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楊靖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十九世紀中期勃興的商業和市場是貫穿愛默生演講始終的主題。被譽為市場“先知”的愛默生順應了這一時期美國文學市場風氣的變化，成為市場追捧的對象，并被打造為文化偶像。通過研究愛默生的演講、寫作與出版等市場行為，可以發現他并非“美國物質主義風尚的批評者”，亦非“美國哲學的紳士傳統”的締造者——恰恰相反，作為清教思想與實用主義精神結合的代表人物，愛默生代表了美國文學由高雅向通俗的歷史性轉變。愛默生在文學市場的成功，表明他在“超驗主義和富蘭克林之間取得了最佳的平衡”。

1

拉爾夫·瓦爾多·愛默生（1804-1883）是美國超驗主義代表人物，號稱“康科德圣人”，但鮮為人知的是，他也被時人譽為市場的“先知”。1832年，愛默生憤然辭去波士頓第二教堂牧師一職，按一般傳記作者的說法，是由于他不滿于教會禮儀的陳規陋習。然而，對這一問題的深入研究卻表明，與其說沖冠一怒為禮法，毋寧說這是他權衡利弊后的審慎選擇。

愛默生為何要放棄教職？他在文學市場取得成功的原因何在？本文認為他的這一選擇乃基于對十九世紀中期美國文學市場走向的把握：愛默生順應市場風氣的變化，迎合市場的需求，由此成為市場追捧的對象，并被打造為文化偶像。他舍棄教堂的布道壇而走上公共的演講壇，這不僅是他個人職業生涯的轉折點，也是美國文學和文化由高雅向通俗轉變的一個重要標志。

愛默生的朋友布朗森·奧爾科特（1799-1888）曾說“公共演講是美國的發明”——并將這一發明權歸于愛默生。而愛默生本人則謙遜地坦承，作為演講家，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830年代新英格蘭興起的“學園”(Lyceum)運動。學園運動通常由各地方行業協會主導，目的在于普及知識、教化民眾。其通行做法是協會籌措專款，并指定專人負責——包括延請講師、擬定議題、商洽報酬、落實場地等等。一次演講不僅能擴大演講人知名度，而且還能獲得不菲的報酬，愛默生和他的友人們遂紛紛登上講壇，利用這一方園地傳播他們的思想學說——不過，誰也沒有取得愛默生那樣的成功。

牧師世家出身，愛默生天然具備演講家的“布道”特質。他身材高大，聲若洪鐘，伴隨著威嚴而不失禮儀的形體態度，極具感染力。當然，相對于外表，愛默生演講的內容更為引人入勝。他本人學識豐贍，而且勤于筆記摘抄——他將個人筆記本稱為“儲蓄銀行”，由此打造出汪洋恣肆、字字珠璣的演講稿。譬如他在哈佛神學院名為《美國學者》的演講，連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s）這樣的文豪亦為之折服——盛贊其為“美國人思想上的獨立宣言”。

愛默生

演講的成功，首要因素在于選題。愛默生演講的題目幾乎觸及當時美國民眾文化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包括但不限于1830年代以來美國社會興起的禁酒、廢奴、教育改革、道德改進以及婦女權益等運動。像十八世紀富蘭克林的《窮理查歷書》一樣，愛默生的演講成為普通家庭的“寶典”——愛默生本人由此也被譽為美國的“先知”。而且，與富蘭克林在書中闡明的“致富之路”（The Way to Wealth）一樣，愛默生演講中盡管不乏浪漫派作家對商業及貿易一貫的鄙視與抨擊，但總體而言，十九世紀中期勃興的市場和商業卻是其中貫穿始終的主題。

作為哈佛學院訓練有素的古典學者，愛默生在演講中卻刻意避免奧爾科特式的“掉書袋”，轉而采用通俗易懂的平實之語，許多時候甚至不惜以美國本土的粗礪意象取代歐洲文化傳統中典雅的“陳詞”——批評家或稱之為“本土幽默”，比如他將死讀書的人稱為“書蟲”（bookworm），以“火山渣烤雞蛋”形容其行事荒誕；將異化的勞動者比作“破碎的殘肢”，而他自己則化身為“透明的眼球”——可以洞悉宇宙自然的奧秘。類似夸張新穎的表達是愛默生長期精心錘煉的結果，別開生面，也廣受歡迎。1850年代，紐約著名記者威利斯（N. P. Willis）在“商堂”聆聽愛默生演講，偌大的講堂座無虛席，記者被“擠至墻角，終場動彈不得”。1860年代以后，愛默生如日中天，成為享譽英美和歐洲大陸的文化偶像，其演講更是一票難求。

