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慣看了秋月春風、盡覽了社會千姿百態，才有資格談論文化；只有擁有了強大方法論工具、橫跨了眾多學科，才有能力談論文化；只有具備了尋根究底的探索精神、經世濟民的天下情懷，才有意愿談論文化。在這個意義上講，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王戰教授是非常合適的人選。

2019年12月6日下午，王戰教授做客《澎湃下午茶》（第七期），以“上海、江南與泛江南”為主題，重點談論了“江南文化是中國文化的第三個高地、海派文化是江南文化演進的第三段或者說是江南文化3.0版、江南文化與泛江南文化的交流”等觀點，既有歷史縱橫感，又深入淺出，為聽眾們帶來了一場透析江南文化的精神大餐。

王戰教授念茲在茲的江南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種典型代表，既承襲了中華文化的基因與內核，又與先秦文化、中原文化等有所區別，是一種特點較為鮮明、隨歷史變遷而仍具魅力的文化形態。近年來，王戰教授提出的“江南文化從‘士農工商’到‘士商工農’價值取向轉變”、“江南文化從‘仁義禮智信’向‘信義仁智禮’變遷”等觀點，都向世人昭示著江南文化作為一種整體文化現象的令人著迷之處。

在王戰教授的啟發下，我們不禁思考，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迷人的江南文化？按照馬克思主義“存在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基本理論，迷人的江南文化背后一定有著精彩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一定有著精彩的人和事，一定有著其對世界和人生的精彩理解。

翻開歷史，我們至少可以從四個維度來了解、走進、感受“精彩的江南”：

1.從經濟發展來看，江南是中國較早實現“商業性農業和商品經濟”的主要區域之一。

由于土地肥沃、氣候宜人、水利交通方便等優越自然條件，同時歷史上數次大規模的北民南遷，加之政治中心南移等機緣際會，江南從隋唐五代起，逐漸成為全國農業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到了宋元時期，太湖流域更是成為全國最大的糧食產地，享有“蘇湖熟、天下足”之美譽。

值得注意的是，江南糧食農業的高度發展，也帶動了商業性農業發展和經濟作物種植擴大，棉麻桑蠶、茶業、果木種植、花卉、蔬菜、漁業等都得到空前發展。江南這種整體以商品交換為目的的農業生產方式，是對傳統自給自足小農經濟的一次重大革命，并推動了紡織、手工藝制作、造紙印刷、釀酒制鹽、造船等手工業和商業的繁榮發展，調整和完善了區域農業結構乃至整個經濟結構，極大地激發了整個地區的商品經濟意識和經濟活力。

到了明清時期，由于政府放寬對糧食統制和賦稅政策改革，允許民眾自主選擇經濟附加值更高的桑蠶業和棉花種植業取代傳統水稻種植，成為江南新的農業支柱產業和商品性農業。這也造成了江南地區的糧食出現較大缺口，依賴外糧供應，從此“蘇湖熟、天下足”也被“湖廣熟、天下足”所取代。

2.從互聯互通來看，江南是中國較早實現更大范圍“交通一體化”的主要區域之一。

當前已上升為國家戰略的長三角一體化，正在如火如荼地深入推進。其實從更長時期的歷史視角來看，古代的江南早已實現交通一體化，水上交通一體化非常突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作為水鄉澤國的江南地區江河眾多、河渠縱橫、湖蕩棋布。為了更好地促進農業及地區發展，這一區域自古以來便非常注重興修水利與河道整治。

秦朝統一前，現存江南運河的北段已經開鑿到丹陽境內，蘇州至嘉興的水道也已打通，可南下直達錢塘江邊。秦漢時期，江南的運河水運網雛形就已經形成。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苕溪水道成為太湖流域南到錢塘、東至蘇州、北到宣城與建康（今南京）的主要水道之一，尤其是開鑿了連接秦淮河流域和太湖流域的破崗瀆，大大縮短了會稽到京城建康的行程。隨著歷朝歷代的水利整治，最終江南地區形成了輻射面積廣泛、非常發達的水運交通網絡。

