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鄉下的小丫頭，愛讀書是與生俱來的

我出生在浙江義烏佛堂鎮，我們村在當地是一個比較大型的村莊，由三個自然村組成，小學就設在我們村里。印象中每個年級有好幾個班，周邊其他一些自然村的孩子，都是需要走幾里路到我們村來上小學的。我能出生在一個有小學的村里，在同齡人中算是比較幸運的。

上小學之前，村里沒有正兒八經的幼兒園。有一年，村里把一個破舊的禮堂改作教室，安排村里兩個初中畢業沒再繼續讀書又還沒嫁人的大姐姐當幼兒園老師，我們一群4歲到7歲的小毛孩，組成混齡班一起上課。課桌椅都是自帶的。我的桌子是家里的一條高高的方凳，椅子就是一個小板凳。就在那個沒有任何教具的灰暗破舊的教室里，在那個沒有任何兒童游樂設施的稻場上，我和小朋友們聽老師講故事、玩游戲，依然充滿快樂。

可惜好景不長，只上了一年左右，因為老師的離開，幼兒園就停辦了，于是，我又一次成了家里蹲的“失學兒童”。

終于到了8歲可以上小學的年紀，想想我得有多激動啊！每天上學我從村東頭走到村西頭，邁著小腳丫得走20分鐘，不管晴天雨天，都沒有大人接送。但我早上天蒙蒙亮就起床，經常是第一個到校的，有時候冬天早晨到學校，教室還是黑乎乎的。讀了5年小學，我一次都沒有遲到，在此自豪一下。

小學時，常聽人說起，建教室用的磚，有些是從墳頭拆出來的，也算是廢物利用，奇怪的是，我們知道了一點也不害怕。我們小學畢業后，小學教室被鑒定為危房，拆除了。給我們上課的老師，基本都是民辦或代課的，上完課就回周邊各個自然村去種地。老師們的普通話非常不標準，授課時用當地的方言。同學之間也是說土話。記得小學有個老師很嚴苛，班里有人不聽話，全班同學都要一起陪著跪在各自的椅子上接受懲罰。即便如此，我依然對上學有著難以泯滅的熱情。

如果說那時有什么心愿的話，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可以到一個說普通話的地方生活。我做夢都在學說普通話，想象著那些土話，用普通話說出來，該有多么美妙。也許，想說普通話，就是從小埋下的以后要去大城市的一顆種子吧。

我覺得，一個人愛讀書是與生俱來的。小時候，父母從來沒有對我有什么期待，也沒有任何人向我描繪過讀書可能帶來的燦爛前景。可我從幼兒園開學第一天，自己抱著小方凳興高采烈去上學的時候開始，就對學習抱著無比的熱情和渴望。而且讀書帶給我很大的樂趣，我對每一個新知識都充滿了好奇，這種愛學習并在學習中找到快樂的能力，我想是上帝對我的恩賜。

改革開放后，家里成了第一批萬元戶

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這股改革春風刮到我們村的時候，差不多正好是我上小學階段。可以說改革開放給我家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我的外公去世早，媽媽是獨生女，外婆帶著年幼的媽媽在村里過著艱辛的日子。我爺爺的家族卻是我們村的望族，太公兒女成群，家里良田眾多，只要村民發生口角或爭斗，都是我太公出來打圓場做和事佬。太公解決這種紛爭的方法很簡單，就是掏一筆錢出來分給吵架的兩個人。也不知道是太公有先見之明還是冥冥之中上天的護佑，在“打土豪，分田地”來臨前的某天，太公一夜之間把田地全部輸光，家財散盡，成為貧農，就此保全了家族的平安。

由于太公早先家境殷實，娶了貌美如花的太婆，生下的幾個子女，每一個都是帥哥美女。在我們家族有個不成文的傳統，一代傳一代：長輩們在挑選兒媳時，把相貌、聰明擺在比家境更重要的位置。奶奶和媽媽在當地都算得上美麗、聰明、勤勞的女子。她們操持著一個龐大的家庭，不怕吃苦，幫助丈夫，勤勞節儉的品德也深深地影響了我。