2

以商業取譬（analogy）是愛默生演講的一大特色，也是他在文學市場取得成功的一大奧秘。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威廉·勞倫斯（William Lawrence）宣稱，一言以蔽之，愛默生的演講堪稱美國“致富福音書”。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的演講與著作中，愛默生并非丹尼爾·亞倫所說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預言家”，而是對資本主義市場持懷疑乃至批判態度。

愛默生對“商業時代”的厭惡其實與他一向奉持的個人主義信念息息相關，在他看來，自力更生不是必然結果，而是商品交易下迫不得已的犧牲品。為了賺錢，所有人都不得不“日復一日辛勤勞作，還要低三下四，阿諛奉承”。在《論自立》一文中，愛默生借用從商業交易中汲取的意象來表達他的觀點，即資本主義正在消除人的獨立性：“社會是一家股份制公司……為了面包，必須犧牲自由。”因此，他的結論是，“貿易如今是世界的主人——政府只是熱氣球上的降落傘”。

在1841年的另一篇演講《自然的法則》中，愛默生指出，物質利益占據主導地位的美國充斥著投機和漁利的欲望，而一旦投機失敗，農場、學校、教堂以及人的心理都會黯然失色，蕭條貧瘠——盡管愛默生一再否認自己對“商業市場”懷有敵意，但很明顯，這一時期他對市場的反復無常和劇烈波動所造成的后果充滿疑慮。

然而從稍后的演講《補償》中可以看出，由于“財富具有道德屬性”，愛默生相信具有進取心且工作中誠實守信的人，在交易過程中“有資格不去妥協”，而且“也不會染上銅臭”——此時他儼然已“成為一個工商業資本主義辯護者”。愛默生認為市場的力量足以消弭權威，消解傳統，消除枷鎖——很顯然，他對商業和市場的態度已經開始發生改觀。

與此同時，對于促進商貿發展的科學創新，愛默生并非一味拒斥，相反為之歡呼吶喊。如在《論自然》的演講中，他贊美人類“用鐵條鋪路，在上面架起一輛載滿人、動物和商品的列車，像老鷹或燕子一樣，在鄉間飛來飛去，從城鎮之間來回穿梭……他去郵局，就有郵差為他跑腿。他去書店，就有作家為他讀為他寫”。在后來的演講中，愛默生更是不無自豪地謳歌穿越叢林的列車，“蒸汽機頭鳴響的汽笛，有如仙樂飄飄”，對比梭羅對波士頓—康科德鐵路開通的嘲諷“不是鐵路載人疾馳，而是人背負著鐵路”，可以看出愛默生對時代潮流把握的敏銳性和預見性。

梭羅的小木屋

愛默生對商業的贊許也是聆聽他演講的絕大部分聽眾的共同心聲。1851年，愛默生應邀到匹茲堡做演講。當地店鋪老板在演講之日紛紛關門歇業，不僅是他們本人，而且連同伙計一同前往聆聽演講。在老板們看來，愛默生演講中寓涵的“商業價值”遠大于伙計一天的勞作。事實上，愛默生本人也發現，聽眾對具有“實際商用價值”的演講話題更為關心，對于抽象玄妙的哲學命題則明顯缺乏熱情，他本人在隨后的演講中也相應作出了調整。

1830年代，愛默生的演講年收入不到500美元。1840年代，年收入近千美元（以1946年為例，記錄在案的演講收入約900美元）。此后一路飆升，至1860年代達到高峰，公開演講每場不低于100美元，小型的系列“談話”通常持續一兩周時間，收入過千。保守估算，此時愛默生的演講收入已達到甚至超過他的總收入（稿酬、版稅、銀行利息、鐵路股票等）的一半之多。對于商業演講所取得的成功——正如他的著作出版一樣——愛默生清醒地意識到這是市場的合力：由出版商、讀者以及聽眾所組成的文學市場需要打造偶像。1870年代，愛默生曾不無感慨地說：“老年是最好的廣告。你的大名在書上反復出現，證明你的書值得去買。”

