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我出生在上海一個大家庭。16歲時，我離家奔赴抗日前線，就拎著一個小包，沒人知道。很簡單，我就是想到前線去，抗戰勝利就回來。誰知，因緣際會，踏上舞臺，與文藝結下一世情緣。

我自小愛讀書。小時候，我讀了很多俄羅斯作家的作品，如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契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后來又讀了高爾基、謝德林的作品以及普希金、萊蒙托夫的詩集。這些作品鍛煉了我的思維能力，讓我懂得怎樣取舍，懂得善和惡、愛與恨，成為我日后當演員最需要的情感寶庫。

抗戰時期，我在重慶、成都演話劇。當時，因為生活條件差，加上勞累，我的嗓子出了毛病，啞到幾乎只有氣音，沒有聲音。有天，當我用氣音演完了三幕五場，觀眾席非常安靜，謝幕時，掌聲比往常更加熱烈。這也是我當演員以后得到的獎賞和尊重。觀眾對藝術的熱愛使我從狹小的自我中跳出來，認識到文藝具有一種內在的強大精神力量，而且這種力量始終來自觀眾。

干文藝不是“為謀生”，而是“為理想”。作為演員，終身追求的理想，應該是把自己從文藝中得到的一切精神力量，通過表演給予別人，弘揚作品里的精神，給人以啟迪。這一點，我是經過很多實踐，受周圍各種環境的影響，慢慢感受到的，以后就一直沿著這條路走下來了。

抗日戰爭勝利后，我回到上海，工作就轉到電影戰線。連續拍了七八部電影后，我感到電影的表現手段太豐富了，可以看到生活中看不到的東西，可以感覺生活中感覺不到的心靈震撼。我愛電影，跟電影生活了一輩子。從16歲離開家去抗日前線，到93歲拍《青海湖畔》歌頌中國科學家，我愿意一輩子謳歌黨、謳歌祖國、謳歌人民、謳歌英雄。

拍戲的人沒有季節，零下30攝氏度可以穿著單衣，還扇扇子；零上40攝氏度，也可以穿著棉衣，圍著圍巾。可是無論吃多少苦，電影工作者服務人民，就該吃得起苦。從藝以來，我參演過很多故事片，其中不少戲演的是配角，如果誠心誠意地演，一兩句臺詞也能塑造人物。我愿意為了整體的成功而“跑龍套”。我相信，最小的角色也能發出它的光芒。

《青春之歌》里，共產黨員林紅戲份并不多，卻是我最難忘的角色。1959年我入黨，入黨后演的第一個角色就是林紅。讀劇本的時候，我反復把入黨誓詞與林紅赴刑場前那段臺詞對照著念，一下子觸摸到人物內心。林紅為什么在臨死前那么堅定，因為她有最崇高的理想，走向刑場的時候，她會為了接近自己的革命理想而無所畏懼。對我自己來說，這出戲的整個創作過程也是學習和受教育的過程，在拍攝過程中我體會到，如果藝術家能將發自內心的情感真切地通過銀幕表現出來，是非常幸福的。

上世紀90年代，我曾因一場大病住院動手術。一度覺得自己的藝術生涯就此結束。那天，病房的電視上正在播《焦裕祿》，我看著看著就入了神，這部電影給了我新的力量。影片將生動的黨員形象和真實的歷史畫面還原出來，對觀眾的影響是潤物無聲的。創作這樣的作品，是文藝工作者的使命。

我們這一代生在舊中國，長在新中國，經歷了國家發展的不同階段，更加覺得幸福來之不易，要不斷學習。拍好電影就是為人民服務。

年紀大了，雖然演的角色越來越少，但我想演的角色卻越來越多。我覺得自己還有很多事要做，不想停下來。只要觀眾需要，我隨叫隨到。活著，就要拍戲。活著，就不退縮。只要活著，我這一輩子總歸屬于電影。無論是痛苦還是歡樂，我總要以滿腔激情去擁抱事業，這是一支永遠唱不盡的歌。

現在，國家給我這么高的榮譽，我很激動，感觸很多，很想流淚。感謝黨和國家給我的這份榮譽。我現在總想著能不能出院，哪怕去片場跑跑龍套呢，我還要盡自己的能力。

（原題為《拍好電影就是為人民服務（名師談藝）》，人民日報記者曹玲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