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外交70載，許多令人難忘的“高光時刻”歷歷在目，既有耀眼的亮度，也有十分感人的溫度。

在新中國七十華誕到來之際，澎湃新聞專訪多位曾經代表中國出使海外的大使。他們曾是新中國外交不同發展階段的見證者，是祖國實力不斷壯大、在國際舞臺上愈發“舉足輕重”的親歷者，更是在世界多個地區、各個大洲代表和維護中國國家利益和國家形象的實踐者……

今天的“國家大使”系列，刊發我國前駐智利、墨西哥和哥倫比亞大使黃士康的專訪。

已退休十多年的黃士康依然對遠在萬里之外的拉美心心念念。

曾擔任中國駐智利大使的黃士康在中智建交之前便參與了中國在智利商務代表處的建立。1970年，阿連德當選智利總統之后，中智遂建交。但時隔三年之后的1973年，阿連德遭遇軍事政變被推翻，并在政變中身亡。黃士康沒有忘記老朋友，退休后重回智利，黃士康去看望的第一個人就是阿連德的遺孀奧滕西婭·布西，“對阿連德的正面評價是我們這些從事政治工作人的心聲”。黃士康在日前接受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專訪時說。

在黃士康4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有22年在拉美工作和生活。除了智利，他還曾擔任中國駐墨西哥和哥倫比亞大使。

“中國始終堅持不干涉內政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管是智利的軍政府也好，還是后面的文官政府，中國都是堅持不干涉內政。”回顧中國與拉美關系發展的“動力”時，黃士康說，他認為，外交政策不應受意識形態影響，“再有一點就是經濟上的合作共贏”。

國家實力增強，對外關系才能興旺

澎湃新聞：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您見證中國對拉美外交的成長歷程。今天中國的對拉外交與您首次赴任拉美時相比，有哪些不同？

黃士康：從新中國成立到現在70周年。從我1954年進外交部到現在，我自己感覺很榮幸，很有幸親身經歷了我們國家日新月異的發展，特別是我們外交事業越來越強大和活躍的過程。外交是我國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國家強，外交就有更多發展余地。

由于歷史和地理等原因，拉美過去成為美國的后院，所以它在外交政策上面受制于美國。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拉往來較少，僅限于少量的貿易和與友好人士的往來。一直到古巴革命勝利以后，1960年古巴同我們建交，才開始了中國跟拉美的正式外交關系。又過了十年，由于智利的阿連德當了總統，他決心同新中國建交。

從70年代開始，我們在拉美的活動才逐步開展起來。像哥倫比亞這些國家也同我們建立了外交關系。

現在越來越多的拉美國家承認我們市場經濟地位，并同我們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目前拉美有十國同我們簽訂了“一帶一路”的合作諒解備忘錄。最近，我們同拉美國家的關系又迎來了一個新的高潮。像巴拿馬、薩爾瓦多、哥斯達黎加、多米尼加等國紛紛同我們建交。

我自己體會到，只有國家強了，我們的對外關系才能夠興旺。這個是有親身體會的：我剛到拉美工作的時候，人家不一定聽你說什么，也對你不甚熱情。可是到了新世紀，拉美國家紛紛要同我們搞好關系、談發展。

拉美在世界的經濟當中占有比較可觀的分量，而且拉美大部分國家都主張全球化并反對單邊主義，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共同利益。

這也是新世紀拉美國家加入“一帶一路”倡議的基本因素。但是也不能不承認，中國同拉美畢竟相距遙遠，所以“一帶一路”在拉美需要面對的任務還是很艱巨的。我們還要做很艱巨的工作，使得拉美國家更好地來了解我們。

要尤其注意拉美國家內部形勢的變化，這些國家的一個特點是內政變化快。一個時期內它可以民族主義很強，但換了一個政府以后，它可能政策有變。“一帶一路”的推進和延伸就要充分考慮到這些因素，逐步而有實效地進行。

澎湃新聞：您在大學時就讀于北外西語系，后來又常駐拉美地區20多年, 您最初是如何與西班牙語結緣的？又是通過怎樣的機緣開始接觸拉美文化？

黃士康：1954年從上海的高中畢業了以后，我進入大學，開始跟西班牙語有接觸，坦率說我當時根本毫無概念。對西班牙語，甚至拉丁美洲什么的都沒有概念。我在中學的時候，一心就想搞理工科，文科的有關歷史地理的知識都很少去關心。但是國家有需要，預見到將來要同拉美發展關系，從1953年開始培養相關人才，這樣我才進去的。

