校溝通機制，那么紅包等私人化的家校聯系途徑也許就能夠避免。

四、如何解決

無論是補課還是送紅包等現象，都不是單一禁止所能解決的問題，而是與整個教育生態運行體系有關。如果只是采取明令禁止的措施應對，不從源頭上解決，可能會有相反的結果，例如可能會帶來老師教學積極性的下降、興起另外的私人化競爭形式、對學生教育更加不利等。因此，要想解決教育競爭的私人化，就必須加強公立學校的教育能力，包括教育安排、教師激勵、家校溝通等各方面內容，從而滿足家庭日益增長的教育需求，形成強調學生個人學習能力的公共化教育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