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9日，加拿大薩斯喀徹溫大學歷史系教授、加拿大醫學史研究講席教授艾瑞卡·戴克（Erika Dyck）應邀在上海大學進行了一場題為“迷幻精神病學： 加拿大精神病學的醫學實驗、成癮與禁毒政策”的演講。此次活動由上海大學毒品與國家安全研究中心、《醫療社會史研究》編輯部主辦。

講座伊始，戴克教授概述了自己目前的研究課題，主要關注自20世紀中期以來D-麥角酸二乙胺（“麥角二乙酰胺”，常簡稱為“LSD”，是一種強烈的半人工致幻劑）的基礎科學、社會用途、地位的轉化及所引起的爭議，這是精神藥物學歷史中一個重要但卻鮮為人知的子領域。一方面，部分醫護人員認為LSD有助于精神疾病研究，可以用來尋找引起精神分裂癥的原因；但在另一方面，LSD所具有的強烈致幻效果，又容易被吸食和成癮，從而對社會造成威脅。在LSD發展史上存在兩個問題，一是LSD由合法物質轉變為非法物質的原因？二是LSD是否存在其他的作用或者功效，全面禁止LSD的做法是否正確？ 戴克教授圍繞這兩個問題，梳理了LSD的發展史，并結合加拿大薩斯喀徹溫省省精神病醫院的精神病學家和院長漢弗萊·奧斯蒙德（Humphry Osmond）的一些實驗和研究來解釋這些問題。

何為致幻劑與LSD的濫用

歷史上，在宗教儀式和祭祀活動中，人們會使用某些致幻類物質來幫助他們擺脫現下的痛苦，獲得些許愉悅的感覺。這種宗教類儀式活動在當時非常流行，但致幻劑藥物也僅在宗教祭祀中使用或者用于治療某種疾病，普通民眾很少有機會接觸。工業革命后，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一些城市社會問題也顯現出來。在這一時期，一些致幻劑藥物逐漸進入中下層社會，并被一些游手好閑和不務正業的人群使用，以此來消磨現實時光、擺脫當下的苦悶與生活中的失意。但這些物質并沒有被廣泛使用，其影響力也十分有限。此外，這些物質所具有的緩解疼痛與焦慮、提升活力等作用使它們并未被完全禁止。

然而，這個主題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仍不清楚。許多人不知道，精神藥理學實際上始于1943年，是由當時瑞士化學家艾伯特·霍夫曼（Albert Hofmann）發現的。1938年，霍夫曼第一次合成一種具有高度精神活性的物質——麥角酸二乙酰胺（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即為LSD。當時他在進行一項有關于麥角堿類復合物的實驗，無意中將原本分裝在兩支試管中的溶液混合在一起，結果發生了神奇的反應，合成了無色無味，就像清澈純水的物質，這就是LSD。但直到1943年， 因為一次偶然的“單車之旅”，霍夫曼才發現LSD的致幻作用，他以其自身為實驗體，不斷進行試驗和研究。在不斷的試驗過程中，霍夫曼博士發現低劑量的LSD（一般為20-50微克）能夠緩解疼痛，產生幻覺和欣快的感覺并增強人的活力，而這種狀態一般維持大約6個小時。但是隨著LSD劑量的增加，實驗者身體會感覺到不適，并出現持久性知覺障礙（HPPD），持續時間也延長到了12個小時。節選自加拿大權威期刊《麥考林雜志》（MaClean’s）中《我作為瘋子的12個小時》的文章描述了實驗者所經歷的這一現象：“我永遠也無法完整地描述我在發瘋時所發生的事。英語中沒有專門用來表達我當時感受的詞語，也沒有用來表達我混亂的大腦所呈現的幻象、幻覺、顏色、圖案和維度的詞語。我看到熟悉的朋友的臉變成了無肉的頭骨，看到兇惡的女巫、豬和黃鼠狼的頭。神秘的五彩光芒來了又去，房間像松緊帶一樣不斷地伸展和收縮……但我的瘋狂時間并不都充滿了恐懼和瘋狂。有時我看到令人眼花繚亂的美麗景象——這些景象是那么令人陶醉，那么不可思議，以致沒有一個畫家能把它們畫出來……”

