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于2013年在激進雜志“Strike!”的網站上發表了名為《論狗屁工作現象》（編注：本欄目曾翻譯發表中文版）的文章。文章雖短，但因為觸及了很多人的現實感受——工作中的無意義感甚至憤怒感，在國際上引起了不小反響，先后被翻譯成十幾種文字，來自各個國家勞動者的反饋也是層出不窮，甚至有“好事者”在倫敦地鐵的車廂內張貼選自此文的“語錄”。有鑒于此，在接下來的五年內，格雷伯將此文擴展成書，意在挑戰“當下的工作體制”（current work regime），讓其“成為射中我們文明核心的箭矢”——現代文明是工作的文明，在這種文明中，工作本身已成為目的和意義——并追問狗屁工作大肆泛濫的原因所在，從而呼喚一個每周只需工作十五小時的閑暇世界。

《論狗屁工作現象》

筆者將結合自己的問卷調查和通過即時聊天軟件所進行的深度訪談，揭示中國人對于工作的認識和態度，從而在對狗屁工作概念提出批判性質疑的同時，也反思勞動分工以及對工作內容進行安排的社會關系問題。

狗屁工作：一個似是而非的有用概念

在格雷伯看來一份工作是否狗屁并沒有客觀標準，只能付諸于從業者的主觀感受：如果從業者認為自己的工作內容毫無意義并且對社會毫無裨益，那么這份工作就必然是狗屁工作，無論是否收入不菲，是否看起來高端上檔次。當然，在現代工作意識形態看來，所有工作都有其意義和價值。如果我們不喜歡某種工作，要么是我們不適合那份工作，要么就是我們好吃懶做，不思進取。我們很少會質疑工作本身是否有意義（當然，有些人會看不起那些低收入的體力勞動者，如農民工，但很少有人會懷疑他們的工作內容對社會的積極意義）。事實上，追問工作對從業者是否有意義，對社會是否有裨益，這似乎觸犯了某種社會禁忌。格雷伯指出，有很多關于勞動者工作時是否開心的調查，但從來沒有某種工作是否應該存在的調查，“工作這個主題充滿了禁忌。”筆者在網上發布調查問卷時，有朋友認為我的問題“不接地氣”，并向我反饋“很多人理解不了有沒有價值和意義的問題，他們壓根就不想這些”。這位朋友還指出，在他向自己的朋友轉發調查問卷時——他還特地強調這幾個人“都非常愛想事兒，甚至有一些都有比較好的哲學根基”，“他們都覺得（問卷中的問題）沒有必要。讓他們去思考一份工作能讓自己做到人上之人，實現財富跨越，思考自己的工作對社會有所幫助，他們覺得前者有101%的重要，后者完全不care，只要能上去。”這位朋友及其他幾位不愿回答問卷的朋友的確道出了某種心態：工作更多是獲得收入和提高社會地位的手段，只要能服務后者，工作本身的內容并不重要。

但是筆者從收回的232份問卷中可以看出，也有人愿意去思考工作本身的意義問題。有9.9%的人認為自己的工作完全沒有意義；有7.3%的人認為自己的工作對社會毫無裨益，甚至有人反映說，在填完問卷后就萌生了辭職的想法。這個調查結果與格雷伯所利用的問卷結果出入甚大。但是另外一個綜合各權威數據庫、以47個國家的十萬人為樣本的調查結果表明，平均只有8%的勞動者認為自己的工作對社會全無益處，且結果隨著國家、職業和年齡段的不同而有所差別。以2015年為例，在肯定“工作對社會無益”這個陳述的群體中，波蘭勞動者比例最高（大約為13%），墨西哥最低（大約為5.3%），中國的比例大約為7.5%。

比例雖然沒有格雷伯認為的那么高，但是這些“對社會無益的工作”對從業者身心可能會造成的傷害，依然是我們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另外，到底哪些算作狗屁工作呢？在格雷伯看來，主要是公共部門的科層制工作，以及私人企業中的金融、保險、房地產等部門中的中低層管理與行政工作，這些工作在格雷伯看來，似乎都沒有存在的必要。如果將它們消滅，對社會不會造成任何負面影響，甚至會造成正面影響——這是格雷伯用于判定工作崗位是否狗屁的客觀標準。例如，他以1970年在愛爾蘭爆發的為期半年的銀行家罷工為例，因為這場罷工并未對愛爾蘭的經濟造成重大負面影響，銀行業就可以被視為狗屁工作。

