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海，是人類最古老的集體活動之一。拜占庭歷史學家喬治·帕西邁利斯（George Pachymeres）在總結航海活動的益處時曾說道：

航海是一件高貴的事情，對人類而言比其他一切事物都更有用。它可以輸出過剩的物品，并提供當前缺乏的東西；它使不可能成為可能，將不同地區的人們連接在一起，使每一座不適宜居住的島嶼成為大陸的一部分；它將新知帶給那些遠航者，改進技術，為人們帶來和諧與文明，并通過將大多數人聚集在一起來鞏固他們的本性。

中國在歷史上素來不是一個以海洋為發展主線的國家，但在漫長而寬闊的亞洲海岸線上，海上貿易和移民活動雖偶有中斷，卻從未缺席，海洋影響并塑造著中國文化；在世界海洋文明的發展中，中國也扮演著自己的重要角色。

2005年鄭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際，經國務院批準，將每年的7月11日確立為“中國航海日”。今天，我們與大家分享世界史學會2007年年度圖書獎獲獎作品，美國學者菲利普·費爾南德茲-阿邁斯托《探路者：世界探險史》一書中有關“鄭和下西洋”章節，共同回顧600余年前的這一段中國航海故事。

1405年到1433年間，鄭和七下西洋，氣勢恢宏，遠航至印度洋，成就斐然。鄭和船隊的規模無與倫比。據說，第一次下西洋時，船隊由62艘有史以來最大的寶船、225艘后勤保障船以及27780名水手組成。從新近發現的舵柱推斷，寶船的載重可能達3000噸，這是歐洲當時最大航船的10倍，令人驚嘆。鄭和平均每次出航時間約為兩年。他們在這些海洋的周邊至少拜訪了32個國家。前三次航行在1405年到1411年間，船隊沿著暹羅、馬來亞、爪哇、蘇門答臘以及錫蘭航行，但最遠只到了世界的“胡椒粉之都”——馬拉巴爾海岸。第四次航行是在1413年到1415年間，船隊造訪了馬爾代夫、霍爾木茲海峽和沙特阿拉伯的吉達，來自19個國家的使節隨船前往中國。

船隊返回中國時，使節還沒有到達，鄭和帶回的諸多貢品中，有一樣在中國引起了轟動，那就是長頸鹿。在此之前，中國人從沒見過這種動物。鄭和是在孟加拉得到這只長頸鹿的。這種在印度洋和東非貿易中傳到孟加拉的動物被當地的一個國君視為珍奇而收藏。中國人立刻把這只長頸鹿視為上天所賜的“神獸”。據當時一位見證人說：“牛尾鹿身，肉角無骨；玄云紫霧；舒舒徐徐，動循矩度。”明朝人把它誤作“麒麟”，先前那位見證之人稱：“聆其和鳴，音協鐘呂。”

長頸鹿的出現確認了圣主之明。當時的畫家沈度為之作畫，這幅畫作流傳至今，畫上配詩描述了長頸鹿送至朝廷時的盛況:

臣民聚觀。欣慶倍萬。臣聞圣人有至仁之德。通乎幽明。則麒麟出。斯皆皇帝陛下與天同德。恩澤廣被......故和氣融結，降生麒麟，以為國家萬萬年太平之征。

沈度《瑞應麒麟圖》

1416至1419年間，鄭和第五次下西洋，此次出航不僅送眾使節歸國，也是鄭和帶麒麟（長頸鹿）歸國之不世之功的繼續。他為永樂帝的動物園帶回了各種各樣的異國奇禽異獸：獅子、豹子、駱駝、鴕鳥、斑馬、犀牛、羚羊以及長頸鹿外的一種神秘動物騶虞。從畫像上看，這種神獸 酷似老虎，白色帶有黑色斑點，據文字記載這種動物是 “正義之獸”，從不踐踏生長的草地，嚴格素食，“只在仁誠之主在位時”出現。皇宮中 還有許多“異鳥”，有銘文記載說：“他們都引頸四顧，面色愉悅，腳跺地面，似恐似驚。”這個描寫倒不是寫鳥，而是寫那些癡迷狂喜的朝臣。沈度也是一樣，他說：“這些動物預示著‘大瑞茲至’。”

