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為北京大學教授辛德勇11月23日上午在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舉辦的“2019年中國古典文獻學新生代研討會”上的發言稿。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同學、各位老師：

大家好。感謝劉玉才先生的邀請，讓我有機會來參加這次會議，和大家交流。

前兩天劉玉才先生讓我來參加這個會議的時候，囑咐我在這里和各位談一談對中國古籍版本目錄學研究旨趣的看法。他出的這個題目，讓我有些困惑，甚至很是躊躇。因為稍微關注過一點兒敝人過去所做研究的朋友都知道，通常我是不談這類治學方法或治學理念的問題的。

為什么？

這一是因為我自己也弄不懂這些事兒，一直稀里糊涂地往前摸著石頭走。所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這樣胡亂講，有害無益，甚至會造成很惡劣的影響。用京油子的俚語講，就是會把人帶到溝兒里去。所以，還是少說為佳。

二是我一直認為，人文學科的研究，具有強烈的個性化的特點。

對這種學問，往往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看法，也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做法。所謂各尊所聞，各行其是，想怎么看就怎么看，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擼袖子的是一派，光膀子的是另一派，撩裙子的也可以自成一派（古時候咱中國男人沒有褲子穿，也跟蘇格蘭男人一樣穿裙子）。誰也沒有權利說只有自己的姿勢才是標準姿勢，自己認準的路數才是西天正道。

這類學問，通常不管由誰來做、不管你怎么做，都難以盡善其美，即若有其長，就必有其短；換句話來說，優點越突出，往往也就意味著缺點更明顯。

這樣一來，還有什么必要聒噪不休呢？不說也罷，不說更好。

三是我覺得像版本目錄學這樣的學問，做的是實學。這也就意味著研究者用的是實在力氣，花的是實在功夫，解決的是實在的問題。

這種學問，年輕的時候精力旺盛，更容易做得好，做得深，做得精；年齡一大，大多數人自然力不從心，或者是雖然尚可勉力為之而功成名遂者卻不想再做苦功，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一代代學人都是這么走過來的。

那么，順其自然就是了。做不動了就不做；不想費牛勁兒干活兒，也不妨一邊兒歇著。可是很多人身子不行了，嗓子眼兒里的勁頭卻越來越大，特別喜歡擺出名家的派頭，像洪常青一樣做神仙指路狀，一本正經地指教眾娘子該怎樣跳著腳兒走路。

多少年來，我一直提醒自己，千萬不要好為人師（現在在大學里做教書匠，需要不停地講，這跟“師”沒什么內在的聯系，只是討口飯吃而已），不要講這些讓大學一二年級本科生聽起來好像很高妙而實際上卻空洞無物的大道理。盡管我有很多自己的堅持，甚至冥頑不化，固執得很，但這僅僅是我自己個兒的事兒，跟別人沒有絲毫關系。所以，我絕不妄對他人輕言治學方法和治學理念這些事兒。

最近幾年由于種種原因講過一些看似與此相關的內容，但大家只要認真看過我講的這些東西就會知道，我只是講自己是怎樣想、怎樣做的，這是為了讓關心敝人研究的人了解我的想法，讓這些人知道，我雖然很蠢很笨，但做蠢活兒笨活兒的時候，也會有一些方法論的思考，并不是腦瓜子里一片空白啥也沒想，但絕不認為自己這些認識對別人也具有方法論的意義。

現在，既然來了，我就還本著這種精神，和各位朋友談一談我是怎樣看待版本目錄學研究這回事兒的。這些話，大家覺得或對或錯、或是或非都沒有關系，知道天下有這么一號人就行了。假如我講的這些話，對大家多少有些參考的價值，能夠引發一些思考，就算我沒有白講，沒白白占用大家很多時間。

一、版本目錄是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內容

我講這個內容，很多人會以為很平常，不過老生常談而已。可若是細說起來，也許還有一些不那么平常的東西。

說這個內容平常，是不用說也誰都知道，不管是古籍目錄知識，還是古籍版本知識，當然都是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若說這個問題也不那么平常，就是目前學術界的一般認識和實踐，實際上大多只是就版本目錄來研究版本目錄，這意味著版本目錄表象背后所蘊涵的大量歷史研究的價值，并沒有在普遍的層面上得到足夠的認識，更缺乏足夠的挖掘和利用。