但這顯然是站不住腳的。銀行罷工，但這并不代表社會不需要有人來提供信用，只不過當時是由個人之間的信任網來提供信用從而讓商業繼續運行。而且1970年代處于經濟金融化的前夕，與今天徹底金融化的世界相去甚遠。在今天，脫離銀行業的社會生產是不可想象的。另外，某種工作消失對社會是否有影響，這也是一個非常主觀的問題，畢竟我們短期內無法讓一種工作真正消失。例如在格雷伯看來，公司律師是徹底沒有意義的狗屁工作，就像軍隊一樣，只是因為某一方擁有，另一方也要擁有，但持不同觀念的人則認為，“我們只要問假如沒有公司法律師，一切會怎樣，答案就自己揭曉了。”

再者，從業者的主觀感受不能作為工作是否有意義或有益的依據。筆者收回的問卷中共有16人為金融業的從業者，有12人非常明確地認為自己的工作既有意義又對社會有益。按照格雷伯的看法，這些年齡在40歲以下的金融業中下層從業人員都應該認為自己做的是狗屁工作。而有些中下層的管理和行政工作雖然對從業者來說并無意義，看似狗屁工作，但是對其他人展開有意義的工作卻是必不可少的，這部分工作只能部分精簡，或者攤入其他工作職責，不可能消滅。另以教師為例，有博士學位的大學老師和研究員普遍認為自己的工作有一定意義，但是對社會卻沒有益處，有人甚至寫道，“無意義，大學該關門，大學老師統統下放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相較而言，具有學士和碩士學位的中小學老師則普遍認為自己的工作既有意義，對社會又有益處。這也是格雷伯的狗屁工作概念難以解釋的。

格雷伯也認識到自己關于狗屁工作的定義太過依賴從業者的主觀態度，因此試圖從客觀的工作內容來定義工作的社會價值。在他看來，只有那些“真正制造、移動、修理和維護事物”的工作才能算作有社會價值的“生產性勞動”，否則就是不創造價值的非生產性勞動。正如有論者所指出的，格雷伯關于生產性勞動的觀念其實來自于亞當·斯密，而馬克思在后來發展了斯密的這個觀念：但凡能夠為資本家所雇傭，從而能夠讓資本家攫取剩余價值的勞動都是生產性勞動。因此，按照格雷伯和斯密的定義，被資本家所雇傭的家政工就不能算作生產性工人，但其社會價值不可否認，而在馬克思看來，被資本家雇傭的家政工屬于生產性勞動者，但是被個人雇傭的家政工沒有將自己的勞動力與資本相交換而服務于資本增值，而只是直接用勞動換取貨幣，因而屬于非生產性工人。因此馬克思寫道：“同一內容的勞動可以是生產勞動，也可以是非生產勞動。”可見工作內容狗屁與否，與生產性或非生產性并沒有關系。格雷伯從這個角度來定義狗屁工作并無意義。

但這并不是說當下社會所有的工作都有存在的必要。對于不分青紅皂白認可一切“工作”價值的工作意識形態，馬克思有著尖銳的批判：“隨著資本的統治的發展，隨著那些和創造物質財富沒有關系的生產領域實際上也日益依附于資本——尤其是在實在科學（自然科學）被用來為物質生產服務的時候——政治經濟學上的阿諛奉承的伺臣便認為，對任何一個活動領域都必須加以推崇并給予辯護，說它是同物質財富的生產‘聯系著’的，說它是生產物質財富的手段。”工作對社會必要或有用與否，不能訴諸于從業者的主觀意識，而是要從滿足人民普遍需要同時又生態友好的理性社會角度去進行評判。如保羅·巴蘭指出，如果離開資本主義立場而從社會主義立場來看，很多在資產階級經濟和社會思想來看是必須的，生產性的和合理的事務，就成了非必需的，非生產性的和揮霍性的了。例如這些非生產性工人中有很多從事于制造軍備、各種奢侈品和炫耀品。其他還有政府官員、軍事設施人員、教士、律師、逃稅專家、公共關系專家等。再就是廣告商、經紀人、商人、投機牟利者等等。巴蘭提到熊彼特這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認為律師這個職業在社會主義是沒有必要的，“許多聰明才智被用之于這類非生產性業務上，其社會損失是不小的。”