霍夫曼對LSD的發現引發了人們對腦化學的濃厚興趣，并與鎮靜劑的發展一起直接導致了所謂的“精神藥理學的黃金時代”，LSD研究也隨之蓬勃發展。20世紀中期，歐洲的精神病學專家和心理學家們用LSD來研究引起精神分裂癥的原因，并在心理治療中讓患者服下LSD，作為輔助藥物。其中最著名的是加拿大薩斯喀徹溫省省精神病醫院所進行的研究。在1921年， 薩斯喀徹溫省省精神病醫院成立之初，人們對精神病不甚了解，他們認為精神病患者會被監禁起來，而精神病院也是糟糕、破爛和難聞的地方。精神病院會采取胰島素和水療法來刺激精神病患者，使其保持鎮定和清醒，有時也會采取電擊或電療法。在50年代，當LSD被引入精神治療研究領域中，加拿大薩斯喀徹溫省省精神病醫院成為試點醫院之一，其在醫療制度、精神疾病等方面也有了不斷地革新和進步。醫院開始招募更多經過培訓和訓練地有經驗的醫生和護士，并不斷進行醫療研究和創新，因此加拿大精神病院逐漸成為促進迷幻藥研究的國際中心。這些LSD實驗也對公共衛生改革和精神病學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成為二戰后規模最大、最持久、具有國際意義的實驗之一。

1956年，加拿大薩斯喀徹溫省省精神病醫院的精神病學家和院長漢弗萊·奧斯蒙德首先使用“引起幻覺的”（Psychedelic）這個詞匯來描述與LSD相關的感覺和反應。在激進的新省政府的支持下，一項研究計劃在20世紀50年代初發展起來，并在加拿大大草原上蓬勃發展。研究發現LSD所具有的治療特性有助于建立精神分裂癥的生化基礎并有助于精神疾病研究。此外，奧斯蒙德意外發現LSD可以用于治療酗酒，值得注意的是，試驗表明利用LSD治療酗酒的治愈率達到了60%甚至更高。奧斯蒙德與在薩斯喀徹溫省出生的同事亞伯拉姆·霍弗（Abram Hoffer）和其他醫護人員為了尋找LSD在心理治療領域和在酗酒治療領域的醫學用途而進行了成百上千次試驗，并親自充當實驗體來親身體驗什么是幻覺、病人服用LSD后的感受和體驗，以此能更好地理解病人，與患者達到“心意相通”。在這些實驗中，奧斯蒙德主要是以人為實驗體，在實驗后期，動物有時也被拿來做研究。有臨床檔案記載患者服用LSD后的感覺：“他與上帝有短暫的合一。他閉著眼睛躺在螺旋樓梯上，和另一個人說話的時候有了幻覺。這對他似乎意義重大……他似乎對自己有了一些了解”。

1957年，奧斯蒙德首先使用的“引起幻覺的”這一新單詞流行開來，并在之后被納入英語詞典中，加拿大迷幻精神病學工作者對此也進行了長期的研究，這推動了加拿大政府對藥物研究的關注。此外，奧斯蒙德提出了一種新的精神分裂癥理論，同時也建議采取一些激進的方式如使用LSD來治療酒精中毒。在同一年，美國精神病學協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簡稱APA）向薩斯喀徹溫省省精神病醫院頒發了成就獎，以此來鼓勵他們在這一領域的研究和貢獻。

