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歷史愛好者來說，歷史感幾乎可以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看一部電影，看一部電視劇，看一個展覽，甚或是談論一個現實話題，你都能找到自己的歷史感。

2019年，我是這么在身邊發現歷史的。

展覽

2019年，中國的博物館熱看展熱進一步升溫。

元宵節期間，故宮舉辦了九十四年以來的第一次“燈會”，當時網上放出的門票都是秒光，盡管事后有很多吐槽，但這次的“紫禁城上元之夜”，還是將故宮近年來苦心打造的網紅氣質推向了新的高度。而很快到來的2020年，就是紫禁城建成600周年。

不僅是故宮，在2019年的周末，特別是暑假期間，中國的各大歷史博物館中，甚至還有全球的知名博物館中，隨處可見帶著孩子看展的中國家長，這很可能才是近年中國文博熱的終極驅動力。

但不得不說，2019年最熱的兩個中國主題歷史大展都綻放于日本。

2019年一開年，東京國立博物館的“顏真卿特展”便在短時間內風靡中國的歷史圈、書畫圈，乃至更大范圍的文藝圈。在一個多月的展覽中（1月16日－2月24日），據說有5萬多中國游客赴日看顏真卿特展，其中也有我和家里領導的貢獻，現場觀瞻了傳說中催人淚下的《祭侄文稿》，以及遍地都是中國人的排隊長龍。

年末的正倉院大展（10月14日-11月26日，還是東京國立博物館）雖然沒有顏真卿特展那么火爆，但因為頂著“史上最強正倉院展”的盛名，在一個相對比顏展人群更專業的群體中引發了赴日看展熱潮。我雖然沒有去，但不知道在多少個公眾號中看到了唯一傳世的鎮院之寶“螺鈿紫檀五弦琵琶”，在正倉院中像這樣的“唐物”，據說有四百多件。

影視劇

正倉院大展時，有一部叫作《長安十二時辰》的電視劇反復被提起。這部電視劇中很多器物的原型都借鑒于正倉院。

2018年本是大唐開國1400周年，但中國人對于盛唐的想象與膜拜卻在2019年被推至巔峰，除了正倉院大展之外，最大的推手就是《長安十二時辰》，2019年最現象級最火爆的國產電視劇，唯一對手可能就是《都挺好》和年末的《慶余年》了。

《長安十二時辰》最火的時候，各路媒體和公眾號都自發成了盛唐擁躉者，歷史學家紛紛出來解讀相關歷史，長安成為那段時間中國人的精神都城，很多人第一次發現，除了楊貴妃之外，唐玄宗時代還有那么多波云詭譎，甚至連李林甫都不是教科書上臉譜式的奸相。

對了，顏真卿也算是唐玄宗時代的人物。這幾天因為墓地被發現而很火的太平公主駙馬薛紹，也是唐玄宗的姑父，正是唐玄宗，最后摧毀了太平公主的政治迷夢。

很難說《長安十二時辰》算不算一部歷史劇，但至少不算是一部典范意義的歷史正劇，盡管這部劇的歷史背景和服裝風物可謂是中國歷史劇還原大唐時代的極致之作，但你也必須承認，電視劇甚至比馬伯庸的原著更加不那么歷史，劇中的重要角色唐玄宗、李林甫、賀知章和李泌等人都用的是化名。

但與《慶余年》和《鶴唳華亭》這些連時代背景都語焉不詳的古裝劇相比，《長安十二時辰》真的算是一部很有盛唐氣象的歷史正劇了。

2019年最熱的歷史電影，應該算是11月上映的《決戰中途島》了。某種程度上，《決戰中途島》算是回到了戰爭片的正途，天下苦戰爭片亂談戀愛久矣，從頭打到尾才是正道。

電影中的人物基本都是于史有據，除了山本五十六、尼米茲、南云忠一、山口多聞、哈爾西這些軍界大人物之外，電影中一開始出現的那幾個很像是傳統好萊塢套路中的美軍帥哥飛行員或是眼鏡情報官，很快你就會發現，他們都是美軍軍史上的戰神級人物，而他們得以封神正因中途島一戰。

我想，對于歷史而言，戰爭片最大的正面效應，除了不傳播戲說式的歷史之外，就是可以激發觀眾研究相關歷史的熱情，在電影熱映的那段時間里，不知道多少人通過各種閱讀，甩掉了二戰小白的帽子。

出版

2019年，受國內出版風口的影響，歷史出版最頭部領域的仍然是世界史。

2010年左右的時候，中國歷史出版最火的還是中國近現代史，也就是所謂的“民國熱”，但這幾年，隨著歷史出版大環境的變化，社科文獻甲骨文靠著世界史異軍突起，成功躋身歷史出版的一線陣營。而中國的出版界和讀者也逐漸發現，原本被認為離中國人生活過于遙遠的世界史，甚至是世界古代史竟然成為出版新風口和閱讀新時尚。

