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夏之居

著名考古人許宏先生出版了《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這是近年來為數不多愿意放下專業身段向公眾介紹考古常識的普及作品。在這本深契2014年中國文博界“公眾考古”主題的作品中，身為二里頭考古工作隊隊長的作者不但延續了上一本著作《最早的中國》以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為中心的夏、商考古成果的探索，還以此為契機，繼續向前追溯，把以往對公眾而言稍嫌陌生、分布于汾河下游與黃淮平原的更早期古代人群留下的文化遺址分享給了讀者。

20世紀50年代，考古學界根據古代文獻“夏在伊洛之間”的傳說，找到了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盡管沒有文字和明確的實物證據證明這里就是傳說中夏代末帝桀之所都（比如，像安陽殷墟一樣，提到商代諸王的甲骨卜辭和帶銘文的青銅彝器與墓葬中的骸骨一同出土），但這并不妨害求“夏”心切的發掘者認為二里頭“一到四期遺存都屬于夏代”（但包括許先生在內的當代考古人已逐漸接受二里頭后幾期文化遺存有可能與商代早期重合的觀點），因為從宮殿遺址的規模和出土的玉質、銅質遺物來看，這里的確當得起商代之前大規模文明都城的級別。不管怎樣，當代考古學界是將二里頭遺址視作夏代存在的證據的，但同時又承認這只屬于夏代中晚期遺址。那么問題出現了，既然著名的二里頭只是夏代晚期，夏代早中期在哪里呢？換句話說，“夏人”從何而來？

許宏先生在書中首先提到的是位于臨汾地區襄汾縣的陶寺遺址。既然二里頭不是最早的“夏”，那么根據上古傳說中古人活動的集中區域，考古工作者20世紀70年代在晉南汾水下游大力發掘了一番。這個思路是不錯的，因為二里頭文化已經是相當成熟的史前文明，其源頭當有遷移、定居的過程，而汾水下游作為上古人文薈萃之地，不應是空穴來風，比如堯都平陽、舜居蒲坂、禹開龍門等傳說都集中于晉南（雖然古史辨派把堯舜禹都視為杜撰這一點我同意，但既然這些地名集中于此，或許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真相）。于是，在襄汾就挖出了陶寺遺址。但這個結果讓人喜憂參半：喜的是，人文聚集的晉南的確有比二里頭更早的遺址；憂的是，陶寺文化既不是二里頭的源頭，也無法歸為現在發現的任何一種考古學文化。

和古文獻研究者不同的是，考古人可以算是堅定的“實證主義者”，沒挖到“夏”不能硬說挖到，因為考古學界也承認，陶寺“禮器組合種類齊全……看不出‘重酒好酒’的傾向。這也大大不同于后來二里頭至殷墟王朝以酒器為主的‘酒文化’禮器組合”。此外，晉南的夏縣也被顧名思義地勘探過一番，只是掘出一座戰國時魏國安邑城址，稱作“禹王城”。于是，陶寺只好煢煢孑立地存在于“夏代”之前、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中國大地上。

不過陶寺文化也不是非常孤獨，書中還介紹了差不多與陶寺同時，在嵩山到鄭州之間，黃河南面支流分布的許多城市遺址。雖然這些城址在規模上遠不及陶寺，但在時間上又與之相近。這些古代文化以河南新密市新砦文化為代表，集中出現于龍山文化末期、二里頭文化早期，大有如雨后春筍般蓬勃涌現于中原大地之勢。雖然作者沒有言明，但文字之間的暗示非常明顯，二里頭的北面尋不到“夏”，或許可以在南面找到“夏”的蹤跡。為什么沒有言明呢？因為新砦文化遺址規模都不甚大，也無遺物或文字支持這一設想，只能是“聊備一說”。

以二里頭文化為“夏”，那么要窺夏之原始，前人尋到陶寺，留下無解的困擾；今人棄北緣而覓南蹤，為新砦文化說鋪墊，雖然朦朦朧朧，但總不離“中原”。許先生這本《何以中國》的大意基本就是這樣。

