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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保羅·沃爾克 ▏國家的競爭，最后拼的是思想

2019-12-11 18:20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保羅·沃爾克，曾任尼克松政府的財政部副部長，也是美國1971年關閉黃金兌換窗口和當今全球浮動匯率體制的主設計師。他是1985簽訂《廣場協議》時的美方官員。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受奧巴馬邀請擔任經濟復蘇顧問委員會主席，提出加強金融監管的“沃爾克規則”。

2018年12月，影響和啟示了許多人的《時運變遷》修訂版再版上市。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和日本大藏省前副相行天豐雄，攜手回顧世界貨幣體系的演變歷程。這本書對思考目前全球化面臨的問題、世界貨幣動蕩、人民幣的地位和未來、以及居民個人的資產配置選擇，都很有啟發。對思考中國經濟超越美國的可能性，同樣很有幫助。

我們有太多的機會從世界的角度看保羅·沃爾克——這個難掩閃耀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家曾經擔任美聯儲主席，并被格林斯潘贊譽為“過去二十年里美國經濟活力之父”。但是，如果你不打開《時運變遷》這本書，可能永遠無法站在保羅·沃爾克的角度去看世界。

自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單一經濟體后，美國何時將被中國超越，成為一個世界性的議題。在中國，熱點更具體，從“中國借給了美國很多錢”到“要不要換一點兒美元”，北京的專家學者、出租車司機到各地的鄉村書記，有著各自的邏輯。而事實上，國際問題與貨幣體系一些真實的關系，卻被很多人忽視甚至誤解了。

“二戰”以后，美國之外實現快速、穩步發展的經濟體，均有著鮮明的本地特色，但共性也很明顯，那就是借助全球化。從戰后的西德、日本，到后來的中國，概莫能外。一個普適的路徑是，利用廉價成本優勢，盡可能多地向美國市場出口，快速完成國內積累、增加美元儲備，躋身全球重要經濟體行列，同時提升本國貨幣地位。所不同的，只是時間上的差異。

這個過程中，美國的作用至關重要。不同時期的后起國家，與美國間的摩擦不斷，后者的地位被持續挑戰。這些摩擦中，貨幣事務是典型且繞不過去的環節，過去七十年，美元就一直處于“將崩潰”的預言中。期間的曲折、妥協，正是過去半個多世紀世界貨幣體系的演變歷程，這顯然不是單純的理論和事后演繹，能夠完整詮釋的。

作為這個體系的參與者，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和日本大藏省前副相行天豐雄合著的《時運變遷》，以他們的親身經歷，詳解了形成和維護這個體系的過程。深入了解這段歷史，對思考目前全球化面臨的問題、世界貨幣動蕩、人民幣的地位和未來、以及居民個人的資產配置選擇，都很有啟發。對思考中國經濟超越美國的可能性，同樣很有幫助。

“二戰”后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

“二戰”之后的國際秩序，是東西兩大陣營間的冷戰，直至蘇聯解體。世界經濟秩序圍繞冷戰展開，在西方是一個再全球化的過程，領導者是美國。《時運變遷》的內容正跨越了這一時期。

同“二戰”前相比，20世紀50年代之后全球化的顯著特點，是西方國家之間沒有大規模的戰事，重建、發展為第一要務。冷戰可能影響了西方全球化的國別范圍，但其不少經濟問題卻可能因為冷戰而被淡化，即便是摩擦，也會較好地解決。

此間的參與者，經濟發展在規模和質量上都實現了階段性飛躍，有的成為發達經濟體。而另一陣營里的國家，直到冷戰后期參與到西方全球化體系，經濟狀況才逐漸真正改觀。此時，全球化不再拘于西方，美國仍是主導國家。

全球化，是過去七十年世界經濟繁榮，從西方擴展到東方的一個先決條件，這是分析包括中國在內全球經濟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是思考未來全球經濟問題的宏觀邏輯，這個邏輯在短期內不會改變。

自由貿易是全球化的思想基礎，世界貿易組織（WTO）被視為載體。早前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發揮著同樣的作用。但國際貨幣體系不穩定，正常的貿易往來便無從談起，更不會有全球化。這是“二戰”前世界貿易無序帶來的教訓，也得感謝當時在全球經濟領域最具領導經驗、并信奉自由貿易思想的英國，還有凱恩斯這些世界級專家的貢獻。

