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岳，社會學博士，現在是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的助理教授，主要研究婚姻家庭和社會性別相關的議題。從本科到博士，錢岳的專業都是社會學、人口學，雖然當年填大學專業時是“想著先去學，走一步看一步”，但或多或少存在重男輕女的成長環境，使得錢岳從大學二年級開始對性別研究產生興趣。

本科畢業時，父母以“女孩大學畢業了考個公務員就行”為由，不支持錢岳繼續讀博，但是錢岳不顧父母的反對，在美國讀完了博士，并且留在國外任教。

讀博期間，臨近而立之年的錢岳和大多數中國的適婚女性一樣，遭到了父母的催婚，為此，她和父母之間有過抗爭。從2016年開始，錢岳成為了由社會學家謝宇教授創立的“繆斯夫人”公號的主要編輯和作者。她說，近兩年父母催婚的頻率變少了。一方面因為父母朋友的子女里面也越來越多人晚婚了，另一方面她經常發自己寫的科普文給父母。

2018年夏天，錢岳在一席做了一次演講，演講的主題是“大家真的都結婚了嗎？”在那次演講中，錢岳通過數據，展示了不同國家的婚姻家庭現狀，并結合社會學研究，對如何減少離婚風險和提高婚姻滿意度給出了建議。錢岳希望通過國外婚姻制度變遷的研究，結合中國的婚姻現實，為中國的婚姻問題提供解釋。

錢岳爽朗健談，但是她告訴我，在加拿大生活工作的這幾年，最困擾她的不是單身，而是身邊沒有朋友。錢岳說，自己遇到困難、心情低落的時候，也會想：不結婚，不生孩子，老了，是不是會很孤單？

但是，錢岳說，一個人不談戀愛或者不結婚，并不代表他/她就是一個孤獨的原子。比起結婚，現階段，她更想找到談得來的朋友。

“填志愿時，真的不知道社會學是什么”

澎湃新聞：您大學本科專業是社會學，當時報志愿的時候就很明確想學社會學？

錢岳：其實報考的時候，我也不知道社會學是什么，當時就是想著先去學，學了一年之后覺得挺喜歡的。我也不是很早就知道自己以后要干什么，然后一條路走下來；我算是走一步看一步。社會學，現在還稍微普及了一點，我是2006年讀的大學，當時大家都想學經濟，真的不知道社會學是什么。

澎湃新聞：您是什么時候將研究方向確定為婚姻和性別研究？

錢岳：我很小的時候就對性別這個議題比較感興趣。

澎湃新聞：為什么？有什么特殊經歷嗎？

錢岳：我想和我的經歷有很大的關系。我們從小生活在一個高度性別化的環境里，家長會根據孩子的性別來給他們做出不同的人生規劃。

我記得很清楚，小時候我媽媽跟我說女孩坐著的時候不能把腿張開，因為這樣不夠“女孩子”。小時候跟小學的朋友一起玩，媽媽總說你不要學另外一個誰誰誰，瘋瘋癲癲的，一點女孩子的樣子都沒有。還有，我周圍很多朋友，文理分科的時候就學文科，其實她們在文科、理科上沒有特別的偏好，她們就覺得我是女孩子，我理科成績又不夠好，那我就學文科吧，但是有很多成績不好的男孩還是選擇留在理科了。大學時，人口學的課要做一個presentation（介紹），我現在還記得我當時做的主題：生育和職場性別不平等。現在想起來，因為自己的經歷，我從小就對這方面挺感興趣的。

