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外交70載，許多令人難忘的“高光時刻”歷歷在目，既有耀眼的亮度，也有十分感人的溫度。

在新中國七十華誕到來之際，澎湃新聞專訪多位曾經代表中國出使海外的大使。他們曾是新中國外交不同發展階段的見證者，是祖國實力不斷壯大、在國際舞臺上愈發“舉足輕重”的親歷者，更是在世界多個地區、各個大洲代表和維護中國國家利益和國家形象的實踐者……

今天的“國家大使”系列，刊發我國前駐APEC高官、駐尼日利亞、駐哥倫比亞大使王嵎生的專訪。

“誰是中國最帥的外交官？”“王嵎生！”

1998年9月15日，在馬來西亞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高官會議的晚會上時，有人突然高喊了這樣一個問題，現在回憶起自己當初代表中國擔任駐亞太經合組織高官時候的這段有趣的往事時，王嵎生大使仍然充滿了驕傲和自豪，當然在他來看，這個“最帥”的稱謂實際上并不是說自己的外貌如何，而是在稱贊中國外交搞得好。

1950年就開始進入外交部工作的王嵎生，在赴任APEC之前，曾經先后在尼日利亞和哥倫比亞擔任大使，足跡遍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

雖然如今已經90高齡，但王嵎生大使仍然思維清晰、邏輯縝密，在接受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專訪時，王大使說自己現在仍然通過手機保持著對國際形勢的密切跟蹤，且對所有事情都會有自己的看法。

王嵎生說道，“現在我們講‘百年未遇的大變局’，我的領會就是時代的變遷，是從量變到質變的進程。現在時代的變遷已經從量變發展到正在質變或者已經質變了，整個世界都在變化。”

現在每天手機不離手

澎湃新聞：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您1950年開始工作，到現在也已經接近70年，作為中國外交這些年發展的親歷者和見證人，此時此刻您有什么感想？

王嵎生：我一輩子就是搞國際形勢和中國外交的。我最開始的經歷還有些曲折的。那個時候華東和華北地區考大學還是分開招生，我在華北地區考上了燕京大學中國新聞系，華東地區我考取了浙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當時由于經濟條件不夠，我沒有能夠去當時還是私立大學的燕京大學讀書，而是去了杭州。那個時候發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朝鮮戰爭的爆發，1950年10月，戰火日益逼近了我國邊境，唇亡齒寒，在這樣的緊急情況下，中國人民志愿軍跨過了鴨綠江，進行抗美援朝。那個時候政府號召青年參軍，而我當時就在思考自己是繼續讀書呢還是投筆從戎呢，這也是我人生上遇到的第一個考驗，我那個時候其實是想做一個作家或者是記者的，但組織上幾次找我談話，做思想工作，向我說明參軍的意義。我也想就算是參軍也還能做戰地作家或者戰地記者嘛，就毅然地選擇了參軍，當時我在浙江大學只上了一個學期左右的學，就坐上了參軍的火車。

不過呢，火車沒有把我帶到鴨綠江畔，而是把我帶到了北京，帶到了外國語學院（注：現在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前身，當時還是外交部的干部學校）。后來據說是因為我的體重和身高不成比例，太瘦了，體檢沒有過關，但怎么辦外交部也需要人，需要在朝鮮前線喊話的外語干部，就把我“陰差陽錯”地分配到了外交部，我就是這樣有一些偶然地當上了外交官的。我一直在緊盯著（國際形勢）。當下如果總的形勢要用一句話來說，就是時代的變遷。現在講“百年未遇的大變局”，我的領會就是時代的變遷，從量變到質變的進程。現在時代的變遷已經從量變發展到正在質變或者已經質變了，整個世界都在變化。過去我們講貿易投資自由化，雖然我們非常需要，但是步伐不敢太快，總是要把速度控制在我們可控的范圍之內，現在完全不是這樣。我們當年搞外交的時候，那時候從頭到尾都強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現在我們也還要繼續堅持，但是我們更強調，要“共商、共建、共享”，概念在不斷發展。如果現在我們還是僅僅拘泥于原來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那就不合適了，我們的外交應該與時俱進。

澎湃新聞：您剛才說您有過參軍的經歷，那后來您還去過朝鮮前線嗎？

王嵎生： 去過的，1954年從外國語學院畢業之后呢，一開始把我分配到外交部禮賓司工作，我正式步入了外交部的大門，但我那個時候情緒并不高，不大愉快。原因很簡單，一個是覺得不合志趣，我當初很想到情報司(現在新聞司的前身)工作;二是覺得“大才”被“小用”了，想我在學校做了幾年學生會主席，好像可以呼風喚雨似的，現在卻讓我搞什么外交禮賓，成天幫著填寫外交官證，辦理免稅申請表和使館的汽車牌照，太單調了。但我后來想，既然組織上把我放在這里，我就應該好好做，從具體工作一步步做起來。而且我還想，組織上把我安排在禮賓司工作也不是沒有道理，因為我長期搞學生會工作，社會活動多，可能容易適應這種禮賓工作。

