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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莉和她的畫作”

文 | 林萍 劉佳宜

2019年10月14日下午，25歲的韓國明星雪莉在家中自殺，此前她飽受網(wǎng)絡惡評的困擾。10月16日，韓國9名議員發(fā)起提案，呼吁出臺禁止惡意留言的法律——“雪莉法”。實際上，這種經(jīng)由個案推動立法的情況在我國也已非個例。

“雪莉法”不是首次嘗試，回望中韓推動立法的個案

“雪莉”事件就像一條導火線，引燃了韓國國民對惡性留言問題的輿論批評。15日，青瓦臺“國民請愿”網(wǎng)頁上開始出現(xiàn)“要求出臺‘雪莉法’”的請愿。截至25日中午12點，已經(jīng)有21,476人參與請愿。

“雪莉法”不是韓國個案推動立法改革的初次嘗試。早在2008年10月，韓國演員崔真實就因網(wǎng)絡謠言和惡評的影響導致抑郁癥加重，最終選擇自殺。崔真實的離世震動了韓國社會，散布網(wǎng)絡謠言和惡意留言的行為逐漸成為韓國輿論討伐的焦點，加強網(wǎng)絡秩序管制的呼聲日益高漲。

崔真實照 圖源網(wǎng)絡

韓國政府和國會因此決定從11月起執(zhí)行《信息通信網(wǎng)法施行令修正案》（又稱“崔真實法”），增加適用“限制性本人確認制”的網(wǎng)站，新設“網(wǎng)絡侮辱罪”。

2011年以真實事件為藍本的電影《熔爐》同樣推動了韓國《性暴力犯罪處罰特別法部分修訂法律案》即《熔爐法》的實施。為回應韓國民眾對法官性暴力犯罪審判的質(zhì)疑，法院專門召開了“性犯罪的量刑和受害者證人的保護”的專題研討會。

《熔爐》海報 圖源網(wǎng)絡

盡管“崔真實法”的實施未能有效制止網(wǎng)絡暴力的繼續(xù)，同時帶來了數(shù)據(jù)外泄、韓國人大量轉向使用海外網(wǎng)站等預期外的問題，但是結合其他實例可以發(fā)現(xiàn)，悲劇性個案能夠“一石激起千層浪”，甚至反推政府在公共政策方面進行立法修訂，實現(xiàn)制度性變革。

回望中國，不少“里程碑式”的個案也推動著立法進程。

2000年7月17日，關于侯瑞昌產(chǎn)權案的調(diào)查性報道《私有財產(chǎn)亟待神圣不可侵犯》在《北京經(jīng)濟報》刊發(fā)，引發(fā)社會輿論極大的關注。此案件的根源在于中國缺乏對私有財產(chǎn)進行系統(tǒng)保護的司法制度。隨著報道的持續(xù)性影響，多位人大代表聯(lián)名提出法律案，《物權法》終在2007年3月16日第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獲得通過出臺。

《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報道原文 圖源網(wǎng)絡

2003年4月25日，一篇題為《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的新聞報道，引起了社會公眾對收容遣送制度的討論和反思，眾多媒體持續(xù)跟進報道了該事件。最終，我國存在長達二十一年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被《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所取代，舊法中對人身自由的強制性要求也被取消。

電影《我不是藥神》反映出藥品行業(yè)存在的供求矛盾，讓進口藥品的代購問題重新進入大眾視野。自媒體文章《疫苗之王》揭露疫苗產(chǎn)業(yè)背后的黑色真相，加速了《疫苗管理法》的出臺。2019年12月1日，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和我國首部疫苗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疫苗管理法》將正式施行。這也是《藥品管理法》自1984年頒布以來的第二次系統(tǒng)性、結構性的重大修改。

《我不是藥神》海報 圖源網(wǎng)絡

個案如何推動立法？

依據(jù)中韓兩國以往個案推動立法的案例，記者梳理了兩種途徑。

途徑一：有關國家機關提案

我國《立法法》第十四條規(guī)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各專門委員會，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法律案……

自“長春長生問題疫苗案”被披露，中共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疫苗監(jiān)管工作，要求加快完善疫苗藥品監(jiān)管長效機制。2018年12月23日，疫苗管理法草案首次送交審議，歷經(jīng)三次審議，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正式通過，并將于年底實行。

相似地，在韓國，根據(jù)韓國《憲法》第52條，政府和國會委員會可向國會提交法案。“崔真理事件”中，受民眾抵制網(wǎng)絡暴力輿論的影響，韓國政府和國會決定執(zhí)行《信息通信網(wǎng)法施行令修正案》。

途徑二：人大代表/議員提案

我國《立法法》第十五條規(guī)定：一個代表團或者三十名以上的代表聯(lián)名，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法律案……

法律案進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議程（下文簡稱“會議議程”）后，需由各代表團、有關的專門委員、法律委員會進行審議，最終由法律委員會提出法律草案表決稿，由主席團提請大會全體會議表決，表決通過后需由國家主席簽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相似地，在韓國，議員也可以動議法案。根據(jù)韓國《國會法》第79條，議員動議法案時，需10名以上議員贊成。當議員動議法案之后，需報告至全體會議，提交至相關委員會、法制司法委員會、全員委員會、全體會議進行審查。議長將國會中表決的法案移交政府后，總統(tǒng)需在15日內(nèi)頒布該法案。為了呼吁禁止惡意留言，韓國9名議員發(fā)起了出臺“雪莉法”的提案。

中山大學法學院劉誠副教授向谷河傳媒記者介紹，中國人大代表提出法律案和韓國議員動議法案有共同之處，人大代表和韓國議員都是人民的代表，這兩種渠道是民眾表達訴求的過程。提案最終能否成為法律，需要經(jīng)過程序，立法機構自身也有議程設置。