優越的水運交通一體化以及陸域交通的完善，極大地促進了江南地區的經濟、人員乃至信息交流。以依托水運網發展壯大的江南市鎮群為例，在隋唐五代時期，伴隨著農村商品經濟的繁榮發展，在沿河水路要道或津渡，興起了一大批重要的草市或集鎮，成為農村商品交換中心，并向專業市鎮發展。一直到了明清時期，依靠水運網絡的江南市鎮密集分布，距離縣城80-100里的市鎮為數極少，鎮與鎮的間距很少超過一天往返路程，物資交流極為方便，這種市鎮群和市場網絡產生了強大的群體規模效應，所有村落無一例外卷入了市鎮經濟之中，大大增強了江南在全國市場的競爭力。

3.從城鎮體系來看，江南是中國較早實現“區域均衡發展”的主要區域之一。

如今當我們研究“中國萬億俱樂部城市”、“中國百強市”與“中國百強縣”時，我們會發現長三角的城市與縣市數量整體居前，而且地域分布相對比較均衡，即每個地方的大城市、小城市甚至鎮的實力都不差，都各有特點。這種狀況與江南地區自古以來的比較均衡發展模式一脈相承。

魏晉南北朝時期，伴隨著水利交通事業的發展，江南農業經濟、手工業、商貿業快速發展和人口的加速增長，江南地區的城市化加快發展，除了當時的中心城市建康（今南京）外，吳城（今蘇州）、京口（今鎮江）、廣陵（今揚州）、宣城（今宣城）、毗陵（今常州）、烏程（今湖州）、山陰（今紹興）、余杭（今杭州）、東陽（今金華）等，都是區域內的重要城市。

隋唐五代時期，江南地區形成了以城市為中心、市鎮全面發展的基本格局，尤其是中心城市和區域性大城市都發展成為了繁榮的商業城市，綜合實力都很強。以當時浙東地區的中心城市和經濟中心——越州（今紹興）為例，大詩人元稹在《再酬復言和夸州宅》詩中說道“會稽天下本無儔，任取蘇杭作輩流”，可見當時越州之繁華并不輸給蘇杭。歷經宋元、明清時代，直至上海崛起以后，江南地區這種眾多城市你爭我趕、共同發展的格局態勢都一以貫之。前文提到的鄉村市鎮體系，也是同樣的發展邏輯。

4.從與世界聯系來看，江南是中國較早“與世界發生經貿和交流”的主要區域之一。

如果說江南這塊區域從古到今都能夠與時俱進，甚至能夠引領潮流，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是有世界眼光的，它很早就和外面的世界發生著聯系。《三國志》、《后漢書》等記載著秦漢時期江南地區與東南海上的貿易。魏晉南北朝時期，江南的海外貿易已有一定發展，《三國志》講“吳雖在遠，水道通利，舉帆便至，無所隔限”。

到了唐朝時期，揚州、明州（今寧波）、溫州、上海松江等都是本地區的重要港口。外貿港口城市成為了連接東亞、南亞、東南亞等的“窗口”與“通道”，將該地區與世界主要大城市聯系起來，促進了整個區域的對外開放。

海外貿易對宋元時期江南經濟社會的影響較大。比如，海外貿易發達的青龍鎮、澉浦鎮，在宋元時期上繳的商稅總量名列前茅，即得益于海外貿易。同樣上海、華亭、太倉等城鎮的迅速發展也與海外貿易興盛高度相關。值得一提的是，海外貿易極大推動江南地區商業繁榮的同時，對與外貿相關的手工業部門，如造船業、手工藝制造業、文具業和紡織業等的發展與進步，都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至于明清以后近代時期江南與世界的歷史，尤其是以上海為代表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詳了。

總之，通過梳理歷史我們發現，在中華民族漫長的發展進程中，江南地區一直能夠做到“守正出新”，既繼承了中華文明的精神內核，又不斷創造出新內涵、新玩法。以開放心態與時俱進、勇于變革創新、盡可能尋找最大公約數、自己好也讓別人好、努力與世界同行等等，這些都構成了江南的共同精神家園或說是精神共同體，我想這就是江南文化的最大魅力所在吧。

回顧歷史是為了指導當下、啟示未來。如今，作為國家戰略的長三角一體化已開啟新征程、邁入新階段，我們希望帶著對江南文化的理解和自信，這片熱土能夠創造出更新更大的精彩，為中華文明和人類文明做出更大貢獻！

（作者李顯波系上海發展戰略研究所所長。本文的史料部分皆引自陳劍峰教授《長江三角洲區域經濟發展史研究》，特向作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