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四合。人行道邊停著一輛電動摩托車，座椅上的外賣大哥姿態“婀娜”。他的頭部斜倚在車尾的外賣箱上，腿彎曲著，雙腳搭于車把，右手放在胸前，左手玩弄著手機。

這位外賣大哥顯然是在等活兒的間隙休息。外賣訂單隨時可能到來，他不能離開車子，可一直坐在車上又不夠放松，于是便選擇了躺下，即便身體需要在狹窄的電動車上維持雜技般的平衡。

上海搖滾樂隊“頂樓的馬戲團”有一首滬語歌曲《快遞員》，用第一人稱的方式，歌頌了快遞員對于當代城市生活的貢獻：“阿拉（我們）是一群快遞員，踏著電瓶車從東跑到西。阿拉是一群快遞員，一頭沖進風里雨里太陽里。阿拉是一群快遞員，不管儂（你）到底住勒（在）啊里（哪里）……”

有趣的是，這首歌的前奏借用了1986年版電視劇《西游記》的片頭曲《云宮迅音》。當電吉他失真器代替管弦樂隊演奏出兒時無比熟悉的旋律，快遞員們仿佛都學會了孫悟空“筋斗云”的神通，紛紛變身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無名英雄。

外賣是快遞的一種。我們生活的城市，早已離不開提供各式服務的快遞員，他們往往騎著一輛電動摩托車，穿梭于大街小巷、居民區與寫字樓之間，來去匆匆，將衣食住行所需之物以最快速度送達消費者手中。中國城市的快遞業伴隨電子商務的發展而快速崛起，在新世紀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似乎難以想象沒有快遞的日常生活。

快遞兼有勞動生產和服務行業的特點。跟工廠工人相比，快遞員需要與客戶溝通；跟傳統服務業相比，他們又付出了許多體力勞動。快遞之于城市生活的意義，每個人都有切身體驗，但快遞員群體的生存狀態卻很少進入公眾的主流視野。

國家郵政局2019年對快遞員的調查顯示，全國快遞員的主體是80后、90后，76.31%的快遞員來自農村，15.89%的快遞員來自縣城，來自城市的僅占7.8%。快遞員隊伍的出身構成比例，決定了他們仍然屬于城市邊緣人群。

大多數客戶從快遞員手中接過快遞物品后，便很少有機會與之發生聯系。除非某個片區或公司有固定收發的快遞員，天長日久，頻繁往來，才有可能與客戶群體發展成相對熟絡的人際關系。

快遞員平均每天工作時間為12個小時左右，遇到特殊時期如雙十一，更是要加倍流汗，而且現在大部分快遞公司為了相互競爭，都對派送時間有嚴格的監督和考核。在高強度的勞動狀態下，很多快遞員的脾氣難免變得焦躁。生活中，快遞員與客戶之間發生爭吵也是屢見不鮮。建立在時效基礎上的契約關系，使得任何一方的臨時缺席都可能制造矛盾。

有一次，我下班回家，在樓下遇到一位手拿快遞的女士生氣地朝手機大喊，“我的東西丟了怎么辦，你這樣太不負責任了……”隨后我們一同進入電梯，看著她怒火未消的樣子，我向她確認是否在抱怨快遞員，回答是肯定的。

原來，由于小區新安裝了智能電梯門鎖系統（需人臉識別），快遞員不再像以前那樣，可以直接乘電梯抵達收件人的家門口。這樣雖然增加了小區居民的安全系數，但卻給收件人和快遞員都造成了諸多不便。這位女士就是因為快遞員無法乘電梯上樓，只好親自下樓收件，快遞員或許是急于派送其他快件，沒有親手把貨品交給她，而是放在了門口，于是引發這位女士的強烈不滿。

還有一次，我中午在一家小飯館里吃飯，對面坐了兩位快遞員，神情顯得疲憊。等飯時，其中一位接到一個電話，只聽他不耐煩地說道：“知道了，知道了，你再等一會兒。”說罷，就迫不及待地掛斷了電話，然后轉向他的同伴嘟囔著，“快一點，快一點，誰都想快一點，連飯都不讓吃了……”

近些年，快遞員中暑、被打、車禍、過勞死等事件在新聞報道中屢屢出現，他們不僅承受著超負荷的工作壓力，身心健康和勞動權益也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先不論個別快遞員的素質問題，客觀講，整個社會對快遞員群體或多或少也存在著漠視和不尊重的情緒。

例如，快遞電動車不守交通規則、亂停亂放，就是經常被大眾詬病的一點。

在一線城市中，目前北京、廣州的快遞員較多使用電動三輪車進行配送，上海快遞員則一般使用電動自行車或電動摩托車。從經濟性和便捷性看，電動車絕對是快遞員首選的交通工具。但另一方面，電動車數量的快速增長確實給城市治理帶來了極大挑戰。

最近，為加強對電動車的治理，福州市政府發布新規稱，將在2024年本市公共交通基本滿足市民出行需求基礎上，適時在主城區全面禁止電動自行車通行。雖然福州此次的“禁電令”僅僅是對未來政策的可能性預期，但假如有朝一日政策落地，那么廣大依賴于電動車工作的快遞員們將何去何從？

其實這種擔憂也考驗著城市管理者在治理城市時的智慧。面對電動自行車顯而易見的安全隱患，任何管理者當然不可能視而不見，但令行禁止，是否就是解決問題的有效手段？

通過行政手段，對電動車加強管理固然必不可少。如果整個社會能夠對快遞員多一些關心、理解、引導和幫助，相信兩者的關系將會愈加和睦。

例如，對于快遞員缺乏休息空間的問題，或可考慮在快遞分撥中心較為集中的區域設置公共休息座椅，以便在外奔波的快遞員能安心舒適地養精蓄銳，而不用像雜技演員般受困于電動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