澎湃新聞：在您的成長過程中，身邊有比較明顯的重男輕女現象？

錢岳：因為我和我的大多數朋友都是獨生子女，在家庭內部看不出來重男輕女，每個家里都只有一個孩子，所以我并不會覺得在家里，因為我是女孩就不能得到資源，但是我覺得男孩和女孩從老師和家長那里得到的期待是很不一樣的。比如小時候，家長、老師會告訴我們女孩子后勁不足，男孩成績好總是被形容為聰明，女孩成績好就是因為她們用功。我很小的時候就覺得很奇怪，為什么事情會是這樣子的？一直想不通，后來大學上課學到一些東西我就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澎湃新聞：您的親朋，包括您的父母是怎么看待您的女博士身份？會不會覺得女生干嘛要讀到這么高的學歷？

錢岳：對，我決定讀博士的時候，我爸爸媽媽是比較反對的，因為一來他們覺得你要去美國，我們沒有錢資助你，他們當時不知道有獎學金。另外，我爸媽覺得你人大（中國人民大學）畢業了考個公務員多好，他們確實不想讓我讀那么多書，其實當時想申請國外的博士，還是有阻力的。

澎湃新聞：很多父母希望女孩大學畢業后，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最好是到公務員系統，結婚生子，他們認為這是女孩的理想歸宿。

錢岳：對，但是很有意思的是，這些年，在我讀書的過程中，我父母也受到了我的影響。尤其是我開始給“繆斯夫人”微信公眾號供稿后。我父母會讀一些我寫的東西，逐漸知道我在研究什么。雖然他們可能不完全理解我寫的東西，但是他們逐漸接受不一定每個人都要結婚生子，而且他們周圍很多朋友的孩子也沒談戀愛、沒結婚、或者沒生孩子，他們可能慢慢就接受了。社會的大環境在變化，對老一輩也是有影響的。

“如果不生孩子，我的人生真的就不完整？”

澎湃新聞：您目前還單身嗎？

錢岳：對，沒結婚。

澎湃新聞：父母催婚嗎？

錢岳：有時候還是會。他們希望我結婚生孩子，也是擔心我老了太孤單。他們總覺得，你現在不結婚，以后不生孩子，那你以后老了就沒有人照顧。但我總是跟他們說，其實在婚姻里，很多時候女性是承擔照顧者的角色，結婚后往往都是女性在做家務，孩子長大了也會離開家，不會總是待在父母身邊。

澎湃新聞：會不會因為您是這方面的研究者，所以您會非常理性地看待這個問題(單身），當他們拋出這種擔憂的時候，您是怎么回應他們的？

錢岳：我自己也會思考這個問題，有時候甚至也會懷疑：如果不生孩子，我的人生真的就不完整？一個人生活太辛苦的時候，我也會想：如果我嫁了一個有錢的老公，生活會不會輕松一些？連我這種冷靜的學者也偶爾會這樣想，所以我能夠理解為什么一些年輕的女性會因為社會輿論的壓力做出一些符合主流價值觀的人生選擇。

澎湃新聞：您是一個堅定的不婚者嗎？

錢岳：我從來沒有說不結婚。我很贊同徐靜蕾的觀點：我不是不婚主義者，我是婚姻無所謂主義者。因為在我看來，婚姻只是一個社會制度，它在中國被看得很重要，在美國甚至已經成為地位的象征，因為在美國有錢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更可能結婚，沒錢的或者說教育程度很低的群體，不婚比例是很高的。

在瑞典，很多人同居但不結婚，沒結婚也是可以生孩子的。其實這是個怎么樣看待婚姻的問題，從另一方面來說“該不該結婚”是由主流的價值觀、法律，還有政府/媒體的導向來決定的。所以我覺得婚姻是一個社會構建的東西，結不結婚真的無所謂。

澎湃新聞：同居，現在在中國也不稀奇。

錢岳：對，但很有意思的是在中國、加拿大、美國，你可能找不到一個比婚姻更能夠代表更高承諾的感情形式，比如說你跟人介紹這個是我的男朋友，那么人家可能不確定你們倆到底進展到哪一步了，但是如果你跟人家介紹說這個是我老公，那可能人家就會預設，你們是有一段很穩定的、很認真的感情，比較少的模棱兩可。但是，對于其他的感情形式，可能當你跟人家提起的時候，對方不知道怎么樣去界定你的感情。

