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氣燈”與情感操縱

近日，微信公眾號“社會學會社”摘譯了哈佛大學博士后研究員佩奇·L.斯威特（Paige L. Sweet） 2019年發表于《美國社會學評論》的一篇論文：“煤氣燈”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Gaslighting），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煤氣燈下》（1944）電影海報。

“煤氣燈”操縱法（Gaslighting）的命名源于英國劇作家Patrick Hamilton1938年的同名劇作（Gaslight）以及稍后兩部的電影改編作品（1940，1944）。該作品中的丈夫為了掩蓋自己的犯罪活動，試圖讓妻子相信她自己失去了理智，采取的方法就是將煤氣燈調得忽明忽暗，當妻子詢問時則堅稱是她的幻覺。這一術語后來被用于指代一種通過創造“超現實的”人際關系從而讓受害者覺得自己“瘋”了的精神虐待，在精神病學、政治評論乃至流行文化中都有所使用。

斯威特的研究認為，“煤氣燈”操縱法是一種社會學而非心理學現象，根植于包括性別不平等在內的社會不平等問題，是施害者運用性別刻板印象以及受害者所面對的結構和制度不平等來操縱現實的結果。文章試圖說明“超現實”是如何在充滿權力的親密關系被創造和維持的，以及社會不平等問題和文化刻板印象如何為精神操縱策略提供了基礎。

斯威特共進行了18個月的田野調查，研究方法包括對女性主義行動主義（feminist activism）的檔案研究，對家庭暴力研究專家的深度訪談和參與式觀察，以及對家庭暴力幸存者的生命故事訪談。她繪制了“煤氣燈操縱法”微觀策略的情景圖，從中可以看到施害者使用的種種策略——不斷反轉的故事、社交網絡入侵、叫她“瘋婊子”、聲稱權威機構在看著她、可以令她混淆、在細節處撒謊、指責、否認事件、經濟控制、對女性氣質的微觀規制、告訴他人她情緒不穩定——都源于與性別、種族等相關的刻板印象（非理性、愚蠢、歇斯底里、性方面“不端”、“粗心大意”需要男性管制、對事件的觀察不可靠、“壞”母親，無知的移民，具有攻擊性的黑人女性），以及會對受害者產生極大影響的制度性背景（心理健康體系、警察、法院/兒童監護、移民體系），并最終導致了“超現實感”的產生。

文章指出，“煤氣燈”操縱法將心理虐待和口頭辱罵結合在一起，尤其是作為以性別為基礎的權力和控制模式的一部分時，這些操縱策略會變得非常有效，受害者會形成一種喪失了現實感的整體感受。施虐者往往通過男性氣質賦予的“理性”，將受虐者和缺乏理性的女性氣質聯系起來，還會通過“具身化”利用女性的一些生理現象將其塑造為“不理智”的形象，例如一名受訪者表示她懷孕時，男友總是說她“瘋了”“不可理喻”，并堅持說孕吐等癥狀都是她編造出來的。斯威特所訪談的女性都曾為了避免“煤氣燈操縱法”的影響而采取極端措施，一些受訪者還表示相比于心理虐待，她們寧愿遭受身體虐待，甚至會通過自殘來避免發瘋。并且在這種控制模式中，施虐者會通過顛倒黑白等方式切斷受虐者與外界的聯系，使其無法和自己的社交網絡和其他救援機構取得聯系。

斯威特進一步指出，“煤氣燈”操縱法根植于性別化、種族化的有關“性”的社會結構之中。由于女性的“性”被認為和欺騙、危險、威脅有關，施虐者經常對她們的性尊嚴進行攻擊。一位41歲拉丁裔受訪者說，她的前夫編造了一段她出軌的故事，并說服她這是真的，然后以此為由跟蹤、毆打她。還有丈夫迫使妻子相信自己的穿著和妝容吸引了太多目光，迫使她們放棄打扮和外出。通過攻擊女性的“性”，“煤氣燈操縱法”制造了一個限制女性自主性和行動力的超現實環境。施虐者還常常利用女性對于移民制度、警察和法院、精神衛生系統等權威制度的恐懼（這些機構內部往往存在制度性歧視），讓受害者覺得孤立無援，加劇她們對現實認知的失真感。