但是好景不長，在20世紀60年代初，對LSD的研究逐漸淡化。首先是霍弗和奧斯蒙德與創造性想象力研究委員會（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Creative Imagination）這樣的組織打交道，而后者似乎對LSD作為一種“精神增強劑”更感興趣，而忽視LSD作為一種抗酒精和精神治療藥物的作用。此外，霍弗和奧斯蒙德對隨機對照臨床試驗法不屑一顧，而隨機對照臨床試驗在此時已經成為精神藥理學的黃金標準。另一方面，LSD被卷入政界爭端中，并被商業和政治利益所操縱，從而加速了其衰落的過程。由于冷戰的需要，各國對“神經武器”加大了研究力度。1942年，美軍招集了六名神經生理學領域的專家成立了一個研究小組，目的是研究出一種控制審訊犯人的思維，使其產生強烈的傾訴欲，并任人擺布的物質。在試驗了大麻、可卡因和海洛因后，他們發現這些物質實用性較低，無法作為有效的“神經武器”來幫助審問犯人，獲取情報。50年代，當LSD的致幻作用被發現后，美國中央情報局將其作為“冷戰藥物”，在試驗對象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服用，并且提供線索和情報。

到20世紀60年代，LSD在生化和治療方面的前景逐漸暗淡，在觀念的競爭中也逐漸受損，批評人士試圖用LSD治療酒精成癮的試驗也失敗了。此外， LSD陷入了情感和政治文化戰爭， LSD與搖滾音樂、嬉皮文化的結合引領了一代人的精神生活，它不僅成為了一種娛樂毒品，也成為叛逆和對權威（包括醫療權威）懷疑的象征，“禁止之聲”日益高漲，加拿大和美國強大的政治力量譴責了這種毒品，并很快使其成為非法， LSD被認為是一種危害巨大的毒品而被各國政府列入非法名單。大量的文化變化決定了迷幻藥的命運，最終，于1968年，加拿大將其列為非法藥物。1971年的《精神藥物公約》（Convention on Psychotropic Substances）在全世界范圍內禁止了 LSD 的相關研究。

LSD被禁止后引發的爭論：“神藥”還是“魔鬼”？

LSD雖被大部分國家列為非法藥物，但對其爭論仍然存在。多倫多《星報周刊》（Star Weekly）在一篇題為“LSD：神藥還是魔鬼”中將LSD的發現視為一項具有決定意義的重大突破，認為LSD的重要程度堪比俄羅斯人首次登入太空。

在20世紀60年代左右，LSD除了用于精神學、生物學研究之外，也被文學家、藝術家及成癮者使用。英格蘭著名作家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 也參與到LSD的研究之中，并在臨終時讓妻子幫忙注射LSD。1931年，在他寫的名為《美麗新世界》的書中，赫胥黎預測將來的統治者可能會使用精神類控制藥物來控制民心。他和奧斯蒙德合作研究發現，LSD對治療心理疾病有一定的作用。奧斯蒙德由此第一次使用了“引起幻覺的”這個詞匯來形容LSD的作用。在試驗中，為了能夠更了解病人的情況和心理狀態，他們除了讓心理疾病患者注射LSD外，自己也會少量注射。除此之外，他們還會創造一個較為舒適、安寧和平和的環境，或者放一首舒緩的歌曲來帶領病人敞開心扉，進入其內心世界。

實驗證明，使用LSD進行心理治療的作用是非常明顯的。一些醫學文獻對LSD治療作用表示強烈支持，因為LSD具有幫助使用者“意識顯現”的功能，可以讓使用者進入另一個世界，撫平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痛苦和創傷。此外，一些調查研究顯示，使用LSD進行精神和心理治療的成功率在30%到90%之間，而對以前接受這種治療的病人進行的訪談顯示，他們能夠在短暫的脫離塵世之后能夠一直保持清醒，使用LSD不會對他們的生活造成困擾。

在1962年加拿大食品和藥品管理局將沙利度胺（Thalidomide）列入禁藥名單后，衛生福利部長蒙蒂思（J.W. Monteith）在下議院中談到，“除非在最不尋常的情況下，將藥物從醫療供應中移除是不恰當的……我們希望得到最權威的建議?！?968年，LSD與其他精神活性物質（DET, DMT, MDMA）一起置于《食品與藥品法》的管轄之下。