談到這一問題，我們首先要大力肯定的是，近十幾年來，版本目錄學的研究，取得很多重要的實質性進展，而在這諸多進展當中，這些年成長起來的年輕學人，也就是我們這次會議的主角“新生代”學人，起到了最為重要的作用，做出了最大的貢獻，可圈可點，可喜可賀。

這樣的研究，雖然是版本目錄學研究最基本的內容，甚至也可以說是最核心的內容，但并不是版本目錄研究的全部。我們若是對這些基本內容適當向外拓展，向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研究的其他主題延展，就可以看到，版本目錄學的外延，還有很大很大一大片廣闊的田野，在等待著我們去耕耘，在誘惑著我們去墾殖。

我們向外拓展版本目錄學的研究范圍，具有巨大的潛力和廣闊的空間，其內在機理，是歷史文獻研究在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研究中的基礎地位。古代的歷史，已經背離我們遠去，我們認識它的途徑，到目前為止，主要還是要依賴歷史文獻的記載，特別是傳世基本文獻的記載，而我剛剛談到的版本目錄學研究的基本內容，針對的就是這些文獻自身的基本特征和內在機理。這就意味著我們稍微展寬一點視野，增多一些對相關史事的意識，就可以在掌握這些歷史文獻基本特征和內在機理的同時，由文獻學的視角切入相關的史事，探索并解決一些相關的歷史問題。

下面我想從我個人的學術經歷中舉述兩個例證，來說明這一點。

第一個，是版本學方面的事例。

西晉陳壽的《三國志》，多少年來，從來沒有人對這個書名有過什么疑問，晚近時期的著名學者繆鉞先生，甚至明確宣稱對陳壽這部書，“如此稱呼，千載相承，并無異議”。然而，一輩輩學者世代相承的看法，并不一定就真的符合歷史實際，而像繆鉞先生這樣自信滿滿，也并不是在他的眼前就沒有與之相悖的史料，只是由于這些學者都像他一樣，缺乏相應的學術意識和學術眼光，對明晃晃地擺在眼前的證據視而不見，從而就錯失了發現真相的機會。

這個證據，就是此書直到明萬歷年間以前的所有舊刻本，在卷端題名的地方，都是鐫作“國志”而不是“三國志”。這告訴了我們什么？它無可置疑地告訴我們：陳壽撰著的這部紀傳體史書，本名是叫“國志”，而不是大家習以為常的“三國志”。

要很好地確認舊刻本陳壽書題名形式的重要性，當然需要具備很多基本的版本學知識，并不僅僅因為那個后來衍生的“三”字筆畫太過簡單，就相信其書古刻本沒有省略這個字不鐫的道理。譬如需要了解所謂“小題”和“大題”的由來與關系，需要了解卷端題名同書前目錄題名的原生與衍生關系，需要了解書口題名的性質和產生過程，需要了解進書表的形式與表題的由來等等。這些，還都是基本的版本學知識和文獻學知識，是我揭示陳壽書書名的基礎，但我最終能夠更加自信、更加確切地認定這部書的書名是“國志”而不是“三國志”，還與對“國志”這一書名內在涵義的理解具有直接關聯，這就涉及更廣闊的文化史問題，不能拘泥于就版本論版本。

這就是“國志”這一書名的本義乃是“國別之志”，即魏、蜀（漢）、吳三個政權自為一國，故猶如載述西漢史事的《漢書》一樣，分別名之為“魏書”、“蜀書”和“吳書”，以體現其斷代為“書”的設置；而若是合而觀之，這三國之史又猶如國別之志。在這后面，都有很深厚的文化背景。再并觀前后時代類似的稱謂，如“國風”、“國語”、“國策”、“國統”、“國春秋”之類，我們就能透過“國志”這一書名，看到一個更為普遍同時還貫穿很長一個時段的社會觀念。進一步思索，還會牽涉到宋代以后日益盛行的正統論問題（別詳拙文《陳壽〈三國志〉本名〈國志〉說》、《十六國春秋本名考》。前者收入拙著《祭獺食跖》，后者尚未正式發表）。

這樣的認識，已經超越于狹隘的版本學內容之外很遠了，但仍然主要是基于古籍版本所做的研究。這就是我所說的把版本學作為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內容所取得的成果。

