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隨著中國融入世界的程度越來越高，中國人的遷移足跡遍布世界的各個角落，日本是移民目的地的主要選擇之一。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選擇移民日本。2007年，中國超過韓國，成為日本移民第一大來源國。據日本法務省數據，截至2018年，居住在日本的中國籍人口（含中國臺灣）達80.54萬人，加上日籍華人，在日中國人超過96萬。他們主要集中在日本三大都市圈，半數以上集中在以東京為中心的首都圈地區。在眾多華人聚集區中，具有代表性的除了橫濱、神戶、長崎，還包括位于東京豐島區、近年來發展迅速的池袋。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于2018年牽頭啟動了南京大學本科生國際科考與科研訓練項目“中國人在海外的社會適應與社會融入狀況系列調查”。高校教師帶隊，與本科生一道走出國門，每年前往不同國家進行實地調研。研究團隊通過觀察與訪談的方式走進具有代表性的華人社區，力圖闡釋華人在海外不同文化環境中的生存與發展狀態。

2018年，項目組調研在韓國生活的中國人。2019年項目又選擇日本東京都豐島區的池袋華人社區開啟第二次調研。整個調研過程歷時近兩周，研究團隊共完成了對30位池袋華人經營者的深度訪談。澎湃研究所從社區形成歷史、身份認同、社會網絡建構以及家庭關系四個角度整理了此次調研的四篇文章，展示池袋華人的生存圖鑒。

池袋地區首先是一個地理實在，位于東京西北部，是八條鐵路線的交匯點。池袋地鐵站是日本客流量第二大的地鐵站，僅次于新宿，在某種程度上池袋的繁華不亞于新宿、澀谷、銀座、淺草。

20世紀之前，池袋地區一直被視作一個“不存在的地方”(Auge，2009)，因為這里遠離東京核心城區，一直被大片農田和關押犯人的監獄所覆蓋。

1903年，池袋成為了東京第一條東西向鐵路山手線的沿線區域之一。交通的便利促進了池袋地區的發展，一批木質房屋和小規模的便利店相繼建立。不過由于城市框架的限制，這里的發展仍然較為緩慢，地區形態類似于中國的“城郊結合部”。

華人移民進入池袋

新的契機出現于1932年，東京市政府決定擴大城市面積，將包括池袋在內的周邊5個地區、82個村莊吸納進新的東京城市版圖。這一規劃對于池袋的影響極為深遠，池袋很快成為多條道路交通的交匯點。

交通的發展為池袋帶來了商業、人口和教育的繁榮。著名公司京濱、菊屋和西武百貨等相繼落戶池袋，立教大學等高校也在池袋或附近地鐵沿線設立校區，大量勞工階層和之前的農村人口為謀求生計遷入池袋。

需要特別提及的是，鐵路發展使得池袋與品川之間的交通比之前便利，住在日本海岸線附近、銷售農漁產品的部分中國臺灣與韓國移民遷入池袋。

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得日本經濟社會遭到重創，城市一度出現物品供應緊張。在這種背景下，居住在池袋的移民得益于跨國渠道和便利交通，在這個“法外之地”開始了黑市貿易，黑市貿易的繁榮預示著池袋地區的魚龍混雜，各種色情產業、毒品交易等相繼出現，中國人和韓國人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Jamie Coates，2018)。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赴日移民的數量被嚴格限制，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的改革開放，以及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出臺，使得赴日華人數量顯著增長，其中留學生群體的數量增長尤其顯著。池袋再次由于其便利的交通條件和低廉的地價相繼吸引了一大批為留學生設立的民營語言學校，便宜的房租、豐富的打工機會也留住了中國留學生。

留學生的大規模涌入還催生了池袋獨特的青年亞文化，這批群體被視為在日“新移民”，區分于大量聚集在橫濱中華街的“老華僑”。

20世紀50年代中期，日本經濟迅速從戰后的衰敗中復蘇，直至1990年，日本經濟都保持增長狀態，一度創造了震驚世界的“日本奇跡”。隨之而來的是日本社會一大批中產階層的誕生，為了獲得更舒適的生活條件，他們紛紛從東京市中心搬離，遷移至交通便利的池袋地區，以獲得更加寬敞舒適的居住體驗。

