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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70年來，《解放日報》記錄了上海的日日夜夜，上面的每一個詞語，都可以說是觀念和事實的容器，每一個詞語，都是在時間的流程中建構、定性與發展，凝結當下的思想資源，又不斷被歷史記憶喚起，在新的環境中得到再詮釋、再建構。

作者：李彤彤 肖書瑤 脫崟 尤莼潔 實習生 趙鹿鳴

“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在地球上站起來了！” “中國人民已由過去被壓迫被剝削的奴役地位，一躍而為現在管理國家政權的主人翁。”

1949年10月2日，上海《解放日報》在報道開國大典的同時，發表了社論《慶祝新中國誕生保衛世界和平！》，慶祝“中國人民自己的解放和新中國的誕生”。

這張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機關報傳承了延安《解放日報》的報名——創刊于抗日戰爭期間的中共中央黨報取名“解放”，正是為了表達為中華民族解放運動奮斗的志向：

“中國共產黨的使命就是本報的使命……世界必然要變成一個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國必然要變成一個中國人民獨立自主的中國。”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誕生，國家和人民的解放，也從理想變成現實。兩張《解放日報》的“解放”，在時空中遙相呼應。

70年時光飛逝，“解放”一詞，出現在《解放日報》逾14萬篇的新聞稿中。

70年的時光中，“解放”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不斷滋長，超越了革命時代的敘事語境，滲透到歷史的脈絡中，不斷被塑造又反過來影響著人們的觀念。作為一個具有政治共識意義的詞語，“解放”，是這張報紙的一部分，更是這個國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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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國家記憶

1949年，《解放日報》一共有8190篇文章提到了“解放”，1952年后，出現“解放”的文章篇數有所回落，但在1964年后一路攀升，1970年達到頂峰，占《解放日報》整個稿件數的23.5%。1978年至1981年，《解放日報》上含有“解放”的稿件占比從14.44%跌落至5.26%。1983年后便常年保持在5%以下，但2010年以后，又逐步回升。

1949年的《解放日報》上，與“解放”同時出現的詞語，頻次最高的是“進軍”、“偉大勝利”、“誕生”等。

此時的“解放”，銜接了它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涵義。“解放”這個詞語并不是外來詞，在古代漢語中就存在，《唐宋詞百科大辭典》解釋“解放”是“解開、解除束縛”的意思。20世紀初，隨著西方思潮的傳入，“解放”被用來翻譯“liberation”一詞，從此帶有了革命啟蒙的色彩，并在使用中逐步與國家和民族的獨立、尊嚴、自由緊緊聯系在一起。中國共產黨更視其為自身的理想和使命。

在中國人民的解放歷程中，上海的解放是具有獨特地位的。《慶祝大上海的解放》寫道：中國人民的大翻身是以大上海的解放為標志的，“人民解放戰爭發展到大上海的解放，這乃是二十世紀中葉震動全世界全人類的偉大歷史事件，在今后的世紀中，偉大的中國人民將以他的智慧和勞動，來建設獨立的，自由的，繁榮的新中國，來推進全世界的和平民主事業。”

從積貧積弱、被列強欺辱的舊中國，到獨立的、自由的、繁榮的新中國，這個意義上的“解放”，從動詞變成名詞，特指1949年這個歷史性的節點。“解放后/以來/以后”，作為一種時間狀語，被用來作為區隔不同歷史時期的時間標記。雖然“解放”在報紙上出現的篇數逐年下降，但到建國逢十周年慶，篇數就會有所增長，例如1999年，2009年等。

盡管今日大眾的語言與70年前已發生很大變化，但“解放”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其特殊的地位是永恒不變的。

70年來，《解放日報》上和“解放”同時出現的高頻詞有“中國”、“上海”、“國家”、“群眾”、“革命”等詞匯。對今天的十四億中國人而言，“解放”這個詞語永遠和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緊緊聯系在一起，代表著那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也代表著共同的情感牽絆和集體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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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出歷史舞臺的“解放”

1949年之后，中國各地的解放已經基本完成，但“解放”在某些詞組上，仍然延續了革命時代“使獲得獨立自由”的含義，只不過客體有所變動。

“解放臺灣”是其中一個詞組。《解放日報》上最早出現“解放臺灣”，見于1949年6月14日發表的新華社稿件《臺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謝雪紅痛斥美帝妄想吞并臺灣》，文章最后寫道：“由于中國大陸即將全部解放，臺灣解放的日子已經不遠了。”1950年，《解放日報》上共有933篇文章提及“解放臺灣”。此后，在1954年美臺簽訂《中美共同防御條約》后的1955年、第三次臺海危機時的1958年，“解放臺灣”的詞頻又出現了兩次高峰。

1978年，是“臺灣”最后一次經常和“解放”一起出現。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告臺灣同胞書》，表示“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臺灣現狀和臺灣各界人士的意見，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臺灣人民蒙受損失”。（《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告臺灣同胞書》，1979年1月1日）