為了將上述理論框架運用于非家庭暴力的情景中，斯威特設想了一種發生在白人學術導師和非白人工薪階層研究生之間的關系：導師沒有使用暴力，但讓學生當“學術勞工”，將學生的學術觀點占為己有，如果學生抱怨就對說他過分敏感，并告訴同事該學生的精神狀態有問題，這種情況下學生很可能對自我產生困惑，并且不敢尋求幫助。在這一情景中，這位導師就是在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使用了“煤氣燈操縱法”。

總之，無論是在家庭親密關系的情景中，還是在高度科層化的背景下，從性別刻板印象、交叉性不平等和制度脆弱性的角度進行分析，就可以看到“煤氣燈”操縱法運用并加劇了已經存在于關系中和制度背景里的權力不平等。而要保護受害者免受“煤氣燈操縱法”的迫害，則需要增強她們的文化與經濟資本，以及女性在機構和制度中的可信度。

“西方”是世界上最大的封閉社區

本周，Big Think網站刊登弗蘭克·雅各布斯對全球隔離墻的反思。

這張地圖已經有十年歷史了，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作者認為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生活在一個圍墻世界中。即使地圖上的統計數據可能有所更改，但其要點仍然沒變：實際上，世界上的富裕國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封閉社區。而這種世界范圍的柵欄很少被完整地呈現給人們，美墨邊境距“歐洲要塞”很遠，而且不同于以色列的安全墻，其他類似的障礙也有其獨特之處，人們很難意識到它們屬于同一問題。但這些隔離墻都做著同樣的事情：讓貧民窟、擁擠的群眾遠離第一世界修剪整齊的草坪。

冷戰結束時，只有15堵墻將國家彼此隔開。現在，全世界至少有70個圍墻邊界。自隔離墻倒塌以來，數千英里的鋼和混凝土墻在國際邊界上聳立起來。

如上面的地圖所示，圍墻世界在北美由美國和加拿大（在北美）組成；在亞太地區由日本和韓國，以及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組成；加上基本上整個歐盟；還有以色列。在2009年，這個國際俱樂部僅占世界人口的14％，但獲得了世界收入的73％。相反，墻外的“灰色地帶”是86％人類的家，僅占世界收入的27％。隔離墻內的平均月收入約為2500歐元。在外面，只有150歐元。

作者列出了一系列隔離墻：

A.朝鮮與韓國之間的非軍事區

雙方在技術上仍處于交戰狀態。小規模沖突使數百名韓國人和至少50名美國人員喪生。

B.澳大利亞國防軍

負責澳大利亞防御的國防軍在澳大利亞北部水域巡邏，防止乘船的難民進入。

C.美墨邊境墻

盡管特朗普通過承諾“建造那堵墻”而當選，但早在克林頓政府領導下，已經開始在3145公里的美墨邊界上有條不紊地建立物理屏障。起初，它集中在城市過境點。9·11之后，在小布什和奧巴馬的領導下，墻出現在更多的農村地區。數十年來，成千上萬的移民跨境喪生。

D.休達和梅利利亞的邊界圍欄

歐洲與北非的交匯處是休達和梅利利亞，這兩個城市是摩洛哥的西班牙城市。1993年開始，歐盟資助建起了很高的帶刺鐵絲的堅硬圍欄，上面裝有運動傳感器，試圖阻止來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

E.歐盟申根邊境

上面的地圖介紹寫道：“歐盟（在柏林墻倒塌之后）僅用了六年的時間，就用1995年的《申根協定》建立了一個新的分裂，距柏林以東僅80公里。” 26名申根區成員取消了所有“內部”護照和邊境管制，并加強了對外邊境管制、和非申根國家的共同簽證政策。

