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于2018年牽頭啟動了南京大學本科生國際科考與科研訓練項目“中國人在海外的社會適應與社會融入狀況系列調查”。高校教師帶隊，與本科生一道走出國門，每年前往不同國家進行實地調研。研究團隊通過觀察與訪談的方式走進具有代表性的華人社區，力圖闡釋華人在海外不同文化環境中的生存與發展狀態。

2018年，項目組調研在韓國生活的中國人。2019年項目又選擇日本東京都豐島區的池袋華人社區開啟第二次調研。整個調研過程歷時近兩周，研究團隊共完成了對30位池袋華人經營者的深度訪談。澎湃研究所從社區形成歷史、身份認同、社會網絡建構以及家庭關系四個角度整理了此次調研的四篇文章，展示池袋華人的生存圖鑒。

日本移民局數據所最新的數據顯示，當前在日中國人（未入日籍）的數量已達70多萬，約占在日外國人總數的三分之一，還有十幾萬未計入統計數字的已歸化華僑。其中，有將近一半的中國人生活在東京及其周圍的“首都圈”區域。

這些華人在日本社會是否融入了當地社會并建立起與當地人之間的互動？長期浸潤在日本文化的環境中，對其自身的身份認同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中日兩國的家庭制度存在諸多共同之處，子代對親代的代際支持在兩國的家庭價值規范中同樣被強調。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家庭發展親緣依賴網絡的凝聚力要弱于中國家庭。

移民家庭中，代際關系不可回避的一環是親代對子代的培養模式，這涉及到父母對子女的身份期望、學業期望和未來發展期望。先前有研究表明，在日中國人對子女的文化認同期盼呈現出一種復雜的矛盾狀態：一方面他們希望子女能夠盡快融入日本主流競爭，另一方面他們又并不愿意子女完全忘記或丟棄自己的中國身份。

本次調研接觸到的訪談對象基本上都來自帶有中國文化背景但在日本社會生活的移民家庭。在接受采訪的三十位池袋華人中，大部分已婚并育有子女，其中有三位與日本人締結了跨國婚姻。其余有的先在中國結婚，等產業穩定后再將配偶和子女接至日本，也有旅日后與當地華人相知相識而成家的例子。

本文挑選了兩個案例，呈現在日中國人家庭對子女教養的態度和特點。

“將來在日本還是在中國還不一定呢”

2006年來到日本的餐飲從業者ZH先生至今不太會日語，他形容自己“上街買東西靠比劃”。早年從事廚師工作的環境也不太用得上日語，真需要與當地人打交道時，ZH先生往往依靠懂日語的中國朋友翻譯——這些朋友大多都是他餐飲店的常客。孩子出生時，ZH先生留給日本醫院的聯系方式甚至都是朋友的號碼。

ZH先生和妻子共育有兩兒一女，大兒子2000年在中國出生，他五歲的時候，ZH先生就到日本來工作了。兒子從五歲到十四歲期間每年都到日本探親，只有初二到高二的這幾年沒來。目前大兒子剛到東京讀語言學校，沒有在中國參加高考，在備考日本的大學。

ZH先生說起大兒子非常驕傲，“他成績非常優秀，想考東京大學……咱中國小孩來了以后，只要認真學習，都很厲害。”

ZH先生的小兒子2014年出生，小女兒2016年出生，“都在家附近的幼稚園上學，跟日本小孩一起。” 小朋友深度融入日本社會，造成了家庭溝通的困難，“現在我姑娘說日語，我都聽不懂了，她才四歲，我就聽不懂了。”

ZH先生十分注重培養孩子說中文的意識，他要求孩子在家中必須用中文交流。“我們沒空教，姥姥、姥爺來帶了半年，教了一點中國話。現在小孩學校全是日語，給我愁得，想讓他學學中國話，要不然不行。”讓ZH先生欣慰的是，孩子在家庭的環境中可塑性很強。“姥姥姥爺來半年，教一教，他們就學得非常快。”

