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阿餅 新周刊

1914年，大英博物館的敦煌展。（圖/IDP）

全世界范圍內，王冀青是唯一一位深入斯坦因的學者。而那個在中國毀譽參半的英國探險家也給他帶來了榮譽與質疑，但他只能用10萬頁斯坦因檔案來為自己辯護。

1907年5月的某天，奧萊爾·斯坦因（Aurel Stein）站在敦煌藏經洞前，驚訝得完全說不出話來。

許多年后，他還深深記得這一刻的感受：“在王道士昏暗而微小的燭光里，它高達足有十英尺，整個手稿近五百立方英尺！”（《沙漠契丹廢墟記》）

在中國翻譯蔣孝琬的協助下，斯坦因以500兩銀子的價錢拿走了經卷8082卷、木板印刷本20卷以及圖畫、繡品及其他文物共29箱9000余件，其中包括現今所知最古老的、刻于公元868年的木刻本書籍《金剛經》。

之后的十余年里，法、俄、德、日等國家的探險隊聞風而至，巧取豪奪，導致敦煌文物大量流失海外。

可以說，斯坦因是中國人憎恨的“敦煌文物大盜”，也是將敦煌文物帶進世界舞臺最早、最重要的人物。

百年后，大英博物館33號展廳的大門緊鎖，即使是社會名流乃至英國前首相卡梅倫、查爾斯王子走到門口都要自覺止步。

這間聲名顯赫卻鮮有探秘者的“斯坦因密室”，是一個面積20多平方米、常年恒溫恒濕的隱蔽空間，無數畫卷在這里沉寂著，它只對研究絲綢之路的學者開放，至今登記在冊的進入者不到50人。

來自中國蘭州的王冀青，則是“斯坦因密室”的常客。從1989年起，他數次來到這里研究斯坦因的檔案，拿著尺子量，給這些文獻定名、錄文、斷代。

他白天抄寫，晚上翻譯，逐漸積累了10萬頁原始檔案，包括斯坦因的日記、賬本等手稿。

作為研究成果，他整理出版了《國寶流散：藏經洞紀事》《斯坦因第四次中國考古日記考釋：英國牛津大學藏斯坦因第四次中亞考察旅行日記手稿整理研究報告》與《斯坦因與日本敦煌學：英國牛津大學藏斯坦因考古檔案日本敦煌學史文獻研究》。

回想起來，王冀青自己也驚訝地發現，這位姓“斯坦因”的英籍匈牙利裔猶太人考古學家已纏繞了他整整30年時間。未來，這個人還將繼續占據他的余生。

斯坦因在20世紀初從敦煌藏經洞盜買現藏于大英博物館的木刻本《金剛經》部分。

“中國研究斯坦因第一人”

“全世界范圍內，一直研究斯坦因的學者，應該就只有我一個。”王冀青毫不猶豫地說。

事實上，曾有兩個西方人為斯坦因寫過傳記。

美國學者珍妮特·米爾斯基（Jeannette Mirsky）撰寫的《考古探險家奧萊爾·斯坦因爵士傳》（Sir Aurel Stein: Archaeological Explorer），是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第一部斯坦因傳記。

米爾斯基根據檔案資料將斯坦因的生平做了完整的交代，王冀青在大學時期就讀到了這本英文原著。

但在后來多年的斯坦因檔案研究中，他發現米爾斯基的寫作是有取舍的，“不利于斯坦因的東西，她絕對不會寫”。

在大英圖書館中文部工作了36年的英國漢學家吳芳思（Frances Wood）也曾親口向他透露，這本斯坦因傳記的內容原本比現在大概厚兩倍，但在接受英國人審查時被大量刪減，因其泄露了許多核心檔案。

第二部傳記是英國記者安娜貝爾·沃克（Annabel Walker）的《奧萊爾·斯坦因：絲路先鋒》（Aurel Stein: Pioneer of the Silk Road），1995年出版。

她在書里如此形容斯坦因：

“內向、低調，生活上有條不紊、按部就班，有關野外考古、室內著書，凡事大小，他都一絲不茍。”