除了社科文獻甲骨文、“理想國譯叢”和眼睛不眨買版權的中信之外，世界史出版在這兩年也多了不少新玩家，比如同為社科文獻旗下的“索恩”，比如后浪的“汗青堂書系”。

2019年年末，繼數年前一時洛陽紙貴的“講談社中國史”之后，理想國又祭出大招，推出了九本裝的“講談社：興亡的世界史”，將這場世界史出版軍備競賽推至白熱化。

經過數年的積累，世界史出版在2019年幾乎已經達到了無遠弗屆無所不包的地步。通史的話，除了講談社這套書，還有索恩的《西方通史》（奧古斯特·溫克勒著）；說到國別史，后浪連《波蘭史》也當暢銷書一樣給出了，印尼也有一本——《印尼Etc.：眾神遺落的珍珠》。當然，和這幾年最流行的“奧斯曼帝國熱”就不好比了，粗略數數，也出了至少十本。

更有趣的是，2019年扎堆得出了一大堆地域史“城市傳”，什么《曼哈頓傳奇》、《伊斯坦布爾三城記》、《龐貝：一座羅馬城市的生與死》、《西西里史》，一城一傳也就罷了，圣彼得堡和布宜諾斯艾利斯竟然各同時出了兩本。

還好，葉兆言先生給中國城市也寫了本，《南京傳》。

說到人物傳記更不得了，梅特涅也有了自己的傳，據說居然還賣得不錯，足見中國人世界史閱讀的升級速度；維多利亞女王出了兩本傳記，《維多利亞女王：作為君王和女性的一生》和《維多利亞女王：帝國女統治者的秘密傳記》，對了，《溫莎王朝》還能算半本。女王也就罷了，坂本龍馬也在2019年收獲了兩本傳記：《龍馬傳》和《坂本龍馬與明治維新》。

不過，就人物傳記而言，2019年最火的一本仍然屬于中國人，許知遠的《梁啟超傳》。

除了世界史之外，2019年我個人比較關注的是“壯行熱”。所謂“壯游”，我的理解就是，有別于以往著重個人體驗的旅行文學，以行萬里路來親身驗證歷史記載，賦予旅行更多的懷古情懷、歷史感，甚至是考證色彩。

2019年，我最喜歡的壯游圖書是，麗貝卡·韋斯特寫于70年前的《黑羊與灰鷹》，寫巴爾干的。就巴爾干一帶的壯行，《沿墳墓而行：穿越東歐大地走向伊斯法罕》和《多瑙河畔：哈布斯堡的歐洲》這兩本2019年的新書也很值得看一看。

可以說，中國古代自然有壯游寫作，但現代意義的壯游寫作是完全來源于西方的一種文體，我個人認為，華人作者學得比較好的是賴瑞和的《杜甫的五城》和羅新的《從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發現中國》。

2019年，國內最令人驚喜的壯游出版是《問彼嵩洛：中原訪古行記》，一群青年歷史學者的集體行走，走的還是中原這個自帶歷史感，到處都是古墓荒丘的地方。

但與西方寫作者相比，不談才氣這些虛無縹緲的東西，中國壯游寫作的最大問題可能是，幾乎沒有國內寫作者愿意拿出或者能夠拿出動輒數月的時間，以及相應的金錢和精力，目的性十分明確的、認真的在某一個歷史故地走一走，能有一個走馬觀花式的訪古已屬不錯。

解決不了這個問題，中國的壯行寫作仍然堪憂，我們未來能看到的大部分作品仍然來自西方，哪怕他們走的是中國。

周年

2019年，除了是新中國70周年大慶之外，還是人類登月50周年，二戰爆發80周年，巴黎和會100周年，五四運動100周年，麥哲倫環球航行500周年，司馬光誕辰1000周年。

最有歷史感的自然是司馬光誕辰1000周年。這兩年，有關《資治通鑒》的解讀書籍出版持爆發態勢，甚至“給孩子看的《資治通鑒》”都有了不止一個版本。不過，今年最靠譜的相關讀物應該就是《稽古至治：司馬光與〈資治通鑒〉》了，還是姜鵬寫的，這大概是第四本了吧。

2019年還有一個冷門的概念，己亥年，在1839年那個己亥年，龔自珍寫了下中國古體詩最后的風華——“己亥雜詩”，這一年，我重讀了這一組神作，有同好的，還可以讀讀一本書：《己亥：余世存讀龔自珍》。

逝者

2019年，我忘不了三位歷史學家的逝世。編著《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麥克法夸爾，還有李學勤教授和范學輝教授。

尤其是@步軍都虞侯 范教授，在微博上關注了他那么多年，似乎也互動過，就這么走了，看了很多師友的紀念文章，尤其有雪泥鴻爪之感觸。

這恐怕也是一種歷史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