也因此，確定全球貨幣體系的布雷頓森林會議，先于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并為后者提供了思想基礎和制度框架。這個過程并不平坦。

“二戰”后的世界經濟體系，起步于1944年戰爭行將結束時的布雷頓森林。時年七月，在當地召開的國際會議，討論成立了兩個機構，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

這兩個機構確立了戰后國際貨幣體系框架，明確了美元和黃金之間的固定對價，即一盎司黃金兌換35美元。

為什么是這個價格？沒有理論依據，可參照的標準只是戰前的美元／黃金價格，再者就是美國的意愿。美國同時承諾，根據IMF成員國的要求，其隨時可將后者手里的美元兌換成黃金，有見“（綠）票”即付黃金的意思。黃金－美元本位制隨之確立。

美國的實力和美元的國際地位，在布雷頓森林會議前就達到了其歷史頂峰，這是全球政治、經濟形勢發展的結果，不是美國單方有意、有能力為之的。

因此，所謂布雷頓森林體系是美國要確立美元的霸權地位，并不確切。一則是，當時的美元地位不需要通過協議的形式來確定；再則，任何貨幣的國際地位都不可能通過協議確定；任何協議也確定不了任何貨幣的地位。

布雷頓森林體系，是戰后全世界（后來的西方世界）期望美國帶領他們走出戰爭廢墟的制度安排。實際上，直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的貨幣機制，都還是紙上約定。原因很簡單，美國忙于援助、西歐和日本忙于在美國的支持下重建、發展，積累美元最重要。相對于黃金，美元資產還有利息，而美元等同于黃金。因此美元在當時比黃金更受歡迎，西德、日本等國家沒有兌換要求。

自此，西歐、日本經濟快速增長，并逐漸積累了大量的美元儲備。問題來了，要不要把這些美元儲備兌換成黃金？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之時，沒有人意識到，美國會出現沒有黃金可兌換的問題，當時擔心的是“美元荒”。這是一個理論研究上的缺憾和不足。對美、歐、日的決策者來說，他們面臨著不確定、無把握的選擇。黃金－美元本位制，是基于“二戰”以前的經驗作出的安排。

金本位在大危機期間的緊縮效應（要維持金本位，美聯儲在1931年提高了利率而不是寬松；同時，居民又將紙幣兌換成黃金。結果是，美國物價在1931-1932年下跌近10%；1930-1933年間國內生產總值萎縮近三分之一，失業遽增），讓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們心有余悸。因此，退回到金本位，只是法國或者說是其時任總統戴高樂的獨角戲。

在1967年法國選擇退出黃金總庫時，大國中并沒有積極響應者，而不是各種版本故事中的集體行動，否則，美元與黃金脫鉤時間就會提前到1967年下半年。西德和日本，借助美國主導的西方再全球化便利，成為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大國，一方面對美國有感恩之念；另一方面，兩國政府非常清楚，美元面臨的壓力，是包括它們在內的西方國家經濟發展的結果，脫離美國、美元探討貨幣體系，沒有任何意義。

認識到前述的第二個方面，也就不難理解，因為其內在缺陷，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只是時間問題。因此，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是水到渠成的結果。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是在忐忑中邁出這一步，他們甚至嘗試再度回到同黃金有關的機制，但經濟和市場的發展表明，脫鉤是正確且明智的選擇。

跨過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新貨幣機制，方向在哪里？無人知道、沒有有效的理論支持。

因此，從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的廣場協議和盧浮宮協議期間，是西方經濟體尋找全球新貨幣機制、主要貨幣對美元匯率的糾正過程，兩個過程互相交織。

說是糾正過程，因為日元、西德馬克、英鎊和法國法郎此前對美元的匯率，是在“二戰”結束前后確定的。二十多年之后，國際環境和這些國家的經濟實力均發生了很大變化，匯率的調整在所難免。

這同時是大國間的相互協作和妥協，通過美國同后者之間的系列談判完成。談判過程曲折，但結果尚如人意。這些協作的巔峰是1985年的廣場協議。日本在廣場會議上主動提出日元對美元升值，且幅度超過美國預期。至于逼迫和陰謀一說，只是增加了故事性。根據當時日本首相和財經高官的計劃，這更像是美日兩國之間的“合謀”。