“（他）有著與生俱來的說服力，而且初次見面，每每給人留下無法抹去的印象，從而與人建立穩固的友誼”“堅韌的心志、縝密的計劃、周全的籌備”……

關于中國人罵斯坦因是盜賊的說法，她也記錄在其中。“但總體而言，她還是在為斯坦因說話。”王冀青說。

作為“中國研究斯坦因第一人”，王冀青沒有為斯坦因著書立說，而是整理、翻譯和考釋斯坦因的所有考古探險資料，其中最重要的是其第四次中亞考察日記的手寫原稿。

這是一本完整的日記簿，現藏于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包括1930年8月11日至1931年4月16日斯坦因在英屬印度克什米爾以及中國新疆喀什噶爾、和闐、于闐、尼雅、且末、若羌、庫爾勒、庫車、拜城、阿克蘇等地進行野外考察時的旅行與考古日記。

斯坦因在20世紀初從敦煌藏經洞盜買現藏于大英博物館的“斯坦因密室”的敦煌畫之一。

1900年起，斯坦因先后對亞洲內陸進行了四次大規模的探險旅行，進入中國西北地區。

他在中國的前三次考察成果，體現為《古代于闐》（1907）、《西域》（1921）和《亞洲腹地》（1928）這三部著述。

其歷次考察概述則見于《斯坦因西域考古記》（1933），此書1936年被譯成中文。而第四次中亞考察，斯坦因在公開場合只字不提。

王冀青分析，因為這涉及“五四”運動后中國愛國知識分子保衛祖國文物的意識逐漸蘇醒的過程，涉及近代中國學術界和西方學術界的一次利益沖突，甚至牽涉到斯坦因等人所獲中國西北文物的法律歸屬問題。

然而，要想在沒有任何現成參考資料的情況下，根據斯坦因字跡潦草的日記手稿，刊布出一個中譯本，絕不是一項輕而易舉的工作。

例如，這本日記雖然用英語寫成，但斯坦因獨有的日記體寫法，語法不規范，句子成分盡量簡化，有時一個詞就是一句話，還用了代用符號、縮略詞、首字母等來代替人名、地名或地貌類型等。

他還往往使用當地民族的語言記錄所經地區的山脈、河流、峽谷、地貌、植物、動物、農作物等對象。

面對這樣的文體，王冀青翻譯時需要格外仔細地斟酌其含義，還須通過大量的檔案比對和資料查閱工作，將其中的大部分內容加以考證，但有些考證結果是否準確，他也沒有十足的把握。

最終，王冀青于2004年整理出版《斯坦因第四次中國考古日記考釋：英國牛津大學藏斯坦因第四次中亞考察旅行日記手稿整理研究報告》，填補了中亞考古史研究的一個空白，是國際敦煌學研究的最新成果。

“利用瘟疫與戰爭拿走文物的行為，

違反了《國際法》 ”

盡管傾半生精力研究斯坦因檔案，王冀青還是不免遭受非議，有人認為他在“洗白”斯坦因。

對此，他曾經逢會議必表態：斯坦因文物應歸還中國，“近代歷史上所有的探險家拿走的文物的法律歸屬問題，我都通過一個個小課題涉及到”。

例如王冀青在1993年主持的一個題目很長的課題——近現代西歐、北美、日本在中國塔里木盆地的科學考察史——相當于研究世界近代探險考察與考古史。

這是他的研究強項，因為他“下手早”，掌握著許多如今不再對外開放的核心檔案，其中就有涉及文物歸屬的敏感內容——

斯坦因當年帶走的這批英藏敦煌文物到底是偷的、搶的還是騙的？它到底歸英國還是歸中國？

“英國人一直保持緘默，也從不做相關的檔案研究。因為他們知道，研究的唯一結果，就是可能會證明斯坦因拿走文物是非法的。”王冀青說。

斯坦因在20世紀初從敦煌藏經洞盜買現藏于大英博物館的“斯坦因密室”的敦煌畫之二。

2007年5月，英國科學院、大英博物館和英國國家圖書館聯合召開“紀念敦煌學一百年（1907—2007年）國際會議”，全世界最重要的敦煌研究學者都在現場。

主辦方請王冀青做一個主旨發言，并事先規定了演講題目：《1907年斯坦因與王圓箓及敦煌官員之間的交往》。

這個發言方向看似“安全”，小心翼翼地避開了敦煌文物的歸屬爭議。但王冀青依據文獻檔案，找出1907年3月斯坦因到達敦煌，剛好碰上當地正流行白喉、政府又忙著鎮壓一場農民起義的記錄。