1979年鄧小平訪美期間，回答美國參議員提出的關于臺灣的問題時說：“我們不再用‘解放臺灣’這個提法了。只要臺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里的現實和現行制度。”（《世界人民利益要求中美永遠友好 鄧副總理與美參議員共進午餐并出席眾議院茶話會》，1979年2月1日）

此后《解放日報》再提及臺灣問題，“和平統一”成為最緊密的關聯詞。2019年，在《告臺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習近平就維護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提出了五點主張，再次重申“一個中國”原則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強調“歷史不能選擇，現在可以把握，未來可以開創”，“中國人要幫中國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 兩岸的事是兩岸同胞的家里事習近平提出探索“兩制”臺灣方案》，2019年1月3日）。

另一消失在歷史語境中的高頻詞語是“民族解放”。這里的民族并不特指中國，而是指廣泛的第三世界。1955年第一次亞非會議在萬隆召開后，至1966年，《解放日報》上有關“民族解放”的文章4800余篇，同時被反復提及的詞語則是“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

“民族解放”相關的“民族”，各個時期各不相同。新中國成立之初，“民族解放”相關最多的是印尼、緬甸、菲律賓等亞洲國家；不結盟運動時期，阿爾及利亞、剛果等非洲國家的新聞經常出現在《解放日報》上；進入60年代以后，因為古巴危機和越南戰爭，古巴和越南也成為備受國內關注的兩個國家。

這期間所興起的“解放陣線”、“解放斗爭”、“解放組織”、“民族解放”等詞語，均與獨立運動浪潮中的亞非拉國家有深刻關聯。

“婦女解放”這一詞語的高峰同樣出現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在改革開放后逐漸淡出視野。

解放頭幾年，和“婦女解放”聯系最頻繁的是“婚姻制度”。1950年4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發布，明確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義婚姻制度，“打破了幾千年來封建婚姻制度所加于婦女的枷鎖，推翻了舊社會以男子為中心的‘夫權’統治，使中國婦女解放事業，更有了新的內容和發展。”（《堅決擁護婚姻法！全總·青年團中央 婦聯·民青聯·學聯聯合通知》，1950年5月9日）從這一階段相關的高頻詞“男女平等”、“美滿生活”、“移風易俗”等可以看出，“婦女解放”在最初針對的是“夫權”，其意義在婚姻和家庭層面較多。

但“婦女解放”的效應很快從家庭中溢出。毛澤東在1955年說：“中國的婦女是一種偉大的人力資源，必須挖掘這種資源，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在“婦女力量大無邊，頂住半片天”的口號下，婦女成為工農業生產的重要力量。1960年，上海全市女職工達到了66萬人（解放初期這一數字只有4萬人），組織起來進行各種加工生產和社會服務性勞動的里弄婦女有20多萬人，“婦女解放事業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上海的婦女們，前進，前進，再前進！》，1960年12月16日）

以國家權力保障的婦女解放運動，客觀上促進了中國女性主體意識的蘇醒、職業地位和教育機會的提高，至今仍深刻影響著中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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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生產力——從發展經濟到改革開放

解放后，上海迅速投入了恢復建設和生產工作，1952年，上海工農業生產、財政稅收等都恢復到解放前的最高水平；城鄉居民儲蓄2.27億元，為1949年的31倍。這期間，與“解放”一起出現的高頻詞還有“生產”、“建設”和“發展”。1949年，“生產”出現9109次，“建設”出現4779次，“發展”出現4729次；1950年，“生產”出現18397次，“建設”出現5880次，“發展”出現7243次。

“解放”作為動詞，也有了新的賓語——1950年2月3日，《解放日報》轉載北京市委書記彭真的署名文章《慶祝北京解放一周年》，首次出現“解放生產力”這個詞組：“革命的終極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而早在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就使用了“解放生產力”的概念。

1954年3月17日，經濟學家沈志遠發表在《解放日報》上的《總路線與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法則》指出，中國解放生產力的方式，是“對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解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使生產關系重新適合于生產力的發展。”

這一時期，“解放生產力”被作為社會生產和建設的基本目標提出。1956年10月，《解放日報》發起了“生產關系跑在生產力前面嗎”的討論，以讀者來信的方式討論“我國國內當前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與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應如何理解，討論實際上觸及了當時經濟建設中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后來還擴展到廣州日報、長江日報等十幾家報紙，引發了全國反響。

1957年，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指出：“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此后，“解放生產力”的使用頻率開始下降，1961年、1962年的《解放日報》上甚至沒有出現。1976年，“解放生產力”出現于批判“唯生產力論”、“黑貓白貓論”的文章中，“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一定要以階級斗爭為綱。”（《揭穿“三項指示為綱”的反動實質》，1976年2月29日）

改革開放后，“解放生產力”的含義回歸常識。1980年7月14日刊登的文章《今年夏糧作物大幅度增產》，報道磚橋公社三麥總產量創新高，“這個歷年名落孫山的窮水鄉之所以能在多災之年得頭牌，主要是他們……積極解放生產力的結果”。這一年，這個詞語也擴展到經濟領域以外：“文藝領域的精神生產，面臨著一個改變‘生產關系’、解放生產力的迫切問題。”（《改善黨對文藝的領導 把文藝事業搞活》，1980年9月18日）