2007年，英國神經心理藥理學家大衛·納特（David Nutt） 在發表于世界權威醫學雜志《柳葉刀》中的《評估藥物危害的理性量表》文章認為受管制的毒品，包括酒精和煙草，比包括LSD在內的許多非法物質要危險得多。并提倡推廣“以證據為基礎”的藥物監管公共政策。2015年，納特在《每日郵報》中談到：“服用LSD后的大腦是什么樣子的？有爭議的科學家稱這種藥物比酒精更安全”，他請求公眾為他的研究捐款2.5萬英鎊。戴克教授也持類似觀點，認為LSD的成癮性及危害性更低。

但在另一方面，LSD帶來的負面作用及危害卻不容忽視。有調查顯示，使用者在注射LSD后會產生痛苦的生理和心理反應。并在注射后的30分鐘左右會出現心跳加速、血壓升高、瞳孔放大等反應，但具體情況還是會因人而異。在服用LSD的2小時后，使用者會產生幻視、幻聽和幻覺等現象，并且會對外界的聲音、顏色、氣味及其它事物的敏感性增強，對事物判斷力和自我控制力下降，有時竟然意識不到自己的行為，并會伴隨著眩暈、頭痛及惡心嘔吐等癥狀。更為嚴重的是，一些LSD使用者會同時使用海洛因、大麻等毒品，來追求更極致和刺激的享受和體驗。在LSD注射劑量過大后，服用者會出現過激行為，如自殘、發瘋甚至自殺，并且產生強烈的上癮情況，危害身體健康。因使用LSD而上癮致死的報告不計其數，這也是LSD被禁止的根本原因。

LSD研究的新進展

近年來，醫學界對LSD的討論并未停止，對它功效的爭論也眾說紛紜。有人反對將LSD用于精神疾病研究，害怕它像“潘多拉盒子”，一旦重新開始使用后會無法控制，產生嚴重的社會和治安問題。2007年，多倫多大學愛德華·肖特（Edward Shorter）教授發表于《美國歷史評論》中的文章質疑了奧斯蒙德和霍弗開創的精神分裂癥的生化療法。肖特認為在精神藥物學中，LSD的使用對不同研究者自身心理狀態的影響一直是一個生動的幕后爭論。而奧斯蒙德等人忽視了問題的陰暗面，掩蓋了一些研究人員長期服用迷幻藥損害了身心健康的事實，不過肖特承認LSD的研究確實給精神藥理學帶來了最初的提升。

另一方面，贊同LSD的醫學功效的呼聲也越來越高。2014年2月，美國科普雜志《科學美國人》的編輯寫道：“是時候結束對精神活性藥物研究的禁令，讓科學家們研究迷幻藥、大麻和搖頭丸是否能緩解精神疾病了”。 2019年9月9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設立致幻劑研究中心。該研究中心從捐贈者那里獲得了1700萬美元，旨在讓“迷幻藥”在科學界找到一個長久以來尋求的立足點。

此外，戴克教授認為LSD的確具有致幻性，但是其成癮性遠不如海洛因大麻，甚至比煙酒的成癮性更低。LSD除了能夠舒緩病人的焦慮、不安等癥狀，對抑郁癥和心理問題有緩解作用外，在最新的研究中，戴克發現LSD還可能緩解發達國家所面臨的老齡化問題，這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感受和體驗，這種體驗能給患者帶來精神和活力。但是對LSD之后的發展情況，戴克教授也提出疑問：我們真的了解LSD嗎？

對LSD的研究仍有待深入，這也帶給歷史學家很多值得思考的東西。我們需要更加客觀理性地看待事物，并盡可能的找到這種物質存在的依據。正如赫胥黎所說：“對人的心靈最深重的罪惡是毫無根據地相信事情”。但不可否認的是，醫學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進步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在不斷塑造和改變人類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