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3日，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下轄部隊“圣城旅”司令卡西姆·蘇萊曼尼（Qassem Suleimani）喪命于伊拉克巴格達國際機場外的公路邊。這是美國特朗普總統下令有針對性的一次“暗殺行動”，伊拉克人民動員組織（PMF）副司令穆罕迪斯也在此次刺殺行動中死亡。此舉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世界輿論矚目。伊朗最高領袖、高級官員乃至大量民眾聲稱要“復仇”，俄羅斯、中國、歐盟各國先后發聲希望美伊雙方能保持克制冷靜態度。伊拉克議會之后通過決議，要求外國軍隊撤出該國。這一事件為何能引發如此的軒然大波，有“中東銀狐”之稱的蘇萊曼尼將軍意外被刺，是否有可能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導致中東海灣局勢進一步升級，美伊開戰可能性幾何？

在討論這一問題前，需要對蘇萊曼尼和其統領的“圣城旅”部隊做一個簡要介紹，以便更加詳細地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

蘇萊曼尼其人其事

卡西姆·蘇萊曼尼（Qassem Suleimani）1957年出生于伊朗克爾曼省的拉波爾村（Rabord）。這一地區距離阿富汗較近，屬于伊朗欠發達的省份。蘇萊曼尼在早期還曾接觸并熟悉伊朗這一地區特有的部落文化。根據現有公開資料顯示，他的原生家庭并不富有。其父親早年還曾拖欠巴列維王朝治下政府9000里亞爾（伊朗貨幣單位），蘇萊曼尼本人為償還債務，還曾前往建筑工地打工。他本人接受教育時間較短，完成小學五年義務課程之后，就再沒有接受完整的學校教育。上世紀70年代，他本人在克爾曼省繼續從事水利建筑工作，生活一度十分艱辛。1976年，蘇萊曼尼開始有意識地參與“革命工作”，反對巴列維王朝統治。因此，從這個角度而言，他參與伊斯蘭革命的時間較早。當然，其“政治資歷”遠不如拉夫桑賈尼、哈梅內伊等人，一些媒體認為其是“政治三號人物”有夸大之嫌。

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勝利后，蘇萊曼尼參加了當時新成立不久的伊斯蘭革命衛隊，并逐漸獲得提升。根據他本人的回憶，“我們在年輕時，只是想通過某種形式為革命服務，參加革命衛隊只是一種形式而已”。1979年，伊朗伊斯蘭政權建立之初，各地騷亂不斷，蘇萊曼尼所在的部隊起初被派往伊朗北部山區鎮壓庫爾德人的騷亂。后在歷次戰斗中，蘇萊曼尼因屢立戰功，獲得晉升。1980-1988年兩伊戰爭期間，由于他戰功卓著，成為第41旅（塔哈拉拉赫旅）指揮官。1997年9月10日，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任命蘇萊曼尼擔任圣城旅第二任司令，主要負責對伊拉克、阿富汗等國的“特種作戰任務”。在敘利亞內戰中，蘇萊曼尼曾協調親伊朗的民兵組織幫助敘利亞政府對抗反政府武裝，并參與策劃和指揮軍事行動。有美國官員認為巴沙爾政府得以存在至今，蘇萊曼尼功不可沒。蘇萊曼尼于2014、2015年還協助指揮伊拉克政府軍聯同人民動員組織成員針對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展開一系列軍事行動，再次立功。他還被美國《時代》雜志評選為100位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被列為一位將虛構傳奇特工“007”詹姆斯·邦德、二戰德軍埃爾溫·隆美爾、著名歌星卡卡等特點集于一身的人物。其個人魅力由此可見一斑，在伊朗普通百姓心中，他就是“戰神”的化身。