后來1955年，我就被派到朝鮮中國人民志愿軍開城聯絡處工作了，在北京去往平壤的列車上，我還結識了我的結發妻子。她剛從日內瓦參加第一次關于解決朝鮮問題的國際會議上回來，是第二次到朝鮮，我們聊了很多，她就像我的老師一樣。我前后在朝鮮工作了一年的時間，先是在開城，后來呢朝鮮方面需要英語翻譯，組織上又把我借給了朝鮮人民軍，派到新義州口岸工作。

澎湃新聞：您已經90歲高齡，但您還說非常關注眼下的國際形勢，您能否和我們說說您現在每一天日常的生活是如何過的？您是如何繼續保持著對國際形勢的跟蹤的？

王嵎生：我現在每天早上六點左右就醒了，十一點半之后才會睡覺。用句簡單的話來講，我現在每天就是跟手機為伴。我一切的信息來源都通過手機，國際上發生的任何大事我都能第一時間知道，我也對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我的老伴說我天天弄手機，我開玩笑說，“手機比你重要啦”。

我還喜歡每天喝點小酒，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喜歡喝酒的，我走上工作崗位之后的第一次拿工資，首先考慮的是孝敬母親，再者便是買了一瓶茅臺酒慰勞自己，后來酒就變成了我飯桌上的常客。現在茅臺是喝不起了，只有逢年過節可能還會喝喝，不過我每天還是要喝一點小酒的。

“誰是最帥的中國外交官”

澎湃新聞：您是1950年開始工作，那時候新中國剛剛成立，到現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您也在外交戰線上奮斗了40多年，在這么長時間中，您最感到自豪的是什么事情？

王嵎生：最自豪的時刻就是我當年代表中國方面同東盟、日韓在一起探討APEC的內容，比如貿易投資的自由化和便利化。記得有一次非正式會議上有人說起，“誰是中國最帥的外交官”？大家異口同聲地就說是我。當然我并沒有認為我是什么“最帥”，說“最帥”，說的就是我們中國的外交在APEC上搞得好，受到了大家的歡迎。

我剛到APEC的時候，在美國威廉斯堡參加一次會議，那時候我心里想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不能犯政治錯誤，說的就是臺灣問題（注：臺灣地區在APEC的身份問題）。臺灣那個時候叫“Chinese Taipei”（中國臺北），不能被定義為一個國家，而應該是regional economy（區域經濟體），但總會有錯誤出現，所以每每有這種事就需要我站出來發聲。

我從1993年到1998年擔任駐APEC高官，臺灣方面當時也是小動作不斷，他們在各級與會代表的職稱上，都要加上“行政院”或者某個部門的頭銜，一開始我只是一般地提醒對方，希望他們不要做違反當時加入APEC時的MOU（諒解備忘錄）規定的內容，不過臺灣方面一直置若罔聞。1994年茂物會議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后，臺灣方面委任“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兼任“經建委主任”，并爭取讓徐出席接下來的大阪會議，我們就多次以書面形式通知臺灣方面的高級官員，指出這個頭銜違反了MOU，要求更正。對此臺灣方面與會的所謂“外交部”人員同我們吵吵嚷嚷，甚至向我們提出“抗議”，不過我們都沒有理睬。我們當時首先做東道主日本方面的工作，不過日方的會議主席一再表示希望我們“高抬貴手”，以免日本作為東道主為難，并提出兩個解決方案，一個是在各代表團的名單下加注解，說明名單中的頭銜沒有政治含義；另一個就是臺灣方面將“行政院”的表述刪去，但我方應同時表示今后將不反對在臺灣召開APEC會議，如此，我當時必須嚴正據理指出，如果問題得不到解決，我們將在全體APEC高官會議上發表聲明，而且如果臺灣方面堅持己見，我方也不得不改變態度，不再同意在臺灣召開APEC能源工作組等三個專業會議，而且今后將不再同意在臺灣召開任何會議。這消息一出，立刻有某個國家的高官主動來找我，說如果我采取上述立場，臺灣方面可能會“以牙還牙”，采取對等立場，發表一些不利于中國的言論。雖然這個人是在餐桌上以輕松的口吻對我說的，但言語之間顯然帶有威脅性，于是我當時就毫不客氣地說，“我們早有思想準備，臺灣方面的任何反應，我們都做了充分估計”。我當時已經認真準備了一個聲明稿，主要意思是，臺灣當局必須面對它是個regional economy的現實，一切行為必須嚴格遵守MOU。在當時（那一輪）最后一天的高官會議上，我以中國代表團的名義發表了上述聲明。

后來有臺灣當局在APEC的某位代表私下跟我說，他們其實也是無可奈何，明知不會成功，但“上面有指令”，他們還是要硬著頭皮來爭，結果就是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真是死要臉面活受罪，我很欣賞這位代表的坦率，不過這樣的“臉面”不能要，中國人民也不會給。

其實那個時候，我們（在外交實踐中）就已經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做法，只是那個時候還沒有概括得那么好。我們遇到任何的事情，都會和各方磋商，爭取在多數取得一致，再進一步推進。相比之下美國那個時候始終講“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我就和他們（的代表）說，你美國優先可以，但這不意味著其他國家都全部要成為Second（第二）。

