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本人被《后真相時代》吸引實在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謠言、誤傳、10萬+、陰謀論、帶節奏、病毒營銷……劇情總反轉，頻繁被打臉，真相何在？”看到出現在封面的上述介紹，我當然很有興趣從這本書中探尋這一問題的答案。

但不幸的事實是，《后真相時代》和“后真相時代”相差了十萬八千里。說得再明白點，本書根本無意于討論什么“后真相時代”。

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或許，這口鍋，不該讓本書的作者來背。實際上，本書原標題的意思是我們所看到的現實，是由多個部分組成的，因此是可以被操縱的。所以，本書更應該被翻譯為“真相”，而不是“后真相”。

何謂“后真相”？“后真相”（post-truth），被《牛津詞典》評選為2016年的年度詞匯。根據《牛津詞典》的解釋，“后真相”是指“訴諸情感與個人信仰比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民意的一種情形”。也就是說，公眾不是不清楚或不明白“后真相”不等于“真相”，而是更愿意相信他們在情感上相信的“事實”。

由此可見，本書的主題——真相是怎么樣被塑造出來的——和“后真相”當真沒有多少關系。雖然在宣傳語中赫然寫著“當真相被操縱、利用，我們該如何看、如何聽、如何思考”，可事實是，本書連最基本的傳播學概念也沒能搞清。用一種有嘩眾取寵之嫌的策略來進行自我推薦，讓這本《后真相時代》顯示出令人哭笑不得的“自黑”色彩。

在強調圖書營銷的今天，這并不是不能被理解。不過，《后真相時代》留給我們的思考遠不止于此。

翻開此書，總給人以一種似曾相識之感。本書將“真相”分為四類，即片面真相、主觀真相、人造真相和未知真相。其理論基點就是，如今出現在各類媒介上的“真相”都是被操控的真相，而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總有人想要誤導公眾，以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可無論作者的分類是否正確，這一結論都算不得新鮮。問世于上上個世紀，至今還不斷被人念叨的《烏合之眾》就曾指出，民眾缺乏理性，依賴于信仰與權威的引導。簡而言之，民眾是盲從的。

李普曼的《輿論》講述的也是同一個道理，即公眾接近真相并不容易，會受到重重限制，而輿論和民意是能夠被引導的。如何破解這一困局？李普曼希望成立一個獨立于任何機構之外的，不以盈利為目的的部門，以此來保證信息的客觀和公正。可是，“后真相時代”的出現，或許已經從一個側面說明，李普曼的設想，還是帶有太多烏托邦性質。

不難看出，時光雖然在流逝，但新近出版的《后真相時代》（或許更應該被叫做《真相》）并沒有在理論建設方面更進一步。在本書中提出的“競爭性真相”“復雜性”等概念，多少顯得似是而非或者說是淺嘗輒止。我們當然明白，在這個互聯網時代，任何信息都帶有復雜性，某種簡單的語義重復并不能消解讀者的憂慮。要知道，左拉的寫實主義都擺脫不了對材料加工、剪裁的嫌疑，何況是新聞呢？

一言以蔽之，《后真相時代》說得或許不無道理，但本書和時代的脫節和疏離才是更要命的問題。提到“后真相時代”，就不能不提到新媒體的誕生和影響。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認為，報紙、廣播、電影和電視都是“思想工廠”。而大規模制造出來的標準化的“事實”，經過“思想工廠”的加工，源源不斷地流向千百萬消費者。可是，新媒體已經完全顛覆了這一傳播格局。

與傳統媒體不同的是，新媒體拓寬了公眾接受信息的渠道，增加了表達意見的方式。信息傳播不再是“一對多”，而是“多對多”的復雜局面。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說，李普曼、勒龐等人擔憂的問題，只是新媒體時代眾多復雜議題中的一個。今天的公眾，雖然仍有被操縱、引導之虞，但相對的，他們也不再是完全被動的群體。

那么，公眾通過新媒體主動參與和加入到信息傳播過程，能否如杜威所設想的那樣，增進信息的民主化和自由化？至少從目前來看，情況并不樂觀。社交媒體提供的多元化信息反而加強了公眾的認知偏差。“回音室效應”的存在，并沒有讓人們走向開放和包容，反而促使其愈加封閉。簡而言之，人們更愿意接受和相信和自己既有價值觀相近的觀點。

某自媒體的文章，常常被指為“販賣焦慮”，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其作品又是迎合公眾情緒、需求的結果。作者能在文章中大爆粗口、大走極端化路線，無非是因為，這就是部分讀者希望看到的結果。他們越是劍走偏鋒，粉絲越是感到“爽”。這些人不過是說出了他們想說而不知該如何說的話。

也就是說，現象級的10萬+，絕不是憑空而來，而是受眾與作者共謀的結果。兩者關系之復雜，恐怕遠不是“傳播——接受”這一傳統理論框架可以解釋的。毋寧說，如今，謠言、誤傳、陰謀論、帶節奏等現象，都不是靠單一力量可以炮制出來的，也不是靠某一方就可以操控的。

且不論《后真相時代》的學術價值幾何，其并沒有觸及到“后真相時代”的核心問題，才是最令人失望的地方。作者麥克唐納，正如本書的介紹所言，是一位“說故事大師”。但讀者更希望得到的，可能不是他所提供的“故事會”，而是更深刻、更新穎的理論框架。

在比爾·科瓦奇和湯姆·羅森斯蒂爾合著的《真相》一書中，作者重申了在新媒體時代信息魚龍混雜的情況下“把關人”的重要性，也肯定了社交平臺為公眾提供平等交流的優勢。或許，將二者疊加，就是在“后真相時代”獲取真相的出路？

但現實情況是，不少曾經的傳統媒體和主流媒體都在有意無意之間向某種“新媒體”畫風靠攏。所謂客觀、公正、中立，越來越成為“后真相時代”的稀缺品。因此，任何過于樂觀的預測，都是不足取的。至于麥克唐納所提到的解決辦法，在信息面前保持冷靜、克制，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則更像是天方夜譚，或者說是一句正確的廢話而已。

由此觀之，《后真相時代》給讀者留下的最深刻啟示倒是，在傳播技術不斷升級、傳播方式不斷革命的今天，相關新聞理論研究應該如何跟上時代的步伐？如何在重述經典問題的同時，深入新聞制作、信息傳播的一線？麥克唐納洋洋灑灑寫了一本書，卻已經被“后真相時代”遠遠拋在了身后，這才是“后真相時代”最可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