格雷伯認為當下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了越來越多具有封建仆從色彩的崗位，其功能似乎只是給頂層管理者跑腿，造成后者高高在上的形象，因而將當下資本主義稱為管理上的封建主義（managerial feudalism）。然而，既然資本主義是一個在生產上處于無政府狀態即非理性狀態的社會形態，那必然會有非理性的工作崗位被創造出來。這些崗位其實并不是因為頂層管理者為了展現自己權勢而創造出來的（雖然客觀上會造成這樣的效果），而是資本追求最大回報和經濟金融化的必然結果。因此這不是什么封建主義，而是資本主義所呈現出的新的形態。

由此可見，“狗屁工作”并非如格雷伯所認為的，是主觀感受的產物，而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產物，是客觀存在。例如，即便某些從業者認為推銷存在很大意義和價值，但這并不能否定其狗屁工作——在資本主義社會看似必要合理，但在理性社會中必須消滅的工作——的本質。但是，這個似是而非的概念，卻形象地表達了一部分人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種種對社會毫無益處的工作的憎惡，對勞動解放的希望，這也是我們保留這一概念的原因所在。

從上一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一份工作是否狗屁并不取決于從業者的主觀態度，而是有著客觀的依據，無論律師或廣告從業人員如何肯定自己工作的意義，他們的職業在理性社會必然要被消滅。事實上格雷伯也引用了相關研究，證明某些工作的確會給社會帶來的負外部性，即從業者賺取1英鎊的同時，非但沒有為社會帶來正面價值，而且還造成了一定損害，如銀行家損害的價值是7英鎊，廣告經理是11.5英鎊，稅務會計是11.2英鎊；而有些工作會帶來正外部性，即從業者在賺取1英鎊的同時，會為社會貢獻一定價值，如醫院清潔員貢獻的價值是11.2英鎊，環衛工人是12英鎊，護工是7英鎊——我在其他地方將這些收入低但是服務社會的工作稱為“社會友好工作”。

格雷伯探討狗屁工作在當下資本主義社會的大肆增長，其用意在于解釋為何我們的工作時間不見縮減反而增加。格雷伯在2013年的短文中追溯了凱恩斯在1930年的著名演講《我們后代在經濟上的可能前景》。在這篇演講中凱恩斯預測，隨著技術的進步和經濟的增長，100年后社會總產品會極大豐富，人們將基本擺脫“亞當的詛咒”（被迫的勞動），每周只需工作15小時，到時人們將需要嚴肅考慮如何利用大量的閑暇時間。但是在自動化技術日新月異的當下，全世界主要國家的法定周工作時間普遍維持在40小時左右，非農勞動者普遍存在加班現象。

但是凱恩斯的預測并非荒誕不經。事實上自1930年代至1980年代，西方主要國家的工作時間的確在持續縮減，但是在1980年后這個趨勢便停滯下來，西方國家的勞動時間普遍維持在40小時左右。有學者指出，雖然美國人撕心裂肺地抱怨自己工作時間過長，但是據估計，周雇傭勞動時間在1970年代至2010年代這四十年間并沒有什么變化。當然，不可否認的是，某些工作崗位加班現象頗為嚴重，且美國的年工作時間明顯要高于歐洲發達國家。

在格雷伯看來，凱恩斯的預測之所以落空，就是因為狗屁工作在近四十年左右隨著金融資本主義的崛起而大量滋生。雖然從事第二產業的工人人數減少了，真正的服務業工作如餐廳服務員、理發師和店員等所占工作崗位的比例基本維持不變（20%左右），但與金融資本相關的管理人員、咨詢師、文案和會計，IT專業人員等被格雷伯視為最容易滋生狗屁工作崗位的比例大幅增長，吸納了大量勞動人口，這導致社會總勞動時間不減反增，社會成員的平均勞動時間也就不可能有所縮減。

但格雷伯的數據是有問題的。西方自1970年代以來，增加最多的是低工資、低技術水平的工作崗位，主要集中在零售、餐飲、醫療和教育這些所謂真正的服務業。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美國近年來增長最快的崗位為個人護理、家庭護理、餐飲服務、零售人員、護理助理、客服代表、醫療助理、環衛工作等。