1421年，鄭和開始了他的第六次西洋之行。這次出航鄭和的主要目的是考察非洲東部沿岸，并沿線訪問摩加迪沙、蒙巴薩島、馬林迪、桑給巴爾島、達累斯薩拉姆和基爾瓦等地方。1424年，永樂大帝過世，也許是因為朝廷內的派系斗爭，1431年至1433年鄭和的第七次“下西洋”推遲了些時候，但這次遠航走得最遠。根據現有的最可靠估計，這次鄭和總共航行了12618英里，重走了阿拉伯和非洲諸國，修復了明朝和這些國家地區的聯系。

嚴格說來，這并不能算是尋路之旅。我們知道，中國商人對從亞洲到東非的海上印度洋商路的了解已有幾個世紀之久。13世紀早期，趙汝適就為前往東南亞和印度經商的商人提供了一本實用旅行指南。當時，確實能夠通過武力來開辟商機，這一地區有香料、香木、貴重的藥材和奇特的動物制品，發展貿易利潤很高。中國人把鄭和的船稱作“寶船”，但鄭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不只是通商。鄭和下西洋肩負的是現在稱為“揚威異域”的任務，要向他拜訪的港口顯示中國的強盛國力，要用中國人稱為 “貢品”的異域奇珍異寶提高明帝在國內的威信。關于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官方說法是尋找流亡海外的先帝——但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這一說法都少有人相信。顯然，鄭和下西洋有戰略方面的考慮。在東南亞一些對中國貿易和國防安全至關重要的港口，鄭和積極參與了其中的政治事務。這時，一個可能對明朝有威脅的帝國剛剛崛起，其突厥領袖是西方人通常所說的帖木兒。心存顧忌的大明朝，大舉出航在周邊尋找對付帖木兒的盟友與情報。但無論“七下西洋”目的是什么，都加強了中國對鄭和航行沿線的了解，中國還為那些路線編輯制作了實用地圖和航海指南。

船隊統領鄭和是一名宦官，信奉伊斯蘭教，有蒙古血統。這些特點都 表明他不可能在中國以儒家士大夫為主的政治生活中成為主流人物。1403年，永樂帝欽點他帶隊首航西洋，這是朝廷內四個相互關聯而利益和儒家價值觀相沖突的派系的勝利。首先，是代表商業利益的游說集團，他們想動員海軍支持，推進朝廷對印度洋上中國商人的支持；其次，是代表帝國主義的游說集團，他們希望朝廷恢復前朝對侵略擴張的支持；但士大夫認為，即便是擴張也應該采取和平手段吸收“蠻族”以擴大疆域；再次，是一向強大的佛教徒的游說集團，他們希望把儒家士大夫的注意力分散到其他項目上去，讓懷疑或是否定佛教的士大夫不再能把持國家資金。這些佛教徒也許感覺到可以在官方支持帝國擴張下傳播信仰。

鄭和七下西洋所顯示的中國造船廠的產量和能力，勢如破竹的遠航能力，的確證明了中國建立海上帝國的潛力。鄭和與敵人的遭遇毫無異議地證明了中國的優勢。第一次下西洋時，鄭和遭遇了一股海盜突襲，這股海盜的頭人是個中國人，他在蘇門答臘室利佛逝當時的首府建立了他自己的強盜王國。鄭和殲滅了這伙盜匪，并把匪首押解回中國處決。第三次下西洋之時，錫蘭的僧伽羅國王對船隊垂涎三尺，設下陷阱。中國軍隊瓦解其部隊，攻占了都城，把國王押解到中國，并設置了傀儡政權。第四次下西洋時，一個蘇門答臘首領不肯合作，拒不納貢以交換中國所賜，鄭和打敗且綁架了他，并最終將他殺死。在鄭和沿途所有的政治干預行為中，最重要、影響最為深遠的是他計劃在馬六甲海峽，即中國和印度間常規航線上 的交通要道上，建立一個中國的傀儡國以控制馬六甲海峽的貿易。鄭和把拜里迷蘇拉推上了王位。拜里迷蘇拉原是被自己的國家驅逐出去，而成為一伙強盜的首領的，之后在馬來亞海岸，現在被稱作馬六甲那里的沼澤上建立了一個要塞。1409年，鄭和授予他代表王權的印璽和袍服。拜里迷蘇拉曾親往中國進獻朝貢，成為明朝保護下的附屬國。在中國的保護下，這個不大的王國最終成長為一個偉大、富庶的商貿中心。

