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收到四本“大家小書”，包括董每戡教授的《中國戲劇簡史》《西洋戲劇簡史》和王季思教授的《古典戲曲略說》《古典文學略述》。重溫兩位先師的論著，眼前不禁呈現他們對我教導時的身影。

董老師是在1953年到中山大學中文系任教的。從1954年開始，便給我們講授蘇聯文學和中國戲曲史。我們也都知道，他是研究中國戲劇史的專家，又是著名的導演和劇作者，曾和田漢、歐陽予倩等在一起，參加過左翼的文學活動；也知道著名表演藝術趙丹，平生第一次演出的話劇《C夫人的肖像》，一舉成名。而這戲的作者和參與導演者，正是董老師。

早在1949年前后，董老師已出版過《中國戲劇簡史》《西洋戲劇簡史》《說劇》等論著，以及大量的劇評，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他調入中大以后，又連續出版了《三國演義試論》和《琵琶記簡說》，斐聲學壇。任課之余，他還積極參加廣東省的戲曲改革和評論工作，以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淵博的知識，獲得了戲劇界同行的尊敬。

《大家小言》中的《中國戲劇簡史》，正是他當時給我們上課的內容。這“小書”雖然篇幅不大，但在中國戲劇史的研究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我們知道，自從王國維先生開創了中國戲曲史研究以來，許多研究者繼承王氏研究詞曲史的角度，以治經的方法治戲曲；而另一位學界權威吳梅先生，則主張以曲治史。他以曲律曲譜的研究為主，也取得大的成績。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治中國戲劇史者，鮮能走出王、吳兩位大師開辟的途徑。

然而，董每戡老師則根據戲劇的本質，認為“戲劇本來就具備兩重性，它既具有文學性，更具有演劇性”，并認為萬一不能兼顧，“在劇史家，與其重視其文學性，不如重視其演劇性，這是戲劇家的本份，也就是劇史家的本分，也就是劇史家與詞曲史家不同的一點”。顯然，他以不同于王、吳兩位的研究方法，開創了第三條治戲劇史的道路。由于董老師具有深厚的舊學淵源，又有長期從事編劇和導演以及戲劇活動的經驗，還接受了西方戲劇理論的影響。因此，他在研究戲曲史的主張，在當時獨樹一幟，也為后輩學人提供了研究戲劇這一特定文體的新路。

《中國戲劇簡史》開宗明義提出的主張，貫串在這本書的結構中，例如在戲劇史分期上，他著重指明特定時期場上演出形態的特點。在后來，他在《五大名劇論》等多本論著中，一直既注意文本的文學性，也同時注意劇本的舞臺性。因此，研讀他的著述，就像看到一位導演對著演員做出一場連著一場的分析，指導著演員如何排好每一場戲，進而從戲劇行動中，領悟對戲的題旨和人物性格等方面的理解。這和一般中文系出身的學者，把劇本主題、情節、人物性格分別論述的方法，完全不同。那時，我們聽董老師的課，腦海里也像是呈現一幕幕的戲在舞臺上演出的場景。

