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目前業界的通行做法，經濟學者讀書是件很奢侈的事情，或者反過來說，是件抒發閑情雅致的事情。

經濟學家主要是看論文和研究報告，因為信息更新快。按照經濟學理論的“摩爾定律”，等到論文整理成著作出版的時候，里面的內容早就過時了。所以如圈內大佬所言：一名經濟學者如果三個月沒有讀過本專業內新發表的論文，基本上就可以淘汰出局了。

幸而我能夠成為個例外。一來本專業“經濟思想史”早就是門瀕死的學科，權威期刊少，每年有新意的論文也不多；二來做思想史，套用那句俗得不能再俗的話來說就是“我們不生產思想，我們只是知識的搬運工”。所以，讀書對我而言就是件搬磚的活。不過慚愧得很，2019年雜事纏身，閱讀量下降了不少，以下是一份不完整的書單。

這兩本恐怕是今年所讀的與本專業最密切相關的兩本書了。前一本《劍橋美國經濟史》是為了應對某編輯的命題作文，臨時抱佛腳，結果讀著讀著不知不覺就翻過去了。這類劍橋史學作品都是專題史，不太適合普通讀者閱讀，但對我這樣的“偷懶人士”而言，卻是快速尋得入門捷徑的佳作。每章專題寫作者即便不是該領域的權威，也有常年研究積累，其論題可能陳舊了，不過根據其所列出的參考文獻按圖索驥，必能有所得。

而《思想的力量》是我必須一次再一次、強烈推薦的思想史類教材典范。雖然這是一部初級的哲學史教材，然而對于普通讀者來說，只要肯耗費些腦力，也能讀下去。行文有趣不枯燥，推理簡明不繁復，脈絡清楚不紊亂。這些年來全國各高校都推“通識教育”（或者叫“博雅教育”），通識教育需要的就是越來越多這樣的參考書，而不是越來越多的“王子、男神、女神”之流。反觀我們經濟思想史界，要是那些碩果僅存的經濟思想史老專家們不總是糾結于苦大仇深地批判“主流經濟學”，把精力用在想想怎么寫出真正有趣而非假裝有趣的經濟思想史著作上，這遠比發動十場“經濟學革命”都要有意義得多。

史學類著作只要寫得好看，永遠都比其他人文社科類著作更有市場。只不過，這兩年國內史學知識普及上似乎出現了些偏差：當外國學者們在那些古城遺址上一寸一寸挖土、試圖還原歷史時，有一幫子不知從何處冒出來的人卻在考證“yellow”是“葉落”的意思（古漢語音系，他們肯定是沒聽說過的），并且將幾十年前蘇聯假專家傳播的“西方偽史論”又重新包裝一下拿出來販賣，只不過這回更為“高瞻遠矚”——人類文明源自大湘西；當國內學者在中原遺址地點風餐露宿的時候，有一位俄羅斯籍猶太裔、常年逗留國內的美女客座教授，站在盤龍古城土堆上極目遠眺，擺好姿勢拍幾張照片，就完成了田野調查，將story（故事）和history（歷史）混為一談，成功論證中華文明起源于南方。

其實這些無稽之談不值一駁，國內這幾年也出版了不少歷史、考古佳作。只可惜正如某位朋友說的：會去讀這些書的人不會相信那些人的話；相信那些人的話的人不會去讀這些書。在信息大爆炸時代，這樣的認知差異化只會越來越嚴重。

《古代世界》這本書印刷很精致，但是內容一般。以這本書為藍本，BBC拍攝的紀錄片卻是非常值得一看。

克萊因是喬治·華盛頓大學國會考古研究所主任，他的《考古的故事》和《文明的崩塌》，不僅介紹了考古發現的遺址、考古歷史以及考古技術，更是依據考古學材料本身向我們展示了古代世界的早期歷史（嚴格來說不是“西方”，因為“新月沃土”包含了亞洲、非洲和歐洲三大文明區）：這是歷史、考古和科學相互結合、互動發展的最佳展示。19世紀的歐洲史學確實有很多缺陷——這也是“西方偽史論”者們最強有力的所謂“證據”，和中國傳統史學一樣，當時西方學者多數也只能根據大量真偽難辨的文本分析來書寫歷史。但是時間已經過去了一百多年，如果我們對于西方歷史的了解還僅限于19世紀的歐洲史學，那么無知的只能是我們自己而已。