后來分配到外交部，具體就是對拉美外交，講西班牙語最多的國家是拉美了。我做拉美外交整整40多年，其中在拉美生活了22年。我對拉美逐步產生了感情。

中拉在歷史上就有很密切的關系。中國勞工曾在一些拉美國家幫助他們建筑鐵路，做過一些貢獻；甚至還有中國人參加過古巴爭取獨立的斗爭，做出犧牲。也就是說，中拉國家之間有共鳴，都是以前受到過侵略，后來都要求自己解放，民族獨立。這是雙方的共同點。

我記得新中國成立不久，當時巴拿馬提出來要收回運河主權，中國國內熱烈支持巴拿馬人民的正義要求，我當時還在北京參加了群眾聲援巴拿馬人民的大游行。這充分說明中拉雙方的國家和人民有共同的命運。

中拉人民都呼喚民族解放和民族尊嚴，要求國家主權。雙方現在又都要求發展，很自然地有不少共同點。

拉美人民有一個特點，好客熱情，所以中國到那里去的人都對這一點印象很深刻，都愿意和拉美國家的人民進行接觸，成為朋友。我在那邊有很多朋友到現在為止還保持著聯系。

我在智利的時候極力促成（建立）了一所“長江小學”。我的智利朋友就提出，要把他的學校變成連接中國跟智利的紐帶，因此希望給他的學校取一個與中國有關的名字，以后也跟中國保持聯系。后來，我跟使館的同志商量以后建議就提名為“長江小學”，長江源遠流長，友誼可以繼續發展下去。到現在已經過去了30多年，這個小學還是經常同我和駐智利使館保持著聯系。

中智關系始終遵循不干涉內政原則

澎湃新聞：在中國和智利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過程中，您扮演了一個什么樣的角色？

黃士康：中國在智利的商務代表處是在1965年建立的，我1967年就過去了。由于當時建立正常外交關系比較困難，中央就提出來，可以先從民間和貿易往來著手。

事實上，當時已經籌劃在巴西建立商代處，人員已經過去了，而且一起去的還有新華社駐巴西分社的一位記者。但是1963年，由于巴西的軍人發動政變，我們一共九位同志都被政變分子逮捕投入了監獄，他們在巴西的監獄里面待了一年多。

在巴西建立商代處失敗以后，我們把注意力轉移到智利。當時建立商代處存在著半官方性質，也可以跟對方的官方人士接觸。當時去的人很少，外交部派一人帶團作為商務代表，另一人是商務部派來的副代表，還有兩名翻譯和一名廚師。一共就這么五個人，我們在那一直堅持到1970年智利社會黨的阿連德上臺當了總統，他同時決定同中國建交。

澎湃新聞：阿連德擔任總統以后，中國跟智利完成了建交，我國對智利的外交工作打開了新的局面。但阿連德上臺后，當政僅僅不到三年，就被美國支持的皮諾切特發動的政變推翻了，您和您的同事當時是怎樣應對變局的？

黃士康：中智建交，阿連德起了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他的決斷。他是來自社會黨的左派政治家，1954年，他到中國訪問就受到了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接見。中國兩位領導人跟他有深談，也詳細介紹了中國的情況。他當時表示，新中國的建立、中國的解放是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一個重要事件，他說他上臺以后要立即與中國建交。他回去以后就當了五年中智友協的主席，為推動同中國的建立關系做工作。同時他一直也是政治家，三次參加總統大選。

他對我們的商代處有很大的幫助。我們有問題隨時可以找他，他就給我們介紹情況，解決問題。但他上臺后不久，由于一些政策上的錯誤、美國的顛覆活動以及國內的右翼的破壞，他在1973年9月被推翻了，而且在反抗政變的時候犧牲了。

對我們這些智利和阿連德的朋友來講，大家心里感到對阿連德又佩服，又可惜。周恩來總理當時對阿連德做了很多工作，曾經和他的外長詳細談話，并通過他提醒阿連德，他的政策是有過激和錯誤的地方，但是時間已經來不及了。他犧牲以后，周恩來總理很悲傷，告訴他的遺孀奧滕西婭·布西，“阿連德是一位偉大的總統，他的崇高理想，我們會永遠記住，他會永遠活在人民的心中。”