把中國戲劇的發展，和我們每一歷史階段社會經濟政治聯系起來，這是出版于1949年前的《中國戲劇簡史》的一大特色。他認為：“戲劇藝術發展的歷程，絕不是孤立地四無依傍地去完成它自己的發展的，它確確實實伴隨社會發展形式的歷程而一同邁進，因此在不同類型的社會里，就產生了某一種類型的戲劇?！痹诳疾煳覈非皶r期的戲劇形態時，他認為中國古代戲劇有歌有舞。舞和歌，源于勞動，是人們再現勞動動作和勞動感情的抒發。據此特性，他認為中國戲劇起源于勞動，進一步才與祭祀有關。這論點不同于王國維在《戲曲考原》中，認為“歌舞之興，其始于巫乎”的說法。董先生還從文字學的角度，詳論舞與巫的關系，指出“巫”字，本是人們拿著牛尾舞蹈姿態的再現，后來字形演化，我們才不易看出它的原來面目。在論證過程中，董老師指出：“我們不只要說明古代的‘舞者’即‘巫者’，而且要說明‘舞’非由‘巫’產生，事實是‘巫’因‘舞’而有?！倍蠋煹恼摂?，看來是接受了普列漢諾夫學說以及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的影響，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老一輩學者追求進步、力求創新的思想傾向。當然，從他求證于傳統經典，通過嚴密考證從而獲得結論的做法，也還是吸取了王國維以經治史方法中可取的一面的。因此，董老師對中國戲劇起源的主張，至今仍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當然，董老師也和王國維一樣，非常重視祭祀與戲劇的關系，但他更從祭祀儀式的變化中，看到它和社會勞動與生活形態變化之間的關聯。像指出遠古有所謂“蠟祭”，《禮記》云：“天子大蠟八，伊耆氏始為蠟?！倍喾N文獻資料也表明，“蠟祭”亦稱“臘祭”，是對祖先的祭祀。而在“蠟”與“臘”名稱的變換，董老師發現了它們之間的差異，指出：“臘者獵也，獵禽以祭祖，表示不忘本，開始于以狩獵為主要生產方法的時代。蠟者索也，素饗百神，祈年報功，開始于以農耕為主要方法的年代。”這推斷十分精彩，也說明董老師注意到作為戲劇源頭之一的祭祀，其文化形態的變化，和不同時期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其實，《中國戲劇簡史》在論及漢魏時期百戲的產生，舞巫轉化為優倡；論及唐宋元明產生雜劇、劇曲演化發展的過程，無一不與經濟制度的變遷息息相關。很明顯，董老師對戲劇發展的認識，不同于王、吳兩派，他的目光，始終注意到作為上層建筑的文化藝術，與經濟基礎有著密切的聯系。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董老師就能高屋建瓴地觀察中國戲劇的發展，這和老派學者的視界，并不相同。他力圖在這領域中，開辟出一條具有嶄新的并且與理論基礎貫通的研究道路。

此次“大家小書”也收入董老師在1949年以前就寫成的《西洋戲劇簡史》。正如董上德教授在該書序言中所指出的：研究西方戲劇并非董師的主業，但這本《簡史》對西洋戲劇史的分期，以及對雨果等作家創作方法的評價，竟與2015年由多位歐美作者合作編寫并風靡全球的《世界戲劇史》，觀點大致相符。在六十五年前，在圖書資料匱乏的年代，董每戡老師能對西洋戲劇有如此深刻和超前的認識，實在不能不讓人嘆服。也由于他熟諳西洋戲劇，因此，在撰寫《中國戲劇簡史》時，多處以西方戲劇的情況，與中國戲劇發展的各個階段，作了精彩的對應和對比。顯然，董老師能從世界戲劇的視野觀察中國戲劇的發展和特點。這樣的研究方法，不僅在大半個世紀以前獨樹一幟，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有著重要的指導價值。

董老師罹難離職后到長沙居住，生活極其艱苦。但他勇敢面對，頑強不屈，日日夜夜，堅持研究和寫作。當時，他窮得買不起稿紙，甚至要到街上撿來廢紙或煙盒，拆開鋪平，以一支破鋼筆在上面書寫。由于手腕顫抖，他只能以右手橫握筆桿，左手推著筆尖，勉力寫作?！拔母铩逼陂g，他已寫成的計有六十萬字的《中國戲劇發展史》被抄走，不知去向；藏在地板下的《五大名劇論》等稿，被老鼠嚙掉一半。他又咬牙重寫?？傊?，從1957年到1978年，在最困難的二十年間，他著書立說，計有兩百多萬字。董老師有詩云：“病手推成文百萬”，這頑強執著的治學態度和奮斗精神，催人淚下，更令人肅然起敬。

我知道董老師能夠唱曲，雖未見過他在曲調方面有所論述，但在調入中大工作后，他讓資料室搜購了二百多張各種地方戲的唱片，看來董老師有參考吳梅，用新的眼光研究曲調的計劃。可惜他遭遇厄運，又經過十年“文革”，唱片蕩然無存。我也無法跟隨他學習這方面的學問。

王季思老師也是戲曲研究專家，他和董老師同是溫州老鄉。上世紀五十年代時，曾擔任中大中文系主任；在引薦董老師赴粵任教的過程中，起過重要的作用。可憐造化弄人，讓兩位同是以研究戲曲為主業的老朋友，在特定時代的浪潮中分道而行。而他們兩位，又前后分別經歷過血的教訓。特別是王老師，“覺今是昨非”?！拔母铩焙螅蠋熤胤抵写?，王老師登門誠心致歉，但不久董老師因病匆匆辭世。這兩位老朋友再也沒有合作的機會。