3

事實上，與同時代的名人如詩人朗費羅相比，愛默生在出版市場還算不上長袖善舞——朗費羅專心致志隱居家中寫詩的訣竅是先將單篇的詩歌投給文學期刊，取得一筆稿酬；然后每過幾年，將散落在各處的詩篇集結整理，作為精裝本的詩集出版發行——不僅能夠再次取得稿酬，而且可以出售版權。至于《伊凡吉琳》這樣的長篇佳作（作者對其市場效應信心滿滿），則直接出單行本。值得注意的是，朗費羅每次推出新詩集，總要煞費苦心，將先前的詩歌打亂次序，重新編排，并重新撰寫序言，以致不明真相的讀者以為是一部新詩集，乃慷慨為之付費。

朗費羅這種“回收利用”(recycle) 兼移花接木術，愛默生本人并不陌生。愛默生寫作的第一步就通常是從自己的日記（或“礦藏”）中汲取素材，然后逐漸展開成為零星的段落，最后再通過特定的主題將上述段落連綴成文。由于講座日程密集，又缺乏經紀人，所有行程安排、酒店旅館乃至酬勞費用，通通需要他親自打理，因此他的寫作往往是見縫插針，忙里偷閑。這樣的急就章一般而言難稱佳構，然而它的好處是，作家本人在親口誦讀一遍之后，可以根據現場聽眾的反應進行增刪修改，然后再講，再改，如是循環。到《隨筆集》定稿之際，一篇演講稿往往要經過十遍、數十遍的反復打磨潤飾，加上愛默生一貫謹嚴的工作態度，遂成傳世之作。

朗費羅

愛默生對待寫作與出版一向高規格嚴要求，許多時候近乎苛刻。早在1840年代初《日晷》編輯發行之際，作為共同編輯的瑪格麗特·富勒（1810-1850）和作為出版商的皮博迪小姐(Elizabeth Peabody,1804-1894)便對此不無微詞。錢寧（William Ellery Channing）、奧爾科特等人的詩歌、梭羅的隨筆以及富勒的論文，無一不經過他的精審校訂。不僅于此，關于排版與標點，字體與字號，以及空行與留白，他也是再三沉吟，不到下廠開機的一刻，絕不肯善罷甘休。更有甚者，前一天已定稿的版面發現問題后可能被全盤推翻，另起爐灶——全然不計代價與后果。皮博迪小姐曾屢次警告他，刊物已陷于虧損，再也禁不起如此折騰，然而等到下一期刊物，他還是我行我素。而這樣一種一絲不茍的態度也是他日后在文學市場獲得成功的重要保證。

眾所周知，愛默生對詩人錢寧極為賞識，贊賞他詩歌的靈性與天才，并譽之為美國新詩歌的代表人物。但與此同時，他對錢寧漫不經心的態度也提出了嚴厲批評。另一位天才詩人維里(Jones Very)也因為詩作中的拼寫和標點錯誤遭人詬病，更受到愛默生嚴厲指責。對待旁人如此，對待自家的文字，愛默生的態度更為較真。作為英國浪漫派詩歌的終身愛好者和捍衛者，愛默生堅信詩人肩負神圣使命，其文字理應具備某種神性，不容褻瀆。他曾引用法國作家蒙田的名言“切開這些字詞，它們在流血”，形容鮮活的文字是文章的生命所系。“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后世評論家認為愛默生《隨筆集》(第一、二卷)謀篇布局明顯勝過《論自然》，其晚年隨筆更是爐火純青，臻于化境，正是他幾十年如一日悉心錘煉的必然結果。

