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9.12.30

地點：東京御徒町站北口Cafe ルノアール

劉發華先生1983年10月到筑波大學讀研究生，由此開啟旅日數十年的歷程。劉先生是中山大學環境地學專業1978級本科生——中國大陸的環境科學研究開展得比較遲，北大是1972年開設環境學專業，中山大學則是1976年開設的。在中大求學期間，劉先生從課堂上了解到，日本在1960、70年代曾發生各種環境公害事件，而后有各種舉措予以治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這激起了劉先生向學的愿望。

東渡之前，劉先生先在國內學了半年日語，到日本后進入筑波大學，先做了半年研修生，其間他邊學日語邊準備研究生考試。劉先生說，初到日本，語言還懵里懵懂，seminar的專業討論課，日本同學發表的速度又快，他卻跟不上，而一聽不懂就很容易打瞌睡，這讓他感到很難為情。不過，劉先生很快就克服了語言的難關。

筑波大學

在他看來，筑波大學是個特別的地方，筑波也是一座特別的城市，特別之處在于，筑波是座人工城市，筑波大學學術氛圍濃厚，筑波學園都市（大致相當于國內的大學城）光研究所就有50多個，現在大概有70多個了。他在筑波待了六年半，拿下理學碩士學位之后獲得理學博士學位。

初到日本的時候，劉先生注意到，不像國內，這里無論大單位、小單位，都看不到什么圍墻。校園和外界只有一個牌子標記。民居住宅即使有圍墻也很矮，可以說是象征性的。墻意味著什么？把墻拆掉會帶來什么？墻是不是真的不需要？

在劉先生看來，日本的大學與中國大學最大的一個不同之處，就是師生關系比較疏淡，老師不那么“管”學生，最重要的是學生自己實踐自己領悟，當然碰到不懂的地方，隨時可以請教同學、老師以及其他研究所的人。當時的學術氣氛很濃，學術思想也很自由很活躍。學科之間的墻也不高。學地質的學生如果對醫學感興趣了，就改學醫。文科的畢業生對理科感興趣了，照樣可以考理科的研究生，沒學過的科目就自學，需要做實驗，就利用學校里的設施。大氣專業的學生同樣可以從事包括水文的水循環研究。從事地質研究的學生，也可以運用氣象的研究手法。至于大氣海洋，相互作用更是平常?？鐚W科的研究并不稀罕，研究學習氣氛十分活躍。這對劉先生后來的工作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他認為環境科學不只是一個單一學科，實際上它涉及方方面面，至少包括大氣環境、水環境、土壤環境等，氣象、水文、地質等方面的東西都要懂，而且要處理好局部和宏觀的關聯，這就需要建立整體觀，而不是盲人摸象、坐井觀天。

1980年代，日本大學校園里這種學術自由的氛圍，和踏踏實實的作風，造就了許多原創的成果，大大開拓了研究的思路和視野。所以進入21世紀后，日本能在物理、化學、生物、醫學等領域出現了大批諾貝爾獎獲得者。日本學術界普遍認為，當前諾貝爾獎的獲獎內容并不是現在的研究成果，其中大多數都是1980年代奠定的基礎。與當時相比，目前的學風急于求成，學術現狀令人擔心。

1990年，在一位老師的推薦下，劉先生進入東京一家民營公司工作。那時候，留在日本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那家公司當時叫CRC綜合研究所，成立于1958年，是日本最早的計算機軟件公司之一，在科學技術計算方面頗有特色。劉先生初進公司的目標很單純，就是希望在氣象預報方面能繼續攻關，提供準確度更高的氣象預報。他說，如果能把氣溫預報準確度提高上去，就有可能節約能源——有了準確的天氣預報，電力公司有時間根據需求量來調控電力的分配和生產，從而降低資源損耗，優化能源配置。開發出來的數值預報系統后來應用于大氣污染物擴散解析、原子能防災、城市熱島效應模擬，以及風力發電選址和發電量預報方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劉先生說在用數值模式計算一區域時，為了節省計算機資源，需要設定有限的計算范圍，這樣就需要在模式中建立一個“圍墻”（也就是設置邊界），然后對邊界的計算值加以處理，以減少人為設定的邊界所帶來的影響。把一道存在的“墻”處理得像沒有的一樣。墻的功能，能幫助數值模擬的實現，達到計算的目的。

旅日三十多年，劉先生深受中日兩種文化的影響，處在兩種文化的邊界，他常常感覺到無形的文化“墻”的存在。在日本被當作外國來的，回到中國又被當作從國外來的。在他的眼里，所謂“墻”，不局限于建筑物的墻，還有學科之間的墻，文化交流的墻。這些墻，既有有形的，也有無形的。有的墻撤掉了會有利于暢通，有的墻則是不可或缺。

此外，劉先生對不少問題還有獨到的見解。比如，他問我，為什么佛教基本上局限于東亞這個區域，即主要是在印度、中國、日本等國傳播。我不曾思考過這個問題。劉先生則從他的專業素養出發，認為佛教的流傳與梅雨頗有關系，進而指出青藏高原北面干燥低溫的氣流與南邊來自印度洋的溫暖濕潤的氣流交匯，云層密布下的那篇土地就被稱為“云南”；又指出“貴陽”有“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的氣候和地理特征，由此反推梅雨季節人們的生活習慣，以及這種生活風俗與信仰的關系。劉先生表示這個問題他目前還沒辦法一一提供材料予以證實，但這樣想想也很是讓人感動了。

當然，劉先生聊天最大的特色，就是三句話不離本行。因此，他總是強調整體觀，從全局出發。劉先生告訴我，他來日本后開始學圍棋，現在還經常跟棋友一同切磋。下圍棋，有“金角銀邊草肚皮”的說法。他還說圍棋既包含數學、天文、物理、哲學和信息處理的理科要素，也跟文學、歷史、經營及社會學有牽連，講究的是“全局一盤棋”，從整體著眼，才能真正贏得棋局。所以，至今他對一位東大教授二三十年前提出的“人間圈”概念記憶猶新，認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旅居日本數十年的經驗使劉先生領悟到，人與自然相處的方式，跟人對自然的認知有密切的關系。而這種認知，又受到生存環境的巨大影響，他以日本八丈島和日本本土這個更大的島為例，指出小尺度、中尺度和大尺度的自然現象在生活方式和人類文明生成時的作用，反過來提示我們人需要認識自然，順應自然，進而減少災害從自然中獲益。不僅日本文化如此，整個人類社會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