對阿連德的正面評價是我們這些從事政治工作人的心聲。那時，我們積極收集信息，了解情況做工作，想減輕政變給智利人民帶來的損失，因此幫助過不少智利的左派人士離開智利，防止他們受反動軍人的迫害。

澎湃新聞：軍政府上臺后，對國內的左翼力量進行了鎮壓，在國際上也敵視社會主義國家。您和您同事當時在智利的工作有沒有受到阻礙，你們當時怎么樣克服這些困難？

黃士康：軍人進行政變的時候，我剛離開智利回到國內。當時軍人政府非常明顯地打著反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政權的旗號來進行統治和鎮壓。我們也經歷了很大考驗，當時很多社會主義國家，有的主動跟智利斷交，有的被軍人政府驅逐出境，斷絕了關系。

皮諾切特在9月11日發動了軍事政變，到了9月下旬，他的軍事政府曾經給我們一個照會，要求繼續維持同我們國家的正常外交關系。根據這個情況，我國時任駐智利的大使徐忠福在國內提出建議，他認為盡管軍政府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共鬧得很兇，鎮壓很厲害，但是對中國還沒采取什么具體的不友好行動。他當時還說，根據我國奉行的不干涉別國內政的政策，現在不宜宣布跟他斷絕關系。

據我了解，周恩來總理接到建議后召集了外交部有關領導商量對策。后來周總理果斷決策，要和智利政府“冷而不斷”。所謂“冷而不斷”就是維持外交關系，但與軍政府保持距離。因此我們就在智利保留了部分人員。后面證明周總理這個決策非常正確，展示了中國對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堅持。

幾年以后，智利政府慢慢不提反共產黨了，由于它不提了，我們同智利政府的關系稍微恢復一些。一些中國外交官又回到了智利，繼續開展工作，中智關系始終沒有斷。后來我國要到南極去建立長城站，智利方面還提供了一些幫助。

但是我們這些阿連德的朋友，始終都懷念阿連德。我剛退休后不久，外交部派我到智利去見老朋友，我首先拜訪的是阿連德總統的夫人，當時就和她暢談往事，回憶與阿連德的交往。

澎湃新聞：對于阿連德時期的中智關系來說，或許意識形態上一定程度的親近是雙方維系友好關系的重要因素，那么您如何理解當下中智關系發展的動力？

黃士康：我覺得主要是兩條，首先是中國堅持的不干涉內政原則。智利軍政府也好，以及后面的文官政府也好，中國都是堅持不干涉內政。其次就是經濟上的合作和共贏。目前中智兩國的貿易有了很大發展，有段時間我國從智利大量進口銅，智利后來發展木材產業和水果業，雙方在這方面有很多往來。

外交政策不應受意識形態影響。因為我們堅持的是維護國家的獨立自主和安全。一個國家，他的政權和政府發生變化，是該國人民自己決定的內政，這不是中國所能決定的。中國能做的是密切觀察形勢。能夠看到形勢的變化，然后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新政府繼續發展雙邊關系。

羨慕年輕外交官，應進一步加強修養

澎湃新聞：目前中國正涌現出一批高學歷、精力充沛、視野開闊的年輕外交官，他們已開始在駐在國嶄露頭角。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您認為年輕一輩的中國外交官和他們的前輩相比有什么不同？

黃士康：說實話，我很羨慕現在的年輕外交官，他們的學習和工作條件遠遠比我們那時好很多。就拿學習和成長來說，他們能更多地與外國接觸，甚至可以到國外去進修。從這一方面來看，我們跟這些年輕的外交官沒法比，我們得向他們學習。他們使用新媒體比我們熟練多了，這不可否認。

此外，我覺得所有的外交官，年輕的也好，年紀大的也好，都要遵守幾個基本的行動準則。

我特別覺得年輕的外交官可能在這一方面應進一步加強修養。

首先一條，要有堅定的政治立場，必須很堅定維護國家的利益。

另外，你要有很廣泛的知識面來支撐。外語只是一個工具，不是一個專業。你要通過外語了解世界和各個不同領域，什么都要知道一點。

第三個，必須講究斗爭的藝術。工作要有靈活性和策略。在這一點上面，周總理做得很好，當時中國在萬隆會議上受到一些國家的指責，但是周總理做了一個發言，把所有那些不入調的聲音都壓了下去，這就屬于斗爭策略，很值得我們從事外交工作的人員去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