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言

學界關于《大學》、《中庸》的文本研究，一直集中兩書的作者、成書年代以及歷代《大學》改本、補傳、朱子《章句》本與陽明古本之爭、《中庸》經傳分離的爭辨等問題上，尤其集中在《大學》、《中庸》兩篇脫離《禮記》作為四書獨立之后的情況。然而，迄今無人關注《大學》、《中庸》在清代重返《禮記》的事實。筆者認為，明清時代《大學》、《中庸》重返《禮記》的重要性決不亞于上述問題，本文通過詳細描述并考察這兩篇重返《禮記》的歷程與經典地位的變化及相關問題，試論其影響及經學史、思想史上的意義。

《大學》、《中庸》于元代脫離《禮記》及明代的狀況

北宋二程表彰《大學》與《中庸》，朱子（1130—1200）繼起為撰《章句》，將此兩篇從《禮記》中抽出，與《論語》、《孟子》合并為《四書》。程朱認為，《禮記》一書雜出漢儒之手，《大學》、《中庸》是混入《禮記》的重要思想典籍。

《大學》與《中庸》脫離《禮記》而獨立，同時也宣告此二篇脫離傳統經學的范疇，成為理學之寶典、道統之淵源。朱子歿后，《大學》與《中庸》在文本上，至南宋末尚未完全脫離《禮記》，如魏了翁（1178—1237）《禮記要義》節編注疏，亦載錄《中庸》（卷二十七）、《大學》（卷三十一），此書乃其《九經要義》之一，是從經學研究著眼的經文及鄭注、孔疏的節錄本，屬于特例。而衛湜輯編《禮記集說》仍錄《中庸》（卷一百二十三至一百三十六）與《大學》（一百四十九至一百五十三），并會聚鄭玄《禮記注》、孔穎達《禮記正義》、陸德明《經典釋文》及程朱為首的兩宋學者之學說。

其實，對于衛湜《禮記集說》處理《大學》、《中庸》諸家注解的態度，黃震（1213—1281）已提出質疑，云：

晦庵《章句》雖亦參錯其間，意若反有未滿于晦庵者。天臺賈蒙又為《集解》，雜列諸家，晦庵《章句》之說又特間見一二而已。

衛湜《集說》采錄諸家之說，而朱子《章句》僅為其中之一家，黃震感覺到衛湜對《章句》懷有不滿。至于天臺人賈蒙編撰的《禮記集解》仍是雜列諸家之說，而所引朱子《章句》的學說只是零星一見而已。賈蒙的《禮記集解》久佚，從黃震的記載中可知，他也僅僅是將朱子《章句》作為其所選取的二十六家說解之一而已，采錄很少。黃震的潛臺詞很清楚，衛湜、吳蒙的書對于朱子《章句》重視遠遠不夠，《大學》、《中庸》的部份專尊朱子一家之說足矣，但他并未提出讓《大學》、《中庸》完全脫離于《禮記》。黃震在《黃氏日鈔·讀禮記》中，《中庸》以朱子《章句》本為主，略采諸家，間附己意；《大學》則先錄《禮記》古本，再錄朱子章句本，最后列董槐改本。

衛湜、魏了翁、黃震等皆為朱子學者，由此可知，在南宋朱子歿后，作為《禮記》篇章的《大學》、《中庸》，與作為四書的《大學》、《中庸》并行而不悖。

《大學》、《中庸》脫離于《禮記》，肇始于元代理學家吳澄（1249—1333）《禮記纂言》。《禮記纂言》仿照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的體例，統合三禮，分別經傳，歸類“儀禮正經”、“逸經”、“儀禮傳”，又以其余《禮記》三十六篇類別為“通禮”、“喪禮”、“祭禮”、“通論”四類，而不載《大學》、《中庸》。吳澄在《序》中稱：

《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論語》、《孟子》并而為《四書》，固不容復廁之禮篇。

 經過程朱表彰的《大學》、《中庸》在并入《四書》后，地位驟然升高，事實已不容許再留在《禮記》這樣的禮學典籍中。這是對理學新經典的尊重，也顯現了吳澄對程朱的無比尊崇。

此后，《禮記》專書之注本遂由四十九篇變為四十七篇，陳澔（1260—1341）《禮記集說》乃其濫觴。陳澔是朱子的四傳弟子，在撰于元代至治二年（1322）的《序》中謂：

《戴記》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學》、《庸》，遂為千萬世道學之淵源。其四十七篇之文雖純駁不同，然義之淺深同異，誠未易言也。

“先儒”無疑是指程朱，陳澔認為《大學》、《中庸》已成為千萬世道學之淵源，地位崇高，與《禮記》中的其他禮篇不可同日而語，必須脫離《禮記》而獨立。陳澔在書中僅存篇目“中庸第三十一”、“大學第四十二”，不錄經文，并注云：