覓夏之旅

總的來說，《何以中國》代表了中國田野考古研究的最新進展和主流觀點，向公眾推出了“三代”探源“夏之初”的當前設想。但是，該書明明要立新說，卻不能明確直白，總透著一些底氣不足。因此，該書除呈現了當代中國考古的重要成果外，也暴露了現實存在的許多問題。要更好地評點《何以中國》，我們需要先把這本書還原到當代中國考古學的體系和內在訴求的整體脈絡中考察一番。

中國考古學發端于20世紀之初，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既是北京周口店北京人化石的發掘者，又是中國最重要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仰韶文化的命名人（仰韶村位于距偃師二里頭不遠的澠池縣）。由于仰韶文化分布呈現從中國西部向東延伸擴展的趨勢，被認為與當時流行的“中國文明西來說”不謀而合。此次發現大約在1920年。差不多十年后，中國考古學家吳金鼎等人在山東歷城龍山鎮，發現城子崖遺址，將這一驚人散布于中國東部黃淮海平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類型稱作龍山文化。

從此以后，東“龍山”西“仰韶”就成為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最重要的兩個分類體系。傅斯年著名的《夷夏東西說》一文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寫出的，代表了現代考古學在民族主義氣氛下一種有趣的表達。龍山文化發現后，20世紀上半葉中國考古最重要的發現就是安陽殷墟的發現。這產生了兩個重要結果：第一個結果，商代從只有零星記錄的傳說時代，變成一個真實存在（過去只有周代是個明確無誤的實體），這不禁促人聯想，既然夏、商、周三代落實了兩個，那么居于首位的“夏”的發現也將指日可待；第二個結果，考古學通常把城市的出現（即有君主、城邑、金屬加工、聚落分工、財富分化標志）等同于文明的起源，所謂青銅時代，在此之前則是舊/新石器時代，那么“夏”代作為中國文明之初，又與哪種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銜接得起來呢？這也成了一個問題。

20世紀的考古人遺憾地發現，無論是仰韶文化還是龍山文化，都離“三代”文明還有一段距離。

考古學不是靠“炎黃”傳說就可以一筆帶過的文字游戲，既然沿著“三代”往前逆推尚有難度，那么沿著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順推，看看哪個考古學文化能往后接上夏代的弦，這也是一種方法。事實上，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文化的源頭通過考古發掘，已經從仰韶、龍山的東西對峙，擴展到加上豫、陜間廟底溝文化的三足鼎立；再通過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遼西走廊北部的紅山文化等考古學文化的發現，變成了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所說的“滿天星斗”。也就是說，符合文明萌發基礎的文化遺址發現了很多，這些“星斗”按不同算法數量從六到九不等，而且不僅在“三代”核心的中原，更分布在傳統“華夏”的邊緣。“三代”的源頭沒找到，反而找出一大堆“星斗”。換句話說，本來的問題沒解決，反而找出一堆新問題，就和陶寺文化一樣（陶寺被認作山西龍山文化的代表），無法解釋現狀，只能暫時懸置起來。問題就出在“滿天星斗”這里，“滿天”既多且無序，表明現有的解釋體系無法包容這些多元的起源。另外，這還產生一個附帶結果，由于缺乏有效的解釋模型，那么對考古發現的結果無法提出可行的預測，難免造成“打哪兒指哪兒”的狀況。這就意味著，對現有文化遺址起源的探索，只能碰運氣。今天中國基礎建設如火如荼，不知何時會挖出新的更早的遺址，今年確定的“最早中國”，或許會因為后年發現更早的遺址，而尷尬搬家——這也是許先生無法名正言順地提出新砦文化是二里頭（即“夏”文化）起源的原因，誰知道哪個新建的高鐵建設工地會不會挖出“更早的中國”。

比如，2012年被列入當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的陜西神木石峁古城遺址，同樣在時間上符合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晚期，建筑規模和出土器物的等級方面也遠超新砦文化的諸多古城遺址。但這已經躍出《何以中國》一書的討論范圍了。