王老師在學術上的貢獻，不同于董老師，他從小受到孫詒讓先生的熏陶。后來雖然求學于吳梅先生門下，卻走上了像王國維那樣以經治戲的道路。

不過，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王老師受到“五四”運動進步思潮的影響，決心校注具有反封建意義的《西廂記》時，更注意對蒙元時代典章制度，特別是對坊間俗語方言的搜集和解釋。書成后，一鳴驚人。在當時，雖然飽受道學先生的譏諷，說什么“不談六經談五劇，《西廂》浪學是前身”，但是，有識之士都認識到王老師的《西廂五劇注》，完全取代了風行兩百多年的金圣嘆校注本。其水平之高，不僅在今天還未見有人超越，而且具有作為蒙元時期語言辭典的意義。

收入“大家小書”的《古典戲曲略說》一書中的，絕大多數是王老師在解放后發表的論文。我知道，他曾在解放前雖然發表過《錄鬼簿》等幾篇話劇作品，但由于大多數時間從事中學和大學的教學工作，因此，他寫作的興奮點，在于對劇本的文學性分析。

王老師在解放后，注意思想改造和理論學習。因此，他一直注意研究古代戲曲的時代精神，認為評價劇本的文本，要注意其舞臺形象是否“集中反映了廣大人民的思想感情，同時教育并鼓舞了廣大人民在遭受殘酷的封建壓迫和外來侵略堅決起來斗爭”。早在1954年，他在《人民文學》發表了《關漢卿和他的雜劇》一文，詳盡考證關漢卿和下層市民的聯系，細致分析《竇娥冤》中竇娥反抗致死不屈不撓的精神；分析《救風塵》中趙盼兒拯救淪落風塵的姊妹，在反抗壓迫者時所表現的機智勇敢。通過對文本思想藝術的論述，王老師不僅呼應了王國維認為《竇娥寃》是世界上“偉大悲劇”的評價，更全面地肯定關漢卿是蒙元時代最偉大的戲劇家。這篇論文，從時代精神切入，注重研究古代戲曲經典文本的深層意蘊，在當年名刊較少刊載古代戲曲研究的情況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古代戲曲略說》最具特色的是，作者在分析文本時，注意對作品題材源流的搜索，從民間傳說和前代文獻等資料中，審視同一題材的演變過程。像發表于1955年《人民文學》9月號的《西廂記敘說》，王老師從追溯元稹的《鶯鶯傳》和唐代有關吟詠鶯鶯的詩文入手，進一步考證宋代趙令畤《蝶戀花鼓子詞》如何蛻變為金代董解元《西廂搊彈詞》；最后詳論王實甫如何在繼承前人作品的基礎上，進行全新的創造，讓它成為“天下奪魁”的名著。顯然，王老師根據傳說野史和各家文獻，尋根溯源地分析戲劇文本以及情節、人物的典型化過程，這對我們如何評價古典戲曲作家的創作成就，很有啟發。

“文革”結束，王老師己是七十多歲的高齡老人了，但被“小將”打斷了兩條筋骨，骨尖刺穿了橫膈膜，乃至腸臟涌上了胸腔，身體復原后，立即投身于研究生教育和研究工作?！豆诺鋺蚯哉f》中所收的論文，最為重要的幾篇都是發表于“文革”之后。值得學習的是，王老師雖然已進入老境，但從不故步自封，而是不斷追求，與時俱進。即使老眼昏花，他也認真學習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徳意志意識形態》《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論著中得到啟發，寫出了長篇論文《從鳳求凰到西廂記》。王老師從有關卓文君、司馬相如的傳說及有關文獻入手，逐步聯系到不同時代戀愛和婚姻形態的演變，論述從“始亂終棄”發展到“大團圓”結局，乃至《西廂記》提出“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的過程，用以說明愛情、婚姻在不同時期的文化思潮和人類發展歷史的關系，他認為：“同一個反映青年男女愛情的故事，先由喜劇變為悲劇，又由悲劇變為喜劇，轉了一個圈，但它不是回到原來的起點，而是螺旋形地上升了?！绷硗?，王老師在文章中，經常使用恩格斯說了多遍的“性愛”一詞，注意到婚戀與人的本能的關系，實際上，他是關注到“人性”的問題，認識到人性乃是人類歷史發展的重要方面。在這里，王老師能夠把文本的源流分析，提升為具有規律性意義的理論，它對文本“題材學”的研究，也有著啟迪的作用。

