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懟界技術含金量最高的一次見招拆招，應該是發生在蕭伯納與丘吉爾之間——如果這場交鋒真實存在的話。

據說，劇作家蕭伯納與政治家丘吉爾曾經互不相讓、針鋒相對。有一次，蕭伯納給丘吉爾寄去兩張戲票，并附上一張字條：“我的戲首演，為您訂了兩張票，請帶上一個朋友——如果您有一個朋友的話。”當時，丘吉爾四處樹敵，結怨甚多。但他也知道，蕭伯納的戲并非場場叫座，于是反戈一擊，回復道：“近期較忙，我無法去看首演，但我將去看第二場——如果您的戲會演第二場的話。”

這次經典的語言對決在中國廣為流傳，成為中國人領悟英式幽默的入門教案。

不過，與其他一些形色可疑的外國“名人名言”不同，這場語言交鋒并非中文網絡的杜撰。事實上，在互聯網時代之前，無論是中文報刊雜志還是書籍對此已有引用。

進一步說，蕭伯納與丘吉爾的互懟基本可以確定是舶來品。因為在英文網絡里，可以查到這段對話的原句。從英文原句的語言習慣看，沒有中式英語的痕跡——

George Bernard Shaw: “Am reserving two tickets for you for my premiere. Come and bring a friend——if you have one.”

Churchill: “Impossible to be present for the first performance. Will attend the second——if there is one.”

更重要的是，這段對話也見諸紙質的英文出版物。《不可抗拒的丘吉爾》（The Irrepressible Churchill，英國康威海事出版社1985年版，作者凱·哈勒）一書的第116頁就記載了這段對話，而且，書中還點出了引發對話的由頭，即蕭伯納請丘吉爾去看的那出戲是《圣女貞德》。

凱·哈勒（1904-1997年）是一位美國女作家兼社會活動家，丘吉爾家的座上賓。在近30年的時間里，哈勒同丘吉爾家族保持著誠摯的友誼。1963年，她說服時任美國總統的肯尼迪，授予丘吉爾“美國榮譽公民”身份。《不可抗拒的丘吉爾》，是哈勒以“丘吉爾仰慕者”視角撰寫的一部回憶錄，時間跨度從二戰爆發到丘吉爾逝世。

哈勒在《不可抗拒的丘吉爾》中所提及的《圣女貞德》（Saint Joan），是蕭伯納于1923年發表的一部六幕歷史劇。這部作品以英法百年戰爭背景，以奧爾良鄉村牧羊女貞德率眾退敵、收復失地的事跡為題材，塑造了一位為國捐軀的女英雄的形象。對于以詼諧幽默見長的蕭伯納來說，《圣女貞德》是他眾多作品里唯一的悲劇。而正是這部悲劇，成就了他在作品發表兩年后（1925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在對蕭伯納的授獎詞中如是說：“或許可以說，這部想象力豐富的作品（《圣女貞德》）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表現了在一個對真正的英雄主義極為不利的時代里的英雄主義。”（《諾貝爾文學獎文庫》之《授獎詞與受獎演說卷·上》，第168頁，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5月版）

《圣女貞德》發表后，于1923年12月在紐約首演，受到熱烈歡迎，連演78場；這部戲在倫敦的首演是1924年3月，亦獲得了成功，連演24場。從《圣女貞德》在英美兩地首演的檔期，我們可以判斷，蕭伯納與丘吉爾的口舌之爭大致發生在1923年12月至1924年3月這個時間段內。

由于《不可抗拒的丘吉爾》只是點出了引發蕭伯納與丘吉爾對話的由頭，沒有注明對話的具體出處，所以，我們只能從其他資料中查找相關線索。

在蕭伯納研究領域，有一本書歷來是權威的文本，那就是佛蘭克·赫理斯所寫的《蕭伯納傳》（外國文學出版社1983年5月版，黃嘉德譯）。赫理斯是蕭伯納的愛爾蘭老鄉，一位才華橫溢的作家。在所有文學題材中，赫理斯最擅長的是傳記。在他的傳記作品中，又以《蕭伯納傳》最出色。

《蕭伯納傳》是赫理斯一生中的最后一部作品，在他去世當年，即1931年完成。有趣的是，這部傳記的出版人是傳主蕭伯納。更有趣的是，這部由蕭伯納同鄉、好友兼專欄編輯赫理斯撰寫的《蕭伯納傳》，對于傳主卻并非全然是崇拜之態、溢美之詞。相反，赫理斯在傳記中對蕭伯納進行了坦誠直率的評論。既有贊揚稱許，但更多的是諷刺挖苦。可以想見，如果蕭伯納與丘吉爾那場因《圣女貞德》而發生的語言交鋒真實存在，如果我們承認丘吉爾憑漂亮的迎擊拳略勝蕭伯納一籌，那么我們不必擔心赫理斯會“為好友諱”。