普通民眾向記者展示他與蘇萊曼尼的合影。

圣城旅的來龍去脈

圣城旅（Qods）是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下屬較為精英的特種作戰部隊，主要針對伊朗境外各地區進行作戰。從目前情況看，其人數規模在18000人至25000人左右，經費較為充足，偶爾可由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直接劃撥。在這里，筆者需要對伊斯蘭革命衛隊的發展歷程、基本組織框架與職責做簡要介紹。從歷史上看，1979年4月，伊斯蘭革命衛隊得以組建，起初規模僅有數千人，主要由熱衷支持革命的青壯年輕人為主。霍梅尼等人成立這支部隊的初衷是為捍衛伊朗伊斯蘭政權的穩固，同時也為制衡巴列維王朝的“帝國軍”（即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軍隊的前身）。在伊斯蘭革命成立初期，這支部隊也的確發揮了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兩伊戰爭期間，伊斯蘭革命衛隊發揚了敢于犧牲的精神，屢立奇功，獲得最高領袖的青睞。20世紀90年代，伊斯蘭革命衛隊逐漸轉型，涉足伊朗國內政治、經濟領域，影響力日益增強。在內賈德總統時期，伊斯蘭革命衛隊成長速度十分迅速，內賈德政府內閣三分之一成員均有出身伊斯蘭革命衛隊的背景。在魯哈尼總統時期，伊斯蘭革命衛隊甚至引起總統的忌憚，最終不得不由最高領袖出面安撫。如今，這支部隊在伊朗國內政治發展、經濟領域乃至國家安全政策方面均能發揮獨特作用，對伊朗最高領袖繼承問題具有一定發言權。

從組織結構看，伊斯蘭革命衛隊隸屬最高領袖領導，由最高領袖任命總司令指揮部隊作戰。最高領袖駐革命衛隊代表處（Representative of the Supreme Leader）是與伊斯蘭革命衛隊司令部平行的機構，主要負責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伊斯蘭革命衛隊司令部下設有陸海空三軍、巴斯基民兵（Basij）和圣城旅（Qods）。聯合工作部（Joint Staff of IRGC）主要負責制定與傳達作戰任務，同樣由伊斯蘭革命衛隊總司令領導。國防后勤裝備部（Ministry of Defense and Armed Forces Logistics）與安全情報部（Organization of 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等機構盡管不隸屬伊斯蘭革命衛隊管轄，卻承擔著配合該部隊開展日常工作的重任。整體來看，伊斯蘭革命衛隊的組織架構較為清晰，各部門分工明確，能夠相互協調完成各項任務。伊斯蘭革命衛隊的職責也較為清晰，在伊朗國內政治、經濟、安全領域的作用不可忽視，影響力也日益增大。

伊斯蘭革命衛隊的標志。

圣城旅作為伊斯蘭革命衛隊下屬五大作戰部隊之一，主要功能是維護伊朗“海外利益”、打擊外部恐怖主義勢力、搜集各類情報，對伊朗國家安全發揮著重要作用。進入21世紀以來，尤其是自“阿拉伯之春”以降，伊朗在中東地區苦心經營的“什葉派新月地帶”很大程度需要依賴圣城旅開展具體工作。對于伊朗國家安全利益來說至關重要。在伊朗當今國家安全體系中，蘇萊曼尼遇到緊急問題可直接向哈梅內伊匯報，無需經過伊斯蘭革命衛隊司令的同意。蘇萊曼尼本人在伊朗國內的聲譽也伴隨他的多段傳奇和“敵人”的“恨意”逐漸顯著。從某種角度說，特朗普或以色列政府較為忌憚他本人和他統轄“圣城旅”組織的影響力和“破壞力”。針對他的暗殺行動也是為消除“眼中釘”、“肉中刺”。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07年美國政府就將蘇萊曼尼定性為“恐怖主義分子”，對他的“盯梢”已經不是一天兩天。再者，2019年4月，特朗普政府將伊斯蘭革命衛隊定性為“恐怖主義組織”也不符合國際法，更沒有經過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從美國特朗普政府的立場看，暗殺蘇萊曼尼符合本國“安全利益”。但這一舉動的底層邏輯其實是將本國法律置于國際法和國際慣例之上，無視他國正規國家武裝力量的合法地位。因此，這種“單邊主義”舉動絕不會符合人心，只會讓國際社會更加厭惡特朗普政府的行事作風。

刺殺行動與中東地區的“多米諾骨牌”

那么，這一刺殺行動為何會選在2020年1月3日呢？從目前消息來看，大體有以下幾個推測，一是此前美國駐伊拉克的大使館遭到攻擊，美國特朗普政府此舉是在報復。毫無疑問，美國情報系統對蘇萊曼尼的行蹤已有確切了解。無人機的精確打擊這一情況說明他的身邊人可能存在問題。還有一種可能是伊拉克人民動員組織副司令身邊隨行人員有可能發生“叛變”，將行蹤暴露。二是，特朗普在獲悉這一消息后很可能沒有深思熟慮就做出“擊斃”決策。這種舉動也十分契合他本人的人格特質，他的當選本身就是一起“黑天鵝事件”，沒有經過周詳考就做出這種舉動也不算意外。另外，他本人和總統班底大多數成員也對如今伊朗伊斯蘭政權較為厭惡，這種舉動也在情理之中。第三，特朗普希望繼續打壓伊朗，為自己在總統選戰中贏得更大支持。