中產階層的到來重塑了池袋地區的階層構成和地區景觀，使得池袋開始呈現出繁華與破敗交融的“中間地帶”跡象(Douglass，1993)。與此同時，伴隨中產階層而來的商業綜合體也提供了許多工作機會，以中國人為首的外國勞動力得以在此工作，維持生計。

好景不長，20世紀90年代開始，日本經歷了毀滅性的“泡沫危機”，整個國民經濟體系的運轉遭到重創。宏觀的經濟環境對池袋地區的微觀社會同樣產生了巨大的沖擊，一大批原有的商鋪因資金鏈斷裂而無力周轉，紛紛破產倒閉、撤出池袋。

然而，這一大規模的換血使得改革開放帶來的中國新移民獲得了發展空間，一大批中國商店和餐館如雨后春筍般在池袋出現，這也奠定了今日池袋的基本樣貌。

2008年，一群在池袋從事商業經營的華人打出了“東京唐人街”的口號，希望將池袋地區打造成類似于神戶和橫濱的“東京中國城”。然而，這一舉動激起了地方社會和日本媒體大批反對的聲音，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時任東京豐島區行政長官藤井佐伯。

藤井佐伯在媒體上發表的講話中，反復地提到了所謂“池袋歷史”的說法，認為“池袋歷史”是由華人造成的黑暗的、威脅日本社會的歷史，而這種歷史并未遠去。最終，“東京唐人街”構想被迫流產。

2010年前后，池袋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2015年，在慶祝二戰結束70周年的慶典活動上，東京豐島區行政長官首次提出了“池袋自由城市文化項目”的構想。同年，日本著名的旅游雜志《觀賞》(Rurubu)刊登了一篇訪談豐島區高級行政人員的文稿，這位官員認為池袋的黑市交易歷史“以一種不突破底線的方式為日本社會注入了能量……增加了池袋的吸引力”。

可見，21世紀以后的池袋開始被主流話語重塑成為一個多元包容和富有創造力的地區，華人參與了當代池袋的構建，與日本居民一道塑造了這個地區多元的文化氛圍。

那么，現在生活在池袋的華人還好嗎？他們又是怎樣理解這個自己居住與生活的社區的呢？

在池袋生活的華人

池袋由池袋站的東口、西口、北口大致分成三片區域。東池袋是豐島區快節奏、現代化的商業中心，西池袋則分布著眾多休閑、教育與藝術空間，北池袋則是主要的華人聚集區，中國物產店、中華飲食、中文書店及網吧都在此地高度集中，形成了池袋獨特的中國文化特征。

中國料理相關的餐飲文化盛行。池袋有很多外觀陳舊、房租低廉的公寓，大量赴日留學生居住在這里，伴隨而生的還有不計其數的語言學校。大量新華僑的集聚為中華料理的出現提供了市場。1991年，“知音中國食品店”在池袋站北口開業。自此，新華僑經營的各類中華美食店鋪相繼出現，上海生煎、東北菜肴、云南米線等都應有盡有。

華人數量多，形成了以中文為語言的華人社群。在我們的采訪對象中，有較多人不擅長說日語，甚至完全不會日語，但這些人也能夠在池袋生存下去。例如，在池袋開火鍋米線店的L先生就表示自己的日語水平屬于“僅僅會蹦幾個單詞，和日本人交流不了，一句不會”。但他依然能夠在池袋開店，因為“我的店面對的都是中國人，雇用的也都是中國人，也住在池袋，所以不需要和日本人進行交流”。

經營一家三寶粥店的Z先生也表示：“如果有需要用到日語的事情，我一定會找翻譯辦妥，如果有人要來找我辦事，就是找翻譯也得讓自己明白。但日常的生活當中，我不太需要用到日語。”

池袋的華人社群內部競爭激烈，經營氛圍欠佳，華人商販之間的聯系并不密切。池袋地區雖然華人多，但文化水平、素質等參差不齊。華人經營者聚集也帶來了一些不良的競爭之風。池袋武館老板H先生在訪談中就曾透露：“日本人是想著做好了來超過你，華人是想著怎么把你絆倒來超過你。”

