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9年退場的腳步聲還未消逝，2020年已然登臺。過去一年里，我們看到了全球經(jīng)濟增速放緩，單方面制裁而非雙邊協(xié)商正越來越頻繁地被用于貿易爭端的解決，由此帶來的不確定性考驗著人們對經(jīng)濟形勢的信心；另一方面，全球氣候治理相關會議的波折和成果的乏善可陳，WTO上訴機制的停擺，也讓我們看到了全球治理遭遇的挫折，面對共同的未來，人類將向何處去，令人心生迷茫。

這一年，我們看到了席卷歐洲、中東、拉美等地區(qū)多國的抗議示威浪潮，其中既有民生、治理的問題，也有民粹主義與建制派的博弈，還有發(fā)展道路的左右之爭，這其中的亂象不禁再次讓人確信歷史遠未“終結”，不同的人類社會面對自身當下的問題正在做著不同的嘗試、抗爭和思考；我們也看到了舊有國際秩序的引領者正在繼續(xù)搖動自己參與締造的架構，而國際社會的新興力量的影響則在不斷上升，大國競爭、地緣博弈、利益糾葛之下，國際格局的動蕩變化，不同陣線、各方力量的分化組合塵埃未定。

世事如棋局局新，當此“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值此新年舊歲的交界點，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國際部推出“2020鑒往瞻來”系列報道，邀請國內外國際關系學界權威學者復盤2019年風云激蕩的全球大勢，前瞻2020新局。

站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門檻上回望，人們將會如何評價2019年？

過去的一年，是動蕩的一年。在人類進入21世紀后的頭20年內，很難想象有哪一年像2019年一般動蕩：印度、智利、玻利維亞、英國、西班牙、法國、捷克、馬耳他、阿爾及利亞、伊拉克、伊朗、黎巴嫩、蘇丹……遍布全球的多個國家此起彼伏地爆發(fā)了各種大規(guī)模抗議，這其中，民粹主義在一些國家以不同的形式出現(xiàn)。日常生活被擾亂、政府更迭、社會動蕩。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戴維·布魯克斯2019年底在《民粹主義浪潮和對民粹主義的反抗》一文中認為，引發(fā)2019年全球民粹主義勢頭高漲的核心問題在于經(jīng)濟。從法國的“黃背心運動”到智利的街頭抗議，在世界各地，中產階層都感到正在被“困住和遺棄”。這些憤怒的民眾們對“全球主義”心生抱怨，正是這種情緒引發(fā)了2016年的英國“脫歐”公投和美國總統(tǒng)唐納德 · 特朗普的當選。

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在2019年年底也曾刊文指出，由于精英對2016年以來的世界已經(jīng)失去了回應和反思能力，“這樣的美國民主黨無法擊敗特朗普，這樣的英國精英無法為脫歐的英國找到方向”。顯然，這樣的精英在以“反精英”為鮮明特色的民粹主義的沖擊面前，很難做出漂亮的回應。2019年，全球各地的民粹主義浪潮仍在高漲。

不過，布魯克斯在他的文章中指出，民粹主義者并沒有提出可行的替代方案。同樣明顯的是，很多地方也在興起對民粹主義這種“反抗”的“反抗”。 最大的問題是，如果民粹主義失敗，接下來又會發(fā)生什么？在新的一年里，民粹主義將繼續(xù)高歌猛進，還是將遭到遏制？

對此，我們選取了歐洲作為觀察這一問題的樣本。民粹主義政黨在歐洲多國已上臺執(zhí)政，民粹力量還深刻影響了英國脫歐的發(fā)生和進程，而歐洲其他國家的民粹勢力也是歐洲一體化的巨大威脅和隱憂。民粹主義與傳統(tǒng)政治精英博弈的圖景在歐洲展現(xiàn)得更為完整和典型。而歐洲巨大的經(jīng)濟體量（歐盟2018年GDP僅次于美國），使得民粹主義在歐洲勢力的升降也必將影響整個世界。