澎湃新聞：翻看您任外交官前半程的履歷，我們發現其實您經歷的多邊場合并不多，然而最后卻將駐APEC高官的重要一職委任給您，您當時是怎么準備的？

王嵎生：當時剛拿到這個任命，我就感到這個多邊組織是我從來沒搞過（的事）。而且APEC當時仍然以經濟和貿易話題為主，說實在話我過去也缺乏這方面的經驗，在這個時候去之前就得老老實實當“小學生”。當時任命之后，三個星期之內我就得赴美國開會，我只能日夜兼程地學，看大量文件，那個時候我還是64歲的“小伙子”，APEC的中國代表團里有很多非常年輕的二等秘書、三等秘書，我就老老實實向他們學習，你不得不承認在這些專業的領域這些年輕人就是你的老師。我現在還記得，當時我向仍然還很年輕的耿爽、王小龍、李克新學習，他們也很耐心認真地教我。

澎湃新聞：您一生在很多地方都工作過，您還能記得您第一次外派常駐是去的哪里？當時有些什么樣的經歷？

王嵎生：我第一次常駐是在斯里蘭卡，我前后在斯里蘭卡干了10年，第一次去斯里蘭卡是1957年，那個時候（斯里蘭卡）還叫錫蘭。我當時還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外交官，我的夫人和我一起隨任去了，我的兒子女兒都是在斯里蘭卡出生的，這也是組織上對我的照顧。那時候中國駐斯里蘭卡的大使叫張燦明，我第一次去使館，做“萬金油”比較多，雖然我當時是研究室的，采購、跑腿我也干。我們大使讓我學僧伽羅語（注：斯里蘭卡官方語言之一），我四個月就可以看當地的報紙了，雖然現在我已經不記得那些字母了，但我仍然記得斯里蘭卡的話，在他們當地人們見面會問，“你還活著嗎？”回答就是：“我還活著。”

張燦明是中國駐斯里蘭卡的首任大使，我們是一起從香港乘坐游輪到它的首都科倫坡的，路上花費了將近九天的時間。當時我還記得我們從碼頭到臨時的駐地的路上，不斷能看到當地的老百姓向我們伸出大拇指，對我們歡呼，喊周恩來總理的名字。其實在我們到達之前，周總理在出席“錫蘭獨立九周年”大會上發表演講時，忽然下起了大雨，旁邊的人就立即為周總理撐起了傘，不過周總理婉言謝絕了，這么多群眾臺下聽他講話，都沒有傘，他不忍心一個人“特殊待遇”，后來見到他不打傘，臺下一些本來打著傘的民眾和政府官員也把傘收了起來，現場氣氛立刻高漲了起來，很多人喊著“周恩來，偉大！了不起！”，這才有了對我們中國外交官呼喊“周恩來”的事。

在斯里蘭卡期間，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班達拉奈克（斯里蘭卡前總理）的遇刺身亡，我記得是1957年的9月份，班達拉奈克是一個非常虔誠的佛教徒，每次遇到高僧，他總是要行九十度以上的朝拜禮或跪拜禮，表示尊重。而他遇刺時，正是當他行朝拜禮抬身時，被他所朝拜的大和尚在近距離開槍，向他胸部連著開槍，班達拉奈克立刻倒在血泊之中。后來在醫院經緊急搶救無效，班達拉奈克第二天就與世長辭了。我萬萬沒有想到，一個佛祖的忠實信徒竟然被佛祖的“代表”一個高僧殺害了，而且是選擇在朝拜后者的時候，這真是歷史的諷刺和悲劇。但其實，事件并非出自偶然。它是有明顯政治背景的，是有預謀的。老班達拉奈克出身于名門貴族，早在英國留學期間，他為了表示反殖民主義的決心，就曾當眾焚燒了他身上穿的西裝，而改穿民族服裝。他出任總理后，一改過去政府親英的政策，對外奉行和平中立、反對殖民主義的外交政策，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與中國和當時的蘇聯建立外交關系。對內實行國有化政策，把外國人的橡膠園和茶葉種植園收歸國有，撤除英國在當地的軍事基地。英國和親英勢力視他為“叛徒”，必欲除之而后快。老班達拉奈克被暗殺的悲劇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后來為了表達對班達拉奈克被害的哀悼，我們使館的國慶招待會也取消了，班達拉奈克安葬的那一天，大使館很多同志也都不禁掉了眼淚。

他們家族和我們關系都很好，后來老班達拉奈克的妻子和女兒先后做了總理和總統，我和他們家族都很熟悉，我到任何一個地方都有一條（原則），就是廣交朋友，特別是執政黨的朋友。有一次在當地晚宴上有人和我開玩笑，“王先生，蘇聯和美國的情報官員到處活動，我看你也不怎么走動？您如何開展工作？”我回復他說，國家的性質不一樣，活動的性質也不一樣，我如果有什么事情會直接去找當地班達拉奈克家族的成員聊聊天就行了（笑），你只有交到朋友，才能搞到真正的“情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