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編程浪子

來源|智能相對論（ID：aixdlun）

“互聯網+醫療” 這個風口吹了好久，終于有了新變化。

自中共中央、國務院于2016年10月25日印發了《健康中國2030戰略》以來，大健康產業混改的制度驅動力已經開始凸顯，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改造提升遠程醫療網絡；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和工信部也正在緊密合作推動5G在醫療健康領域的應用。

政策驅動的宏觀背景是全社會現實的醫療需求：醫療資源供需不平衡、人口老齡化、慢性病激增等等，回到改革上都是牽涉多方利益格局的復雜問題，制度上牽一發而動全身，波及面太廣，不如通過技術切入先從人口相對較少的地區做試點，2015年發改委《關于同意在寧夏、云南等5省區開展遠程醫療政策試點工作的通知》為相關工作的實踐開了路。

技術最終是為了服務患者，現行的“互聯網+醫療”產業鏈中，簡單歸結起來，重點在“就醫”和“拿藥”兩個方面，互聯網行業最先切入的也是送藥上門的“藥品電商”這一細分場景。

那么對于如此新興的一個熱點，如何對其發展狀況從統計數據以外新的視角對其做一個評估？

在1995年，格蘭特發布了“熱點技術周期成熟曲線”，將一項技術的預期與成熟階段進行了五個周期的劃分。

第一階段（Innovation trigger）：社會與資本對技術所呈現的前景高度興奮期待;

第二階段(Peak of inflation expectation)：對技術的期望膨脹至頂峰后開始逐步下降，各界都回歸理性；

第三階段（Trough of Dissillusionment）：越過低谷期;

第四階段（Slope of enlightenment）：技術可用性真正逐漸進入成熟期;

第五階段（Platau of Productivity）：進入生產力平原，開始在市場得到有效全面的應用；

圖：格蘭特對當前新興技術成熟程度在曲線的上的判斷

“互聯網+醫療”，這一個啟動已經將近十年的賽道，當我們集中在“送藥上門”這個場景的時候，不禁想知道它已經發展到“格蘭特曲線”的哪一步了?

一、送藥上門，電子處方流轉成關鍵

自從2018年年初《關于促進“互聯網+醫療健康”發展的意見》出臺以來，隨著國家政策導向醫藥分家、處方外流等政策引導，零售藥店市場份額已經開始逐步提高，長期來看患者在醫院外購藥將逐步成為主流，患者對藥品在線零售也有非常強的需求。

據米內網統計數據顯示，2019年全國藥品零售市場規模破1.7萬億，其中公立醫療終端（市縣級公立醫院）占比為67.4%，零售藥店終端占比2.9%。

在“智能相對論”看來，送藥上門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處方類藥品的售賣問題，早期的線下、線上藥店，對于處方類藥品的管理處于相對混亂的狀態。國家《關于開展藥品零售企業執業藥師“掛證”行為整治工作的通知》出臺后，又讓有需求的患者在社會藥房購買處方藥變得比較困難。包括已經上市的111集團在內的頭部醫藥電商在虧損中摸著石頭過河，處方藥沒有開放是主要問題。

圖：以常用處方頭孢拉定為例，電商基本都不提供購買服務

針對處方藥的購買業界的解決方式是推廣電子處方，一般有三種形式，患者在醫院就醫后處方流轉就近拿藥或同城配送，或者通過信息共享平臺進行處方流轉后在第三方藥房拿藥或者配送，最后則是患者在藥店通過互聯網醫院遠程問診開具電子處方后拿藥三種情況。

在醫院就醫后的處方流轉，目前大多依賴于醫院藥房托管的形式，處方定向流轉至與醫院有合作但是自負盈虧的藥房，醫院的目的是解決部分醫院開不出特定藥品，或者醫院藥房壓力過大的情況。不過這類藥房往往存在無法報銷或藥價昂貴的問題，而且強烈的定向性，不能將其等同于醫院處方完全對接社會藥房的自由處方流轉，大多是醫院自行與藥房通過第三方技術支持來達成。