但在十九世紀中期的文學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既非“字斟句酌”的作者，亦非“盲目熱情”的讀者，而是“霸道的”書商（出版商、印刷商）。為幫助梭羅出版他的處女作，愛默生不惜多方奔走，殫精竭慮。梭羅作品在門羅（Monroe）和蒂克諾與菲爾茲（Ticknor & Fields）兩家公司之間數度輾轉，就是因為愛默生想為他爭取一個相對公平的合約。在致老友弗內斯（W. H. Furness）的信中，愛默生宣稱梭羅是“康科德的偉人”——《在康科德與梅里馬克河上一周》的銷量一定會超過他本人的《隨筆集》（第一卷）——并懇請老友說服出版社以最優惠的條款出版該書。此外，他還一再敦促出版家凱里（Matthew Carey）出版詩人錢寧的詩作。“錢寧是天才詩人，”愛默生說，與之相比，他本人只能算是“業余詩人”；并且建議，他本人的詩作可以作為附錄收入錢寧詩集，以擴大后者知名度（后來由于清高的錢寧不肯“附驥尾”而作罷）。當獲得凱里先生首肯后，愛默生激動地贊頌對方是希臘悲劇中的“降神機”（Deus ex machina）。另外，自第一次訪英歸來，愛默生便自告奮勇擔任卡萊爾在美國的出版代理。此后，《舊衣新裁》《法國大革命》等作品版稅源源不斷匯往英國，令窮困潦倒的作家感念不已。作為回報，卡萊爾將愛默生早期的一些演講隨筆集結成書，并撰寫序言，為之搖旗吶喊，令后者在英國市場聲譽鵲起——而此舉反過來又造成愛默生作品在美國本土市場銷量激增。

凱里

可見，與愛默生此前對商業和市場持強烈的懷疑態度不同，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后，愛默生的態度產生了轉變：由憎惡、懷疑到大唱贊歌。愛默生相信商業在舊大陸敗壞人心，在新世界則可以解放人性（并為人類帶來世界和平）。他在演講中不止一次宣稱，他尊重的不是財富，而是財富帶來的自由和自立——或者像評論家所說，愛默生在“虛幻的理想主義和自利的實用主義”之間游刃有余，左右逢源，是因為愛默生將追求財富視為“富有浪漫想象的探險”。吉爾摩（Michael T. Gilmore）在《美國浪漫主義與市場》一書中更據此宣稱愛默生是十九世紀文學市場的“直接受益者”。

對比一下1840年代后期與1850年代愛默生的演講，不難發現從主題到內容，都有明顯變化。從超驗的理想主義者到唯物的實用主義者，愛默生的1847—1848英國巡回演講對他的思想轉變產生了重大影響。與1833—1834年愛默生初次訪英不同，這一次他是受卡萊爾、狄更斯等名流的邀請，這一方面進一步擴大了他的知名度，另一方面自然也不乏現實的經濟考量。此外，與經濟收入相比，英國的演講之旅還增添了他的閱歷，拓寬了他的視野。在此期間，他結識了地質學家萊爾（Charles Lyell），物理學家法拉第（Michael Faraday），社會改革家歐文（Richard Owen）等。他不僅親眼看到1848年歐洲革命背景之下英國的社會現實，更對英國學者注重社會實踐的精神大為感佩。1850年代以后，在他的演講稿中，宣揚激進革命的論調日漸式微，更多代之以平和的社會改良和道德改進——因此也有學者聲稱他的政治立場日益轉向保守——正如亨利·亞當斯所說，“愛默生抨擊社會一切陳規陋習，但行動上卻謹守法度不逾矩”。梭羅在1850年代以后與他分道揚鑣，漸行漸遠，很大程度上也是對他的“世俗成功學”多有不滿。

愛默生在演講中傳布的關于“成功的流行觀念”在新英格蘭地區備受歡迎，顯然有其深厚的歷史文化背景。眾所周知，與天主教徒相比，清教徒虔信上帝，但同時更注重“事功”（不似天主教徒以終日跪拜祈禱為最虔誠的崇奉上帝之道），由此轉向經營之道。對此，托尼（R.H.Tawney）在《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一書中解釋說，清教徒在自己的工作場所聽到上帝要其勞動的召喚（Calling，天職），于是，他立即為自己設定了活力和秩序的原則，“這種原則使清教徒無論在戰爭中還是在商業競爭中都成為不可戰勝的人。……受到自我檢查、自我約束和自我控制的鍛煉，他成為一個實踐的苦行僧，他的勝利不是在修道院獲得，而是在戰場，在會計所，在市場”。或誠如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興起》一書中所言，正是清教徒勤勉節儉的生活方式和一絲不茍對待工作的態度為資本主義的興起創造了條件。韋伯心目中的代表人物是既不乏高遠理想又富于實踐精神的富蘭克林——韋伯稱之為“世俗禁欲主義”的代表。盡管“資本主義”一詞要到南北戰爭之后才正式出現，但像富蘭克林一樣，愛默生也早已兼具一種超乎同時代人的“資本主義精神”——早在1830年代金融危機期間，波士頓地區六萬名工人面臨失業，憂心忡忡，而愛默生擔心的卻是“暴民哄搶銀行，令富人的資產蒙受損失”。愛默生的理財顧問沃德早期也是愛默生“康科德文人小團體”的一名青年才俊，后娶富家女成為銀行家繼承人，愛默生對他的財富及商業成功由衷地感到欽佩——認為他代表了“世俗與理想相結合的美國未來的前景”——這是愛默生本人一貫的信念，也是他在市場獲得成功的重要保證。

