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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齊齊哈爾醫學院附屬三院因收受患者家屬給外院專家的5000元會診費，被患方以“索要紅包”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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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一網友向甘肅省衛健委投訴，鎮原縣第一人民醫院外請陜西省人民醫院專家會診，院方收取5000元會診費，沒有開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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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徐州沛縣中醫院骨科醫生因向要實施椎間孔鏡手術的患者收取了1.1萬元外請專家的會診金及設備耗材費用，被患者家屬當成“索要紅包”進行了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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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柳州市人民醫院發函為患者請廣東省人民醫院兩位醫生前來做心臟瓣膜手術，醫院向患方收取了3.5萬專家會診費，沒有提供醫院的收據。術后家屬公開發帖質疑3.5萬元會診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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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科領域有一個專門的暗語：“飛刀”，形容醫生在休息時間飛到其他醫院主刀手術的醫療行為。《醫師報》記者調查發現，近年來，“飛刀”醫生收取的勞務會診費成為醫患糾紛的焦點之一。柳州市人民醫院、鎮原縣第一人民醫院、齊齊哈爾醫學院附屬三院、徐州沛縣中醫院等多家醫院因收取會診費且未開具收據或發票，被患方以醫生“索要紅包”為由舉報，被舉報的醫生和涉事醫院均被主管部門給予不同程度的處罰。以致于大V@溫柔醫刀在網上委屈地發聲：行善積德的院外會診，醫生為什么像做賊一樣偷偷摸摸？

前不久，發生在山西省洪洞縣人民醫院醫生手術室收萬元“紅包”的事件引發社會的廣泛熱議，最終調查結果顯示，所謂的“紅包”是給前來主刀的北京天壇醫院專家的會診費，是經患方同意后收取的。盡管在輿論上，網友對“飛刀”醫生一邊倒地支持，但由于收取的會診費并沒有經過醫院財務科，程序涉嫌違規，該院負責收錢的科主任和北京天壇醫院的“飛刀”醫生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令人困惑的是，看起來合情合理的“飛刀”醫生會診費，為什么會被患方以“索要紅包”一告一個準？頗受爭議的會診費，到底該怎么收才算合法呢？

現狀

政策不少 “飛刀”依然盛行

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協會皮膚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鄭志忠教授告訴《醫師報》記者：“根據《醫師外出會診管理暫行規定》，這種外出會診手術應該由當地醫院對會診醫院發出會診邀請函，會診費統一支付給會診醫院，醫院在根據單位的管理規定按比例支付給外出會診的醫生。如果未經單位批準會診或者未在目標醫院登記備案多點執業，私自‘飛刀’并向患方收取會診費，不僅違規還涉嫌非法行醫。”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骨科副主任反問《醫師報》記者：“《醫師外出會診管理暫行規定》出臺十幾年，多點執業政策也推行好幾年，為什么‘飛刀’現象依然盛行？這說明政策沒有可操作性。按照規定，醫生外出會診需要經過醫院批準，會診費少的可憐，只有一兩百塊錢，還要跟醫院分。而現在一個三甲醫院專家的會診費少則三五千，多則過萬，政策和現實差距太大了。且不說錢多少的問題，院長會同意你往外跑嗎？向醫院報備太麻煩了。如果能多點執業、醫院同意外出會診最好，可以免除醫生的后顧之憂。就算沒有也無所謂，該怎么‘飛’還怎么‘飛’，畢竟大多數患者還是通情達理的。”

僅3.2%醫師參與多點執業

官方數據顯示，目前全國多點執業的醫師為11萬余名，僅占全國執業醫師總人數（339萬）的3.2%。然而，相較之下，“飛刀”直到今天依然大行其道。丁香園網站一項3000多名醫生參與的調查顯示，55％的醫生稱“所在醫院的醫生‘飛刀’現象普遍”，近三成醫生表示自己曾經“飛刀”過。