歲末年初， 澎湃新聞帶著上述這些問題，專訪了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所長崔洪建，請他就民粹主義的發(fā)展和未來趨勢分享他的看法。

2020，民粹勢頭會如何發(fā)展？

澎湃新聞：2010年，歐洲債務危機掀開序幕。過去十年，歐洲迎來了動蕩的十年，南北歐之間裂痕加深，英國脫歐已成定局，歐洲多國的民粹主義勢頭更是不斷上升，您如何評價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歐洲的變化？民粹主義又是怎樣一步步崛起的？

崔洪建：過去的十年，是觀察歐洲經(jīng)濟社會和政治變化的一個周期。歐債危機從經(jīng)濟上觸動了歐洲的結構和體系，過去幾年歐洲仍在消化危機帶來的后果。我們現(xiàn)在回過頭來看歐洲民粹的產生，應該說是從經(jīng)濟失衡到政治失靈的結果。

經(jīng)濟失衡后造成地區(qū)發(fā)展不平衡，一些國家覺得自己沒有獲得相應發(fā)展的機會，結果就以民粹主義的形式表現(xiàn)了出來：反對歐元、質疑歐洲一體化。其次，政策上的失誤也導致了民粹主義的抬頭。比如說難民問題，就制造出了一個產生民粹主義的土壤。

民粹主義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首先就是要明確一個身份的問題，從對精英政治的認可轉到對民粹政治認可。歐洲許多國家近年來出現(xiàn)了反精英的特色，在國民的身份認定上，就出現(xiàn)了“我和他者”之間的一個問題，直接反映成本地人和外來人之間的沖突。

從經(jīng)濟失衡到政治失靈，從政策失誤到治理失序，是導致民粹主義上升的一個根源。民粹主義在歐洲是有思想傳承的，在一定的“氣候”下、合適的“土壤”里它就會冒出來。民粹主義既反映為內部階層之間的分化和相互斗爭，也反映為歐洲內部國與國之間相互排斥，然后又反映在歐洲作為一個整體與外部世界的關系上。

這個過程中還有一條線，就是一些精英人物在利用民粹。可以想見，如果當時英國首相卡梅倫不搞蘇格蘭獨立公投和脫歐公投的話，這一波民粹浪潮可能不會有那么明確的指向，也不會一天天做大。

在歐債危機以前，如果在歐洲談民粹，更多是一個思想和觀念的問題，找不到太多具體的社會存在，但是這幾年來民粹有了更明確的目標，開始進入到主流政治中來了，而且已經(jīng)在民眾中有了一個相對固定的地盤，接下來一些政府的政策也會進一步強化民粹的理念。

澎湃新聞：2020年，歐洲的民粹主義勢頭會怎樣發(fā)展？傳統(tǒng)政治會逐漸回歸，遏制前者進一步的上升嗎？

崔洪建： 這會是一個長期和復雜的過程。當下歐洲的民粹主義有一部分可以通過歐洲內部的努力去化解。對于主流政黨來說，他們會通過一些機制，一定程度上抑制，把它（民粹）納入進來，然后進行內部消化。一些歐洲國家出現(xiàn)的主流政黨和民粹政黨的聯(lián)合執(zhí)政，就是這種情況。

但是還有一部分是控制不了的，是由外部原因造成的。比如說，在特朗普上臺后，美國的民粹主義對歐洲的影響。所以歐洲民粹未來的走向，除了歐洲內部的政治努力以外，很大程度還取決于全球的大格局走向，如果未來一段時期民粹政策在全球其他地區(qū)仍然是“上漲”的行情，對于歐洲內部來說，也會持續(xù)施加影響。

澎湃新聞：目前是極左思潮，還是極右思潮對歐洲影響更大一些？

崔洪建：傳統(tǒng)上有這樣一種劃分，極左的民粹更多作用于國內政治，比如說內部的階層分化、貧富不均；極右的民粹一般是以國別劃分，體現(xiàn)為國家主義的特色。