朱子《章句》。《大學》、《中庸》已列《四書》，故不具載。

吳澄、陳澔皆為理學家，其言行出于必然。元仁宗皇慶、延祐年間恢復科舉，《四書》成為朝廷取士的必讀教科書，進一步提升并確立了《大學》、《中庸》的權威性及程朱諸經注釋的地位。何異孫《十一經問對》則以《論語》、《孝經》、《孟子》、《大學》、《中庸》、《尚書》、《毛詩》、《周禮》、《儀禮》、《春秋》三傳、《禮記》為十一經。《大學》、《中庸》與諸經并列，在元代的地位之高可想而知。

陳氏之后，元明兩代的《禮記》注本或禮書重編本等遂不載《大學》、《中庸》，儼然成為慣例，而多仿陳書之體例，僅存篇目而已。明永樂年間，胡廣（1369—1418）等奉敕撰《禮記大全》所用藍本為陳澔《禮記集說》，并參用衛湜《集說》而成，《大全》自然遵守陳氏《集說》體例，不載《大學》、《中庸》。明人徐師曾（1517—1580）《禮記集注》卷二十五《中庸》存篇目，卷二十九則載錄蔡清考定《大學》致知格物補傳八十六字，湯道衡《禮記纂注》從之。貢汝成《三禮纂注》之《禮記》部份分為十二卷，存《禮運》、《禮器》、《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閑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學記》、《樂記》十二篇，不載《大學》、《中庸》。黃干行《禮記日錄》僅存《大學》篇目，《中庸》篇目亦不載，湯三才《禮記新義》、姚舜牧《禮記疑問》、朱泰楨《禮記意評》、朱朝瑛《讀禮記略記》等皆不載《大學》、《中庸》。

李經綸（1507—1557）《禮經類編》取《周禮》、《儀禮》、《禮記》合而匯之，以《曲禮》、《經禮》、《制禮》為大綱，而各系以細目，三大綱后又有《三禮通傳》，合并《禮運》、《禮器》、《坊記》、《表記》及《哀公問》等篇，又冠之以《大學》，終之以《中庸》。這應當是沿襲了《儀禮經傳通解?學解》收錄《大學》、《中庸》的做法。明末劉宗周（1578—1645）《禮經考次》歸類篇章，援引《大戴禮記》之《夏小正》與《武王踐阼》入《禮記》，并以《孔子家語》補其闕，卻不錄《大學》、《中庸》。在明代不僅是出于學者的《禮記》注本與重編本，甚至連坊刻白文本《禮記》也大都刪《大學》、《中庸》而不載，唯獨吳勉學刊刻的白文十三經本，將《大學》、《中庸》摘出而特置于《孝經》之后，可謂平衡權宜之計。像為科舉而設的徐養相《禮記輯覽》、楊鼎熙《禮記敬業》，像家塾講章一類的戈九疇《杭郡新刊禮記要旨》、馬時敏《禮記中說》、童維巖《禮記新裁》、楊梧《禮記說義集訂》，為鄉塾課蒙而作的陳鴻恩《禮記手說》、許兆金《說禮約》以及注音本的王覺《禮記明音》皆不錄《大學》、《中庸》的內容，其實況可想而知。盧翰《掌中宇宙》卷八《崇道篇》“十三經條”則以《中庸》、《大學》、《易》、《書》、《詩》、《春秋》、《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禮記》、《周禮》、《儀禮》作為十三經。萬歷年間，吳勉學刊刻十三經白文本，《禮記》僅存《大學》、《中庸》篇目，卻在《爾雅》后列出朱子章句本《大學》、《中庸》之白文，與十三經對等并列，事實上已形成了“十五經”。可以說，《大學》、《中庸》的經典地位在明代達到了頂峰。

但是，恰恰在這一時代，有人開始提出異議。祝允明（1460—1527）率先發難：

自宋以來始有“四書”之目，本朝因之，非敢妄議。愚謂《大學》、《中庸》終是《禮記》之一篇，《孟子》之言羽翼孔氏，然終是子部儒家之一編耳，古人多有刪駁，國初亦嘗欲廢罷，故愚以為宜以《學》、《庸》還之禮家，《論語》并引《孝經》同升以為一經。

祝允明認為《大學》、《中庸》應當歸還《禮記》，《孟子》則歸入子部儒家類，《論語》與《孝經》合并升為一經，即廢除《大學》、《中庸》及《孟子》的經典地位，而以《論語》《孝經》取代之。祝氏之言，看似輕描淡寫，其實另有目的，因為廢除《大學》、《中庸》、《孟子》，就等于廢除“四書”及程朱的四書學體系！