通過信息共享平臺作為載體實現的處方流轉，其模式一般是醫生開具電子處方后，處方進入平臺上，患者購藥時，商家則通過支付部分費用的方式調用處方，然后向患者提供藥品。這就要求信息平臺要有權威性，由政府或者權威機構進行背書，京東健康在山東淄博的“處方流轉信息平臺”屬于此種模式。

最后一種方式是擺脫醫院的物理空間，以遠程診療的方式獲得電子處方。遠程診療服務的提供方可以是公立醫院，也可以是藥店或者大電商自建的生態體系，后者通過自建醫院或者收購醫院的醫療資源，實現提供處方和藥品的遠程診療服務。這種手段指向的是醫療資源非公立化的路徑。

以上幾種手段，歸根結底是以誰為主體所可能產生的不同形態。

針對此問題騰訊旗下的微信智慧醫院給出的解決方案是以平臺性服務打通醫院和藥房。

由于微信具有實名制和覆蓋用戶廣的優勢，在支付、用戶認受和信息安全保障方面的優勢比較大。

在處方流轉方面則微信智慧醫院采取了區塊鏈的解決手段實現處方共享，醫院在診療環節完成后，如果患者用處方在第三方進行購藥，上鏈的處方在流轉后可以實現對處方以及處方使用人進行整體追溯、監控，當前已經在柳州工人醫院進行“處方院外流轉”的運行試點。

從現有的電子處方流轉格局來看，并沒有哪一種成為主流，即使在現行藥品零差價的制度條件下，醫院現行的藥品購銷模式依然存有利益附加值，這也意味著要醫院主動的加入到處方流轉的改革中是有困難的。

醫院不放，電子處方的流轉就難以完全實現，改變現有藥品售賣格局就無從談起，究其原因在于我國優質醫療資源集中在三級以及二級醫院中。

以公立醫院為主體的處方流轉利益分配方式無法探索明確，那么自建醫院的模式很大程度上相當于在發展社會醫療資源，是最有可能突圍的一條路徑。

二、遠程診療：繞不開公立醫療資源

遠程診療的產生的直接效果在于降低公立醫院的負擔，同時減少患者投入的時間成本，優化醫患關系。

一般來說，業界公認的遠程診療有以下四個階段：

? 遠程診療的第一階段：信息性服務，病歷入庫，數據上云；

? 遠程診療的第二階段：咨詢性服務，由醫師或者咨詢師為患者提供咨詢和建議性服務，不開具處方，也不對患者的疾病治療承擔直接責任；

? 遠程診療的第三階段：診療型服務，在線診療為患者開具電子處方；

? 遠程診療的終極階段：智能可穿戴設備+遠程診療+健康管理+藥品配送+患者數據收集的醫療研究，徹底的醫療智能化；

遠程診療也存在兩種形式，一種是網絡醫院，就是以公立醫院為主體進行聯網，患者在藥房或者基層醫療機構就可以享受優質醫療資源。

一種是獨立于現有醫院體系的互聯網醫院，也就是上文說到的自建醫院。在互聯網醫院方面已經有微問診、微醫、易復診等服務商提供互聯網醫院的遠程問診服務。

現有的遠程醫院實踐上多以網絡醫院為主，服務質量也是差強人意。

當前遠程診療整體服務狀況大多停留在第二階段的咨詢服務方面，一方面由于在線服務診療費用偏低對于醫生激勵程度并不高，另外相關的任務多為醫院為年輕醫生分配的硬性任務，所以上線率并不高。

另一個問題是當前我國執業醫師、藥師人力資源總體上處于稀缺性階段，線下的醫療工作壓力極大，醫師參與熱情必然有限。

國家衛健委教科司副司長張彩虹在采訪中提到，截至2018年底，我國臨床執業醫師數共計360萬人，另有鄉村醫生90余萬人。中國每千人醫師數是2.4人，2020年目標是2.5人，2030年目標是3人；德國的平均數是4.98，經合組織（OECD）的平均數是3.99。