托尼

像梭羅、霍桑、梅爾維爾、惠特曼以及坡等浪漫派作家一樣，在愛默生的演講隨筆中，對當時興起的工商資本主義及其市場的抨擊可謂比比皆是：比如他的名言“貿易是今日世界的主宰”以及“走出戶外，美國儼然是個大市場”。正如另一位超驗主義代表人物帕克（Theodore Parker）所說，“金錢是當今的主人，其余一切都是仆從”，這也是浪漫派作家的共性——正如他們的英國前輩華茲華斯、柯勒律治以及拜倫、濟慈——痛詆出版商的貪婪，抱怨普羅大眾的愚昧，更為自己的懷才不遇而嗟嘆。如此怨天尤人，可以視為浪漫作家的故作姿態，或自我投射。愛倫·坡將與之對立的新英格蘭文學刊物貶為文化“荒漠”，狄金森將出版痛斥為“拍賣思想”，戴維斯（Rebeca Harding Davis）則不甘于作“文學店主”，擔心預付金制度會令她的寫作“沾染銅臭”。但事實上他們并非不食人間煙火——恰恰相反，他們是不折不扣的凡夫俗子，終日也須為生計而奔波。梭羅在瓦爾登湖的隱居，實際上是文學事業（enterprise）的一次冒險。霍桑為了與一幫“亂涂亂畫的女人”爭奪市場，被迫采取羅曼司（Romance）的敘事策略，并轉移相當精力從事兒童文學創作。梅爾維爾不甘心做一名專寫海外奇譚的“類型作家”，嘗試許多不同題材，可是過分急于求成，被出版社指摘為“粗制濫造”，也逐漸被讀者和市場所拋棄。他的名言“錢仇我”（Dollars damn me）不僅是作家絕望地吶喊，也是物欲橫流的美國社會現實的寫照。與他們相比，惠特曼可謂擅長自我推銷和自我包裝的行家里手。為招徠讀者，他擅自將愛默生的私信印在新版《草葉集》的扉頁上，取得了上佳的廣告效應。而愛默生本人，盡管在日記中不時抱怨“身價貶值”（depreciation），但從未真正放棄市場。據考證，即便在經濟“大恐慌”（Panic）期間（1837-1841），他的聽眾平均每場仍多達400人，收入穩定且相當可觀。一言以蔽之，以愛默生為首的美國19世紀中期浪漫派作家明知大眾品位粗鄙，但面對冷酷無情的文學市場，也不得不放下身段，進行自我調節。

4

文學市場的興起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必然產物。本雅明在《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中將寫作活動視同商品的生產活動——文人作家通過出賣勞動獲取報酬，完成商品的交換。本雅明宣稱作家在街頭閑逛，只是一種表象——事實上他們在等待主顧，打算賣個好價錢——“像娼妓一樣出賣自己的思想”。 而像波德萊爾一樣不肯屈服于市場、采取“反社會”姿態的作家，則注定終身窮困潦倒。伊安·瓦特在《小說的興起》中也指出，十八世紀的閱讀群體相當少，因為識字率不高，經濟條件也相對貧乏，然而，“流通圖書館的出現，導致文學閱讀群體顯著增長”。這一現象首先歸功于教育的普及以及經濟發展——中產階級越來越多投資于教育，購買書報，而流通圖書館業又極大促進了知識的普及和傳播。同時，婦女從繁重的家務中解放出來以后，閑暇越來越多，閱讀乃成為一種消遣，也成為時尚。此外，書商在文學的商業化進程中功不可沒，遲至十八世紀中期，“寫作……已成為英國商業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

