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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扎根在瘧疾地區的中國人，挽救了幾千條人命
“緬甸衛生的事兒，可以多問問張軍”。當一些中國機構準備在緬甸開展衛生活動時，他們經常會聽到這樣的建議。
張軍曾任職于中國衛生部，離職后加入英國民間慈善機構 “無國界衛生組織”（Health Unlimited，簡稱HU）前往緬甸開展衛生救助項目。2011年，無國界衛生組織更名為“健康扶貧行動”（Health Poverty Action，簡稱HPA）。
緬甸——被世界遺忘的地方
1993年，HU希望在緬甸北部（緬北）開展衛生救助項目，需要人手，一位在這里工作的朋友向張軍發出了邀請。彼時，張軍在衛生部已經工作了7年，對于體制外的世界躍躍欲試。帶著好奇，他決定跨過邊境到緬甸去看一看。
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算不上富足，但緬北農村近乎原始的生存方式仍然令張軍印象深刻。“很貧困，一家人住在草棚里，就一件衣服，誰出來就遮一下，不出來的就在里頭光著。”張軍聽說，上世紀50年代以前，當地佤族村子之間爭奪地盤還用人頭祭祀，勝利的一方會將對方的人頭高高掛在寨子門口。
當地人接生孩子的原始方式和產婦的高死亡率更是帶給張軍巨大的沖擊。“她們自己給自己接生，婆婆給兒媳婦接生，臍帶拿牙咬斷，用竹片隔斷。”
除了產婦，孩子也是緬北的一個高死亡率群體。據張軍調查，在中緬邊境地區，幾乎所有的中年婦女都失去過孩子。因為沒有疫苗，孩子們死于麻疹、百日咳、肺炎等各種傳染病。“現在許多致命的傳染病都有可預防的疫苗，死亡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只是他們沒有享受到基本的健康權利，完全不該死。”
但情況并沒那么簡單。緬北地區長年以來是“三不管”地帶，地方少數民族武裝長期割據，導致國際救助資源一般情況下無法到達該地區，大量兒童因此在缺醫少藥的情況下死去。
除了婦女兒童的高死亡率，這片土地上還長期籠罩著瘧疾的陰影。在緬北，幾乎人人都得過瘧疾，瘧疾是5歲以下兒童死亡的首要原因。特別是惡性瘧疾，如果沒有藥物治療會致死，治療延遲也可能會留下殘疾。
張軍說：“治療瘧疾的藥是在小賣部里掛著賣的，真偽無人監管，老百姓吃藥也不按療程，癥狀沒了就不吃了，但其實體內蟲子沒殺死，蚊子一叮又傳染了。如果長期如此將導致藥物敏感性降低，最終可能蚊子吃這藥就跟吃糖似的，耐藥了，以后這個藥就不好用了。”
張軍覺得，緬北這個地方似乎被世界遺忘了，他決定留下來。
一邊“救急救命”，一邊“要飯”
決定留下來之后，張軍定了一個救助目標：先爭取讓不該死的別死。
于是他從教當地人消毒接生做起。他告訴她們：“拿爛剪子、竹片割臍帶是不對的，剪臍帶要用酒精消毒，我給你們提供消毒工具。”
張軍及團隊在緬北推廣產檢和新法接生后，當地孕婦生產過程中感染破傷風的情況逐步減少，有高危癥狀的孕婦則被動員到有條件的地方生產，產婦死亡率明顯降低。
為了保證國際救助資源進入緬北以降低該地區兒童的死亡率，張軍帶領HPA積極促進緬甸中央政府衛生部與地方少數民族武裝下轄的衛生部門之間的溝通、合作。逐漸地，緬北地區的冷鏈系統、衛生設施和衛生服務隊伍得到了顯著發展，患病兒童得到有效救助的機會也因此大大增加了。
早先，伴隨孩子高死亡率的是高出生率。慢慢地，一些婦女偷偷跑到HPA，“張大夫，能不能給我們點避孕的東西？原來我生10個活5個，現在生1個活1個，我養不動了。”
“這說明什么問題？成活率高了，死亡率低了，這個指標特別敏感。”張軍說。
如果說“不該死的不死”是“救急”，傳染病防控便是“救命”，“救急救命”很長時間都是HPA在緬甸的策略。當婦女兒童的死亡率得到一定的控制，2005年，張軍開始做瘧疾防控。
瘧疾主要通過蚊蟲傳播，防控并不難，有效的手段就是藥物加蚊帳。蚊帳也是加入了藥物的，對蚊子有趨避作用，但是緬甸地區長期缺乏供應。2006年至2016年10年間，HPA在緬甸查出疑似發熱瘧疾病患80萬人，治療了21萬人，提供了79萬頂蚊帳。有了蚊帳和正規的藥物，瘧疾很快得到控制，死亡率明顯下降。
除了“救急救命”的工作，張軍還需要四處籌集項目資金，他經常跟人說，“我就是個要飯的”。但是，為老百姓要飯，他覺得不丟人。1993年，從十幾萬元項目資金起手，到如今幾億的項目資金中標，隊伍也從1人發展到200多人。
2018年9月26日，張軍收到了聯合國項目事務署的通知，HPA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合作的兩個項目經全球競標后全部中標，HPA又多了1億多元的項目資金。
謝謝你們中國人
對于張軍來說，HPA在金三角地區開展的項目“太特殊了”。初到緬甸，一步步把項目做起來，他所經歷的困難外人難以想象。