當前中國的情況雖有不同，但也反映了相似的發展趨勢。據國家統計局數據，自2004年到2017年，盡管由于近二十年我國處于工業化、城市化空前狂飆突進的階段，建筑業和制造業就業人數仍然在迅速增加，但是，隨著全面改革進程中商品貨幣關系的全面擴張和日趨復雜，金融、房地產、批發和零售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等并不直接從事物質生產的部門的就業人數，日益在新增就業中占據主導地位。而且，作為增量式經濟改革直接結果的各種不穩定的非單位就業(包括私營企業、個體等就業形式)，在非物質生產部門就業增加中占據了主導地位。

這些增加迅速的非物質生產部門就業明顯分成了兩類：一類是集中于正式穩定的單位就業中且收入較高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金融業和房地產業。金融業和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在城鎮單位的就業人數和相對比例盡管都在上漲，但不過從2004年的占比4.32%上升到2017年的6.14%。另一類是工資收入越來越相對低下，就業日趨不穩定的“低端”服務業和岌岌可危的普通白領服務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這些格雷伯所謂的“真正的服務業”合計在城鎮就業人員中的比重從20.5%上升到47.8%。這三類行業中，不穩定的非單位就業占比占據絕對優勢且提高很快，自2004年到2017年，批發和零售業從86.2%上升到94.0%；住宿和餐飲業從79.5%上升到91.0%；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從59.5%上升到83.9%。服務性工作越“低端”，越容易進入不穩定的非單位就業。當然這些工作的工作收入也遠非占比極少的“高端”服務業可比。自2004年到2017年，城鎮單位就業人員中，批發和零售業平均工資從平均水平的81.7%上升到了95.8%；但容納絕大多數該行業就業人數的私營和個體就業中，該行業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卻從2009年整個私營和個體就業平均工資的97.7%下降到2017年的92.6%。與此同時，城鎮單位就業人員中，住宿和餐飲業的這一比例從2004年的79.3%大幅下降到2017年的61.6%；在私營和個體就業人員中從2009年的85.8%下降達到2017年的80.6%。只有尚具有傳統白領性質的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還具有相對體面的收入，但城鎮單位就業人員中的這一數據也從2004年的121.8%年的下降到2017年的109.5%；在私營和個體就業人員中則從2009年117.2%的下降到2017年的112.3%。

可見，書中那些向格雷伯抱怨工作無所事事又收入不菲的回應者似乎誤導了格雷伯。事實上，這些回應者都是格雷伯在“推特”上的粉絲，他們自然大都認同格雷伯的觀念。從樣本來看，他們不能代表社會的一般態度，也不能說明一般趨勢。社會平均工作時間四十年以來之所以居高不下，并不是因為看起來高端上檔次、實則毫無意義的狗屁工作的泛濫，而是那些沒有保障、不穩定的“低端”工作的增多，這種工作以作為獨立承包商的優步司機為代表，他們受雇于眾包平臺（如優步，亞馬遜的土耳其機器人[Mechanical Turk]，任務兔子[TaskRabbit]），沒有穩定的雇傭關系和工作時間（這意味著他們需要隨時處于待命狀態，這其實極大地拉長了工作時間），工資微薄。這種趨勢被稱為工作的“優步化”（Uberization）。這種工作看起來靈活，能夠讓勞動者自由安排時間，其實只是神話。以美國優步司機為例，他們每小時純收入平均只有10美元，如果每周只工作40小時，收入就會處于貧困線之下。這就意味著他們需要加班加點工作，從而處于時間緊迫的狀態之中。

這些低收入、低技術含量的社會友好工作都可能面臨“優步化”的命運，這就導致勞動者必然處于惶惶不安、時刻待命的焦慮狀態——去等待電腦或手機眾包平臺分配任務。長此以往，穩定的工作越來越少，絕大多數工作都成為所謂的零工（gig work），因此有學者追問：你能想象社會變成“土耳其機器人”式的經濟嗎？那時所有人都在空閑時做計件任務，沒有人知道下個任務何時到來，報酬到底有多少。我們還能有什么樣的私人生活，還能維持什么樣的關系和家庭？這其實是新自由主義和自動化尤其是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所導致的工作的兩極化：內容帶有很強重復性和程序性的中產階級工作日益被自動化，剩下的則是少量的高收入、高技術含量工作以及大量的低收入、低技術含量但一時難以自動化或者自動化成本高于人力成本的工作。