除了家庭氛圍的影響，ZH先生也考慮過以更強勢的方法讓孩子掌握中文，“想把孩子送回去學漢語，將來在日本還是在中國還不一定呢，不會中文不行啊。”

在談及對子女的身份期望時，ZH先生表示他并不希望他的孩子們加入日本國籍，并且希望孩子長大后盡可能回國，而非留在日本。

“中國籍，不讓他加日本籍。大兒子的話，18歲以后，自己選擇。我是不想讓大兒子呆在日本，想讓他在日本念大學，完了工作，工作幾年之后回中國工作去。我是覺得日本人壓力太大。每天就是賺錢，交這個錢交那個險。”

總體而言，ZH先生對孩子的培養模式趨近放養型，因為他基本沒有時間看管孩子的日常學習。

對于將來的打算，ZH先生還是以回到中國作為主要考量方向，“我不干活的時候就回去，干不動、炒不了菜就回去。我是1976年生，今年44歲。將來回去養老的可能性占百分之七十。”

他也因此對子女回中國發展有著更高的期待，“三個孩子不能全來日本呀。將來要是回國，在國內發展點什么事業，沒地方奔。現在三個孩子全來日本，到時候回國，就我和我媳婦倆人回去了。老兩口要是有一個沒有了，就一個人回去……”

“我不會給孩子過多的限制”

WA先生的態度與上文的ZH先生略微不同，WA先生在日本經營貿易公司，妻子的美容院也是聲名在外。

WA先生到日本留學是受到母親的影響。WA先生的母親祖籍旅順，一家十口人，在海邊打漁為生。偽滿時期，有次到海邊釣魚的日本鐵路工程師看到他們一家人生活困難，便幫助WA先生的姥爺在大連找了份差事，還把這一家人安頓到了大連火車站后面當時日本人的居住區。

WA先生的母親9歲就給日本人幫工，也會說簡單的日語。WA先生介紹說他母親后來成為了“中國第一屆開火車頭的女司機，三八紅旗手，建國之前就是。包括你們以前讀過的《半夜雞叫》的作者高玉寶，高玉寶的妻子都是我媽給介紹的。”

由于他母親對日本人的好印象，加之日本經濟發展迅速，WA先生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在家人的支持下到日本留學。

現在WA先生和妻子育有一兒一女，都是在日本出生。大女兒9歲，上小學四年級，小兒子5歲，還在幼兒園。提起孩子的語言偏好，WA先生說，“大姑娘中文還可以，兒子就是日本人讀法，說倒裝句，主謂賓不分。”

即使孩子都在日本出生，WA先生在家里依然提倡讓他們講中文，“在家和我們倆是說中文，他倆吵架的時候是說日語，不說中文。有時候我說不準吵架，吵架就用中文吵，他倆就不吵了。”

WA先生表示沒有對孩子的語言偏好刻意要求，只是因為妻子日語不是太好，如果孩子不講中文就無法和妻子溝通，而WA先生自己也覺得日語畢竟不是他母語，當然還是中文溝通更舒服。

WA先生女兒所在的小學也有許多華人，“池袋這個小學華人很多……姑娘四年級就一個班，一個班27個人，有一半都是華人家庭。現在小學開運動會就發現，基本上中國父母都是一堆一堆的，我們互相還都認識。中國人父母一般都在這個地方做生意，因為能住在池袋這個地方，很多都是自己當老板有生意的，池袋這塊房租地價比較貴。”

對于孩子的養育，WA先生比較認同日本學校的寬松教育，“我不會給他（孩子）過多的限制。”雖然知道國內的教育模式，但他們還是決定讓孩子過得更輕松些，“我對孩子就是散養。我妻子就經常說讓他們去讀私塾，日本也是有私塾的，在幼兒園的時候就讓我把他們送到私塾。我說不行，這正是孩子玩的時候。”

關于是否考慮讓孩子回到中國學習或者發展，WA先生說：“孩子現在送回國內，她也不愿意。原先給我姑娘送回一個月，再把她送過去死活不去。”