美國國內目前盡管出現反戰游行，但不能以偏概全。從歷史記憶看，1979年美國人質危機事件的惡劣影響并沒有完全消除。共和黨內部大佬們對伊朗伊斯蘭政權的敵意也并非始于特朗普總統時期。美伊之間的隔閡由來已久，四十年的積怨絕不可能因奧巴馬政府的伊朗核協議而迅速化解。特朗普的“意外之舉”恰恰是這種矛盾的直接反映。伊朗伊斯蘭政權在對外宣傳上，一直是“美國去死”（Death to American/U.S.A.）。2017年特朗普上任以來，對伊朗的敵意也始終如一。這種舉動雖有跳脫和荒謬之嫌，卻符合他一貫的對伊政策和立場。簡而言之，就是“施壓、迫使伊朗政府屈服”。這種簡單粗暴地政策當然只會讓美伊問題更加緊張，無助于地區局勢的緩解。當然，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暗殺行動究竟對他本人總統選舉產生何種影響，仍有待進一步觀察。

那么，中東地區的“多米諾骨牌”是否會就此徹底倒下，海灣局勢會不會更加惡化呢？我的答案是很可能會。從目前最新消息看，伊朗已經事實上退出了伊朗核協議的框架體系。這一結果屬于正常可理解范疇，伊朗政府此舉一定會得到本國大部分人民的支持。前文已述，蘇萊曼尼在伊朗國內民眾心中的地位并不低，屬“國家英雄”一級。這種讓人意外的“犧牲”方式與什葉派瑪目侯賽因的“殉難”有相似之處。這只會將波斯民族的“悲情”情緒徹底最大化，讓他們更加團結一致，對付美國。筆者曾體驗過伊朗阿舒拉節的節日氣氛，這種氛圍如今因這一事件再次出現。伊朗政府很可能會將蘇萊曼尼的意外死亡事件進一步濃墨重彩地進行敘事包裝，將其與1953年的“摩薩臺事件”聯系起來（1953年美國中央情報局CIA通過政變方式將摩薩臺總理趕下臺，使權力重新集中到巴列維國王手中）。從某種程度看，這兩件事都是美國政府對伊朗國家“不公正對待”的鐵證。在伊朗政府的話語體系中，這是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更是不公正世界秩序的體現，必須堅決推翻。那么，從后續事態看，伊朗伊斯蘭政權或將進一步發動國家力量和“什葉派軍事網絡”系統進行報復。近年來，伊朗憑借其在“什葉派新月地帶”的領袖地位，逐漸將國家影響力擴散至整個地區范圍之內。敘利亞戰場、伊拉克國內政局、也門亂局、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等問題中都有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影響。憑借這一網絡，伊朗也可發揮比較優勢，找駐中東各地美軍的“麻煩”。當然，目前這一想法只停留在猜測層面。

顯然，伊朗的報復之舉會如何進行難以預料，只有哈梅內伊、魯哈尼、伊斯蘭革命衛隊高級軍官等政治精英們才能商定。從可能性看，“以卵擊石”的過激舉動容易導致美伊之間的戰爭，這是伊朗不愿看到的結果，畢竟實力相差懸殊。但如此重大的民族“創傷記憶”不能不治療，民眾情緒更必須安撫。如果這樣的“苦果”都默然吞下，伊朗伊斯蘭政權的威信將徹底喪失殆盡。對哈梅內伊來說，如何妥善地處理該問題，將是一個十分艱難地選擇。目前，伊朗國內溫和改革派的聲音也絕對不會發出。畢竟美國特朗普政府的舉動已經觸及伊朗底線，如果繼續沿用奧巴馬政府的那套說辭絕對不能說服他人。從國際社會各國輿論表態看，和平解決是一種途徑。問題是伊朗會接受嗎？當然不會。伊朗目前采取實際舉動退出伊核協議只是第一步。后續之舉動必然取決于事態發展情況而定。不冷靜的舉動可能會出現，地區局勢也會因此升級，但從伊朗這個擁有成熟外交經驗的國家來看，這一結果發生概率不會太大。

最后，正如西方學者埃赫特沙米和茲維里在《伊朗和新保守主義的興起：德黑蘭寂靜革命的政治》一文中所說的那樣，“伊朗是一個不可預測的國家”。我們對這個國家既不要輕視，更不能忽視，而應該重視。

伊朗德黑蘭革命廣場附近游行的伊朗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