西方大國同時在尋找一個合理、恰當的匯率機制。浮動匯率是一個很小心的嘗試性選擇。兩次大戰期間浮動匯率的后果，讓這些國家的決策者不敢完全放手。

芭芭拉去世后，保羅·沃爾克和第二任妻子安克一起與奧巴馬會面

那段時間里，著名學者弗里德曼是浮動匯率的積極鼓吹者和倡導者，但現實顯然勝于理論。沃爾克參與了整個過程，更是1971年黃金－美元脫鉤（他曾表示美元與黃金脫鉤是他職業中一個最重要的事件）及1973年嘗試浮動匯率這兩個世界性舉措的藍圖設計者（他于1972年起草的關于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方案，當時被傳稱為“沃爾克計劃”）。書中他對這個過程的記錄和反思，勝過諸多事后的推演。

需要提及的是，此間，美國對日本的態度，自戰后初期的有意壓制，轉變為后來支持其經濟增長；對歐洲的態度一貫：盡快走上正常的經濟增長軌道。

美國支持歐洲內部的融合，即歐洲共同體，對歐洲走向統一貨幣也是支持甚至是期望的。這有兩個原因：一是冷戰的需要，西方全球化的快速擴張，部分得益于冷戰。二是美國希望歐洲能在貨幣事務中有一些擔當，減少對美元的壓力和國際貨幣市場動蕩。歐洲貨幣體系能最大程度地實現這一點。

因此，與其說美國打壓歐元，倒不如說美國在利用歐元。如果要打壓，最佳時間在20世紀70年代到1985年的廣場協議之間，美國可以將其消滅在“萌芽里”，不費吹灰之力，因為當時歐洲內部的意見就不一致。歐洲問題的復雜，在統一貨幣歐元之后，仍然存在。

我在2016年四月底拜訪沃爾克先生時，問及此前G20上海會議中國與美、歐、日之間就人民幣匯率達成“類廣場協議”的可能性，他回答說：不可能。原因是歐洲的問題很多。2016年6月份英國退出歐盟的公投，不知道是不是他這一判斷的印證。

美國、歐洲特別是西德、日本之間的關系變化，在新匯率機制的談判過程中完全體現。美國地位相對衰落，西德、日本在提高。正如本書名字，時運確實變遷了。

對于這種變化，三個經濟體都非常清楚，坦然接受。更重要的是，西德和日本知曉美國的地位，期望美國繼續發揮這種領袖作用，且沒有意愿同美國共同承擔領導責任，更不用說取代美國。作為當年廣場協議日本方面的參與者，行天豐雄詳細記錄了這個過程和日本的心態。

戰后七十年，美元作為世界主導貨幣，是包括各經濟體政府在內的全球市場選擇的結果。

正常的市場交易是參與者之間的契約行為，其背后依托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信用。貨幣是信用的載體，貨幣的流通就是信用的轉移。這里的信用，是貨幣發行國（經濟體）政府的信用，可視為其所有個人信用的集合。

極端情況下，當市場參與者對所有的政府信用，即社會人之間的信用失去了信心，那貨幣就失去了價值。這時，人們會去尋找不需要政府信用背書的其它可依托的載體，黃金就是好的選擇。一國居民放棄本幣爭搶美元資產，是對本國政府投了不信任票，給美國投了信任票，而黃金則可視為對美國國力和信用的對沖投資品。

也是基于這一點，沃爾克在書里明確表達了對黃金的態度。加拿大近年來處理其黃金儲備的做法，相信也是緣于這一理念。

半個多世紀里，世界上關于美元將崩潰的預言從沒有停止過，但全球外匯儲備中的美元比重卻始終穩定，黃金持續失勢。

其它國家政府、商業行為選擇美元，不是美國政府、軍方或美聯儲的強迫行為，也不是后者有意為之。還有比美元更便捷和低成本的選擇嗎？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美元，如果換成石油盧布會更好嗎？精于算計的產油國繁榮了歐洲美元市場，也因為趨利而選擇通過歐美大銀行向拉美國家發放巨額貸款，它們很清楚利益所在。

當今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事實上的美元本位。美元本位、一種貨幣獨大，降低了交易成本、繁榮了貿易、加速了全球化，同時便利了金融業的繁榮，促進了衍生品交易，助長了泡沫。