那么在醫療資源不足的情況下，遠程診療能否創新？

如果說騰訊智慧醫院強調TO B的服務，2018年4月上線的京東互聯網醫院則更面向C的閉環體驗，以自建的體系收割用戶群。

早在2017年京東就與寧夏銀川市達成了合作，在銀川設立京東互聯網醫院全國總部，已經可以實現線上問診、開具處方、藥品配送的一體化流程，這得益于京東物流在2017年8月公布的醫藥物流解決方案，“京東物流醫藥云倉戰略。

在選擇合作主體方面，京東健康從醫院和醫生同時合作。

據報道自京東銀川互聯網醫院總部運營以來，京東互聯網醫院有超3萬來自全國32省市自治區327市的醫生，其中62%來自三甲醫院，80%是主治及以上級別。

2018年，時任京東云負責人的劉子豪在一場發布會稱“京東云的醫療健康戰略：“京東云不是醫療專家，是‘水電煤’，是做基礎設施的”，表明京東云面向各端提供平臺性服務的定位。

不論如何，遠程醫療似乎繞不開現有的公立醫療資源。

2018年全國共有醫院3.2萬家，在在2019北京國際遠程醫學高峰論壇上，國家衛健委統計信息中心主任張學高介紹，目前我國互聯網+醫療健康政策體系已基本建立，到今年10月份全國已有269家互聯網醫院，11月又有121家新加入的醫院。

互聯網醫院和現有醫院的比例為1.2：100，加入聯網醫院的互聯網醫院的數量和現實需求的數量還有較大的差距。

歸根結底，遠程診療可以減輕公立醫院負擔、優化醫患關系是各界共識，但是問題在于公立醫院是否愿意將“門診售藥”這一負擔減掉，如果我們報以最樂觀的估計——未來醫療資源會逐步充實，但通過遠程診療+處方流轉的方式徹底實現醫藥分離普惠患者，仍然有很長的政策建設過程。

結語、 從政策角度重新審視“格蘭特曲線”

當前的醫藥電商、遠程醫療等“互聯網+醫療”的分場景的發展，面臨的利益阻隔很多，還需要大量的試點驗證和政策推動。

舉個例子，2017年5月9日，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辦公廳發放的《關于征求互聯網診療管理辦法（試行）》（征求意見稿），第二章第7條明確互聯網診療活動準入規定：互聯網診療活動應當由取得《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的醫療機構提供。

該政策某種程度上將互聯網診療釘死在公立醫院輔助性角色的柱子上。

國家在公立醫院的改革上慎之又慎，即使現有的試點工作，也沒有在人口集中的大型城市中展開，多是云南、柳州等三線城市。

現有廠商布局的取向，京東在藥品零售和線上診療方面走通過自建路線試圖為C端用戶提升體驗，騰訊醫療則關注B端服務的覆蓋。但是不論哪一端，繞不開公立醫院是毫無疑問的。

在國內的市場環境中，尤其是醫藥這種敏感領域，單純用格蘭特曲線的期望和時間兩個維度實際上不太適用，稍作修改如下：

未來的“互聯網+醫療”的還要經過“試探性政策巔峰期”，然后進入到“關鍵性政策出臺期”，在進入“調整期”后，才可能逐步進入穩定的“生產性平原（Platau of Productivity）”。

不論如何，在各家的嘗試未能出現顯著的效果引發決定性政策出臺之前，智能相對論認為“互聯網+醫療”當前所處的狀態還處于“試探性政策的巔峰期”坡度一半的位置。

*此內容為【智能相對論】原創，未經授權，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包括轉載、摘編、復制或建立鏡像。

【完】

智能相對論（id:aixd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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