祝氏的反對僅見于言，付諸實際行動的則是百余年后的郝敬（1558—1639）。郝敬在《禮記通解》書首所附《讀禮記》中云：

先儒以《大學》、《中庸》兩篇為道學之要，別為二書。夫禮與道，非二物也。道者，禮之匡郭，道無垠堮，禮有范圍，故德莫大于仁，而教莫先于禮。圣教約禮為要，復禮為仁，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道之至極而禮之大全也，故曰：“即事之治謂之禮。”冠、昏、喪、祭，禮之小數耳。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世儒見不越凡民，執小數，遺大體，守糟魄而忘菁華，如《曲禮》、《王制》、《玉藻》、《雜記》則以為禮，如《大學》、《中庸》則以為道，過為分疏，支離割裂，非先圣所以教人博文約禮之意。自二篇孤行，則道為空虛而無實地；四十七篇別列，則禮似枯瘁而無根柢，所當亟還舊觀者也。

郝敬強烈批判程朱抬高《大學》、《中庸》之舉，認為禮與道為一，《大學》、《中庸》與其他四十七篇相輔相成，不可割裂，應當亟還《禮記》一書之舊觀。郝書反對宋儒以《禮記》作為《儀禮》、《周禮》之傳，過于重視《大學》、《中庸》，視之為“圣人約禮之教”、“先圣傳心要典”。郝敬在為唐自明《大學原本闡義》撰寫的序文亦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世儒疑其膚淺，別收戴圣《禮記》《中庸》、《大學》二篇，補湊為《四書》，專講性命、明德，以為理學。夫理者里也，一事一物之里，而道者蹈也，天下古今共由之路，理隱而道顯，理虛而道實，圣人言道不言理，道達于天下，即理行乎其中矣。二篇在禮，則為根蒂，禮失此二篇，則成枯槁，二篇離禮，則墮空虛。道與禮，禮與性命，非二也。”郝氏《禮記通解》卷十八、十九收錄《中庸》，卷二十一收錄《大學》，以大篇幅重點加以疏解。郝氏認為《中庸》之朱子《章句》大為分曉，而鄭注、孔疏則孟浪無足觀，其分章則依據朱子之說，略加改訂為三十章；至于《大學》，則不從朱子經傳之分，采用古本解之。郝敬將《大學》、《中庸》恢復到《禮記》里的做法，打破了三百多年來《禮記》著作不錄《大學》、《中庸》的慣例，此舉乃思想史上的一個偶發性的重要事件。

《大學》、《中庸》于清代重返《禮記》及思想界的動向

時至清代，學界對于《大學》、《中庸》態度發生了重大變化。最先做出舉動的是王船山（1619—1692），其《禮記章句》采錄《中庸》、《大學》，先錄朱子《章句》，再以《衍》自出己意。船山于篇首云：

凡此二篇，今既專行，為學者之通習，而必歸之于《記》中者，蓋欲使五經之各為全書，以見圣道之大，抑以知凡戴氏所纂四十九篇，皆《大學》、《中庸》大用之所流行，而不可以精粗異視也。

船山的《大學衍》與《中庸衍》極力反駁陽明之說，可謂朱子《章句》之傳疏，但其必歸《大學》、《中庸》于原書，與郝敬的意圖略有不同，其意在恢復《禮記》經文全貌，以顯現其書所昭示的儒家之道的整體性。但由于船山著作遲至清代后期才行于世，故其態度與做法在當時并未產生影響。船山所謂“不可以精粗異視”，即不可將《禮記》中的篇章區分為精粗高低，此言當有所指。如清初尊朱的學者俞長城就曾提出，要將《禮記》從五經中廢黜，他認為《禮記》出自漢儒，其書之精粹在《大學》、《中庸》，今二篇已入《四書》，其余四十七篇特其粗者。

值得注意的是，清初有不少學者都不約而同地呼吁讓《大學》、《中庸》回歸于《禮記》，劉宗周的弟子陳確（1604—1677）云：“駁歸《戴記》，猶是以《大學》還《大學》，未失六經之一也。而遽例以廢經，尤失情實。”盡管陳確沒有撰寫關于《禮記》的專門著作，也曾指斥《大學》非圣經、背離孔子之道，為偽書、為禪學，但仍然主張將其回歸《禮記》之中。相比之下，其同門黃宗炎（1616—1686）《周易象辭》卷四的批評更為有力而徹底：

割禮傳之《大學》、《中庸》兩篇而孤行之，蓋由視禮為粗跡，而別求性與天道不可聞之微，以為上達，至使“慎獨”、“未發”紛紛聚訟，豈知“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恐非粗跡所能臻者！《大學》之修、齊、治、平，《中庸》直至參贊、位育、無聲無臭，亦只形容禮之至極爾。今欲割去本原，別尋妙幾，何其不入于釋氏也！