華醫心誠醫生集團董事長、北京大學第一醫院霍勇教授認為，多點執業落地難主要是醫院管理方面的問題。“因為醫生隸屬于醫院，醫院為醫生提供獎金、工資、養老保險等，所以醫院很難同意醫生多點執業。”霍勇建議，國家應完善公立醫院人事制度，比如取消編制內外的待遇差別等，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推動醫生多點執業取得實質性進展。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中醫科學院望京醫院溫建民教授一直呼吁讓醫生們的外出執業行為“陽光化”，不再陷于“飛刀”的灰色地帶。他指出，我國古代的名醫就是多點執業，扁鵲在秦國治病、也在齊國治病；當今國際上的醫生很多也在多點執業。但在我國當今的各個醫院，推行多點執業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不抵抗、不執行。私立醫院的院長歡迎多點執業，公立醫院院長卻用各類“土政策”百般阻撓。因此，政府各級行政主管部門應該清查各個醫院的有悖國家多點執業政策的“土政策”，加以清理。

浙江省衛生計生委醫政處副處長俞新樂表示，醫師多點執業雖然在當下受制度、觀念、惰性等因素的限制，推進過程中困難重重，但他仍堅信多點執業取代“飛刀”是未來的大勢所趨。“只有讓制度在陽光下運行，才能最大程度地保障各方的利益。”

甩不掉的“紅包”污名

盡管患者便捷地獲得了外地大專家提供的優質醫療服務，“飛刀”醫生也獲得了相對合理的勞動收入。但是因為費用是由主管醫生個人代收，自然不可能向患方出具收據或發票；因為勞務報酬是邀請醫生私自轉交給“飛刀”醫生個人，自然也不合乎規定，這就注定了會診費洗脫不掉“紅包”的污名，甚至成為醫患關系惡化的導火索之一。一旦患方舉報，無論是發出邀請的醫院還是醫生、或是“飛刀”醫生毫無疑問都成了過錯方，一告一個準自然毫不稀奇了。

建議

醫生自由執業的呼喚

對于如何扭轉“飛刀”會診費身上“紅包”的污名，安徽省東至縣第三人民醫院葉正松認為：“正確的做法是把市場的還給市場，將會診這一塊放開醫療服務的價格管制，擬定一個符合市場價值的會診價格。同時，進一步打斷優質醫療資源壟斷、開放醫生執業自由大門。”他同時對相關部門處罰“飛刀”醫生和基層主管醫生的做法表示擔憂：如果這條路今后徹底掐死，而暫時又沒有開辟一條新的“公路”，可以想象，接下來基層優質醫療資源的下沉，將會真的淪為一句口號。基層患者想獲得優質的醫療資源將會付出更大的代價。

那么，是否有能體現醫生勞動價值，又合理合法的辦法呢？對此，卓壯超聲醫生集團創始人張梁平認為，私下收會診費的問題很麻煩，專家會診，以及醫生多點自由執業，可以選擇合適的醫療機構平臺，醫生集團可以出一份賬單，開服務費發票給患者，就可以解決這一尷尬困境。

澳大利亞 College of Intensive Care 注冊醫生Gigi介紹，在世界上多數發達國家，醫生都是真正的自由執業者，解決國內“飛刀”醫生會診費合法的問題關鍵是讓醫生成為自由執業者。澳大利亞有Locum 醫生（臨床替班的醫生）制度，Locum醫生都是正式在澳洲AHPRA 注冊的醫生，有外科主刀醫生、麻醉醫生、ICU、急診科專家，還有很多的主治醫生幫忙去各個醫院查房。他們利用假期到其他醫院工作。比如，一位畢業于中山醫科大學的師兄，他的正式工作是政府雇傭的高級毒理藥理科學顧問，圣誕節期間去偏遠的小鎮做急診科住院值班醫生，薪水比正常上班的要高2~3倍。Locum醫生制度不僅讓醫生實現自我價值與經濟收入的雙贏，也使得患者365天都能享有高質量的服務。

（原題為：《“飛刀”醫生“紅包后遺癥”，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