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現代社會女性教育程度和勞動參與率的提高，“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角色分工已逐漸被打破。一方面，女性在婚后勞動參與率的大幅提高使得妻子對家庭的經濟貢獻已變得越來越重要，一些研究也陸續發現母親的社會經濟地位對子女的學業表現、認知能力發展和身心健康有重要影響。另一方面，母親經濟地位的提高和傳統家庭角色的轉變也迫使父親需要更多地承擔起養兒育女的責任，這導致近些年來，關于父親育兒角色和育兒功能的研究逐漸成為西方學者關注的熱點。

與西方國家相同，中國家庭的育兒方式和育兒觀念也在經歷著類似的轉變。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性別平等觀念的普及和女性社會經濟地位的提高，那種傳統的完全由母親承擔育兒責任的育兒方式受到了人們越來越多的批評。與此同時，社會上要求父親分擔育兒責任的呼聲也越來越高。2013年，湖南衛視熱播的親子真人秀節目《爸爸去哪兒》更是將全社會關于父親育兒的討論推向了高潮。但這些討論大多是泛泛而談，科學嚴謹的關于父親育兒投入的實證研究卻并不多見。

鑒于這種情況，本文使用“中國教育追蹤調查”（CEPS）在2014-2015學年的調查數據描繪了當前中國父親參與育兒的現狀，并探索了父親育兒投入對青少年發展的影響。2014-2015CEPS數據調查了9449名初三學生，詢問了他們父母的基本特征、父母的育兒參與程度以及與父母溝通的情況。我們對其中8312個數據完整的個案（城鎮戶口占47.1%，父親平均教育年限10.6年，母親平均教育年限10.0年）進行了統計分析，得到了以下主要的研究結論：

父親育兒投入水平顯著低于母親

研究發現，在當代中國家庭，父親參與育兒比較普遍，但參與水平依然明顯低于母親。具體而言，從育兒活動的參與情況來看，樣本中有49.6%的父親平時會照顧子女的日常生活起居，29.8%的父親會輔導子女做功課和學習，33.3%的父親會陪同子女娛樂玩耍。相比之下，母親平時參與這三項育兒活動的百分比則分別為78.9%、40.6%和42.9%。所以，無論從哪個方面看，母親的育兒投入都明顯高于父親。

其次，從父母與子女溝通交流的情況來看，子女表示平時經常與父親討論學校發生的事情、與同學的關系、與老師的關系以及自身的心事和煩惱的百分比都明顯低于母親，而表示從來不與父親討論上述問題的百分比則都明顯高于母親，所以母親平時與子女的溝通與交流也比父親更多。

最后，從子女與父母的關系來看，受訪者認為與父親不親近、一般和很親近的百分比分別為4.0%、40.6%和55.4%。相比之下，表示與母親的關系不親近、一般和很親近的百分比則分別為2.0%、24.7%和73.3%。所以子女與母親的關系也更加親密。

綜合上述三個方面，我們認為，在當代中國家庭，雖然父親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到育兒活動之中，但他們育兒投入的水平依然明顯低于母親。這一結果既可能與“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角色分工有關，也可能與祖輩參與照顧孫輩的家庭傳統和因人口流動導致的兩地分居的居住模式有密切的關聯。

父親育兒投入的影響因素

研究發現，父親育兒投入的水平受子女性別、年齡、是否獨生子女、戶口性質、居住地、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祖輩是否參與育兒和家庭居住格局的多重影響。

首先，子女的性別和年齡對父親的育兒投入有顯著影響。當子女是男孩時，父親在所有三個方面的育兒投入水平都會顯著增加；此外，當子女年齡較小時，父親與子女溝通交流的頻率也會顯著增加，這些發現都與國外的相關研究完全一致。

其次，子女的戶口和居住地也對父親育兒投入有顯著影響。當子女是外地戶口（即流動兒童）時，父親參與育兒活動的種類會增加，但與子女的溝通交流和與子女的關系都會受到負面影響。子女是非農戶口對父親參與育兒活動沒有顯著影響，但會顯著降低其與子女情感交流的頻率和與子女關系的親密程度。最后，如果子女居住在城鎮，父親參與育兒活動的種類會增加，但與子女關系的親密程度會下降。

綜合上述結果可以發現，處于流動之中和居住在城市的子女得到父親日常照料的可能性較高，但與父親的溝通和感情卻較弱。這可能是因為流動和城市生活經歷增加了父親在日常事務上的育兒投入，但因為工作繁忙等其他原因，他們也或多或少忽視了與子女的情感交流，導致了與子女關系的疏離。不過，流動經歷和居住在城市對父親育兒投入的影響不能一概而論，需要結合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