第二個事例，主要是目錄學研究方面的問題。

最近我研讀西漢竹書《趙正書》，并據之撰寫《生死秦始皇》一書，有很多內容，都涉及目錄學知識，或者說都是依賴目錄學知識展開論述的。其中一項重要的收獲，是通過對《漢書·藝文志》所著錄“小說家”的分析，清楚指出新發現的《趙正書》應當是一篇小說，因而其紀事的史料價值是遠不能與司馬遷的《史記》相比的。這不僅廓清了《趙正書》的發現帶給人們的迷惘和困惑，同時還連帶著合理地解釋了“偶語詩書者棄市”這句話的確切涵義，進而重新闡釋了秦始對待儒家的真實狀況，還揭示了中國古代早期“小說”的真實形態。

這都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重大問題，躍出于狹義的目錄學研究之外很多，但是所有這些論述的出發點，都是常規的目錄學問題。這當然也是我所說的把目錄學作為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內容所取得的新收獲。

我自己通過這些研究所取得的經驗，是研究古籍版本目錄問題，猶如研究所有歷史問題一樣，要盡量放寬眼界，先要看得多，才能想得美，才能事半功倍，取得意想不到的收獲。這么多年來，我在研究中尤其注意不要劃地為牢，自我約束手腳。認真讀書，讀書得間，縱心所之，走到哪里是哪里。研究版本目錄問題，由于這些內容幾乎是所有研究都必須依賴的重要基礎，就更不知道它會把你帶到哪里。大膽放飛自我，由這里出發，前面會有無垠的天地。

二、版本目錄學知識是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重要基礎和必備條件

版本目錄，是研治古代文史必備的入門知識。這一點，隨口說說，大概誰都沒有異議，可若是落實到研究實踐中來，則可以說是天差地別，各有各的干法，特別是很多歷史學者對掌握版本目錄知識、關注版本目錄問題的認識，在我看來，是很不妥當的。

例如，我的老師黃永年先生，文史兼通，學術領域寬廣，在古代歷史和古典文學的很多問題上，都提出了自己高水平的見解。在我十分有限的見聞范圍內，黃永年先生的古代文史素養和研究水平，可以說并世無雙。但由于先生的研究大多都是以版本目錄學知識為基礎，以文獻考辨為主要分析手段，竟然被某些自以為是的歷史學者，貶抑為“歷史文獻學家”，意即黃永年先生基于文獻考辨的文史研究，很不夠檔次，算不上對古代歷史“問題”的研究，當然也就不配“歷史學家”這一桂冠，只能勉強算作是一個“歷史文獻學家”。

關于這一點，我可以舉述一個很具體的例證。這就是大約二十年前，某一位很有名、也很有地位的歷史學者，當然是我的學術前輩。當時，這位前輩很誠懇地對我說：“你的老師，近年出版的像《唐史史料學》和《古籍版本學》這樣的書籍，才代表他的學術水平，而他關于唐史和北朝史的研究，就達不到這樣的程度。”我當然聽得出來，這位先生講這些話的言外之意，他是說黃永年先生的唐史研究和北朝史研究，不管是方法，還是見識，都殊不足道。

我從來無意站在師承門派的立場上來評判一個學者的素養、水平、成果和學術貢獻，老師水平高并不意味著學生也有成就。拋開這些無聊的世俗觀念不談，我很在意的是，這位前輩的評價涉及我們對學術研究方法的認識，而像他這樣的認識，我是不能認同的。

如同我在一開始講的，像歷史學這樣的人文學科的研究，究竟該怎樣做好，往往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做法。在我看來，黃永年先生之所以那樣重視歷史文獻的基礎，重視版本目錄問題，并不是他要把這樣的問題視作自己研究的重點問題，作為自己研究的核心內容或是專門的內容，而是他認為研治古代文史問題，必須由此入手，必須立足于此，不然是做不出來像樣的研究的。黃永年先生不止一次和我談到，他從來不認為自己是版本學家、目錄學家，他就是一個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的歷史學者。在他看來，若是不具備相應的版本目錄學知識，就不是一個合格的歷史學者。

這一點，從他撰著相關著述的情況，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黃永年先生寫《唐史史料學》，寫《古籍版本學》，寫《古籍整理概論》，這些內容通貫的版本目錄學著作，寫作的過程，大致都是在一個月時間之內，可謂一揮而就。為什么寫得這樣快，又能寫得這么好？是因為他日積月累，早已爛熟于胸。平時，就是靠這些知識做學問，搞研究；到帶研究生，有教學需要時，就傾瀉而出，用不著現花什么力氣。更準確地說，可以說黃永年先生從來沒拿版本目錄學知識當一回事兒，他真正關心的，是研究和解決那些疑難的歷史問題，版本目錄，不過是他需要利用的基本手段而已。