《古典文學略述》一書，編選了王老師對詩詞研究的論文。他既從知人論世的角度評論蘇軾、李清照等名家，更注重分析傳統名篇的審美特征，提出研讀古典文學作品，“是為汲取它的有益內容來豐富自己的思想，咀嚼它有味的地方來滿足自己的美感享受”，還認為讀者可以根據自己的認識有所發揮。這就涉及審美主體和受體之間的問題。他的《杜甫“羌村三首”》和《怎樣理解和欣賞“西洲曲”》等篇，都從審美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見解，幫助讀者提高文本鑒賞的能力。

在中大，目前有幸能同時受到董、王兩位老師教誨的，就只剩下我一個人了。他倆都是主攻中國戲曲史的大家。此外，董老師也關注敘事文學的研究，他出版的《三國演義試論》，一直膾炙人口。王老師則關注詩詞等抒情性文學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在學術界中，兩位學者雙峰并峙，各領風騷。不過，作為教師，在教書育人，善待后輩，嚴格要求，因材施教等方面，卻是一致的。

我在大學一二年級時，喜歡學習詩詞，三年級撰寫學年論文，也以陶淵明的研究為題。但我生性調皮搗蛋，即使上了大學，依然不改。有一回上課，外面下著大雨，董老師遲到了，同學們靜靜地坐等，我有點不耐煩了。突然靈機一動，跑到課室門口，四顧無人，便學著董老師慣常走路的姿態，半彎著腰，大擺著臂，撇著雙腿，晃晃悠悠，走上講壇；然后用食指擦擦鼻下的“胡子”，干咳兩聲，作出準備開講的神態。同學們看了，哄堂大笑。

我正在得意，忽然笑聲驟止，回頭一望，只見董老師在課堂門口靜靜地盯著我。我手足無措，趕緊溜回座位。這節課，心情忐忑。到下課鈴聲響了，董老師叫我留下。我想，我死也！準要挨批了。誰知道他走到我身邊，對我說：“我看你的模仿能力不錯，合適研究戲劇，以后多跟我討論，好嗎？”我一怔，登時說不出話來，只一個勁地點頭。從此，我的學習興趣，便從詩詞轉而為古代戲曲。當董老師指導學生劇團，把京劇《一文錢》改編為小話劇時，便讓我坐在一旁，觀看他怎樣導演，怎樣調動場面，怎樣處理和指導演員對角色的創造。我畢業留校，向董老師學習的機會更多。他不僅指導我閱讀戲劇作品和戲劇理論的書籍，還鼓勵并要求我到劇團實習，了解和學習一些表演程式，參與對劇目的討論，乃至協助導演對場景的處理，讓我體會戲劇舞臺性的特質；讓我在研究戲劇作品時，有不同于一般中文系教師的視角。更重要的是，從董老師身上，我學到了怎樣對待有缺點的學生，知道了什么是“師德”“師風”。

董老師被錯劃為“右派”后，系里安排我跟隨王老師學習。王老師也知道我一向好動，“屁股尖，坐不住”，因此對我嚴加管束。當他接受高教部的委托，編寫全國教材《中國戲曲選》時，便讓我和另一位師兄參加工作，著我天天到他家里準時上班，把他多年來為注釋元劇積累起來的卡片資料，全數讓我翻閱。他還特別把版本最多最為復雜的《西廂記》選目，交給我負責?？弊⑨?。這項工作，我們花了三年功夫，弄得頭昏腦脹。而我也在王老師的指導下，掌握了校釋古籍的基本知識。這部書稿完成后，放在王老師家里，正要寄交中華書局出版，誰知“文革”開始，紅衛兵抄了“反動學術權威”王老師的家，也把我們辛勞的成果一把火燒掉。等到打倒了“四人幫”，王老師下決心重整旗鼓，指導和率領我和兩位師兄弟重新編寫。又過了兩年，第二稿卒告于成，便送交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那時王老師年歲己高，為防唾液流出，弄臟稿紙，大熱天也戴著口罩，低頭審閱。他為完成國家任務鍥而不舍、勤奮頑強的精神，教育了我，也讓我徹底改變了“屁股尖”的習氣。

在集體編寫和共同研究的過程中，王老師非常重視“老中青”三結合，為中山大學奠定了中國戲曲研究的團隊。通過多年的團結合作，我們也沒有辜負老師的心血，努力完成研究和教學的任務。

師恩深似海，菁莪教澤長。重溫董、王兩位老師的小書，想及他們教育后輩的勞績，銘感不已。王老師曾有句云：“薪盡火傳光不滅，長留雙眼看春星?！比缃?，我在不覺間進入了耄耋之年，也熱切希望更后一輩的學者，為弘揚中華文化優良傳統，建立文化自信，作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