這也是當下人們日益繁忙且惴惴不安的重要原因之一。

直面工作的無意義，挑戰工作意識形態

現代人面對著格雷伯所說的“現代工作的悖論”：1. 絕大多數人的尊嚴感和自我價值感都來自于謀生的行當。2. 絕大多數人都討厭他們的工作。尤其是面對著零工的崛起，長期穩定并給我們帶來身份感和尊嚴感的工作崗位越來越少，但我們依然被告知要熱愛自己的工作，“干一行愛一行”。有工作總比沒有工作要好，工作本身就是好的，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這種觀念已經成為馬克思意義上的虛假意識，成為工作的意識形態。

這種工作的意識形態一般認為源自于新教改革所帶來的工作倫理。這與西方古代的勞動觀形造成了斷裂。在新教改革之前，任何體力勞動要么被視為是卑賤的（古希臘、羅馬），要么被視為是不得已的苦勞和懲罰（原始基督教），沒有任何值得驕傲的地方。在馬克斯·韋伯看來，因為世界去魅，新教徒不能再通過巫術-圣禮等非理性手段來確認自己的受恩寵狀態，只能通過入世禁欲的方法，通過勞動積累財富獲得成功，讓自己心安。勞動成為新教徒的“天職”（calling），他們是為增加上帝的榮光而勞作，現代工作倫理就這樣確立了。

而格雷伯追蹤出工作倫理更早的起源：中世紀歐洲的“生命周期服務”（life-cycle service）。在中世紀，幾乎所有人都要作為仆人在另一家庭服務7至15年。這不僅是行業工會中的學徒所必經的人生歷練，農民的孩子也要在家境更好的農民家中貢獻自己的少年時期，而最為常見的則是低等級的貴族男女在較高等級的貴族家庭或皇宮中服務。這些伺候別人貴族小姐被稱為侍女（ladies-in-waiting）。另外，這些低等級貴族男女并不是義務勞動，而是有償勞動，這樣的經歷不只是培養貴族儀態，而且最為關鍵的是是個學習過程，即學習自律、學習駕馭自己低俗的欲望以及如何成為一個真正獨立的成年人。而這正是現代人對于工作的基本期待。一個沒有工作的成人，或者一個無法在工作世界中穩定下來的成人，在我們看來是沒有獨立性和責任心的人。

在19世紀，隨著工作意識形態取得主導地位——正如威廉·莫里斯所指出的：“一切勞動本身都是有益的，這已經成為現代道德信條”，勞動創造財富和價值的觀念也被工人所接受。格雷伯指出，在19世紀初，這種觀念就廣為流傳，而林肯于1861年的如下講話也被認為代表了當時普遍的觀念：勞動先在于且獨立于資本。資本只是勞動的果實，如果開始沒有勞動，資本就不可能存在。勞動比資本優越，我們應該對其報以更大的敬意。在具有社會主義意識的工人眼中，資本家不勞而獲，而他們應該奪回自己的勞動成果。

但是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種關系顛倒了，資本家成了財富的創造者，成了工人的恩主。企業巨頭、銀行家以及他們的政治盟友宣揚資本家創造財富這個新的意識形態，因為他們屬于統治階級，這種新的意識形態自然為社會所接受。另外，隨著機器大工業和“科學管理”的發展，工廠的管理者憑借對知識的壟斷控制了勞動過程的每一個步驟及其執行方式，而工人日益被去技術化，他們對自己的勞動過程和勞動成果毫無掌控，這在剝奪工人對自己工作的理解的同時，也瓦解了工人對自身工作的認同和自豪感。

但是格雷伯卻認為新的意識形態之所以取得主導地位，是因為勞動創造財富的觀念即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存在致命錯誤。這種勞動創造財富，而資本家不過是寄生蟲的觀念也被稱為生產者主義（producerism）。在格雷伯看來，馬克思主要關注那些從事制造的工廠工人（通常是男性），只將他們視為生產性勞動者和財富的生產者，忽視了那些從事照看工作和再生產工作的勞工。如前所述，在馬克思那里，判斷活動是否具有生產性不在于是否制造有形產品，而在于是否為資本所雇傭并用來生產剩余價值。如果一個作家或寫手被書商或網絡平臺所雇傭，那他/她所從事的就是生產性工作。另外，馬克思主義者也并沒有忽視不被資本所所雇傭的私人家庭內的非生產性的照看勞動。所以認為勞動價值論應該為資本家創造財富的意識形態的崛起負責，這種觀念是站不住腳的。當然，格雷伯強調照看性勞工無疑是正確的，因為如前所述，這是目前美國就業增長很快的部門，而且短期內也不可能為自動化技術所取代，是非常重要的社會友好勞動。