黃宗炎批評宋儒視禮為粗跡，去本別尋，誤入于禪佛。朱彝尊（1629—1709）的態度雖然相對溫和，但仍對《大學》、《中庸》脫離《禮記》表示出了不滿：“朱子分為經傳，出于獨見。自《章句》盛行，而永樂中纂修《禮記大全》，并《中庸》、《大學》文刪去之，于是誦習《章句》者，不復知有《戴記》之舊。”狂批朱子《四書章句》的毛奇齡（1623—1716）亦認為：朱子的“改本雖存，猶屬私藏，不過如二程所改之僅存于《二程全書》之中，不必強世之皆為遵之。而元、明兩代則直主朱子改本，而用以取士，且復勒之令甲，勅使共遵，一如漢代今學之所為‘設科射策，勸以利祿’者，而于是朱子有《大學》，五經無《大學》矣！”朱子之改本（《章句》）僅為一家之言，而元、明以來則以朱子的本子用于科舉取士，卻令五經之《禮記》因此失去《大學》。李塨對經書的定義提出了全新的看法，他也認為《大學》、《中庸》應當歸入《禮記》。錢曾（1629—1701）就批評元人何異孫《十一經問對》將《大學》、《中庸》兩篇與《禮記》通列為三經的做法。

幾乎在同一時期，日本儒學家也提出了極為相似的看法，伊藤仁齋（1627—1705）否定《禮記》作為經書的權威性，為秦人坑燔之余而成于漢人附會之手，《大學》絕非程朱所謂“孔氏之遺書”，乃未知孔孟血脈而熟讀《詩》、《書》的戰國齊魯諸儒之作，后朱子妄分經傳，為害道之尤，故而伊藤據鄭玄之古本，重作《大學》定本；另一方面他還否定《中庸》的未發已發之說，視為《論語》之衍義。如此，伊藤從根本上顛覆了宋儒及道學之理論根基，罷黜《大學》、《中庸》，而獨尊《論語》、《孟子》。一海之隔，而觀點暗合如出一轍，足見質疑《大學》、《中庸》兩篇的權威地位乃時代大勢之所趨。

清初另一部收歸《大學》、《中庸》入《禮記》的著作，乃徐世沐（1635—1717）《禮記惜陰錄》。《禮記惜陰錄》成書于徐氏晚年七十四歲即1708年，其書不傳，今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可略窺其書之特色：

是書合《曲禮》、《檀弓》、《雜記》各為一篇，刪古本上下之目，《大學》、《中庸》二篇則仍從古本全錄，以成完書。毎篇之首，各注其大意，每篇之末，各評其得失。所注多襲陳澔之文，而簡畧彌甚。

徐世沐注文多襲陳澔《禮記集說》，館臣在文末又評其書為“講學家之談經類，以訓詁為末務”，可知徐氏是一位理學家，但其書卻摒棄《禮記集說》以來僅存《大學》、《中庸》篇目的慣例，收錄兩篇古本全文。此舉雖然是為了恢復《禮記》的全貌，卻又不采朱子《章句》，其意圖與郝敬、王船山是否相同，實在是耐人尋味。康熙初年的張怡《三禮合纂》仿《儀禮經傳通解》，首《通禮》，次《祭禮》，次《王朝之禮》，次《喪禮》，其《通禮》則將《大學》、《中庸》置于卷首，《大學》棄朱子改本，而從王守仁所解古本。

進入乾隆朝，官方編纂的《禮記》著作對《大學》、《中庸》的處理做出了重大舉措。由張廷玉等奉敕編纂的康熙帝講筵記錄《日講禮記解義》，仍然謹守陳澔《禮記集說》以來的慣例，僅存《大學》（卷六十二）、《中庸》（卷五十六）篇目，注云“朱子《章句》”。然而不久之后，成書于乾隆十三年（1748）的官修《欽定禮記義疏》（李紱領纂，共八十二卷）卻將《大學》、《中庸》二篇重歸之《禮記》，《大學》、《中庸》皆用古本原文，經文之后依序排列鄭注、孔疏、朱子《章句》。《欽定禮記義疏》書首《凡例》云：

《中庸》、《大學》二篇，自宋大儒編為《四書》，其后俗本《禮記》遂有止載其目而不列其文者，茲仍曲臺之舊，以尊全經，以存古本，兼輯朱注，以示準繩，而《正義》等條，概置勿用。

這是自元代陳澔《禮記集說》四百年來，官方的《禮記》注本首次恢復《大學》、《中庸》。這一舉措的目的甚為明確：尊重《禮記》一書的完整性，保存古本的形態。不僅如此，《欽定禮記義疏》還為收錄《大學》、《中庸》二篇而特別設立了與本書其他四十七篇不同的體例：