但是現(xiàn)在歐洲的情況復雜就在于它其實是一種混合型。有些國家涉及的議題是內部的分配不公不均衡，還有些國家認為是自己國際競爭力下降，這些問題都出現(xiàn)以后，相對的政策實際上是混合性的，有的時候甚至會展現(xiàn)出極左和極右政見結合。

以前歐洲政黨傳統(tǒng)是左派右派一起往中間走，但是現(xiàn)在卻是往兩邊走，因為維持不了中間的共識。另一方面，現(xiàn)在極左極右思潮也在合流，原來極端的邊緣政治思潮，逐漸形成一個混合的東西，明確提出他們的主張。整個歐洲的政治趨勢正在往極端化走。

民粹與脫歐

澎湃新聞：民粹主義在脫歐進程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崔洪建：脫歐不是一個單純的事。在脫歐派里面，有著各種各樣的目的。一定程度上，歐洲把英國脫歐描繪成民粹主義作祟，是因為有個假設的前提，就是歐盟本身是民粹的對立面，脫離它就意味著你的身份認同從“歐洲人”轉到“英國人”，所以認為這是民粹。

另一方面，脫歐這個話題又很容易被民粹主義給帶跑，因為它涉及到身份問題、認同問題。但主張脫歐的不都是民粹主義者，只是覺得英國在歐盟沒有得到相應的好處，反而失去更多，所以要離開。

英國在宣布脫歐后，其實一直努力在做的一個事情，就是要避免脫歐被民粹所綁架。英國政府的表態(tài)中，提及“全球英國”，就是為了把被脫歐搞亂的民心重新歸攏。英國還是想做一個大國，這還是英國的主流政治，他們想在“脫歐”過程中把民粹的“毒”給排掉。

澎湃新聞：民粹主義將如何影響英國脫歐后的選擇？

崔洪建：英國今年脫歐后，除了那些政治上、法律上的調整外，關鍵是作為一個國家、民族心理的一個重新建構。歐盟在它旁邊，但是它又不是成員，離得遠一點的盟友美國也不是以前的“特殊關系”了，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會有一種孤立主義的情緒。

但是現(xiàn)在英國的貿易和投資結構又很難讓其再回到以前。英國作為一個8000多萬人的小市場，很難實現(xiàn)自給自足。而且在之前的多次產業(yè)分工里面，英國基本上已經(jīng)形成了和外界相互依賴的關系，它的產業(yè)結構已經(jīng)離不開國際市場。這會是未來阻止英國民粹主義進一步做大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脫歐以后，國民的心理認知重建則需要一個更長的過程。如果未來歐盟日子好過起來了，英國人會怎么想？或者說，再過若干年，如果大家開始挑戰(zhàn)英國的聯(lián)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的時候，英國人又會是什么心理？

我們有一個詞叫“島國心理”，就是指閉關鎖國、求自保自足的心理。只要英國政府堅持現(xiàn)在的定位，維持英國和外界的貿易和投資結構的關系，就會形成對民粹主義和島國心理最大的制衡。

歐洲一體化向何處去？

澎湃新聞：歐盟領導人今年換屆，新任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僅以微弱優(yōu)勢通過歐洲議會任命，創(chuàng)下歷史紀錄。您認為這背后反映出怎樣的問題？ 歐洲國家之間的分歧是否正在加大？歐盟的“共識”面臨著哪些主要挑戰(zhàn)？

崔洪建：現(xiàn)在歐洲一體化最大的問題就在于：內部動力處于一個消失的過程中。歐盟原有的內部動力就是單一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的優(yōu)勢，還有就是加入后一些國家在政治上的“好處”。

但是現(xiàn)在這兩個動力都在消失。歐債危機暴露出更多的是歐洲一體化的問題。如果說從冷戰(zhàn)結束后到2009年這段很短暫的時間里，歐洲一體化的一個基本共識是大家進來以后蛋糕可以越做越大。但是這幾年邏輯已經(jīng)變了，歐盟各國現(xiàn)在都站在自己的角度來看問題，看自己在歐洲一體化里能分多少好處？