如果說工人被剝奪了財富創造者的驕傲感，他們如何去面對單調無聊的工作呢？這就要訴諸我們前面所說的工作意識形態了：工作塑造品格，是對我們的考驗，因此我們必須隱忍、自律。工作場所與輕松快樂無緣，那是下班之后的事情。逐漸地，工作本身成為目標，成為我們每天必須完成的重任。格雷伯就此總結說，勞動者獲得尊嚴感和自我價值感，恰恰在于（原文為斜體）他們痛恨自己的工作。也許可以用漢語的“苦修”來比喻工作：我們通過苦修來證明自己的道德，證明自己有資格活在這個世上并獲得他人的尊重。如果我們拒絕工作，那么我們就不可能獲得他人的尊重，甚至失去活下去的資格（“不勞動者不得食”）。

格雷伯所列舉的狗屁工作正是要質疑這種工作意識形態：有些人因為諸多原因，的確會感覺工作毫無意義和益處，他們的身心受到折磨，甚至所處的社會也會受到損失。我們應該勇于面對工作的無意義，學會拒絕工作意識形態，最終消滅狗屁工作。事實上，今天大多數聽起來像是真人的電話推銷員實際上是人工智能電話機器人。技術的發展客觀上消滅了作為狗屁工作的電話推銷，雖然這種技術的研發者只是為了節省人力，獲得更大利潤。另外，我們也要對某些工作進行重組，從而讓其變得更加人性化。如前面所說的前臺工作：讓一個人每天坐在前臺，偶爾接聽電話和接待訪客，分發辦公用品，這是對“人力資源”的浪費，盡管這種工作可能很“有用”。將這種工作分攤到其他工作職責內，并消滅前臺工作，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這同樣適用于諸多行政和管理工作。

小結：消滅狗屁工作還是消滅異化勞動：走向后工作的未來

也許任何一種工作都有可能給人帶來意義感，即便是銷售這樣的工作。我們可以想想《推銷員之死》中的威利·洛曼：他一度將推銷員視為自己的理想職業，但是當衰老的洛曼發現沒人愿意搭理自己甚至嘲笑自己，并且很難將貨物再推銷出去的時候，他的精神出現了危機。他很難從工作本身獲得意義感。因此心理學家巴里?施瓦茨指出，相比于其他工作，某些種類的工作更容易讓人感覺到有意義和有成就感。理想的工作可能需要滿足如下條件：1.體面的收入；2.充滿挑戰同時讓員工覺得能夠應付并有所進步；3.讓員工具有掌控感從而能鍛煉自己的自主性和判斷力；4.能夠與他人進行社交互動；5.能夠讓員工感覺自己在改造世界、造福他人。

第5條是格雷伯判斷狗屁工作的標準。我們可以看到，其中沒有一條適用于流水線上的工人，雖然他們也進行生產制造。但我們可以說他們的工作是沒有意義的狗屁工作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格雷伯的狗屁工作概念主要針對的是第三產業的工作，因此他默認生產產品的工作不可能是狗屁工作，但是從全書可以看出，他心中所想的是前流水線時代的技術工，并沒有討論流水線工人），某些產品總需要有人去生產制造，問題在于社會對工廠工作進行組織的方式。

工廠工作并不必然表現為流水線的形式，這不過是資本家主人意志的體現：對員工進行去技術化（剝奪條件2）、剝奪工人自主性（工人被剝奪思考決策的權力，只能負責執行，剝奪條件3）、讓他們成為無言的螺絲釘，禁止交談（剝奪條件4），從而造成有些員工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終端產品是什么，更不要說對社會的貢獻了（剝奪條件5），這最終也壓低了勞動力成本即工人的工資（壓低條件1）。因此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流水線看似提高了工作效率，實際上造就的只是更為懈怠、更為痛恨工作的工人。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工廠可以表現為“鞍鋼憲法”那樣的組織形式，工人知道自己在為社會主義添磚加瓦（滿足條件5），他們能夠參加管理（滿足條件3），能夠與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共同協商，進行技術改革（滿足條件2、4），同時也可以領取體面的工資（滿足條件1）。