案《戴記》四十九篇，其四十七篇并用《正義》等六條編纂之例，獨《大學》、《中庸》二篇不拘諸例，但全錄注疏于前，編次朱注于后者，一以示不遺古本之源，一以示特尊朱子之義。全錄注疏古本，方識鄭、孔羽翼圣籍之功，方見朱子之精心邃密，而注疏之是非得失，讀者自一目了然，故不拘諸例。

這項特設的體例，既體現了三禮館臣在處理上的謹慎態度，也顯示了《大學》、《中庸》地位的特殊。《禮記義疏》一面不遺古本之源，一面特尊朱子之義，此乃兩全其美的折中之舉——為了讓《大學》、《中庸》重返《禮記》，《義疏》編者在理由說明上確實花費了不少心思與辭墨。《大學》、《中庸》作為《四書》行世已久，影響深遠，故恢復二篇入《禮記》自然要慎之又慎。《義疏》收錄漢唐以來諸家學說，惟說之是者從之，至于義理之指歸，則一奉程朱之說為圭臬。《四庫總目提要》對《義疏》恢復《大學》、《中庸》之舉，評價甚高：

其《中庸》、《大學》二篇，陳澔《集說》以朱子編入《四書》，遂刪除不載，殊為妄削古經，今仍錄全文，以存舊本。惟章句改從朱子，不立異同，以消門戶之爭。蓋言各有當，義各有取，不拘守于一端，而后見衡鑒之至精也。

館臣嚴厲批評陳澔《集說》刪削古經，割裂《大學》、《中庸》之舉，其稱揚《禮記義疏》之詞雖略有諛美之嫌，但對恢復《大學》、《中庸》做出了積極的正面評價。陳澔《集說》在明清兩代被奉為科舉教材之一，要推翻其說、其影響，非官方而不能為。我們還發現館臣在《四庫提要》論述“禮記類”書籍時，尤其對其書是否收錄《大學》、《中庸》及所收為古本還是朱子《章句》加以特別關注。無疑，這如實反映了清代中期官方對《大學》、《中庸》與《禮記》的兩者關系的敏感。

乾隆元年（1736）六月詔開三禮館，聚集人才，全祖望、吳廷華、惠士奇等碩儒皆應招入館，開始了一項費時十三年的大型國家事業，系統地整理闡釋三禮學，這項事業在繼承前代重視程朱理學的同時，還開啟了經學研究的新風氣，而《禮記義疏》恢復《大學》、《中庸》的特別處理，無疑廣受矚目。參與過《三禮義疏》編纂工作的杭世駿（1696—1772），后來以一人之力纂集大型匯編《續禮記集說》，其書采錄《中庸》（卷八十六至八十九）、《大學》（卷九十七）古本，以鄭玄、孔穎達之說為主，又引清人毛奇齡、姚際恒、毛遠宗等人之說，其思路是與《禮記義疏》一脈相承的。

《禮記義疏》恢復《大學》、《中庸》的舉措，其實在目錄學上也有一定的依據，因為歷來在兩篇的性質歸屬上并無定論。西漢劉向《別錄》屬《大學》、《中庸》為“通論”。關于《中庸》的著作，《漢書?藝文志》將《中庸說》歸入“禮類”，《隋書?經籍志》及《舊唐書?經籍志》因之。宋元時代，《大學》、《中庸》在目錄書籍分類中多被歸入到“禮類”或“禮記”中，如鄭樵（1104—1160）《通志?藝文略》經類，以《論語》自為一門，《大學》、《中庸》入“禮記”，《孟子》則入“子類”，《郡齋讀書志》卷一上、《遂初堂書目》、《直齋書錄解題》卷二皆劃入“禮類”。元代《四書》學制度化之后，元修《宋史?藝文志》、馬端臨《文獻通考》亦承襲宋代的分類，歸《大學》、《中庸》于“禮類”。進入明代，目錄學典籍方始設立“四書類”，如《文淵閣書目》等皆歸《大學》、《中庸》于“四書類”，清初所修《明史?藝文志》亦沿用前代慣例。但明清著述也有歸入“禮類”的，如《授經圖義例》卷二十將《大學》、《中庸》列入“諸儒著述附歴代三禮傳注”類，《萬卷堂書目》卷一歸于“禮類”，《經義考》則歸入“禮記類”，倪燦（1627—1688）《補遼金元藝文志》則歸入“三禮類”。《千頃堂書目》著錄有明一代書籍，亦將訓釋《大學》、《中庸》之著作皆歸入“禮類”，四庫館臣對此則提出了異議，并將二書的相關著作移入《四庫全書》經部“四書類”，其理由是：“以所解者《四書》之《大學》、《中庸》，非《禮記》之《大學》、《中庸》。學問各有淵源，不必強合也。”意謂朱子創立的《四書》體系的《大學》、《中庸》，與《禮記》中的《大學》、《中庸》乃兩套學術系統，可并存同行。又，《續通志》、《皇明通志》亦列入“四書類”，《清通志》則遵從《欽定續通志》之例。然而，同時代的《皇朝文獻通考》卻因為《禮記義疏》的出現，并據《文獻通考》的分類，重歸《大學》、《中庸》著作于“禮類”之中，其書云：

