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作者在第七屆匯智公共經濟學論壇暨“新發展譯叢”新書發布研討會上的發言。

張傳勇發言 作者供圖

中國的人口紅利問題一直是學界討論的熱點。目前對中國的15-64歲人口結構為基礎的人口紅利有相對悲觀的預期，認為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終結、中國面臨“未富先老”的人口結構，以及經濟增長速度不斷下滑的潛在危機。近期，我與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劉學良博士、南開大學楊光博士兩位老師合作了一篇論文，我們從一個國際比較的視野，研究不同的國家和經濟體新增勞動年齡人口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并探討它對于中國未來經濟增長會有什么啟示。

以往大家研究人口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即“人口紅利”），一般是采用勞動年齡人口占比（也有用人口撫養比），即15歲到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作為主要衡量指標。我們不懷疑人口年齡結構會影響經濟增長的潛力，以及其中蘊含的經濟理論邏輯。但是，千篇一律地使用15-64歲人口占比這一指標來指導研究和政策實踐可能存在問題：勞動年齡人口占比指標在分析經濟增長問題時存在一些問題，會降低這一指標對于經濟增長的解釋力，而新增勞動年齡人口或可以更好地解釋經濟增長，特別是在經驗和統計上與經濟增長有更好的擬合。

事實上，關于中國的人口紅利問題一直是學界討論的熱點。在改革開放迎來40年后的當下，根據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比等指標的情況，學界、政策界和社會輿論普遍對中國的人口紅利和年齡結構有相對悲觀的預期，認為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終結、中國面臨“未富先老”的人口結構，以及經濟增長速度不斷下滑的潛在危機。基于此，我們的論文嘗試從不同視角探討人口結構對于經濟增長的解釋力，尤其是對于中國未來人口結構預判及其對經濟的發展趨勢可能的影響。

針對以往采用15-64歲的人口占比作為衡量人口結構的指標開展的相關研究，我們提出幾點質疑：第一，人們到64歲以后不一定會退出勞動力市場（圖1）。第二，即便勞動力到了64歲退出勞動力市場，也可能通過自雇傭和家庭勞動等方式創造價值。這一點對于中國的現實情況來說比較明顯了，老人退休以后往往還要幫忙子女照顧小孩繼續創造價值。第三，勞動力在進入和退出勞動力市場時存在明顯的異質性（圖1），因為青年勞動者和老年勞動者的人力資本、工作能力、創造能力有明顯差異，一般是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候非常非常快，退出勞動力市場的時候卻相對緩慢。

圖1 全國16-74歲分年齡經濟活動人口占比 資料來源：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 本文圖表均由作者提供

接著，我們針對日本、韓國、美國、加拿大以及中國等十余個典型國家的情況做了擬合（表1），發現15-1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對于經濟增長的解釋力，要遠遠大于以往采用人口撫養比（15-64歲人口占比）的解釋力。

表1 人口年齡結構和經濟增長相關關系匯總表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網站公布

為檢驗以上猜想，我們又做了一個跨國面板的實證分析。采用了典型的經濟增長模型，數據來源主要是世界銀行公開數據庫和佩恩世界表，時段是1960到2016。我們首先比較了15-19歲勞動人口占比和15-64歲勞動人口占比這兩個年齡段對于經濟增長的解釋力，并且發現，平均來看前者對于全球經濟增速的解釋力都要比后者大三倍左右。

其次，進一步控制影響經濟增長的其他因素后，如一國的人力資本、貿易狀況、物質資本等，我們仍然發現，15-19歲人口占比對于經濟增長的解釋力要遠遠大于15-64歲人口占比對于經濟增長的解釋力。甚至在個別國家或經濟體，15-64歲人口占比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哪怕不顯著，在更換為15-19歲人口占比這一指標以后，該國或經濟體的年齡結構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都非常顯著了。然后，我們比較分析了地區之間的差異，對比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本來人口結構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不顯著的，在我們更換了指標后就會在解釋上更加顯著。

為什么15-19歲人口占比對于經濟增長的解釋力比15-64歲人口占比對于經濟增長的解釋力更強？結合剛剛讀完的《掉隊的拉美》一書，這本書里面提到一國的基礎教育制度、社會治安穩定以及對于創新和產權的保護都可以用來解釋國家間經濟增長差距。因此，我們從分析不同國家和地區哪些因素會影響新增勞動年齡人口對于經濟增長解釋力入手，嘗試探討可能的影響機制。我們想看一看為什么拉美、中東、北非、南亞以及撒哈拉南部地區的人口紅利沒有發生明顯的作用？是不是因為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社會穩定影響了新增勞動年齡人口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于是我們首先引入地區或國家的社會穩定因素，通過將它與新增勞動年齡人口占比的交互項，發現這一影響機制確實存在。

最后我們做了一下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測，從人口結構趨勢來看，雖然我國15-64歲的人口占比有很明顯的下滑，但是15-19歲人口占比相對穩定，因此結合前文的論斷，我們認為中國未來15年左右的經濟發展是一個緩慢的下降過程而并非斷崖式下降。以上就是論文的基本發現，當然還有很多不足，我們后續將繼續完善。謝謝大家！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