最開始給兒童接種疫苗時，由于當地缺乏疫苗供應，疫苗配送需要冷鏈，張軍和同事就扛著冷藏包準備到村子里給孩子們注射，但他們到了之后卻發現整個村子都空了。后來才知道，當地頭人（相當于意見領袖）提前給村民報信，“說打針是拿孩子做實驗，所有人都抱著孩子躲了起來。”
沒辦法，張軍只能先去說服頭人，解釋HPA是什么組織，疫苗能給孩子帶來什么好處。“頭人就把那些扛槍的（士兵）找來，把寨子圍起來，誰也別跑，把孩子按著打疫苗。”
隨后的事情就簡單很多，“孩子打完疫苗不得病、不死了，大家就知道你這個東西是好東西，你下次去，只要告訴他們什么時候會再去，村里婦女早早地都在山頭上抱著孩子等著，米酒都給你準備好了，特歡迎。”
為了和當地村民更好地建立信任，張軍和同事在項目所在區的居民社區、在緬的中國籍流動人口和在緬中國企業雇員中選拔出400 余名能夠使用當地語言、了解當地情況、熟悉當地習俗并有一定影響力的衛生工作志愿者，包括村長、村小學老師、接生婆、工頭等，與地方政府管理部門一起多次舉行村民大會，提升公眾對志愿者瘧疾防控工作的認可和配合程度。
如今，HPA團隊在當地的待遇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在當地社區給百姓診斷瘧疾發放蚊帳時，一名當地老百姓問張軍：“你真的是中國人？”張軍很驚訝。對方告訴他，當地有不少中國人，但都是來緬挖礦、伐木、淘金的老板，他們還沒見過像張軍這樣來幫老百姓防病治病的中國人。話雖然是夸獎，但張軍感覺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傷害 —— 當地人不相信中國人會做幫助別人的事。
事情后來有了變化。前兩年，張軍找北大的教授去給緬甸做項目評估，當地百姓不斷跟教授說“謝謝你們中國人”。
教授回到北京跟衛生部門的領導說：“你可要感謝張軍，我去緬甸給他們做評估，因為他們項目人員大部分都是中國人，人家老百姓以為項目錢都是中國人出的，一個勁說謝謝你們中國人，其實錢是英國出的，在那個地方你可得了個大便宜。”
說起這些，張軍覺得“有意思”，也覺得自己和HPA無愧，因為“在緬甸這個圈子里，我們是做得最好的”。
“這種東西”是物質帶不來的
上世紀90年代，張軍辭去政府要職只身前往貧窮、落后、戰亂紛仍的地區，幾乎沒有人理解他的選擇，如今他從另外的渠道實現了自己的價值，卻從沒想過能走到今天這樣“好像很高大上的樣子”。他覺得，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往下使勁扎，“絕對是有料的”。
剛去緬北的時候，張軍得過瘧疾，也有半夜遭遇突發戰爭慌忙逃走的經歷。他以為自己干完兩年就走了，“但每一次想要放棄時，總發現手里的活兒還沒干完，就這么干了20多年。”
張軍在北京有很多老朋友，多是司局級。與老朋友們聚會，席間說起張軍從衛生部走出去又回來的曲線經歷，都覺得他“經歷了很多，挺有意思”。他也有一些在國外的朋友，“年薪上百萬美金”，他們說起張軍的選擇，也都是滿口贊揚。
但有時候，張軍心里也難免有些落差。“我是1985年到部里，1992年離開的，7年，我們待下來的人基本上現在都是司長，你看，我戶口還在北京，但北京我都沒房子。”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他知道他是富有的，“從我個人來講，救了幾千條命肯定有了，我作為學醫的，回應了世界上最需要回應的人。”
在緬甸20多年，張軍從緬甸老百姓身上學了太多東西。雖然生存的條件艱苦，但是他們面對死亡和苦難的態度，讓張軍佩服，“比我們堅強很多，坦然多了。”張軍覺得，他帶給緬甸老百姓的有可能是援助的錢，但是緬甸老百姓告訴他更多的是人生的價值。
在緬甸，張軍發現溝通很簡單，人與人之間不會說謊，“可能從小就沒有學會為了掩蓋什么東西去說謊。”這種簡單的環境和狀態，讓他覺得舒服，“這種東西是物質帶不來的”。
到北京出差時和老朋友見面，張軍覺得越來越不適應了，“關系都很好，但畢竟我們生活的環境太不一樣了，談論的東西都不一樣，他們說我不食人間煙火，有點不在一個頻道上，不在一個狀態。”他描述不出那種落差，“就有種孤獨感。”
在城市里待久了，張軍會趕緊去山里待一段時間，“火塘里架上火，沒電，就躺在火塘邊煙熏火燎的，跟大家嘮一嘮，我就裹著什么東西一睡，就那感覺。”那樣的環境里，他感到放松和安全。
其實在緬甸，像張軍這樣的NGO成員還有很多，他們大多來自日本、美國和歐洲，作為國際交流與合作的橋梁扎根緬甸多年并發揮著民間外交的重要作用。
近年來，中國NGO在推動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過程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緬甸是如何看待中國和“一帶一路”？NGO又是如何利用社會創新解決當地的社會問題呢？或許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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