而在新英格蘭，伴隨著十八世紀工商業的穩步發展，一種新的商業精神也逐步形成，“它產生于馬薩諸塞貧瘠的土壤，鼓勵胸懷大志之人拋棄不毛之地，以更加有益的方式發財致富……清教徒和揚基佬構成了新英格蘭整體的兩個部分……清教是舊世界的貢獻，是由英國宗教改革嚴峻的理想主義創造的；揚基人是本土條件的產物，是由一種實用經濟學創造的”。更重要的是，像在殖民地母國一樣，在經濟發展之后，殖民地人民也對文學文化產生出迫切的精神需求。與此同時，文學也從以往高高在上的貴族的玩物，一變而為大眾市場“一件再普通不過的商品”。昔日被視為“上帝在人間的立法者”的詩人作家，此時也搖身一變，成為商品的生產者。根據查瓦特（William Charvat）的研究，1820年代是分水嶺，似乎突然之間，“歐文和庫珀發現他們可以憑借寫作謀生，因為讀者愿意定期購買”。這一方面意味著作家們無須再仰仗恩主的臉色行事，另一方面也意味著一個龐大而穩定的讀者群已經形成——“他們或是自行購物，或是從流通圖書館借閱”。當然，除了作家與讀者，書商在文學市場也扮演了重要角色。1820年之前，美國市場缺乏版權意識，盜版書橫行，書商利潤空間很小，也缺少推銷圖書的動力。但隨著閱讀人群的迅猛增加，“到1850年，超過90%的成年男性能夠讀寫，美國號稱擁有史上最為龐大的公眾閱讀群體”。越來越多的出版商，印刷商，書商加入到這一新興市場中來，共同促進了文學市場的繁榮興盛。

吉爾摩曾論斷，“美國的浪漫時代也是市場的時代”。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首先是因為運河和鐵路“降低了運輸費用，形成了全國性的市場”。以印刷行業為例，早期的印刷業具有明顯的地域色彩——某幾個印刷商可能包攬一個城市的印刷業務，其傳播范圍也極其有限。但隨著交通運輸方式的改進，這一行業乃逐步擴展至于全國范圍。其次是由于讀者群的擴大。托克維爾注意到在專制國家，閱讀文學是少數人的特權，而在美國，“人數眾多……民主思想與商業精神在文學中實現融合”。讀者的口味不同，文學創作亦有高眉和低眉之分。比如1850年代被稱為“女性化的五十年代”（feminine fifties）——因為女作家和通俗文學作品很流行——沃納（Susan Warner）的《寬廣的世界》（Wide, Wide World）面世半年就收獲4500美元版稅，而霍桑《紅字》出版一年半僅得140美元。斯托夫人的流行小說，據說單本銷量比梭羅、霍桑等人加起來的總和還要多——顯示出大眾閱讀口味的變化以及對文學市場的影響。

沃納

凱里是美國第一位“真正意義上兼具廣告和發行功能的印刷商”，他在市場取得巨大成功，成為愛默生等人仰仗的金主。書商與作者的關系微妙，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天敵”，但也不排除有時候存在某種“密切聯系”。書商要贏利，否則他不愿冒險；而作家更多關注作品的藝術性——兩者之間既有矛盾沖突，又有共同利益。梅爾維爾《泰比》有部分描述引起讀者“不適”，于是出版商威利（Wiley）立刻推出“刪節本”，以平息讀者的慍怒。當該書在英國出版時，梅爾維爾授權出版商可“自行刪除其中的暴力場景”。出版商普特南（George Haven Putnam）將雙方關系定義為“信托關系”（fiduciary）——即“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例如菲爾茲所在公司大賺其錢，霍桑則收獲文名，堪稱是互惠互利的典范。可見，此時書商或出版商已成為文學市場的一支決定性力量。對作者來說，市場也許不可預期，但出版商或許早已成竹在胸。一個作家價值幾何，市場與出版商一般都能作出正確評判。如何包裝，如何打造，目的都是為市場利益的最大化。