澎湃新聞：您在一席的演講中，提到一些研究數據，如一線城市中30-35歲本科以上的人，單身率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您近期還有在做這方面的研究嗎？現在中國整體的單身率一直在上升？

錢岳：我自己沒有算這個數據，但是我看到一些其他的研究，中國大陸的未婚率確實是上升的，但是正如我在一席里面提到的，相對日本、韓國，甚至中國的香港、臺灣地區，中國大陸的不婚率還是很低的。

澎湃新聞：如果單身率繼續上升，甚至有一些人終生不結婚，一個人就是一個家庭。政府針對這部分人是不是可以有一些針對性的家庭政策？

錢岳：不僅僅是單身的人，現在有很多孤寡老人，可能他們結婚了，但是老伴先過世了。所以老年時的照料需求，不僅僅是我們這一代的問題，現在的很多老年人可能都存在照料問題。日本政府有一些政策滿足老年人的照料需求。

澎湃新聞：現在很多父母催婚、逼婚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擔心子女沒有成家，老了孤獨、沒有人照顧。如果有完善的家庭政策保障這部分人老有所依，可能父母的顧慮就少了？

錢岳：對。老齡學里有一句話，“社會化養老”，就是說對老年人的贍養方式由家庭向社會的轉化。

現在很多討論都是把家庭的功能集中在家庭，比如當我們談到年輕人都要工作沒人帶孩子的時候，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年輕人的爸爸媽媽給他們帶孩子。還有，提到養老，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孩子給父母養老。但在國外，這種家庭功能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承擔了。老年人并不期待子女給他們養老，他們從開始工作起就有退休計劃（養老金），等到退休的時候他們已經有足夠的經濟條件去享受人生了。我現在住的附近就有條件很好的老年公寓。

所以當家庭規模在縮小的時候，怎么樣去提倡和健全家庭養老社會化的體系，如何把家庭的功能分配到社會不同的機構，我覺得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問題。

澎湃新聞：說到單身，就一定會提“剩女”。您怎么看待將大齡單身女性稱為“剩女”？

錢岳：我跟美國同學提起這個詞的時候，他們都覺得非常有侮辱性，因為在英文里面的翻譯叫做leftover ladies，leftover指的是剩飯、剩菜。其實這個詞也反映了社會態度，為什么30歲以后沒有結婚的女性就會被認為是剩下來的，但是對男性來說就沒有這樣一種緊迫感？

澎湃新聞：這與我們的傳統觀念有關？

錢岳：我覺得這里面有性別和社會階層的雙重壓迫，男性40歲還沒結婚，如果他很有錢，他會被認為是“鉆石王老五”，可是如果是生活在邊遠的農村、沒有受過教育、家里也很窮的男性到了四十歲還沒有結婚的話，他們也會被歧視。所以我覺得在這種話語框架下，真正可能得益的就是一批有權力、有經濟地位的男性，但是女性和那些沒有權勢或經濟地位的男性都是這種話語框架下的弱勢群體。

澎湃新聞：社會對于所謂“剩女”的寬容度和包容度會慢慢改觀？

錢岳：我個人感覺近幾年已經變好很多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現在媒體往往過分強調“個人選擇”。有一個比較新的社會學研究發現，近十幾年來中國的輿論導向發生了很大變化。新中國成立初期，輿論強調國家的功能，比如單位提供幼兒園來幫助雙職工家庭實現家庭和工作的平衡。但是現在的輿論更強調個人的主觀能動性，比如說女性是不是想不結婚就不結婚，想結婚就結婚，或者說女性要怎么做才能夠維系完美的家庭，或者說離婚之后怎樣重新開始自己的人生。現在中國的媒體，特別是精英媒體，非常強調個人層面的東西。