按《大學》、《中庸》二篇本《戴記》舊文，自陳澔《集說》以朱子編入《四書》，遂刪除不載，伏讀《欽定四庫全書》雖列入“四書類”中，而《欽定禮記義疏》則備錄全文，以復古今之舊。今謹遵編次，凡《大學》、《中庸》之單行者，仍入“禮類”，且以從馬氏舊例焉。

可見《大學》、《中庸》在目錄典籍中的歸類，明代以后一直搖擺不定，存在著矛盾。可以說，《禮記義疏》恢復《大學》、《中庸》之舉，引起了目錄書籍在分類上的新的分歧。

一些學者對官方的舉措做出了反應，如李惇（1734—1784）認為：

《大學》、《中庸》二篇，程朱自《戴記》取出，以配孔孟之書。《大學》改正尤多，如臨淮入汾陽軍，一號令之，壁壘皆變。數百年來，遵而從之，無可議矣。但《戴記》中猶當載其元文，使學者知二書本來面目，并知程朱改訂之苦心。今惟注疏本尚載元文，而不能家有其書，坊刻讀本止存其目，學者有老死而不見元文者，竊謂急宜補刊，庶得“先河后海”之義。

李惇的看法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因為注疏本雖保存了《大學》、《中庸》古本古注的原貌，然世間所通行的《禮記》讀本僅存目而已，故亟需補入兩篇。古學興起，漢學家熱衷考據考古，對于古經古書及金石研究的熱忱高漲，而古書輯佚工作之興盛，是時代之必然。對于本未亡佚，卻被人為地割裂出原書的《大學》、《中庸》，使其重歸《禮記》也是理所當然的。恢復經書古本原貌，對于漢學家來說當然是至關重要的，但是他們的目的不僅僅限于此。汪中（1744—1794）《大學平議》云：

《大學》其文平正無疵，與《坊記》、《表記》、《緇衣》伯仲，為七十子后學者所記，于孔氏為支流余裔，師師相傳，不言出自曾子。……誠知其為儒家之緒言，記禮者之通論，孔門設教，初未嘗以為“至德要道”。……宋儒既借《大學》以行其說，慮其孤立無輔，則牽引《中庸》以配之。

汪中力駁理學家將《大學》作為道德形上學的經典，主張此篇與其他一些《禮記》篇章的性質無異，故而應當將之歸為“記禮通論”即禮學篇章之一，他從《大學》的作者與主旨兩方面來完全否定其書具有的哲學性質與崇高地位，試圖徹底推翻《大學》。這番露骨至極的反宋學的言論，表明了漢學家力圖將《大學》、《中庸》歸之《禮記》的真正目的。《大學》、《中庸》重返《禮記》，必將導致兩者作為理學經典的色彩的消退及經典地位的下降。“四書”的形式將不復存在，而程朱以來理學家們苦心構筑的思想體系亦隨之瓦解。方東樹（1772—1851）《漢學商兌》（卷下）還指出汪中甚至認為不應立有《四書》之名，有人還屏棄朱子《集注》而禁止子弟不許誦讀，可見連《四書》是否成立，《集注》是否要讀，都成了漢宋學術之爭的一個焦點問題。如凌廷堪（1757—1809）云：

《大學》、《中庸》，《小戴》之篇也，《論語》、《孟子》，傳記之類也，而謂圣人之道在是焉，別取而注之，命以“四書”之名，加諸六經之上，其于漢唐諸儒之說視之若弁髦，棄之若土苴，天下靡然而從之，較漢魏之尊傳注，隋唐之信義疏，殆又甚焉！

汪中與凌廷堪的態度，與明人祝允明意欲取消《四書》的看法不謀而合。清代經學的變化與特征，一言以蔽之，即五經的地位上升，而《四書》地位的相對下降。貶低《大學》、《中庸》的學術價值，使兩篇重歸之《禮記》，亦昭示著四書地位的下落。

梁章鉅《退庵隨筆》卷十五云：

朱子之《章句集注》，積平生之力為之，垂沒之日，猶改定《大學?誠意章》注，凡以明圣學也。元延祐中用以取士，而闡明理道之書遂漸為弋取功名之路，至《大全》出而捷徑開，入比盛而俗學熾，馴至高頭講章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亡，并朱子之《四書》亦亡矣！