對那些基層行政崗位的從業者來說，無論處于何種社會形態，意義和滿足感都不可能太大，因此只能創造條件，讓相關的工作任務要么分配到其他工作職責中，要么徹底消滅。但前提是社會形態的改變，因為資本主義社會追求的是利潤最大化，勞動者工作的滿意度或意義感并不是首要考量。也就是說，如果想要消滅那些不應該存在的狗屁工作，并且讓剩下的工作更具意義和滿足感，我們應該首先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滅雇傭勞動或異化勞動。

但這并不是說一旦消滅雇傭勞動或異化勞動，工作的意義感和滿意度就必然會提高。雖然在社會主義社會，哪怕最基層的勞動者都堅信自己在改造世界，造福他人，但是有些工作如環衛，畢竟缺少條件2、3和4，很難帶來滿意感。對待這些工作，我們應該采取逆向付酬（reverse renumeration）原則，“這意味著工作越辛苦，越有助于增加公共品，工資就越高，例如垃圾收集、街道清理、重工業工作、重復性的科層制工作、照顧小孩和老人等。隨著工作價值實現增長，新技術得到開發，上述工作所需的時間將會縮短。”這里的公共品就是“公共善”，即我們前面所說的正外部性。如此一來，基于物質刺激，會有更多人樂意從事這些工作，從而客觀上造成大家分攤這些臟活累活的后果。與此同時還要縮短工作時間，提供更為普及的教育和培訓機會，讓這些勞動者能夠勝任其他更具有挑戰性的工作，這樣全社會所有勞動者都可以從事多項工作，可以擺脫馬克思所說的“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

當然，擺脫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并不意味徹底消滅勞動分工，而是在消滅狗屁工作，對某些工作內容進行重組使其更具滿意度的同時，讓人們擺脫一輩子只能從事某一類工作的命運。事實上，在工作優步化的當下，很多人已經同時從事多項工作，只不過他們是迫不得已，因為每份工作收入都很低，只有同時打好幾份工才能維持生活。

格雷伯提出用“全民基本收入”來幫助人們消滅狗屁工作，這不無道理。所謂全民基本收入的根本特征是普適性——每個成人都可以得到，無條件性——不論有無工作，個體性——不是分給家庭，而是分到個體男女的手中，這樣可以保障女性的經濟權利，規律性——例如按月發放，而且在原則上這筆收入可以維持個人的體面生活。如此一來，個人選擇工作的時候，就不會單純為了謀生而去接受令自己倍感痛苦的狗屁工作，同時倒逼雇傭方對工作內容進程重新組織，以吸引勞動者。

當然，這是一個很難實現的目標——雖然全球范圍內很多小規模實驗效果不錯，尤其在緊縮政策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義時代。但這個目標無疑是可欲的，而且也是可行的，在社會主義國家施行效果會更好。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我們的確應該像凱恩斯所預測的那樣，將工作時間縮減至最低限度，認識到“非工作不可是一種神經癥癥狀”，從而讓人可以從事多項有意義的活動而不必擔心生計。那時剩下的將是有意義的活動，雖然在一定范圍內還存在帶有一定強制性的領取薪金的工作，這是馬克思所說的“必然王國”。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并不需要全民就業就可以保障社會的基本需求（在消滅剝削者的前提下），而全民基本收入可以讓那些不愿從事領取薪金工作的人去挖掘自己的興趣，或者單純地無所事事——社會負擔得起。我們要知道，即便是沒有被雇傭的個人，也在為社會創造價值。畢竟，如前面的蓋洛普調查所示，全球有85%的人在工作時處于懈怠狀態，這是對人類潛能巨大得多的浪費。

另外，在社會主義社會，必然王國內的工作也將重新得到組織以滿足我們前面所說的五個條件。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后工作意味著后資本主義的工作體制：縮短工作時間，讓必然王國內的工作更具意義和滿意感，讓所有人都自由發展自己的潛能。那時，工作或勞動將逐漸失去痛苦與折磨的內涵，成為人類的真正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