保羅·沃爾克先生

如兩位作者在二十年前就提出的反思，這種格局，甚至現行的浮動匯率，是不是一個最優選擇？可以持續多久？這仍需要探索，需要各經濟體間坦誠合作。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大國，期望能有一個去美元化過程，但起碼到目前，這個目標還看不到希望。這與陰謀無關。

至于美聯儲的“國有”“私有”性質，發達經濟體從來就不認為其是一個問題。了解英格蘭銀行和德國聯邦銀行的歷史，以及眼下瑞士國家銀行和日本銀行的股權結構，可能會得出一個結論，中央銀行“非國有”是常態。中央銀行的股權歸屬與其政策獨立性之間，并沒有必然的聯系，政府全資控股或作為政府部門的中央銀行，并不能保證有益于經濟發展、有益于市場。這個問題，布雷頓森林體系前的中國可能認識得更清楚。

再全球化七十年

從影響力范圍的角度，“二戰”以來的全球化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自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始，美國帶領西方特別是西德、日實現經濟復蘇、繁榮，到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經濟泡沫破裂；

第二個階段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在第一階段，西方大國通過協調、談判，形成全球化的規則，并在冷戰后推行于全世界。此間，英、美的貢獻居功至偉，后來的日本、西德、法國和瑞士等國家，均發揮了不同的作用。學界、政界、銀行界和商界，均不可或缺，是西方世界的全球化合力。冷戰對方的潛在威脅，強化了這個合力。20世紀70年代石油輸出國資金（石油美元）的參與，對全球化也有推動作用，雖然成本很高（拉美債務危機）。

第二階段，是新加入者遵守規則、享受紅利并做貢獻的時期。鄧小平的開放政策是中國試探性地探索，朱镕基力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則是歷史性的一步。

全球化過程中，失衡是常態，均衡是非常態。各經濟體是在持續的失衡中，尋找均衡，這個尋找過程，就是摩擦、爭端。

摩擦起于貿易，貿易影響貨幣，貨幣再逆向影響貿易。解決爭端的過程，需要妥協。在前述第一階段，全球化經歷了兩次失衡：第一次是到1971年，西方最終放棄了黃金－美元本位的固定匯率制；第二次是到1985年，市場經濟國家的失衡達到二戰后的最嚴重狀態，廣場協議隨之達成。

美國同西德、日本之間的摩擦，如果不能很好解決，于其內部，西方經濟將整體受損；對外則將因此敗于冷戰的另一方。即使在冷戰結束之后，第一個考慮因素仍然存在。因此，“遏制”“打壓”一類的政策，不會成為這幾個經濟體之間解決失衡的選擇。協調才是他們的首選。

中國是最近全球化過程中的明星。原因是中國在此間的成績突出，國內生產總值（GDP）躋身全球第二，且體量龐大。同時也因為這一階段的全球失衡遠超前兩次，并出現了“二戰”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

這三次失衡的時間間隔越來越短，一方面是全球化的程度越來越高，全球市場的開放讓后來者快速擴大產能、輸出商品；另一方面是技術的進步，特別是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產能的提升周期縮短。中國也是此輪全球化中的最大受益者。

《時運變遷》里的記錄說明，在國際事務中，世界需要一個主導國家，這個國家可以是美國，也可以是英國、中國，發揮召集人、協調者的角色。當然，經驗也給出了充當這個主導國家的條件。

同時，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世界需要一種貨幣充當“錨”，這個錨，可以是英鎊、美元，也可以是黃金、人民幣。歷史同樣給出了充當錨的貨幣的條件。這兩者是密切相連的。設想一下，無“錨”的國際貨幣體系、沒有主導國的國際關系，將會如何？

過去半個多世紀的全球化，無論在貿易領域還是貨幣領域，都是美國主導。

美國的經濟增長，依賴于技術創新和居民的信用消費。技術創新有其內在的時間周期，以數十年計。后發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借助于信息技術，快速實現追趕，企業獲取新技術的時間，可以以分鐘甚至秒計。短期內走完資本主義國家幾百年的路，也屬正常。這讓全世界的科技創新顯得滯后，給美國及所有創新引領國家帶來了壓力。