這一時期，“解放生產力”更多是作為經濟工作領域的名詞出現，政治色彩很弱，與社會發展階段、社會性質等關系都不大。

“解放生產力”出現的再一次高峰是在1992年，《解放日報》有78篇文章提到“解放生產力”，60篇文章提到“發展生產力”。這年的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視察，沿途發表了重要談話，明確指出：“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南巡講話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內涵超過了單純的經濟領域，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標志性話語之一。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和“市場經濟”經常出現在同一篇文章中，至2019年《解放日報》上兩組詞語同時出現的文章共有289篇。

各屆領導人在講話中也多次提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2017年，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必須堅定不移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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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從轟轟烈烈到實事求是

《解放日報》上出現“解放思想”這一詞語的首次高峰是1958年。當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針對破除對斯大林和蘇聯經驗的迷信問題，毛澤東提出 “揭掉蓋子， 破除迷信，去掉壓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要“敢想、敢說、敢干”。8月，北戴河會議宣布了1070萬噸鋼的生產任務，“大躍進”轟轟烈烈開始了。

這一年，“解放思想”一詞在《解放日報》的451篇文章中出現，從工廠工人、到科普工作者、再到京劇藝人……各行各業都在“沖破一切陳舊規章的束縛，鼓足干勁，力爭上游”。過于狂熱的氣氛導致“衛星”遍地，但隨著大躍進運動的式微，“解放思想”很快在1962年跌落至兩篇。

“解放思想”再一次高頻出現在《解放日報》上，就要20年后了。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作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強調“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這次講話實際上針對了當時黨內“兩個凡是”盛行、教條主義嚴重的狀況，鄧小平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眾的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

作為意識形態領域的正本清源，這次講話為全面推進改革開放奠定了思想基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八個字，也成為時代的格言。

實際上，鄧小平講話的兩個月前，1978年9月20日《解放日報》第二版發表的《習仲勛同志在廣東省委常委學習會上作重要發言 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一文中，就已經提到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該文是對廣東省委常委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學習會的報道，時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的習仲勛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文章指出：“堅持用實踐來檢驗理論、路線、方針、政策，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

1979年，“解放思想”出現在《解放日報》上590篇文章中。其中“上海”和“解放思想”同時出現的有286篇。“解放思想”的報道遍及各個領域，但最多還是在經濟領域。如1979年9月，上海市增產節約交流大會上，六個單位介紹如何“解放思想”，服裝工業公司是“與一些公社和街道組織聯營企業，兩三個月就投入生產”，市五金交電公司則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兩條腿走路，兩條渠道進貨”……（《解放思想，把經濟工作做細做活》，1979年9月21日）

大量細節說明，“解放思想”并不只是觀念，也是行動。

“解放思想”出現的另一波高峰，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這次講話針對當時人們思想中普遍存在的疑慮，重申了深化改革、加速發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明確指出“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開手腳，結果是喪失時機，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而之前的1991年，《解放日報》根據鄧小平在上海過春節時的內部講話，發表了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評論，第一篇《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便旗幟鮮明地提出了“進一步解放思想”：“我們要進一步解放思想，突破任何僵滯的思維方式的束縛，以改革開放貫穿全年，總攬全局。”皇甫平系列評論文章中，多次出現了“新的思想解放”，“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思想解放要進入新境界”這樣的語句。

1992年以后，每逢改革開放及南巡講話的十周年紀念，比如1998年、2002年、2008年等，“解放思想”都會在《解放日報》上迎來一波小高峰。

《解放日報》見報稿件中，習近平與“解放思想”一起出現的共有696篇。第一次，是他在擔任上海市委書記期間的一次市委常委學習會上，指出“要始終不忘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始終不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領導干部要做到六個“始終不忘”》，2007年4月14日）

最近一次，則是十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體學習。習近平強調，“這次軍事政策制度改革力度大，要解放思想，堅決破除一切不合時宜的思想和行為障礙，善于謀新策、出新招、走新路”。（《凝心聚力 把新時代強軍事業不斷推向前進》，2019年8月1日）

縱觀“解放思想”的內涵，始終圍繞著“什么是社會主義、 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不斷從傳統觀念和體制當中尋求突破。在這一過程中，“解放思想”逐漸成為全黨“統一的思想”，并發展成為中國共產黨執政思想的重要內容，支撐中國一次又一次在關鍵時刻的戰略選擇。

70年來，《解放日報》記錄了上海的日日夜夜，上面的每一個詞語，都可以說是觀念和事實的容器，每一個詞語，都是在時間的流程中建構、定性與發展，凝結當下的思想資源，又不斷被歷史記憶喚起，在新的環境中得到再詮釋、再建構。

回望《解放日報》上的“解放”，是回望歷史，也是連接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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