度夏之方

我對新砦文化究竟是否二里頭文化源頭持保留意見，只對“何以中國”提一些個人看法。首先，許多學者都喜歡引用陜西雞賈村出土的《何尊銘文》里據說是周武王克商后告天的語句“余其宅茲中國”，于是把“中國/中原”視作一個久遠的概念。但換一個角度想，周武王是克商之后才有機會“宅茲中國”，那么在克商之前，顯然商人“宅茲中國”，周人在“中國/中原”之外，克商后，才有機會“搬到中國”。結合之后的秦、北朝、唐、元、清等朝代來看，它們“宅茲中國”同樣存在一個由外而內的動態過程，那么夏、商是否亦然？再繼續“身在中原找中原”的起源，是否合適？

其次，中國的考古學研究，雖然在近年出現了一些包括“后過程主義”在內的“新考古學”的萌芽，但在方法上依然深陷“類型學”的窠臼。正如許宏先生所言，考古學文化所討論的時間跨度動輒以數百年為單位，要依靠類型學排序，其實有很大難度。比如，我們知道外貌非常相像的一對父子，是兒子遺傳了父親的基因，而非相反。但兩件相似的器物，由于時間跨度極大，其實很難把握“父子”關系。而一旦被“中原中心說”束縛——所有文化都是從中原向外傳播的——就很可能混淆文化流動、人群遷移的“源”和“流”，比如新砦文化和二里頭文化早期的源流關系。因此，我們亟須在方法上躍出考古類型學的局限，提出更有效的文化傳播模型。

最后，許先生在書中一方面依靠扎實、詳盡的考古報告支撐其觀點；另一方面也非常自信地使用了傳說與傳世文獻，比如“大禹治水”傳說。這是非常可貴的，考古學者不只需要利用實證材料，其他方面也沒有理由放棄，只是需要結合更加全面的視角。結合上述提到的上古人群由外而內“宅茲中國”的動態過程，早期人群遷移存在固定的路徑，與中條山以南的二里頭文化發生密切互動的始終應是人文薈萃的晉南地區，而非文獻無征的嵩山一線。以“堯都平陽”（臨汾）和“舜居蒲坂”來看，自古以來，存在一條從吉縣黃河渡口經過蒲縣到臨汾平原，從而翻越呂梁山的路線。

那么再來看關于“大禹治水”傳說的源頭，來自戰國的尸佼《尸子》記載有“古者，龍門未辟，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這里的“洪水”可能只是一個地名。我們根據人類遷移的觀點來解釋此段，可以這樣理解：在吉縣以西龍門渡口未開通之前的早期人群，更多是從更上游的（離石）孟門渡口從陜北渡河輾轉進入山西，并沿汾河而下中原。直到龍門渡口開辟之后，陜北人群比較易于從更靠近晉南的地區渡河，經過吉縣、蒲縣穿過呂梁山進入晉南，開始了斯地繁榮的人文景象，最后移居伊洛之間。后人所謂“治水”，全是從《尚書·呂刑》中的“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寥寥數語中，憑字面演繹出來的。這樣一個觀點，也能比較好地解釋石峁古城遺址和陶寺遺址的存在，在此聊備一說。

二里頭文化遺址分布圖

以中國考古學界孜孜以求“夏”的內在訴求來看《何以中國》，就可以讀出學界此時的渴望與躑躅。由于缺乏有效的模型，“夏”無處尋的困境或許將繼續困擾著在中原大地上遍插洛陽鏟的考古人。要么等著建筑工地的又一爪抓斗，要么等著盜墓者再次“立功”，如果沒有更有整體性和預測性的理論新范式，考古學仍將是一種亦步亦趨的后見之明。

發現龍山、紅山以及良渚的前人或許提供了不錯的榜樣，不必畏懼中原/中國的源頭不在中原。中原不是文明之源，但仍可以是中華文明昌盛的舞臺，何況這個可覓的近源并不遙遠，也更能揭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本義。“上窮碧落下黃泉”，許宏先生結合當前的考古材料提出了值得討論的觀點。不論結果如何，對我們將來的研究都有不可或缺的意義，唯有站在前人奠定的堅實基石之上，我們才能看得更遠。

本文摘錄自：《從考古發現中國》，張經緯 著，九色鹿叢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11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原標題為《無處可尋“夏”蹤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