澎湃新聞：現在生育率、結婚率下降，晚婚、不婚、離婚率上升，在人口老齡化形勢嚴峻的情況下，政府開始鼓勵生育、鼓勵結婚，個別地方的政府還獎勵生育，公眾和政府在對待生育上的態度有些背離。

錢岳：現在生育政策發生了變化，鼓勵生二胎，但是政府并沒有相應的支持政策，比如說幫助年輕人能夠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的政策，或者說改變中國家庭傳統的性別分工的政策。目前政府并沒有從國家層面去推動一些改變，而是讓個人、家庭去承擔絕大部分的工作、經濟、育兒等壓力。僅僅只是靠放開生育政策，我覺得很難提高生育率。

“不結婚不代表我就是一個孤獨的原子”

澎湃新聞：您在一席演講中提到，美國的婚姻經歷了制度性、陪伴式到個人化三個階段，那中國的婚姻制度也會經歷類似的階段嗎？

錢岳：現在中國的婚姻是制度化和陪伴化相結合的。一方面，婚姻的制度化是指婚姻承擔了很多的功能，比如說婚姻是唯一合法的人們發生性行為、生孩子、養孩子的地方。雖然現在的婚前性行為越來越普遍，甚至婚外性行為也很多，但是由于戶籍制度的存在，生孩子還是和婚姻捆綁在一起的，所以婚姻在中國還是承擔了很多制度性的功能。婚姻的這種制度性在中國并沒有消失。

另一方面，如果你問年輕人，你們是不是僅僅為了結婚而結婚？也不是的。他們會說，跟配偶是很相愛的，能互相陪伴，所以我覺得在中國，特別是相對年輕的一代人，婚姻是制度化和陪伴化相結合。我個人認為中國的婚姻制度還沒有到達個人化階段，因為個人化強調的是兩個人在一起是為了讓自己成為更好的人，就是說是把個人成長和自我實現的需求放在婚姻選擇的核心考慮之中。

澎湃新聞：您是支持取消婚姻制度的？

錢岳：我個人覺得任何的一種家庭形式都應該得到政府的支持。現在社會往往強調完整的家庭，那么當女性離異之后，她們一個人帶孩子的話可能會經歷很多困難，如果政府有政策去幫助這些離異的女性撫養孩子，從長遠的角度來說，這批孩子長大之后也許更能夠為社會做貢獻。所以，我覺得不應該將所有家庭政策都建立在婚姻上，政府對各種不同的家庭形式都應該給予足夠的支持。

澎湃新聞：您生活的加拿大針對不同的家庭類型會有不同的家庭政策嗎？

錢岳：會，比如說我們報稅的時候，會說我們的婚姻狀態是什么，未婚、同居還是已婚，會說需不需要有人依靠我，我是不是有孩子要撫養，是不是有老人要照顧，會根據家庭情況決定我交多少稅，能得到多少的政府資助。

澎湃新聞：很多女性認為一個人也可以過得很好，甚至比兩個人在一起生活還要好。您自己的婚姻觀是怎么樣的？

錢岳：很多時候我們總是過度地強調感情或者婚姻的重要性，但其實要過好生活，我們應該把生活看成像投資一樣，不能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面。如果所有的事情都依靠、指望配偶去完成，比如說既希望配偶是自己的知己，又希望配偶能夠照顧自己的，還有足夠的財力，這么高的期待就會很容易失望。雖然我沒結婚，但如果我需要幫忙，我是有很多朋友的，而且對于不同的需求，我有不同的朋友網絡來幫助我。所以，一個人不談戀愛或者不結婚，并不代表他/她就是一個孤獨的原子。

“理想的家庭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定義家是什么樣子”