奶奶出生在義亭那邊的一個村子，父母早逝。嫁到我們村后，和外婆成了鄰居，兩人成為多年的好朋友，用今天的流行說法就是閨蜜。奶奶一生都在幫襯外婆，奶奶生了5個兒子、1個女兒，她讓外婆挑選一個兒子做上門女婿。我外婆慧眼識珠，相中我爸，她認定我爸腦子最機靈。我爸小學、初中的學習成績非常優秀，但是家里實在太窮了，沒有口糧，初中沒有畢業就輟學了，老師很惋惜，給他減免了學費，但無濟于事。

爸爸當過鐵匠學徒，后來在鄉辦的機械廠工作，媽媽生了兩男兩女我們四兄妹，靠她一個人在大隊里勞作掙工分，非常辛苦，她常常懷著孕還在田里勞作。懷著我的那一年，快要生產了，她還在用肩膀背糖梗，一直背到開始肚子疼，爸爸急忙去找村里的接生婆。接生婆還在來的路上，我就呱呱落地了，那是1975年寒冬臘月里的一天，我出生在一堆稻草墊著的席子上。本來在生了我哥和我姐之后，我媽覺得兒女雙全，不想再生了，可是外婆希望人丁更興旺些，鼓勵我媽再生。假如我是男孩子，我媽估計就不會再生我弟了。當發現第三胎是一個女孩時，聽外婆說媽媽有點賭氣和失望，把我往床角一塞，都懶得給我喂奶。過了幾天看到我粉嘟嘟的可愛樣子，她又很歡喜了。

從生下來到讀小學，在我的印象中，媽媽白天不常在家，總是在田間勞作，陪在我身邊時刻關注我的是我親愛的外婆。外婆對她的獨生女兒——我的媽媽非常寵愛，幾乎整個家都是我外婆在打理，她包攬了幾乎所有的家務——養豬、養雞，洗衣、做飯、洗碗，還要照顧我們四兄妹，常常是身背一個娃在不停地忙活。我是外婆親手帶大的，冬天砸冰給我洗尿布，夏天為我趕蚊子。我從小也是和外婆睡在一起的，直到高中住校，外婆十來年如一日，每天早上5點起床為我們燒早飯。現在想想，真覺得她老人家太偉大了。當她82歲去世時，我剛參加工作，來不及回報她對我這種無條件的深愛，真是傷心欲絕。

媽媽生下我們時，家里還很窮，她在月子里都吃不上有營養的東西。但如前所述，改革開放后，爸爸離開機械廠，自己辦了一個鋼鍋廠。在我爸的打拼下，我家漸漸地富裕起來，成了義烏第一批萬元戶，買了全村第一臺彩電。記得那時候放映《萬水千山總是情》《陳真》等港劇，每天晚飯后，我們就把電視機抬到門前院子的大空地上，村民們搬來板凳坐在一起觀看，真是熱鬧非凡、盛況空前。

家境變得富裕后，父母希望兒女能到城市生活

在我們讀中小學的時候，城鄉差別還是蠻大的。我家雖然早早成了萬元戶，但是始終有農村戶口擋在前面，我們因此只能在鄉村上小學、初中，不能到縣城找（體制內）工作。所以，跳出農門成為城里人，逐漸成為我父母對子女的殷切期望。

記得我讀中學的時候，義烏縣城推出了一項藍印戶口政策，農民可以花兩萬元錢，把農村戶口變成城鎮戶口。義烏先富起來的那批人幾乎都來自鄉下，大家歡天喜地給孩子們買城鎮戶口。我媽也漏夜排隊，花6萬元先給哥哥、姐姐、弟弟全買了，就剩我一人沒買，為什么？因為他們認為我讀書成績一直很優秀，可以通過考大學跳出農門。我聽說了這事后，心里覺得委屈，萬一我考不上大學呢？我媽和爸爸后來一合計，覺得我考試時容易緊張，就當是給我壯個膽，她又花了兩萬元給我也買了城鎮戶口。后來的結果是我考上了大學，這兩萬元相當于打了水漂。

那個年代的兩萬元意味著什么？差不多可以在義烏城里買一套70平方米的房子！父母那時候在義烏城里買的第一套房子，70多平方米，就只花了26000元。現在想想，父母在投資我們子女方面，真的是毫不手軟。