無獨有偶，許宏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同樣也致力于從考古學材料出發還原早期中國的面貌。在《何以中國》和《大都無城》兩本書中，許宏文字的特色就是不多寫一個字，一切都讓出土的文物材料說話；凡是沒有足夠證據支持的，僅僅是推測而已。所以有關“二里頭夏文化說”“陶寺夏文化說”這類爭論，許宏的結論是：“在當時的重要文字材料出土之前，這一思路的研究注定不可能有實質性的進展。”

有一分材料說一句話，考古學家的態度決定了上述這些書在讓讀者耳目一新之余，會有些失望，因為看不到任何確切的結論。但這是社會科學研究應有的態度，也是像普通讀者普及專業學科知識時應有的姿態。對于經濟思想史而言，猶是。

我對于拜占庭歷史的興趣一是對羅馬史的補完，二是對所謂“拜占庭模式”的好奇。國內這些年這方面的書籍爆發式地引進了不少，所涉內容也不再是籠統地介紹性質，有簡有繁，有通史也有專門史。但國內專精于該領域的學者還是太少，引進的圖書質量也參差不齊。

上述幾本著作中，前三本書或多或少都有些令人遺憾，翻譯的問題尤其嚴重。瓦西列夫的《拜占庭帝國史》算是較好的一本。這本就是這個領域的經典作品，譯者也是國內這方面研究的權威，歷經30年出版，應該算是質量最有保證的一本，但還是存在些缺陷。因為瓦西列夫這本著作實在年代過于久遠，許多史料應當更新了；并且這本書涉及面寬但不深，有些頗想面面俱到但又顧此失彼的味道。徐家玲老師的翻譯大體可以，可是一些舊譯不改，仍然會造成讀者（尤其是不熟悉這方面歷史的讀者）許多困惑。最為典型的就是Huns譯作“匈奴人”的問題。譯者輕描淡寫地加了一句注釋：“本書從中國多數學者早年譯法，仍作‘匈奴人’。”其實將Huns和中文史籍中的“匈奴”聯系在一起，是源自18世紀法國學者的想象，并因為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而廣為流傳，使得民國時期我國一些學者接受了這種說法，但這絕非是通行的做法。二百年來，史學界和考古學界并未能證明Huns和被漢王室擊潰的匈奴有直接聯系（反之也不能證明沒有聯系，因為二者同屬于來自內亞草原的游牧民族，活動區域相當接近）。不能僅僅因為習慣于舊譯，就不說明這一點。歷史考據應當是疑論從無，將Huns譯作“匈人”，與匈奴人區分開來更為合適。

這方面，羅森的《匈人王阿提拉》的翻譯就做得較好，書中也解釋了匈人的來源問題。只可惜這本書的寫作主要還是傳統德國史學的治學風格——重細節考據，行文上又不及如今風行的英美大眾史學那么能夠吸引人，所以本書主題雖然很好（畢竟國內讀者對于歐洲古代的游牧民族歷史所知甚少），但是閱讀上的困難會讓絕大多數讀者提不起興趣。

關于蒙古和元朝，國內讀者了解得太少。不是因為資料缺乏，而是因為資料繁雜，梳理譯介障礙頗多。而國際學界蒙古史研究數十年來頗有些異軍突起的趨勢，那些被長期忽視的史料、獨特的視角、新穎的觀點，讓人有眼前一亮的新鮮感。有幸這些年國內各家出版社也陸續譯介了一些這方面的研究，讓國內讀者也能領略一番波瀾壯闊的蒙古史。

在上述幾本著作中，古拉提的《蒙古帝國中亞征服史》質量較差。印度史學家那種沒有章法的流水賬式敘述實在很難讓人接受得了。而且中譯本書名翻譯也有些問題，直譯應該是《蒙古治下的中亞》。實際上這塊區域（即察合臺汗國）蒙古一直未能實現有效地治理，更弗論植入一套“帝國模式”了。蒙古治下的中亞是蒙古史研究中的難點，期待未來有更好的作品。