對于“下西洋”，鄭和一方面有“耀我皇威”進行帝國擴張的想法， 另一方面也有和平推動商業以及學術發展的抱負。1432年，他曾立過一塊石碑，上書“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軼漢唐，際天極地，罔不臣妾”。這話聽來有點軍國主義，也有些夸大，但隨后他又較平實地說，“固遠矣，而程途可計”，以示對于商人和地理學家的尊重。“視諸夷域”是鄭和的成就之一。《鄭和航海圖》1621年時曾有重印，因而留傳下來。和同一時期歐洲的海國一樣，這些航海圖上只是些指導航行的示意簡圖，而非坐標比例明確的地圖。在這些航海圖上，帶有方位指示的虛線標示著各大港口間的航線，也栩栩如生地記錄了鄭和的航程，其記錄方法都是“在某某方位經某某更時間”的描述方式。每個港口都根據北極星在海平面上的高度以確定其緯度。而北極星的高度鄭和使用“牽星板”來測定，牽星板是數塊寬度不一的烏木條，使用者手持牽星板，并放在自己向前的固定位置，以補滿某星和地平線間的空白。

鄭和出航非洲的官方記錄已不復存在，但圖解形式的航海指南流傳下來，并于1621年出版。此圖所示為馬爾代夫和東非。

空前的大規模溝通給交流雙方帶來了難以想象的震撼。跟隨鄭和下西洋的翻譯官馬歡，在所著《瀛涯勝覽》的自序中回憶了自己年輕之時下西洋的情況，當思及“天時氣候之別，地理人物之異”時，慨然嘆曰：“普天下何若是之不同耶？”

隨鄭和的西洋之旅讓馬歡確信現實世界更加奇異多彩。中國的大船滿 載奇珍到達中東眾港口，在當地引起了轟動。埃及的皇家史記官描述了中國船隊抵達亞丁外海并計劃停靠在離麥加最近的許可停靠的港口的消息傳來，當地民眾激動興奮的情形。

但是，中國的海上努力并沒持續太久，個中原因爭論很多。我們有充足理由相信，中國當時的決策者認為出海探險遠離家園又所費甚巨，因而中止了這一活動。大多數曾經推行海上開拓、試圖統治遠方國度的國家后來都有所抱憾。我們知道，儒家價值中一向優先考慮家國內政，認為蠻夷如果看到益處自會投奔而來，無論是打擊還是引誘都是浪費資源。中國當時的當政者選擇鞏固陸地上的帝國政權，放棄海上帝國開拓，保證了國家的千秋萬代：過去500年間所有的海上帝國都已分崩離析，但中國始終屹立。

但，鄭和中止海上遠航的背景原因，至少有一點很清楚。科舉制度，加上為國家征募政府服務人員的其他體制漸漸難以為繼，產生了重要影響。儒家學者和士大夫越來越多地掌握了國家政權，前者對海上探險持冷漠排斥態度，后者則認為“君子不言利”，恥于經商。15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支持鄭和的名僧、官宦、伊斯蘭教徒以及商人都開始失勢，宮廷權力轉移到儒家官僚手中。1424年，永樂帝過世，洪熙帝繼承大統，他即位之后的舉措之一就是取消鄭和的下次遠航。洪熙帝把權力交還給之前失勢的儒家官吏，著手削減其他派系的權力。1429年，制船的預算被削減殆盡。儒家精英痛恨海外探險及支持海外探險的派系，他們甚至毀掉了鄭和所有的航海記錄以消除那段記憶。而此時蒙古的興起，讓中國內陸邊境出現危機，中國需要把重心從海上轉回內陸，全力面對新的威脅。