有了城鎮戶口，我們三兄妹（哥哥、姐姐、我）先后到縣城讀書、工作、生活，住在父母買的那套房子里，成為城市的合法居民。后來，我、哥哥、姐姐又先后把戶口遷到杭州，都成了杭州人，現在只有弟弟和父母的戶口還留在義烏。

高考填志愿時沒有聽從父母意見，堅持了自己的理想

當年在鄉村讀書時，最大的心愿應該就是到縣城讀書、工作、生活，而父母一直希望子女能承歡膝下，不要離家太遠。在我填寫高考志愿時，媽媽希望我填寫浙江師范大學，理由是從金華回義烏很近。但我堅決不從，一心只想到杭州上大學。

我對杭州心生好感是因為10歲時爸爸帶我到杭州旅游，印象最深的是在玉泉里面第一次看到了大魚，還去了杭州動物園，第一次不是通過電視，而是在現實中看到了那么多動物。那年也是我第一次坐公交車，坐在車上看著窗外的城市風景，我暗暗下了決心，等我長大了，一定要來杭州，成為杭州人。之后我的奮斗，大致都是圍繞到杭州這個目標來進行的。

填志愿時，父母希望我報考杭州大學法律系。可能是多年來做生意的原因，還有就是我們家為了保住在村里造的一幢五層樓四開間的大房子，打過一場房產方面的官司。

在打官司的過程中，我父親結識了法律系統的一些專業人士。出于樸素的自保心理，他希望自家能有公檢法系統的人，就像很多老百姓希望認識醫療系統的人那樣。當年有人給姐姐介紹對象時，父親不看對方的家境，唯一的要求是公檢法系統的大學畢業生，后來姐姐如他所愿，嫁給了一位家境一般但人很聰慧、大學本科畢業的警察。我報考大學填志愿時，父親殷切地希望我報考法律系，他覺得家里有個律師或法官、檢察官，就沒人敢欺負我們了。我當時嘴上沒說反對，但心里還是暗暗認定自己的選擇。

幼年種下文學的胚芽，哥哥是我學生時代的榜樣

從讀初中開始，我的作文能力就出類拔萃，在全年級都是排名前列，語文老師幾乎每周都把我的作文當作范文。

愛上文學這一點，我要特別感謝我的親哥哥，他從小是個文學愛好者，在書法、寫作方面很有天賦，他在家里珍藏了很多文學類的書，每天躲在房間里看書。

每到寒暑假，哥哥書架上的文學書成了我的最愛，我10多歲就讀完了整本《紅樓夢》。我與哥哥上同一所初中、高中，教過他的語文老師，后來也是我的語文老師，我們兄妹師出同門，一脈相承，語文老師們都非常欣賞我們倆的文學特長，老師的認可對我是很大的激勵。

中考的時候，老師說我哥的作文是滿分，但他有點偏科，數學和英語不太強，所以只考上普通高中——大成中學。而我則比較均衡，數學、語文、英語都是強項，按照我在鄉辦初中常常保持年級第一的水平（一般來說，鄉辦初中只有一名學生能考入重點高中），應該有希望考上重點高中。可是我偏偏考砸了，也進了大成中學。我哥是大成中學文學校刊《春筍報》的第一任主編，他畢業后，我也當了這個校刊的主編。教我和哥哥的是同一位語文老師，他賞識我的文才，把我的作文拿去投稿，發表在報紙上。

到了高中后，我和哥哥一樣選擇了讀文科。我哥是在北京讀的本科，后來又去香港讀了碩士，他曾在義烏電視臺當記者，編導的作品還得過電視行業的獎項，后來又到杭州的一家媒體當記者。可以說，我熱愛文學、走上記者這條道路，還嫁給了一名記者，這么多年從沒有離開過新聞行業，跟我哥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1994年高考的那年，媽媽到教堂里為我真誠祈禱，我們家曾外祖母、外婆、奶奶、媽媽都是基督徒，凡事都相信禱告的力量。因為有過中考太緊張考砸的經歷，老師和父母都祈盼我克服緊張，發揮出正常（年級第一）的水平。尤其是我父母，這次不像中考那樣漫不經心了，他們特意從工廠繁忙的業務中抽身出來，到義烏縣城里，用一周的時間全心全意在生活和飲食上照顧我。我那次高考輕松從容有如神助，居然超水平發揮，考出了比平時好很多的成績。常常在及格線上徘徊的地理，居然也考了將近80分（滿分100分），歷史也考得不錯，本來就是強項的數學、語文、英語正常發揮。考完之后估分時，我發現總分一下子比之前提高了很多。