其言絕非危言聳聽，朱子的《四書章句》自元代延祐年間成為科舉取士的科目以來，在明代就已發生質變，淪為俗學，成為讀書人獵取功名的手段，而《四書大全》的出現則將四書學本身導向了生死存亡的關口。以致于明清兩代很多有識之士都對《四書》抱有深深的厭惡之感，即不反程朱，而反理學、反四書。這是《大學》、《中庸》重返《禮記》呼聲高漲的背景之一。

那么，主張漢宋調和的學者對此又持有何態度呢？如翁方綱（1733—1818）在《禮記附記》于《大學》、《中庸》著墨最多，還批評陳皓《集說》不應當刪省《中庸》，謂“奚若存《章句》于《禮》注疏后，使學者備研核之為得歟！”主張載錄《中庸》、《大學》經文，并將朱子《章句》排列在注疏之后，可謂調停折中之論。

同時，一些成于理學家之手的《禮記》類編本也都開始收錄《大學》、《中庸》。王心敬（1656—1738）《禮記匯編》取《禮記》四十九篇，以己意重新排纂，分為三編。上編首孔子論禮之言，曰《圣賢訓拾遺》；次以《大學》、《中庸》；又次以《曾子拾遺》、《諸子拾遺》；又次以《樂記》。中編括《記》中禮之大體，曰《諸儒紀要》；次以《月令》；又次以《王制》；又次以《嘉言善行》。下編聚列《記》中瑣節末事及附會不經之條，曰《紀錄雜聞》，以《大學》為“斯禮之包絡”，《中庸》為“斯禮之根柢”。任啟運（1670—1744）《禮記章句》類編全書，則以《大學》、《中庸》冠首，作為全書之“統宗”。乾嘉以來，漢學家出于漢宋之爭，凡所著述直以《大學》、《中庸》歸之《禮記》，卻不稱《四書》。

需要指出的是，《大學》、《中庸》重返《禮記》的道路并不平坦，清初以來一些學者仍然遵循舊例，在訓解《禮記》的著作中不收錄《大學》與《中庸》，如萬斯大（1633—1683）《禮記偶箋》、李光坡（1651—1723）《禮記述注》、張沐《禮記說略》、姜兆錫《1666—1745》《禮記章句》僅存篇目，不解《大學》、《中庸》。方苞（1668—1749）《禮記析疑》、吳廷華（1682—1759）《禮記疑義》皆不錄或不釋《大學》、《中庸》，又如禮學家江永（1681—1762）《禮記訓義擇言》不收錄《大學》、《中庸》，其另一部著作《禮書綱目》也僅列《大學》、《中庸》為“通禮”第十七、十八，存目并注云:“自有朱子《章句》，今止存其篇目”、“自有朱子《章句》，今亦但存其篇目。”郝懿行（1757—1825）《禮記箋》亦存《大學》、《中庸》篇目而不解之。李調元（1734—1803）《禮記補注》謂“原本有《中庸三十一》章，今取入《四書》篇內”、“此篇上有《大學第四十二》，今入《四書》，不載。”劉沅（1767—1855）《禮記恒解》卷三十一《中庸》、卷四十二《大學》僅存目，云：“今仍《四書》之舊，另有論注，茲不復贅。”潘相《禮記厘編》是一部《禮記》類編本，其書分十類，《大學》、《中庸》與《學記》、《文王世子》、《經解》等三篇被編入為“大學之方類”，但《大學》、《中庸》不錄經文，僅各錄朱子《章句》篇題下所載二程之語而已。上述大多數人的意圖不得而知，但這些遵循舊例的做法也從側面反應了朱子《章句》及陳澔《集說》的影響之大，在一些學者心中不可動搖。

實際上，如何處理《大學》、《中庸》與《禮記》的關系，在朱子學者之間也存在分歧。如清代具有代表性的兩部《禮記》新疏的處理方法正相反，孫希旦（1737—1784）《禮記集解》重視禮義、禮制及義理，其書沿襲陳皓《集說》之舊，僅存《大學》、《中庸》之篇目而不錄正文，而時代稍晚的朱彬（1753—1843）《禮記訓纂》重視訓詁、校勘及名物，采錄《中庸》正文，并錄古本《大學》正文，繼之以朱子所考定《大學》（不錄《補傳》）。孫、朱二人皆為篤實的朱子學者，而做法卻大相徑庭，頗耐人尋味。

當時，宋學方面有人對歸《大學》、《中庸》于《禮記》的風潮，做出了有力的回應。冉覲祖（1637—1718）《禮記詳說》凡一百七十八卷，是繼南宋衛湜《禮記集說》以來的大型注釋書，冉氏于卷首《禮記總論》反駁明人郝敬謂先儒割裂《大學》、《中庸》于《禮記》之說，云：