在走訪過程中我們發現，池袋的日本店鋪依然很有競爭力。池袋中國城中與中國相關的大多數店鋪通常都開在雜居樓的高層樓或地下而不是一層臨街的位置。也許受到這個因素的影響，池袋的中國經營者已經不像過去的傳統中華街一樣僅僅是面向華人，日本人也成為了他們的客戶。

采訪對象中的Z先生與J先生經營著以日本顧客為主的日本串燒店，雇傭的員工都是會日語的中國人和日本人。同時，為配合日式料理，店內的裝潢也變成了日式，以榻榻米為主。

正如前文所述，池袋依然有濃厚的日本氛圍，整個地區只有一部分由華人群體所填充。那么，這些華人怎樣看待自己周圍的日本人和日本社會？

大多數的采訪者都表示自己能夠與日本人比較和平地相處，未發生過大的矛盾和摩擦。他們認為日本人比較守規矩、不會給他人添麻煩。日本人在經營中的誠信也得到了華人群體的贊揚。

但中日文化也在池袋產生了許多矛盾對立之處，尤其體現在華人與日本人的交流過程中，許多受訪者都將其歸因為國民性格的差異。池袋手機運營商W先生表示：“日本人不善于表露，比較喜歡藏，說話方式很委婉，常常省略，需要費勁理解。”這點也被很多其他受訪者提及，日本人的含蓄常常會讓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外國人產生疑惑，不能明白其真實意圖。

同時，日本人的保守也不太能被中國人理解。很多日本人內心比較抗拒與外國人的接觸，池袋火鍋米線店老板L先生說：“只要是不在日本本土長大的，無論是日籍外國人還是在海外長大的日本人，都不太能與日本人打成一片。”盡管自己從來沒有受過日本人的歧視或排斥，大部分受訪者也仍然表示自己無法真正進入到日本人內心世界，不能跟他們成為真正的朋友。

另外，日本人謹慎的性格也讓中國人在池袋的發展受到一定限制。L先生就在訪談中談及，很多日本人曾遇見過素質較差的中國人，并且對中國餐館有油煙大等類似的刻板印象，因此不愿將自己的房子租給中國人居住或者經營餐飲。

池袋華人社區關系結構松散

池袋社區因為華人標簽的存在而呈現出從外向內的吸引力，華人的聚集又進一步固化池袋的“華人社區”標簽，成為眾多赴日華人的第一選擇。但是，也有部分人離開池袋，形成一種“店在人不在”的狀態，而新來的赴日華人又填補了這一空白，從而達到了了華人數目穩定的微妙平衡。

在這種流動性之上，池袋一直未能如新宿附近的新太久保一般，形成關聯緊密的社區形態。“稀疏松散卻又藕斷絲連”，可以比較貼切地形容池袋華人社區關系結構。

我們的訪談對象中只有9人住在池袋，另3人住在池袋附近，其余半數均住在東京其他地區。除12位居住在池袋和池袋附近的經營者外，另有3位經營者最初居于池袋，后搬離。

仍在池袋居住的華人經營者對于池袋華人社區的未來發展持不同觀點，多數經營者雖生活在池袋，工作也在池袋，但他們與其他居住在池袋的華人關聯并不緊密。“沒有時間”成為池袋社區華人交往松散的主要原因。由此可知，雖然眾多華人因為“中國人多”“互相幫襯”住在池袋，但在實際生活中，他們卻并不完全依靠池袋社區所搭建的華人關系網來獲得幫助。

經營內容相異是造成華人社區關系松散的原因之一。雖同在池袋開店，但不同的經營內容使他們缺乏信息交換的可能性。其次，以往華人經營者獲取商業信息多依靠自己的中國朋友與日本客戶，當前流動的商業信息與眾多獲知渠道使得“抱團取暖”不再成為華人經營者的唯一選擇。最后，不少經營者表示不抱團也受到了所謂“劣根性”的影響。當把所有華人經營者聚集起來，很容易形成惡性競爭關系。相對于促進共同進步的良性競爭，部分華人傾向于“使絆子”，反而不利于商業發展。

（文中出現的人名均為化名。本文由張舜杰、張司鈺、湛翥宜執筆，整理自張舜杰、湛翥宜、馬士琪、張司鈺的調研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