為更好地說明這一問題，我想從相反的方面來舉述兩個例證。

一個是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提出的和糴之法由西北邊州地方制度而被引進為唐朝中央制度的觀點；更清楚地講，是陳寅恪先生把和糴以濟京師這件事情，看作是隋唐制度河西地方化的一項重要例證。針對這一觀點，黃永年先生曾撰寫《元魏李唐和糴以濟京師事考釋》一文，對陳說做出很有力的批駁（此文收入先生文集《文史探微》）。

在這篇文章寫成和發表之后，先生不止一次對我講到：“沒想到陳寅恪先生做學問竟會這么粗疏，連《冊府元龜》都沒有看。”這是因為稍一展讀《冊府元龜》，就可以看到許多唐代以前中原政權施行和糴以濟京師的做法。這雖然大多都不是第一手的原始史料，但它很便利，也很可靠。

《冊府元龜》是分類的政書（這也是黃永年先生提出的觀點），主要是編錄所謂“正經正史”的內容，因而查找這類史事，是極為便利的。可是，陳寅恪先生竟然查也沒查，看都沒看，這說明了什么？至少說明陳寅恪先生對相關目錄學知識重視不夠，要不然何以能夠在提出如此重要的觀點時竟不去稍加查核？

版本目錄學知識就是這么重要，稍一疏忽，它真的就能把你帶到很深的溝里去。即使你研究歷史的立意再高遠，所謂“問題意識”再濃烈，版本目錄這一關過不了，結果都很難說。就以陳寅恪先生這項研究為事例，即使《冊府元龜》里沒有上述那些內容，但你若是連這樣最為便利的基本史籍都沒有查核過，那么，就算結論對了，也只能說是蒙的。作為一項嚴謹的歷史研究，這樣的做法，是要不得的。

另一個事例，是我在研究司馬光構建漢武帝晚年政治形象時談到的田余慶先生《論輪臺詔》一文的問題。

田余慶先生在《論輪臺詔》這篇文章中，以為漢武帝與其太子劉據之間，存在著兩條政治路線的斗爭，由此導致了巫蠱事變，并出現了他在晚年改變自己治國路線的政治大變革。田余慶先生得出這一觀點的史料基礎，是北宋人司馬光《資治通鑒》的記載，而這些記載是不見于《史記》、《漢書》這些可信的西漢基本史料的。

研究各個不同時期的歷史問題，應該怎樣合理地選用史料，這是一個非常基本的目錄學問題。我考上研究生，一入門跟隨黃永年先生讀書，他就非常明確地在課堂上講過，研究秦漢問題，是絕對不能拿《通鑒》當史料用的。這是因為司馬光寫《通鑒》時，看不到什么我們今天見不到的有用的史籍。

現在，田余慶先生竟然主要依賴《通鑒》，得出這么重要的看法，能靠得住么？盡管田余慶先生這篇文章受到中國學術界的廣泛贊譽，風行中國歷史學界很多年，但至少我認為是絕對靠不住的。

因為這并不是什么復雜的問題，是很基本很基本的目錄學知識問題。經我查核，司馬光寫《通鑒》這段內容時，依據的是南朝劉宋時期王儉撰著的神仙家故事《漢武故事》。稍習史料目錄學知識的人都會明白，這當然是很不可靠的（詳細的論證，別詳拙作《制造漢武帝》）。

做古代文史研究，有講究的人，是很講究“博通”二字的。只有博通，才能精深。只盯著一口井往下挖，是怎么挖也挖不到大海的。而研究的博通，首先就是版本目錄學知識的博通，在這方面若是孤陋寡聞，其成果的總體質量和學術造詣的水平，我總是要懷疑的。業師黃永年先生一生的研究，都以版本目錄學知識作為重要基礎，道理正是如此。

我想，上述這兩個事例，已經能夠很好地說明了版本目錄學知識是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重要基礎和必備條件。反過來說，我們若是重視版本目錄學知識，關注版本目錄學研究，就應該能夠讓我們更有底氣、更有條件，去研究和解決狹義的版本目錄學以外的眾多歷史問題。這也是我想和大家講的一項重要經驗和體會。

我就胡亂說這些，一如既往，卑之無甚高論，根本上不了正道，但愿不要被信為野狐禪而貽誤眾生。如前所述，我只是知識希望大家能夠理解我是怎樣看待版本目錄學研究、還有我是怎樣從事這方面研究的。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