F.西岸壁壘

以色列于2002年開始在隔離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的混凝土屏障上開展工作。以色列說，這是為了阻止恐怖分子入侵以色列。隔離墻的放置基本上越過了綠線——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領土之間“官方”邊界，這意味著西岸和東耶路撒冷領土的9.4％現在被包括在以色列一側。巴勒斯坦人抗議，隔離墻是對土地的攫取，構成了事實上的邊界。將近90％的以色列定居者生活在綠線和隔離墻之間。

當然，還有更多的邊界墻。

以埃夫羅斯（Evros）墻為例。修建于2012年的和邊境河同名的希臘和土耳其之間的墻，其目的是阻止非法移民越過兩國之間唯一的陸地邊界進入歐盟。

并非所有的邊界墻都在第一世界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間。印度正在孟加拉國周圍建造一個2500英里的鐵絲網，印度表示，“孟加拉墻”能阻止走私者和恐怖分子的襲擊。但它實際上主要是阻止逃離貧困和氣候變化的人們。

有些邊界墻甚至不在國家之間，而在鄰居之間：在貝爾法斯特，有99座“和平墻”，將天主教社區與新教徒社區分開；在巴西，靠著如圣保羅的阿爾法維爾（Alphaville）這樣的封閉社區，富裕人群與該國的貧困人群隔離開來；在塞浦路斯，幾十年前的隔離墻將尼科西亞分為希臘和土耳其兩半，在柏林墻倒塌之后，尼科西亞現在是唯一仍被隔離墻分割的歐洲首都。

邊界墻既舊又新：1975年，摩洛哥從西班牙手中接管了西撒哈拉，但并未批準當地人進行獨立公投。隨后發生了武裝叛亂。摩洛哥的回應是建造屏障。世界上最長、最老的安全障礙將西撒哈拉分隔開來，西邊是一個由摩洛哥控制的面向大海的大片地區，東邊只有一小片沙漠留給西撒哈拉人。

還有近年來，在喀布爾、巴格達、開羅和敘利亞建起的數量龐大的“安全墻”。

馬賽之春：法國左翼終于團結起來

本周，記者科爾·斯坦格勒在《雅各賓》雜志的文章展現了在馬賽左翼正在表現出的令人驚訝和充滿希望的團結。在法國第二大城市的馬賽，多年來左翼的分裂一直幫助著馬克龍和勒龐的統治，現在底層的壓力迫使他們團結起來。

馬賽一直是一個工人階級的港口城市，左翼活動家們由于擔心被擠出競爭，在地中海沿岸這個古老的熔爐中擱置了分歧，共同努力。在即將于三月舉行的市政選舉之前，社會黨、不屈法蘭西、共產黨和前總統候選人阿蒙的Génération.s將聯合起來以一張選票——“馬賽之春”——競選。

這樣的聯盟與國家一級的主要力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后者是由馬克龍和勒龐主宰的。但馬賽之春不僅是想有一個好的亮相，而是有望接管市政府。一個馬賽之春的共產黨支持者對《雅各賓》說：“我們在這里真正改變這個城市的事情。這意味著要有一個新的團隊和一種新的更民主的城市運作方式。”

馬賽長期以來被諷刺為犯罪和腐敗的燈塔。毫無疑問，這種聲譽是不公平的，但是這座城市的現任市長讓·克勞德·高丁（Jean-Claude Gaudin）完全沒有改善這種聲譽，他是現年80歲的右翼共和黨成員，掌管馬賽長達25后終于在春季辭職。高丁面臨著有據可查的侍從主義（clientelism）的指控，據稱他的政府根據個人關系提供社會住房和公共部門的工作。

這種情況加劇了人們對地方政治的犬儒態度，因為許多居民的經濟困境十分嚴重。例如，馬賽和附近的歐巴涅郊區的失業率達到11％（比整個法國大城市的數字高出近三個百分點），而某些社區的貧困率徘徊在高達70％左右。左翼聯盟的支持者說，所有這些都可以改變。一個馬賽之春的社會黨支持者說：“我祖母的話很容易理解，當您要開始清潔樓梯時，請從頂部開始，然后從底部結束。使城市重回正軌，意味著攻擊那些銀行家，這些人不應從公共資金中牟利。”正如共產黨代表所說：“馬賽不是一個貧窮的城市，而是一個非常不平等的城市。”