這種邏輯變化下，原有的單一市場能夠提供給歐洲一體化的內部經(jīng)濟動力在減弱，現(xiàn)在歐盟改革就是要解決歐盟內部的分配問題，怎么能讓每個成員國都有獲得感？這個問題解決不了，它的動力還會持續(xù)減弱。尤其對于一些中東歐國家，它們對一體化的這種利益計算會更清楚，甚至不排除會出現(xiàn)英國“脫歐”那樣的想法。

因此，歐盟高層正在找新的“動力”，尤其是從外部來找，這些年歐盟提出一些所謂“歐洲戰(zhàn)略自主”的說法，就是想把外部壓力轉化為動力，來給一體化提供新的前進基礎和條件，這是現(xiàn)在一體化的一個很大的特點。

歐盟要找新的方向，但是問題在于，就像開飛機，如果兩個主要發(fā)動機熄火了，打開備用發(fā)動機來維持運行，那么備用發(fā)動機能不能支撐到降落？

接下來這幾年，所謂的“多速歐洲”會迎來更大的考驗：它究竟是一個“單向的多速”還是一個“多向的多速”？單向多速就是大家對目標是認同的，只不過走的速度不一樣。多向多速就是大家走到后面方向都不一致。

目前，歐盟核心國家間的分化已經(jīng)很大，可能已經(jīng)是多頭多向了，但是它形式上還一直保持住。與此同時，能不能更多借用外部壓力來鞏固，內部改革能不能繼續(xù)推？接下來這5年歐洲一體化是攻堅克難的時候，是進入深水區(qū)。

“歐盟核心”法德面臨的挑戰(zhàn)

澎湃新聞：法國總統(tǒng)馬克龍在2019年宣布實行養(yǎng)老金制度改革后，引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民眾示威抗議。2017年馬克龍因謀求改革而被推上總統(tǒng)寶座，今天法國中產反過來對改革提出了抗議之聲，為什么會發(fā)生這樣的變化？面對民粹主義運動，政府應該怎樣回應他們的訴求？

崔洪建：馬克龍的改革是一個矛盾體。一方面，他的當選很大程度上改造了法國的政治體制，因為法國歷來是左右政治，馬克龍以所謂中間政黨的形式出現(xiàn)，中間路線、改革者這是他兩個最大的標簽。

他上臺以后，其實想搞的是一個超越左右政治的東西，所以政策組合是雜糅的，好像是右派的效率和左派的公平都要，這作為競選的主張是可以，但是在執(zhí)政的時候怎么落地呢？

法國多年來的政治實踐之所以分成左右，就是因為有些東西是很難兼容的。馬克龍上臺后，他的政黨在議會實現(xiàn)了一黨獨大，傳統(tǒng)的法國議會政治對政府的限制作用就沒有了。在這種情況下，民眾就會通過街頭抗議來表達。

在法國民眾看來，現(xiàn)有的政治體制已經(jīng)被馬克龍搞亂的情況下，街頭政治就是對議會民主喪失的一種補充。這是體制的原因。還有一個原因，是政策的原因，馬克龍左右混合的政策落地以后，一定會有一個優(yōu)先順序和步驟的問題。換句話說，你是先發(fā)錢還是先讓老百姓掏錢。

馬克龍的有些改革舉措實際上是對的。以前各行業(yè)自己制定養(yǎng)老標準，現(xiàn)在統(tǒng)一收歸國家來制定。從長期來看，總的改革方向在法國社會是有共識的，但是政策落地的過程中，是對馬克龍的關鍵考驗。

澎湃新聞：視角轉向德國，德國右翼民粹主義政黨選擇黨（AFD）眼下已經(jīng)進入議會，但似乎并沒有給德國的傳統(tǒng)政治帶來根本性的沖擊，您如何看待未來德國傳統(tǒng)政治與民粹主義的博弈？