伯克維奇 (Sacvan Bercovitch)在考察浪漫派作家與市場關系后曾做出論斷：“浪漫派作家不得不根據市場的關切調整他們的寫作策略。”以愛默生為例，他一方面抨擊“物質主義以及市場制度帶來的不公平”，并認為商業文化有損于“個人的自立”，但他在1850年代前后，尤其是第二次訪歐歸來后，卻奮不顧身投向市場——從超驗轉向唯物，從高雅轉向通俗。同樣，梭羅盡管也堅信市場敗壞人心，一味迎合觀眾更為可恥，但他與格里利的往來書信中卻充斥金錢記錄——正如查瓦特所言，此時此刻，“他不單單是藝術家，也是經濟人（Economic man）”。

面對新興的大眾市場，作家心理極為矛盾——“因為他既要迎合又要教育他的讀者”。但難能可貴的是，十九世紀中期的作家們盡管面對文學市場有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壓力，導致他們不能像前輩作家一樣恃才傲物，率性而為，但他們也并未完全屈服于市場而放棄自我的藝術追求。梭羅拒絕《紐約論壇報》霍勒斯·格里利的高薪約稿（仿效卡萊爾書評，為愛默生撰寫書評100頁，稿酬50美元），因為對方提出要從愛默生演講的未刊稿中擷取大量內容。霍桑由于之前小說涉及宗教的內容而引起道德人士反感，于是被迫采取“曲言式”的敘事策略，游走于現實與歷史之間，并取得了很強的藝術效果。即便是出于競選目的，為老同學皮爾斯總統（Franklin Pierce）撰寫傳記，他也是抱著一貫精益求精的態度，潛心創作。職是之故，盡管有人質疑其內容的真實性，但也不得不承認該書的藝術性不遜于“任何一部偉大的美國小說”。著名文學評論家馬西森（F. O. Matthiessen）宣稱愛默生在“超驗主義和富蘭克林之間取得了最佳的平衡”，可謂是對愛默生與文學市場關系最中肯的評價。

富勒曾半開玩笑地說愛默生“最擅長衡量價值，以便于市場買賣”——他所結交的朋友，包括富勒在內，在文學市場價值幾許，發展前景如何，他無不了如指掌。同時，愛默生在文學市場的表現也可圈可點——除了公共演講，他在著述出版方面絕對堪稱行家里手：他善于從平時的閱讀思考中擷取素材，并將此素材加工整理，融入到演講之中。此后，通過報刊雜志對講座的報道和節選，上述內容能夠進一步提升作者的知名度。最后，經過反復提煉打磨，他又將講稿內容匯編成冊，成為文學史上永久流傳的經典——看似順其自然，其實每一步都是精明算計的結果。帕靈頓在《美國思想史》中斷言愛默生是清教主義的忠實傳人，是“美國物質主義風尚的批評者”，這明顯是對他的曲解。美國哲學家喬治·桑塔亞納在《美國哲學的紳士傳統》一文中將愛默生與波士頓“紳士派”詩人朗費羅、洛威爾以及布萊恩特等人并列，無疑也是對他的誤讀。波士頓“紳士派”詩人代表了美國文化中高雅的一面，而愛默生刻意追求的卻是它的通俗性，或雅俗共賞。有人據此宣稱“文化偶像”愛默生畢生宣揚的是庸俗的成功學——是亨利·詹姆斯等高人雅士避之惟恐不及的美國文化中“粗鄙”與“褊狹”的一面，必須要從美國國民性中加以摒棄；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它也是美國實用主義思想的源頭：它是清教徒-揚基佬的奇妙合體，也是盎格魯-美利堅民族精神的化身。1980年代，美國著名文學批評家卡津（Alfred Kazin）在皇皇巨著《美國的進程》（An American Procession）中聲稱愛默生的這一通俗化轉向在美國文學史上意義重大，十九世紀中期以后所有重要作家——從馬克·吐溫到德萊塞，從海明威到杰茲菲拉德——無不受其影響。由此，“美國文學，在美國革命之后，取得了真正的獨立”。

（楊靖，南京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作者授權刊發，篇幅原因，本文為節選版，注釋省略。原文《愛默生的商業演講——兼論十九世紀中期美國文學市場》載《外國文學評論》2019年第3期）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