一邊是父母希望的，以我的成績百分百能被錄取的法律或師范專業，一邊是我熱愛的文學和新聞專業。我沒有絲毫的猶豫，自作主張，在第一志愿填報了杭州大學新聞系。記得當時填寫志愿時，有個同學笑話我，說這個專業很難考的，對于我能考上這件事他并不看好。后來想想，我這個志愿真的相當冒險，剛上大學時聽老師說過，當時新聞專業非常熱門，畢業后幾乎都進了浙江各地的主流媒體，所以我們這一屆新聞系的投檔線是杭州大學所有系中最高的，整整比當時的本科線高出20多分。事后想起來真的很懸，我以多出了3分的成績得以順利投檔，最終又被錄取。

從懷著激動的心情坐火車到杭州大學報到的那一天開始，我的青春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最精彩的生命華章就此開啟。

四年的大學讀下來，對杭州的好感越發多起來，可是當年的畢業分配政策，成為一道不可跨越的鴻溝。那時候的畢業分配政策是，從哪個地區來就回哪兒去，留杭指標非常稀少，戶口遷入杭州很困難，媒體的編制更少，每年只招零星幾個新人，一般只有杭州本地人才有一絲機會進入杭州的主流媒體。我又一次被戶口擋在了大城市的外面，畢業后到了金華工作，也算遂了父母的心愿。

都市類媒體迎來大發展時代，我從金華來到杭州

金華日報社在當地是最有影響力的媒體，當年是報社的社長親自到杭州大學新聞系挑選人才，我到現在都感謝金華日報社的老領導和老同事們，他們在工作中支持和幫助我，一步步把我從實習生培養成為一名真正的記者。

我的20年記者生涯，是從金華日報社起步的。1998年7月我到金華日報社正式報到。無比幸運的是，1999年正好就趕上金華日報社為員工集體建造商品房，父母出錢為我購買了人生中第一套房子，寫的是我的名字，156平方米的四室兩廳兩衛，當年總房價只要16萬元。

大學畢業時，我的先生從男同學發展為男朋友。他是杭州人，一畢業就進入了杭州的主流媒體。雙方父母由于擔憂我們婚后要兩地分居，并不看好和支持我們的戀情。但我們的感情融洽，彼此欣賞，都不愿意放棄對方。2000年，我們畢業才兩年就登記結婚了。結婚后，由于我們兩個人的單位都是當地一流的，自然都不舍得放棄，只能選擇兩地分居。

誰也沒想到，我們這一撥新聞工作者正好趕上了都市類媒體大發展的時代，杭州的主流媒體好像一夜之間突然就辦起了各種都市報。新報紙新人新辦法，沒有編制，面向全國進行全員招聘。為了圓自己的杭州夢，解決兩地分居問題，我參加了杭州媒體的考試。2001年，我被杭州一家媒體錄取，戶口從金華遷到了杭州，從此成為一名真正意義上的杭州人。

之后，我一直在杭州的媒體工作，至今已經17年，算上在杭州讀大學的4年，一轉眼我在杭州已經待了20多年，從當年的青春女孩成長為如今的孩子媽。在杭州，我們從最初租房子到買房子，并一步步改善居住條件，過上了有房有車的幸福生活，每天都在享受大城市的繁華，以及教育和醫療的便利，這一切都要感謝1994年的高考，它是我命運的最重要的轉折點。時代的發展加上我自己的不懈努力，讓我最終圓夢杭州。

[作者喬櫻，1975年出生，浙江義烏人，現為某報記者。本文摘編自《高考：女生的故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6月），原標題為：一個非典型農村女孩的青春奮斗。文章有刪節，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