由此，王冀青站在臺上宣告：

不管通過什么途徑，斯坦因這種利用瘟疫與戰爭拿走藏經洞文物的行為都違反了《國際法》，英國理應把那些文物歸還中國。

這樣的高光時刻，是他傾盡全力研究斯坦因檔案的最終目的：通過各種原始證據，證明以斯坦因為代表的一批近代西方考古學家從中國西北運到海外的珍貴文物為非法掠奪，這批文物在法律上仍歸中國所有。

但這個百年之殤，非一人一時之力可改寫。因為這是一個復雜的歷史過程，涉及美國、英國、中國等國家的許多機構、人物和事件。

華爾納就是個典型例子。這位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在中國人眼中是“掠奪手段最卑鄙”“令人發指”的文化破壞者，卻是日本人心目中的文化保護神。

1945年，華爾納是麥克阿瑟將軍手下的文化總顧問，是他建議將原子彈投放的地點從東京、京都和奈良改為長崎和廣島，日本人因此認為是他拯救了他們的文化之城。

事實上，王冀青通過研究發現，除了華爾納，斯坦因、伯希和、奧登堡也都扒了敦煌壁畫。

因為種種原因，王冀青在英國的那次挺身而出并未得到相應的響應，他甚至發現自己被中英敦煌學術界孤立了。

從那以后，他決定全力整理斯坦因檔案，用學術發聲。

斯坦因在20世紀初從敦煌藏經洞盜買現藏于大英博物館的“斯坦因密室”的敦煌畫之三。

整整30年時間，

他才整理完成了5%

王冀青一直認為“敦煌學”最接近考古學，如果非要給它找一個正規的學科名，應該是“中國西北考古學”“敦煌考古學”或“絲綢之路考古學”。

而研究這些領域，無論從民族學、語言學、民俗學、地理學或地質學角度，斯坦因的書都不得不看。

“今天人們的西北考古研究，都是在他的書的基礎上做的。”

王冀青做學術研究，尤其是歷史學研究的創新，一直堅持一個原則：新資料或新觀點，必須提一個。

比如他對斯坦因檔案的整理、翻譯與刊布，沒有提出任何新觀點，屬于一種資料創新。

如果沒有新資料，從舊資料里提取不同于前人的觀點也是一種創新。但這個很難。

“里面的油水都已經榨干了。無論是中藏敦煌文獻還是英藏、法藏或俄藏敦煌文獻，西方人已經研究了一百年，中國學者也研究了幾十年，我們把話語權爭來就可以了，不要再低水平重復，你超不過前人。”

王冀青目前面臨的困難恰好相反。迄今為止，他所整理出版，即研究完成的斯坦因檔案，大概只有5000頁，約占他搜集的10萬頁的5%——整整30年時間，他才整理完成了5%。

換句話說，還有95000頁檔案等著他日以繼夜地伏案研究。

王冀青曾考慮培養碩士和博士生幫他做研究，但這個培養過程何嘗又不是大量時間與精力付出？

權衡之下，他決定還是按照斯坦因日記的時間順序，繼續整理、考釋余下的檔案，將這些壞損、缺頁的資料一頁一頁、一本一本地貫通與理順，重現于世——這可能會耗去他余生的精力。

“要是不做，就太可惜了。當年我們費盡千辛萬苦到國外，在外國人千方百計阻攔的情況下弄回來了10萬頁檔案，我不做就沒人做了。幾十年后，會不會有另一個中國人去做，我說不清楚。但現在，這是我的使命。”王冀青說。

斯坦因在20世紀初從敦煌藏經洞盜買現藏于大英博物館的“斯坦因密室”的敦煌畫之四。

本文首發于《新周刊》第549期

作者 | 阿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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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30年時間，10萬頁檔案，他是中國研究斯坦因第一人| 王冀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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