京山立說，多與朱子背馳，謂先儒以《學》、《庸》二篇別為二書，支離割裂，當亟還舊觀，責先儒以割裂《禮記》而不自知，其致毀謗《四書》。《禮記》四十九篇，真贗純駁，雜然并收，先儒擇其精者，令幼學急讀之，及能治全經，則二篇固在，又何病乎割裂也！

《禮記詳說》書首附陳澔《禮記集說序》，理學色彩極為明顯，書中不錄《大學》、《中庸》，僅于卷一百五十五、一百六十九存目而已。冉覲祖的看法接近宋儒，即區分《禮記》各篇的性質，評判其價值，擇其精要者為我所用，故而《大學》、《中庸》即使獨立亦未嘗不可。冉氏還回擊了詆毀《四書》的聲音，故其回應對象應該不僅僅是郝敬一人，而是當時洶涌的風潮。在否定《大學》、《中庸》的背后，漢學家們的矛頭所指乃四書學體系，四書學體系正是程朱理學的理論基盤，否定與摧毀四書學體系即意味著程朱理學體系的瓦解。

《大學》、《中庸》回歸《禮記》的聲音，直至清末仍然不衰，俞樾（1821—1907）《取士議》云：“第二場試經義五道，仍如今制，以《易》、《詩》、《書》、《春秋》、《禮記》岀題，《大學》、《中庸》歸并在《禮記》中，不必別岀試文。”在這篇討論科舉考試科目與內容的文章中，俞樾認為《大學》、《中庸》可以歸并入《禮記》之中，不必單獨別岀試文。然俞氏弟子章太炎（1869—1936）的態度則更為激烈：“現在只看二程自二程，《大學》自《大學》，自然應該改還古本，又何必用朱子《章句》呢？”“若說實話，《大學》、《中庸》，只是《禮記》中間的兩篇，也只是尋常話，并沒有什么高深玄妙的道理，又不能當作切實的修身書，只要還歸《禮記》，也不必單行了。”章氏的這番話若放在學術史上可謂是驚世駭俗，然自激蕩求變的清末民初時代觀之，竟是打破一切偶像與傳統權威的常識了。章氏的這一論調傳存至今，宣告了程朱理學的徹底沒落與衰微。

結語

孔門之《大學》、《中庸》本單篇別行，在西漢由戴圣編入《禮記》，成為禮學通論，在宋代經二程、朱子彰顯而獨立，與《論語》、《孟子》形成四書，遂成為理學經典，最后在清代又重新返回《禮記》。

我們可以從《大學》、《中庸》的歸屬變遷中，理清與把握儒學發展的一條主要脈絡。讓《大學》、《中庸》重返《禮記》，由明代祝允明、郝敬首倡，清初王船山等亦持此論調，其正式重返《禮記》則是在古學興起的雍正、乾隆時代，此時的思想界提倡尊經崇古，回歸原典。《大學》、《中庸》重返《禮記》，積極的意義是恢復了《禮記》的文本完整性，再現古本之原貌，豐富了禮學研究的內涵，而消極的意義呢？晚清的朱子學者郭嵩燾（1818—1891）即指出：“雍、乾之交，樸學日昌，博聞彊力，實事求是，凡言性理者屏不得與于學，于是風氣又一變矣！乃至并《大學》、《中庸》之書蔑視之，以為《禮運》、《學記》之支言緒論。”這一指摘非常銳利，令《大學》、《中庸》重返《禮記》的結果，致使此二篇與其他四十七篇降為一個等級，直接地削弱了其權威性與特殊性，導致《大學》、《中庸》所具有的理學色彩全面消退，經典地位大幅下降，其性質及研究也被經學化、禮學化了，導致“四書”的地位亦為之下降。

《大學》、《中庸》重歸《禮記》，可謂是清代學術轉向的一個重要標志，是漢學家對于程朱理學的一個反動。圍繞著此事的各種著述、議論及反應，也映射出了清代學術與思想的糾葛與復雜。可是，事實上《大學》、《中庸》重返《禮記》之后，漢學家們大都采取敬而遠之的回避態度，并未撰作出一部在思想上能夠超越朱子《章句》的注本與解釋，或以《章句》為主疏解之，或是增錄鄭注、孔疏，僅供讀書人參考而已。至清末為止，科舉考試所用的及世上通行的《大學》、《中庸》的本子仍舊是朱子《章句》本，讀書人無不誦習之。這場思想運動的結果，由于沒有出現一個權威的注本（包括《禮記》在內），《大學》、《中庸》僅僅是在形式上重返《禮記》而已。

（本文首發于《國學學刊》2012年第3期，注釋從略。謹以此文紀念石立善先生。） 

石立善教授（1973-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