中國加入全球化，是以爭取包括日本在內的其他經濟體在美國和歐洲的市場份額（存量和增量）為條件的，這是競爭的結果。

在科技的支持下，中國快速膨脹的產能，遠遠超過了美國和全球市場的消化能力。這時，金融衍生品發揮了“創新”的作用，卻同時種下禍根并引發2007年的危機。

于全球而言，美國的貿易逆差不可能無限地擴大，沒有革命性技術創新引領的全球化，也走到了階段性的極限，托不住全球金融業的繼續擴張和繁榮。

美國要么技術革新，要么尋找新的成本洼地，重走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的模式，并在過程中解決失衡。由此，美國目前推動的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為代表的區域自由貿易區，可能會成為未來全球化的方向。

如同十五年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一樣，美國通過一個新的低成本區域的加入，維持低成本消費，繼續全球化的進程。這種模式在拉動目標區域經濟增長的同時，美國資本可以獲得穩定的收入。再者，從人口、經濟體數量以及規則方面，美國的控制力更強。在這個時間里，努力實現新技術突破，從而接續未來新一輪的增長。

全球經濟中的中國

中國過去十幾年的經濟增長，舉世矚目，根本原因是參與了全球化。

做一個時間坐標，前推幾十年，在增長模式上，中國同西德、日本沒有根本區別。最大的不同可能在于人口，沒有全球化帶來的廣闊國際市場，被視為中國經濟增長優勢的勞動力資源，包括大學畢業生，將成為嚴重的社會負擔，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仍將會持續；被視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投資的結果將只有一個：產能過剩，一如1992-1995年間和當下的形勢。

中國在國際貨幣事務上的參與度，不及經濟快速增長時期的西德、日本。到中國于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搭上全球化的列車時，浮動匯率制為基礎的全球貨幣體系，已歷經了二十多年的檢驗。除了因貿易順差過大造成美國不滿而招致后者要求人民幣升值壓力之外，將人民幣盯住美元、相對穩定的國際經濟環境，使得中國沒有參與國際貨幣事務的緊迫感，也可能是沒有機會。

在國內，各界探討的話題，仍然集中在改革、市場與政府關系等近四十年前的題目。有一種潛意識的觀念認為，此前的高增長可以持續，眼下的很多問題可以在經濟增長中得以解決。

作為開放經濟中的大國，中國的匯率政策顯然會受到國際因素的影響。《時運變遷》里西德馬克和日元的匯率變化，是很好的歷史經驗。將這些影響視為陰謀、惡意，顯然有悖于國際協調的宗旨，且會帶來不利的國際影響。

國內關于廣場協議是“美國逼迫日元升值”的看法，深入骨髓，這種態度已經成為一個國際話題，當年參與協議的日方官員們直接否認了這種判斷。在拜訪行天豐雄先生時，我也就這一問題專門請教他。他可能已經被問及了無數次，這位被稱為日元大師的廣場協議參與者，給出了否定的回答。他還專門講到，日本后來的泡沫破裂，與此無關，是其國內政策失誤的結果。

經濟增長得益于全球化，匯率如不隨國內外經濟形勢及時調整，后續的壓力就會大到難以承受的程度。正如當下的狀況：人民幣匯率的政策選擇，最大的可能是，美國不同意中國單方面貶值人民幣，匯率上的調整要知會美方。2016年美國對人民幣匯率的表態及中國貨幣當局匯率調整的路徑，也證實了這個判斷。

這種狀態持續的時間，取決于美方考慮到的風險的解除，比如世界市場的承受能力、美國企業在中國利益的兌付離境時間等。但匯率波動的趨勢不可逆。2016年初上海G20會議不會存在關于人民幣匯率的“協議”，甚至相互間的默契都沒有。

就國際貨幣體系和美元地位，中國提出包括特別提款權在內的方案，并不可行。兩位作者參與了特別提款權(SDR)的創設，其誕生更像是一個應景式的妥協。

即使是今天，缺少了主權貨幣支持的任何超主權貨幣都是不現實的，商業往來的交易主體有國別屬性，貨幣事務涉及國家主權（這不同于匯率波動）。關于中國對特別提款權的積極態度，沃爾克認為，中國更多的是考慮了聲譽問題。這個話題，由來已久，國際上的討論熱度并不高。那些去美元化的倡議，近年來卻似乎強化了美元的地位和影響。

中國因外貿順差等因素積累的巨額外匯儲備，部分投資于美國國債，是雙方互利的投資行為，且對中國當下的貨幣發行和經濟增長有益，是政府最好的選擇，如果不是唯一的選擇的話。