澎湃新聞：從您個人的成長經歷來看，你自己成長的家庭是怎么樣的？那從您的學術研究來看，理想家庭又是怎么樣的？

錢岳：我理想的家庭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定義家是什么樣子。

澎湃新聞：您怎么定義家？

錢岳：我怎么定義家并不重要，但重要的是我不想把我的定義強加在別人的身上。現在為什么總是有父母逼婚、催生孩子這種討論？就是因為父母那一代或者其他很多人，喜歡把他們所認為的理想的家庭模式強加到別人身上。我覺得最理想的家，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定義“家”，這就很好。

我們不應該認為家就只能是兩個人結婚再加孩子，而一個離異的男性帶著他的孩子或者說一個單身的女性帶著孩子，就不叫家。我覺得每個人不應該把自己對家庭的定義強加到別人身上，這也是我一直極力想去倡導的觀念——對家庭的理解應該多元化。

澎湃新聞：家庭多元化，意味著政府在制定社會政策時會有有非常大的挑戰。我們現在的社會政策比較單一對家庭的類型沒有做細分，很多政策是按傳統的家庭類型來制定的。

錢岳：美國現在也面臨這種挑戰，很多社會政策不能顧及到每一個需要幫助的家庭，但是我覺得這也是需要一個過程的。退回到30年前，大家都覺得離婚是一件很羞恥的事情，如果單身的女性、離異的女性自己帶孩子，那簡直非常恥辱了。但現在，很多的80后、90后，他們可能閃婚又閃離，或者說他們結婚、生孩子之后，覺得過得不幸福就離婚了，不會說因為孩子非要勉強在一起。所以我覺得社會觀念和家庭模式都是在變化的，關鍵是政府應該盡快推動政策，盡量跟上社會的變遷。

澎湃新聞：在國外求學教書的這些年，就您的觀察，國外家庭有什么地方令你特別有感觸，包括家庭成員的關系，社會對一些特殊家庭的態度，還有國家政策等。

錢岳：我碩士論文寫的是有關“剩女”的問題。當時我在寫論文的時候，正好要過27歲的生日，我就跟我美國同學開玩笑，我說在中國我這個年紀已經是“剩女”了。他們就跟我說，在美國，你到了40歲也沒人覺得你是“剩女”。雖然在美國單身的女性還是有一定的壓力，但是相對來說社會包容度更高一些，各種不同的人生選擇都被尊重。但是美國也有它的問題，比如學歷比較低、經濟基礎也比較差的女性，她們可能一直沒有結婚，但是有很多的孩子，可能孩子還是和不同的男性生的，孩子在這種劇烈變動、不同的男性來來去去的家庭里長大，對成長也不太好。

很多時候我們對西方家庭的理解也是不全面的，總是覺得西方可能什么都比我們好，但他們也有他們的社會問題。

澎湃新聞：您在外面這么多年，有沒有特別沮喪，特別想結婚，希望身邊有個人照顧你的時刻？

錢岳：在美國的時候，還稍微好一點，因為有離得近的朋友。其實學生時代是很容易找到朋友的，大家年齡相仿，也都還沒結婚或生小孩。工作后，同事的年齡不太一樣，大家也有自己的家庭，所以相對來說就難找到朋友。有的時候真的會覺得好像除了去找一個男朋友或者結婚外，沒有一個更好地去建立社會聯系的方式，這真是一個讓我很苦惱的問題，但是我并不認為因此我就要結婚。

澎湃新聞：您到溫哥華工作幾年了？

錢岳：兩年半快三年了。

澎湃新聞：您剛才說的孤獨的境況，最近有好轉嗎？

錢岳：還沒有（笑），主要是沒離得近的朋友，不是因為沒結婚。我跟我同事前段時間還一起討論了，大家都覺得在這邊不好交到朋友。可能也跟這個城市有關，這邊相對來說生活壓力比較大，可能大家都會忙自己的事情，不太愿意去擴大社交圈。我跟讀博時候認識的朋友交流，他們也發現他們工作之后很難找到朋友。反正找不到住得近、談得來的朋友，這真的挺困擾我的，但是我不認為結婚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