崔洪建：AFD之所以能成長壯大，是由于德國主流政治對其輕視，認為它成不了氣候。德國之前政治上一直是低姿態(tài)，主要精力都在搞經(jīng)濟和民生，但是到了現(xiàn)階段，如今起來的政治人物沒有沉重的歷史包袱，他們認為德國可以像英國和法國那樣搞一個看上去更熱鬧的民主政治，這是政治本身的變化。

另一個問題是政策的失誤。最早從歐元區(qū)債務問題開始，AFD就是在那個背景下出現(xiàn)的。以前德國政治是往中間走，基民盟和社民黨之間在大的原則上沒有沖突，但是這個時候隨著民主體制往前走，需要一個反對派出來，這一任務就落在AFD頭上。

AFD進入議會后到現(xiàn)在為止，在社會、民眾中的影響不減反增。而且這里面還有剛剛提到的極左極右的合流現(xiàn)象，它現(xiàn)在正不斷從左翼黨獲取支持者。

這樣的背景下，德國政壇會出現(xiàn)一個新的所謂建制派和反建制派之間的對立。接下來有沒有可能出現(xiàn)一個新的格局？比如說主流政黨以基民盟為首的整個政黨占有一極，然后AFD做大到一定程度，綠黨也起來了，這些政黨想要扮演一個角色，找一個新的左右定位。

這樣的話可能會形成德國政治一個新的左右劃分，從共識政治到新的左右劃分，這可能是德國政治接下來要走的一個軌跡。

展望美歐與中歐關系

澎湃新聞：2020年美國將迎來大選年，您如何看待明年在這種背景下的美歐關系，以及雙方的民粹主義對于美歐關系的影響？

崔洪建：2020年歐美關系很有意思，因為雙方的政治周期不太一樣，相對來說2020年歐洲是一個相對政治穩(wěn)定的時期。和2018年年末時對比，首先脫歐的前景明朗了。其次，法國“黃背心”鬧到現(xiàn)在，對馬克龍沒有過度的影響。 德國形成了大聯(lián)盟政府，接下來的奮斗目標就是確保默克爾能平穩(wěn)度過她總理任期的最后一年。

但是2020年美國會進入選舉周期，目前看，在特朗普有可能連任的背景下，歐洲方面會更務實，美歐“互罵”的情況會減少，歐洲方面對歐美關系在特朗普任期內的變化可能會長期化已經(jīng)開始在做準備。

2020年的歐美關系，雙方會盡量避免政治上直接沖突，歐盟會想辦法應對一些真正現(xiàn)實的問題，比如說現(xiàn)在已經(jīng)提出來了“北溪2”的問題。還有就是英國脫歐以后，英國要跟美國和歐盟分別談自貿協(xié)定，兩者之間也會有交集。還有伊核協(xié)議、WTO的問題，2020年對歐洲來說，要進行很多的重大抉擇。

澎湃新聞：中歐關系2019年以來出現(xiàn)了一些挑戰(zhàn)，2020年的高層外交，會進行怎樣的彌合、重建？

崔洪建：中歐關系現(xiàn)在好一點了。大家都意識到認知出了問題。新一年怎么處理“17+1”、中歐領導人會晤以及“27+1”這三個領導人會議之間的關系，是雙方都需要去花腦筋和付出努力的。

2020年中歐關系應該是從解決認知問題入手，同時要盡量去兌現(xiàn)承諾，兩者結合起來，中歐關系應該說就有希望。同時，中歐關系2020年與其他關系會有很強的的互動作用，比如WTO改革問題、伊核協(xié)議問題，美歐關系的變化、俄歐關系的變化等。

如果俄歐關系在2020年進一步改善，我們能不能重新建立起中、歐、俄的三角關系，或者三邊關系，大家來找一些共同的話語？我們現(xiàn)在談“一帶一路”和歐盟的歐亞互聯(lián)互通戰(zhàn)略對接，能不能把俄羅斯也拉進來？如果往這個方向去努力的話，中歐關系可能還會獲得一個更大的戰(zhàn)略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