第三，父母的教育、職業和家庭經濟狀況也對父親的育兒投入水平具有顯著影響。分析結果顯示，當父親的教育程度和職業地位較高時，他們在所有三個方面的育兒投入水平都會顯著增加。這可能是因為，較高的教育和職業地位改變了父親傳統的性別角色觀念，這使得他們更加愿意參與到育兒活動之中。

此外，分析結果還顯示，母親的教育程度和職業地位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父親的育兒投入水平，這可能是因為，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母親通常也有較高的家庭地位和“議價能力”，因而，她們也更有能力說服父親參與育兒工作。

最后，家庭的經濟狀況越好，父親參與事務性育兒活動的可能性越小，但與子女溝通交流的頻率以及與子女的關系都會顯著提高。這可能是因為，經濟狀況較好的家庭會將事務性的育兒活動外包，而將主要的精力投入到與子女的情感交流之中。

第四，家庭的人口結構和居住格局也會影響父親的育兒投入水平。具體來說，在獨生子女家庭，父親的育兒投入水平相對較高。基于資源稀釋理論，這可能是因為在獨生子女家庭，父親可以將有限的育兒時間和精力集中在一個小孩身上。

此外，當家中有同住老人的時候，父親參與育兒活動的數量會顯著降低，但與子女溝通交流以及與子女的親密關系并不會受老人同住的影響。由此可見，祖輩的存在確實對父親的育兒功能有一定的替代作用，但這種替代作用僅針對事務性的育兒活動。

最后，父母是否在家中居住也對父親育兒投入有顯著影響。特別是，當父親不在家中居住的時候，其參與育兒活動、與子女溝通交流以及與子女的關系都會受到顯著的負面影響。在當代中國家庭，外出務工經商是造成父親與子女兩地分居的主要原因。雖然從某種程度上說，父親外出務工經商可以改善家庭的經濟狀況，但因此造成的兩地分居，以及因為兩地分居導致的育兒投入水平的下降應該引起所有家庭和全社會的共同關注。

父親育兒投入對青少年發展的影響

我們從考試成績、學習態度、教育期望、身體健康、 自評健康、朋友數量、朋友質量、正面行為和負面行為這十個方面考察青少年發展，并從育兒活動、交流溝通和與子女關系三個方面考察父親的育兒投入。

研究發現，父親育兒投入對青少年各方面的發展都有顯著影響。對比三個不同維度的父親育兒投入可以發現，育兒活動的影響僅在部分因變量上統計顯著，而與子女交流溝通以及與子女的關系則幾乎對所有因變量都有非常顯著的影響。由此可知，父親與子女的情感交流比單純提供日常照料更加重要。而情感交流恰恰是很多父親（特別是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父親和流動兒童的父親）在育兒時相對容易忽視的一個環節。最后，對比父親和母親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母親育兒投入對青少年發展的影響與父親非常相似。研究發現，父親育兒投入對各方面青少年發展指標的總解釋力為24.44%，而母親育兒投入的總解釋力為24.10%，二者幾乎完全相同。總體來看，父親和母親對青少年發展具有同等重要的影響。

最后，為了進一步研究父親育兒投入的影響是否存在性別差異，我們將子女分男女分別進行了回歸分析。研究發現，父親育兒投入對兒子和女兒各方面的發展都有顯著影響，但從交互項的統計檢驗結果看，在某些方面，這種影響確實有所不同。具體來說，在與子女學業表現、行為表現和交友數量上，父親對兒子的影響要略強于女兒，而在其他方面，則不存在明顯的性別差異。

綜上所述，本文發現，在當代中國家庭，父親參與育兒對青少年發展有極為重要的影響，且這種影響在某種程度上說并不亞于母親。然而，中國父親參與育兒的程度依然偏低，特別是那些居住在農村、教育程度較低和長期與子女分居兩地的父親。

除此之外，本文還發現，父親與子女的情感交流比單純地參與事務性的育兒活動對青少年發展的影響更大。而在情感交流方面，父親與母親的差異也更明顯。基于上述發現，我們認為，在當代中國家庭，父親參與育兒的水平和效果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我們應當鼓勵中國父親盡可能多地參與育兒，特別是與子女的情感溝通，這不僅對子女的健康成長有利，也是推動性別平等、構建和諧家庭的題中之義。

（作者許琪系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王金水系南京大學社會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