查閱《蕭伯納傳》，的確有一章專門論述《圣女貞德》，標題就叫《關于<圣女貞德>的論戰》。令人驚訝的是，《蕭伯納傳》里這場關于《圣女貞德》的論戰，并不是發生在蕭伯納與丘吉爾之間，而是發生在傳主蕭伯納與作者赫理斯之間。

赫理斯之所以與蕭伯納論戰，恰恰因為人們對這部戲過于一面倒地叫好。如赫理斯所言，“蕭伯納的劇本很少像《圣女貞德》那樣受人歡迎。老實說，似乎只有我一個人曾經苛刻地批評它，或指摘它的歷史上的錯誤、戲劇上的弱點，以及一般的缺點。其他的人都是滿口稱贊。蕭的學術傳記作者阿奇博爾德·亨德森甚至于說‘《圣女貞德》是莎士比亞以后英國最偉大的劇本。’這種贊語足以使蕭在其虛榮心的暈頭轉向中終其余生。”（《蕭伯納傳》第378頁）

根據赫理斯的描述，《圣女貞德》在公演時的口碑狀況不難洞察。它是否如赫理斯所說的“只有我一個人曾經苛刻地批評它”暫且不論，至少在《圣女貞德》的批評者中不包括丘吉爾。《關于<圣女貞德>的論戰》中沒有蕭伯納與丘吉爾這段流傳甚廣的對話。擴大范圍，以“丘吉爾”為關鍵詞，對赫理斯版《蕭伯納傳》進行搜索。書中共兩處提及，不過均未涉與蕭伯納的論爭。由此可以明確，在權威的赫理斯版《蕭伯納傳》中，沒有關于蕭伯納與丘吉爾語言交鋒的記載。

那么，阿奇博爾德·亨德森所著的學術傳記版《百年文豪蕭伯納》中，是否記載了兩位毒舌的較量？查閱英文原版，同樣是無。

顯然，從蕭伯納這一方的資料看，沒有這場對話的蹤跡。丘吉爾這一方呢？截至目前，中文版的丘吉爾傳記、著述不下十本，如亨利·佩林的《丘吉爾傳》（東方出版社1992年10月版，沈永興譯）、諾曼·羅斯的《丘吉爾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7月版，李家真譯）、馬丁·吉爾伯特的《丘吉爾傳》（長江文藝出版社2016年11月版，馬昕譯）和羅伊·詹金斯的《丘吉爾傳》（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8年10月版，徐海幈譯）等，其中，諾曼·羅斯、馬丁·吉爾伯特和羅伊·詹金斯的三個版本堪稱權威。對這三個權威版本的《丘吉爾傳》進行全文搜索，未有與蕭伯納論戰的相關描述。丘吉爾個人的回憶錄，如《我的早年生活》（華文出版社2015年1月版，張小米譯）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青島出版社2015年4月版，方唐、賈寧等譯，又譯作《不需要的戰爭》）等，也未提及與蕭伯納的交鋒。這對于向來以口才自傲的丘吉爾而言，是不可想象的。而此等反常，只暗示了一種可能：所謂蕭伯納與丘吉爾之間因《圣女貞德》而發生的對話，壓根兒不存在。

還原歷史，從1923年12月至1924年3月，也就是《圣女貞德》在英美兩地首演的這段時間，丘吉爾在政治上頗為不順。多年的戰爭使得選民左傾，他當時效力的自由黨在大選中落敗，工黨則獲勝組建了第一個工黨政府。于是，丘吉爾逐漸疏遠自由黨，欲重歸保守黨懷抱。1924年3月，《圣女貞德》在倫敦首演時，丘吉爾正以“獨立的反社會主義者”身份參加補選，再次落敗。

毫無疑問，身為毫不隱瞞的、始終一貫的“共產主義的反對者”，丘吉爾與以“一個社會主義者”自居的蕭伯納，在政治立場上是尖銳對立的。但是，沒有可信確鑿的證據表明，蕭伯納與丘吉爾之間曾就《圣女貞德》乃至其他戲劇的話題進行過交流。

劍橋大學丘吉爾檔案中心近年披露的信息，對這次無比精彩卻無限存疑的對話作了蓋棺定論：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這是一次真正的交流。但蕭伯納和丘吉爾在生前，都不惜以提起訴訟的態度直言不諱地予以否認。

蕭伯納1950年逝世，丘吉爾1965年逝世。換言之，在1965年之前，蕭伯納與丘吉爾的對話已被證偽。

凱·哈勒何以還會在1985年出版的《不可抗拒的丘吉爾》中援引了這段子虛烏有的對話？或許，那是“丘吉爾仰慕者”對真相的選擇性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