這一改變對世界歷史影響深遠。中國當時的海外拓展多半是民間自主移民，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非法貿易的形式進行的，幾乎沒有任何皇權的鼓勵或保護。但，這卻沒有扼殺中國的海外移民或海上貿易。相反，中國成為當時世界上最為活躍的經貿體，為世界輸送了最多的移民。從15世紀起，東南亞的中國拓殖者為每一塊定居地的經濟做出了重大貢獻，而他們寄回家鄉的錢財也為中國擴充了財富。同一時期往來于中國港口的航船噸位可能相當于、甚至超過世界其他地方的總和。但是，中國對自己鄰近島嶼之外的海上探險一直十分排斥，這種態度在整個明朝統治時期都沒有改變過，這讓中國從沒能建立起如同大西洋沿海國家那樣的全球范圍內的海上帝國。生活在15世紀的世界觀察家一定會預測中國將超越世界，率先開拓出橫貫世界、跨越大洋的航線，將建立起遙遙相連的海上帝國。可是現實中，完全不是如此。中國把這個領域留給了那些落后甚多的歐洲探險者，把開拓世界航線的機會留給了他們。

當然，世界的命運不會取決于中國1433年的一個決定。中國放棄了成為海上帝國的機會，這里面有著大環境中的多重原因，而這些原因也可以說明為什么在大西洋的歐洲人一直在全球的“空間賽”中占盡優勢。這些原因可以歸為兩個方面：一是環境因素，二是經濟因素。鄭和下西洋的范圍可以說明環境方面的影響因素。亞洲海域和東非沿岸是廣闊的季風海域，像我們知道的那樣，這里的遠程航行依靠的是風向的定期轉向。而在這一區域之外的信風帶上，航海環境陌生，不好適應;在南印度洋或東南亞以外，進入到太平洋后，不得不逆風航行；而其他地方，還可能面臨一路順風的危險而難覓歸途。更嚴重的是，印度洋易入難出。在南緯10°以南的海域，有一道暴風帶，航行困難。而從非洲南端前往大西洋的航線必須繞過背風岸，也就是南非的夸祖魯—納塔爾省，這里是16、17世紀許多航船的墳墓。這里大概也就是鄭和航海圖上標注哈甫兒的地方，海記上說，航行止于此處，肆虐的海上風暴阻擋了向前的航程。而印度洋東側的亞洲沿海地區，是臺風侵襲的日本海和廣闊的太平洋。

在這樣條件惡劣的大洋上穿行，航海人一定是需要強大的動力，這就是前面提到過的經濟因素了。印度洋是個貿易大舞臺，經濟活動頻繁，財富豐厚，當地人無須出外尋找市場和供應商。來自北亞、中亞、歐洲以及非洲內陸的人來這里推銷家鄉產品，卻因為貧窮而被看不起，也很難把這些產品賣給當地人。一般來說，他們要想賺到錢，只能是販運或是買賣當地商品。

中國脫離了更廣闊的世界絕非是因為技術落后，或是好奇心不足。如果他們愿意的話，中國船只完全可能前往歐洲或是美洲。事實上，中世紀時，中國的探險者可能的確由東到西，曾經不時地從好望角經過。13世紀的一份中國地圖就曾大致準確地勾勒過非洲的形狀。15世紀中葉的威尼斯制圖師曾說看到過離開西南非海岸的中國船，或者看到的也可能是爪哇船。但是，這樣的創舉毫無意義，因為那些地方根本沒有中國需要的東西。雖然并沒有證據能確切證明中國的航船曾穿過太平洋到達美洲，但這卻有絕對的可能性。再者，進行這樣的航行或試圖越洋建立經常的接觸也是愚蠢的。因為那里沒有中國人想要與之通商的人。

“世界史學會圖書獎”獲獎圖書

《探路者——世界探險史》 【美】菲利普·費爾南德茲-阿邁斯托 著 劉娜 譯 黃潤華 審譯

本書講述了人類從最初方圓百里的采集和狩獵，到萬里跋涉尋找新大陸，最后足跡遍至各個角落的探險歷史，也講述了伴隨著人類的探險而產生的文明的傳播和演化的歷史。

作者用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地理學家、考古學家的思維和分析方法，揭示了探路者充滿激情和幻想的動機，也為我們演繹了人類分分合合的史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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