在表達民意、推動立法的過程中，這兩種模式的實施也有一定局限性。在韓國，國會議員自律性受到制約、專業(yè)性不足等都會影響議員動議法案渠道的實施。在中國，人大代表向全國人大提出的法律案,是否列入會議議程,有三種處理程序。因此，有的提案可能進入會議議程，有的則被置于議程之外。

個案推動立法仍在路上

在韓國，民眾或社會組織對于政府的施壓不僅在輿論上，也通過社會運動或請愿行為。

“雪莉法”事件中，世界路文化藝術聯(lián)合會、韓國演藝信息工會、韓國勞總等100多個團體，以及有過惡意留言經(jīng)歷的藝人同事等200多人，自發(fā)參與了惡意回帖防止法行動。青瓦臺“國民請愿”網(wǎng)頁上“要求出臺‘雪莉法’”的請愿人數(shù)也已過萬。

青瓦臺“要求出臺‘雪莉法’”的請愿網(wǎng)頁 圖源網(wǎng)絡

發(fā)生在少數(shù)個體身上的悲劇事件，通過大眾傳媒進入到公眾視野，對制度和法律的完善會起到積極推動作用。如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報》報道《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引發(fā)廣泛的社會輿論，對廢止《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起到重大推動。

無論是新聞報道，還是電影的上映，媒介將事件放置于公眾討論的領域中，將大眾對當事人的關注轉移到對我國法律體系的探討，促使公眾輿論的形成。

如今，民意的表達更多依托于社交媒體，聚集的觀點和直觀的數(shù)據(jù)無不反映出公眾輿論的走向。在《我不是藥神》案例中，#藥品管理法大修#新浪微博話題有320.7萬閱讀量，#我不是藥神原型#達到1億閱讀量和2.2萬討論量。

西南政法大學副教授蔡斐曾發(fā)文表示，近年來，媒體、網(wǎng)絡等在立法進程中，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催生、動員、引導、論證和普法作用。一方面，媒體開始從以普及法律知識為核心的法制宣傳期邁向以完善法律為核心的媒體介入期。另一方面，經(jīng)由媒體與輿論，公眾逐步通過行動或言論來影響立法者的選擇，公眾參與立法從文本不斷走向實踐。

盧梭說，“立法權是屬于人民的，而且只能屬于人民的。”在這一點上，呈現(xiàn)公眾輿論的媒體，扮演了推進公眾參與立法的重要角色，成為調(diào)和立法“劇場化”和“廣場化”矛盾的中介平臺。

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郭萍表示，媒體和輿論介入司法程序，其實是一把雙刃劍。尤其是在刑事案件中，代理人或當事人會利用媒體報道大打親情牌，試圖通過輿論干擾民眾對案件的判斷，向法官判案施壓，但是法官判案的根本原則應是以事實為依據(jù)，以法律為準繩。

實際上，并非所有個案都能啟動輿論，進入立法程序。蔡斐副教授認為，這類事件應該符合國家或地方的立法需求，有相關專家群體進行深入討論，并且與公共利益密切相關。

那么，當個案進入立法程序后，立法機構和政府為了回應社會輿論，對此類立法在程序執(zhí)行和審議時間上是否具有優(yōu)先性呢？劉誠副教授回應，這種情況一般是不會出現(xiàn)的，“政府具有獨立的判斷，不會那么容易受到民意的裹挾和利益集團的影響。”然而，有時民眾會認為政府遲鈍，對重要問題缺乏回應。

郭萍教授提出，此類立法是否具有優(yōu)先性，需要考慮國家立法程序、立法資源，以及該提案是否涉及國家政治、經(jīng)濟、貿(mào)易等各方面的重大利益。“（立法機構或政府）不會僅僅因為媒體輿論的聲音，就擅自決定其具有優(yōu)先性。但是媒體的關注，會在一定程度上加快該立法的進程是可以預見的事情。”

立法機關和政府有關部門對典型性個案的積極回應在一定程度上推動著中國法治進步。郭教授表示，隨著時代的發(fā)展，我國現(xiàn)行的法律條文存在著滯后現(xiàn)象，我們應該對它們進行修正。但國家修法、立法有嚴格的程序，有限的時間內(nèi)一些民眾認為的重要議題可能會被相對滯后的回應。當?shù)湫托允录l(fā)生之后，事件可能會推動立法機關對相關議題的修法、立法進程，這是一個積極的作用。

典型性個案是少數(shù)的，但其推動的法律和制度的完善卻保障著大多數(shù)人的權益。不論是中國還是韓國，始終在法治建設的道路上行進著。

參考資料：

[1]蔡斐. 重視立法進程中的媒體作用[N]. 深圳特區(qū)報,2018-06-12(B11).

[2]鄭繼永,王星星.韓國國會的立法過程[J].當代韓國,2017(03):25-39.

[3]周旺生.論全國人大的立法運作制度[J].法治論叢,2003(03):31-35.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

注釋：

“限制性本人確認制”原適用于日用戶數(shù)量超過20萬（網(wǎng)絡媒體）和30萬（門戶網(wǎng)站、視頻網(wǎng)站）的情況。按照施行令修正案，今后將把范圍擴大至日用戶數(shù)量超過10萬的所有網(wǎng)站運營商。

“網(wǎng)絡侮辱罪”的處罰程度比韓國《刑法》所設的侮辱罪提高了兩倍以上，韓國現(xiàn)行侮辱罪可處以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200萬韓元以下的罰款，量刑較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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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潘雨

編輯 | 趙萱 黃曉韻

審核 | 劉頌杰

終審 | 黃毅

原標題：《韓國“雪莉法”在路上：個案如何推動立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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