美國國債市場龐大，其大部分投資者是美國居民（個人和機構）。外國政府和機構對美國國債的投資，自由進出，不存在拋出美國國債美國就崩潰的可能，也不存在這些投資拿不回來的可能。

俄羅斯、委內瑞拉這些國家的外匯儲備，均有投資于美國國債。為應付資本外逃，兩國不得不大量拋售美國國債，獲得美元現金應付危機，美國國債市場并未受到影響。而且，當下波動的全球金融市場，美國國債是最優質的資產。

如行天豐雄在書中記錄，三十多年前，當時持有美國國債最多的日本，其國內也有同樣的聲音，“拋掉美國國債，換成黃金，給美國點顏色看看”。所幸當時沒有那樣做。沃爾克在書中提到的，日本的產業工人在退休后將依賴于美國國債產生的收益養老，如今變成了現實。

對于眼下的中國，沃爾克對我說，“中國很幸運，有那么多美元儲備可用”。外匯儲備會被看作國力的象征，也是維護匯率穩定的條件。不過，任何規模的儲備，都無法抵抗資本外逃的壓力。即便是“可以通過印錢來解決逆差的美國”（戴高樂），也會擔心大規模的資本外流。

大國決策中的實踐理性

在維護和重塑戰后貨幣體系的過程中，各國的經濟政策嘗試了眾多經典宏觀經濟理論，從重商主義到比較優勢，從完全自由競爭到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干預，還有當下國內熱絡的里根經濟學。

20世紀70年代，為解決全球經濟疲態，美國就曾要求日本、西德確定明確的經濟增長目標，美國甚至也制定過類似目標，并配以政策支持。這種做法很快被各國摒棄。在遵循市場經濟原則的前提下，沒有任何一個西方大國受制于某單一理論。

期間那些做出貢獻的官員和學者，不乏理論造詣，但更具有現實判斷和全球化視野，有的后來成為本國首相、總理或國際機構的主要管理者。在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里，他們不為一己想法、一派觀點甚至一國利益所束縛，有的政策選擇甚至有悖于他們的理論信仰。是這樣的胸懷才有了今天的國際貨幣體系，才能讓全球化穩步走到今天，才有了世界經濟相對健康持續地發展了半個多世紀。

在美國政府內部，對同一政策選擇，也存在著部門系統間、決策者個人間、研究者間的爭執，而且這些爭執是顯性化的。《時運變遷》這本書英文版出版后不久，美國時任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的一句話“強勢美元符合美國國家利益”曾被廣為傳播和解讀。這一態度并非魯賓才有，肯尼迪、里根時代更為堅定。

1985年的廣場協議，恰恰是里根政府在幾個月內放棄了此前堅持的“市場決定強勢美元”政策的結果。以沃爾克本人的經歷，其對美元貶值、固定匯率以及控制貨幣供應量等政策的態度，在實際工作中都出現過調整，這在處理國際貨幣體系危機時尤其明顯。沃爾克還曾就美聯儲利率政策的投票結果特別指出，不要通過票決時的贊成票數量，來判斷聯儲后續政策選擇取向。

政策為應對現實問題不斷調整，更難以形成那種陰謀化的安排。諸多今天被視為流行的政策選擇，在書中記錄的年代都嘗試過，諸如扭曲操作、供給側政策（沃爾克在1962年曾設計過政策方案）、量化寬松、貨幣互換、債轉股、結構化改革、休克療法、火車頭戰略、兩國集團（G2）。我們可以從中看到經驗和教訓。

這種實踐理性，在凱恩斯、懷特、托賓、伯格斯滕這些跨界學者，麥克切斯尼.馬丁、舒爾茨、沃爾克、詹姆斯.貝克、施密特、行天豐雄這些財經官員，羅斯福、尼克松、田中角榮、中曾根康弘這些政府首腦身上都有體現。王安石的“理天下之財，不可以無義”中，義即為“理性、適度、正當”，相信也是體現了這一理念。

互聯網思想家王俊秀說，國家的競爭，最后拼的是思想。戰后七十年間全球大國在關鍵貨幣、軍事和國力等方面的“時運變遷”，證明了這一點。思想決定了過去近兩百年全球范圍內的科技創新，也影響著“錢”這個永恒的問題，于家庭、個人，這關乎貧富；于政權，這關乎興衰。

本文整理自《時運變遷》保羅·沃爾克，行天豐雄著，本文為譯者于杰老師為本書所作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