而且相較于回國學習，WA先生還是更希望將孩子留在自己身邊。“放假的時候把她送回去的，不是回去念書，因為我作為父母不希望孩子離開我。我要是回國，是全家都回國。要是孩子從小在外面念書，我怕孩子離開父母會有一種陌生的心理，不安的感覺。”

另外，WA先生也很贊賞日本教育中對孩子動手能力的重視。“像兒子在保育園和小朋友一起玩，裝的東西、背包都是很有規矩的。回家你要是把鞋放錯地方了，他會和你發脾氣的：‘鞋要放在鞋柜里，擺正，一個個擺’。自己要干活，在家要刷廁所、掃地。姑娘現在開始自己做飯。”此外，WA先生也認為日本的社會福利讓他們在孩子的健康方面沒有太大的顧慮。

雖然并不強求孩子回中國發展，但WA先生家還是會延續中國的習俗。

“在日本，沒有像中國這樣非常隆重的（節日）氛圍，因為像放鞭炮日本不允許。在家會包餃子，基本三十兒晚上，家族都會上飯店。日本是這樣，如果你家族人多可能會湊一起。我們家族也沒有太多人，剩下都是小一輩的。一到過年過節，我都給他們招過來吃飯、喝酒。”

在社會交往方面，WA先生的交際圈基本都是以華人為主，雖然孩子在日本社會融入很好，但WA先生作為家里的第一代移民依然很難和日本人有深入密切的交往。即使如此，出于各方面的權衡，WA先生和妻子也已經申請加入日本籍。

結語

ZH先生與WA先生兩個家庭的育兒模式，在某種程度上或許能視作當今旅日華人代際互動的不同類別的縮影。

日語水平較低、與日本人互動較少的旅日華人大多在子女“必須保留中國國籍”這一點上有著更為強烈的訴求。在孩子的教育方面，他們投入的時間和精力均不夠多，原因一般是“工作太忙，無暇顧及”，有訪談對象表示“會采取散養模式”，且“不會對（子女的）學術能力有太多要求”。他們對于子女的未來發展也往往沒有明確的規劃，像ZH先生“希望大兒子能留在國內發展”，很大程度是期待日后他和妻子回國能有個依靠。

而教育水平、社會地位、日語水平都較高的旅日華人則有著較為不同的行為表現。他們在子女的學習和生活中舍得投入巨大的精力與財力，既保留了子女在未來發展方向上的自主權，也積極給予幫助與建議。

有訪談對象“既尊重孩子自身發展意愿，又對子女抱有較高的期望——希望他們可以成為促進不同國家溝通的橋梁”，并提出“不是父母來決定孩子的人生，而是孩子決定自己的人生”。亦有訪談對象談到在為兒子辦理留學時“敏銳捕捉到孩子在中文方面更擅長的一面，讓孩子放假就回到中國練習中文，最后還陪孩子讀了一年國際學校，孩子也順利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在兒子回到日本發展后，也支持兒子參加區議員競選，原因是“（她認為）華人參與政治才能更好地保障華人在日的生活，提高華人在日本的參與度與地位”。

雖然兩個家庭在代際互動的某些維度上存在差別，本次調研中接觸到的絕大部分受訪者都會在家中與子女用中文交流。

作為一種語言符號，中文是一種關乎身份認同的情感聯結；從較為功利的角度來說，掌握較為難學的中文也能為子代日后發展提供優勢。這也折射了旅日新華僑華人群體在子女教育問題上呈現出的一種復雜的矛盾狀態。

囿于時間、地域、語言、人手等客觀條件所限，以上結論并不具有絕對普適性。30位受訪者本就是一個極小的樣本，很難將其看作具有普遍代表性的結論。事實上在項目中也出現了被日本文化完全同化的極端個例，這也進一步說明此種觀點需要更多樣本進行進一步分析與驗證。

（文中出現的人名均為化名。本文由張玨、曾煜潔、莫俊婷執筆，整理自張玨、曾煜潔、范文君、徐蘊儀、莫俊婷的調研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