而至于其他幾本就比較有意思了。杉山正明的蒙元史著述絕對有著成為網紅級作品的資本——但這不表明他說的都是對的；而梅天穆則是近些年國際上蒙元史研究的新坐標。兩個人的著作對照起來看很有意思。杉山正明代表著典型日本學者治史的新潮流，當然這種風格不會讓所有人都滿意，如有些國內學者評論說：步子邁得太大。而梅天穆的著作看似嚴謹，但也只是表面現象而已，如果仔細對照其列出的參考文獻，同樣會發現不少腦洞很大的揣測。不過要注意的是，這幾本書都屬于普及性著作，作者脫離學術論文的局限，發揮一些想象，也可以理解。要真正專研蒙元史，恐怕還是得慢慢細讀書中所列的那些專業文獻。但是這種從世界看中國的視角，應當成為未來的趨勢。畢竟，中國從未真正脫離于世界之外。

“牛津通識讀本”的特色就是大家寫小書，這本《休謨》也不例外。作者艾耶爾本就是哲學大家，邏輯實證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由他來寫休謨，不管合適不合適，至少不會差。但是艾耶爾似乎太想用休謨哲學來為自己的觀點背書了，所以書中對休謨哲學的分析，不僅脫離了“通識”的范疇，甚至算不上“入門”，而是可以用“精深”來形容了。這是一本杰作，但是對于那些希望通過本書來大體了解休謨思想的業余讀者而言，就會一頭霧水。奉勸那些只是希望了解休謨的讀者，去讀那本《大衛·休謨傳》更合適，盡管那本書厚得像板磚，但是不難懂。

除了中國之外，藏人在海外還有四個主要的傳統聚居區，分別是不丹（不丹的國名來自梵語，意思是“吐蕃的邊陲”；不丹的主體民族主巴人，即阿洛人，是藏族的分支）、錫金（今屬印度，藏人稱之為“登疆”，意思是稻米之谷）、木斯塘（今屬尼泊爾，藏人稱為“珞”，意思是肥沃的平原）以及拉達克（今大部分地區屬印控克什米爾的一部分，包括藏斯卡地區）。

關于這些地方的歷史我們所知甚少，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尤其是拉達克，一千年來這一地區一直是伊斯蘭文化和藏傳佛教文化沖突的橋頭堡。這本《拉達克王國史》雖然寫于50年前，但迄今為止仍然是有關這個地區最為詳盡和權威的歷史著作。作者畢達克是藏學大家圖齊的得意門生，他利用傳世的《拉達克王統記》作為底本，結合搜集的碑刻資料和喇嘛傳記史料，寫出了這本拉達克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不過這個中譯本其實譯于三十年前，今日才得出版，譯者自己也早已成為國內蒙藏研究的權威，大概是不想或者不愿再去重整舊譯文，而編輯也無力改動，所以書中文字錯誤極多，算是一點遺憾。

19.《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版）

最近幾十年來有關早期中國的考古新發現不斷，因此從史料上來講張光直先生的《商文明》和楊寬先生的《西周史》都顯得有些“老舊”了。但事實證明，優秀的史學著作是不會因為材料的陳舊而失去其價值的。尤其楊寬先生的著作，相比時下一些“別出心裁”之論而言，楊先生的推理、分析和思考方式，更能引起我的興趣。

我承認自己是夏含夷的粉絲，這位比大多數中國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更懂漢字的老先生寫的東西，總能讓我有種莫名的親切感。這本《孔子之前：中國經典誕生的研究》是夏含夷早年的論文結集，大多在普通讀者眼里是無聊得緊的考據文，但我還是讀得津津有味。尤其最后一篇：《女性詩人何以最終燒毀王室》。當看到夏含夷將《詩經》中的《汝墳》最后一段考證為：

“魴魚赪尾，玉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

真是讓我忍俊不禁。如豆瓣上某位網友評論說，這不成了“淫詩”了嗎？這不是毀了“經典”了嗎？

可是我想說的是：你們不是都在討論李子柒算不算中國文化輸出嗎？其實中國文化早輸出了，只不過不是你們想象的那種樣子而已。

（作者方欽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師，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