爭取左派團結似乎令人驚訝。社會黨和不屈法蘭西的領導人在意識形態和實踐上都相距甚遠。前者被奧朗德的領導以及數十年的機會主義妥協所擾；另一個是宗派主義的（sectarian），他們一貫高估公共支持。共產黨和不屈法蘭西的關系也很復雜。但這些區別在地方層面上的影響較小。尤其是在馬賽這三個政黨都是反對派的情況下，尤其是當它們需要彼此的支持才能贏得勝利時。

盡管如此，馬賽的左派聯盟并不是單純的敵對政黨之間善意的產物。最重要的是，這是致命悲劇刺激草根產生的壓力的結果。高丁市長的日益不受歡迎使得人們采取了行動，但是一個重大的轉折出現在所謂的“歐巴涅街悲劇”。去年11月，兩座破舊的建筑物在城市中心倒塌，死6人。這場災難使得馬賽的住房危機和底層的被忽視更加凸顯。“這使許多人對我們城市所面臨的危機深度達成了共識，其中包括那些對公共領域感興趣但在日常中并不實踐政治的人。”

悲劇發生后，Mathilde Chaboche和其他人組成了Mad Mars（Mars在法語里是三月的意思）。她說，他們的目標很簡單：讓左派有能力贏得下一次市政選舉，從而建立最大規模的聯盟。在2018年末，Mad Mars開始與其他左翼活動家團體“ 重塑左翼 ”和“ 馬賽和我”合作。通過對話和公共論壇，他們尋求在2020年建立對統一左翼聯盟競選的大眾需求。

“在一年前開始時，這似乎有點瘋狂。人們會說’這是一個好主意’，但是考慮到政黨之間的分歧、爭吵，每方的自負，這似乎是一項無法完成的任務。我們說也許我們需要新演員加入游戲——沒有黨派帽子的公民，他們只是共享奪回城市這個想法。重新分配公共領域，由不一定與某個黨派有聯系的公民思考公共政策，這些方面恰好呼應了黃背心。”

在2019年前幾個月，活動家組織的聯盟擴大了，并擴大了與政黨的對話，自稱為“沒有先例的運動”。然后在7月，他們在《解放報》上發表了一篇專欄文章，呼吁馬賽左翼聯票。此后，他們保持著獨特的結構：決策由聯盟議會批準，議會分為兩個分支，“公民”分支和“政治”分支，前者使草根公民繼續發揮影響，后者尋求政黨的聯盟。

形勢要求著聯盟。一個社會黨人說：“當25萬人生活在不穩定狀態時，當10萬人居住在對他們的健康或安全構成危險的房屋中，當每年有2600人死于污染……當這個城市缺少一切時，我們走上來負起責任。”

馬賽之春的命運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選民的投票率。馬賽是一個堅實的左翼城市——但只有當人們去投票時。例如，在上屆總統大選的第一輪中，有75％的選民參與，比起其他候選人，選民更喜歡不屈法蘭西的梅朗雄；而今年5月的歐盟選舉投票率下降至43％，這使瑪麗娜·勒龐的國民聯盟獲得了第一名。在城市的低收入北部地區，這種變化尤為驚人，那里不到三分之一的選民參加了投票。可以說本屆政府使得選民對政治冷漠，尤其是在工人階級中，這正是馬賽之春希望扭轉的現狀。

“我們可以創造大眾的能量，也就是說，我們想與50％沒有投票的馬賽居民交談，他們不是反對公民參與，而是認為政治不會給他們任何東西”，共產黨市議員科波拉（Copolla）相信“馬賽仍然是工人階級和左翼占多數的城市”。

目前在法國，除了巴黎（由社會黨、共產黨和綠黨共治）外，可以說沒有其他城市的左翼選舉聯盟的運作規模與馬賽相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