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文明》一書脫胎于瑪麗·比爾德應英國廣播公司邀約撰寫的紀錄片Civilisations的內容。這個紀錄片項目著重挑戰了之前文化界對“單一的西方文明”（the civilisation）的推崇，將視野擴大到了世界上更多的國家及其輝煌燦爛的文化遺產。本文摘自該書第一冊后記，由澎湃新聞經后浪出版授權發布。

在與古希臘打交道的時候，我的腦海里最初浮現了支撐這本書的宏大問題——“我們如何觀看？”以及“信仰的目光”。當我還是個學生時，我一直認為希臘陶器應當屬于聚光燈下的“偉大藝術”范疇，后來才得知它們其實是工業化生產出來的日常家用餐具，當時感到的不安和震驚至今讓我記憶猶新。直到現在我還會感到好奇：我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擺脫了J. J.溫克爾曼關于古跡的那種純粹白人視角的影響，能夠察覺到這些器具光環之下的俗麗和平庸。我還想知道的是，盡管它們在我們今天的文化視野中已經不足為奇，但當很久之前的人們第一次看到那些希臘革新的早期雕像，或是西方最早的裸體雕塑時，他們定然是萬分驚詫的，而我們今天還能不能還原和捕捉這種驚奇感？

在書籍的撰寫和電視節目的制作過程中，我獲得了大量進一步思考這些問題的機會，著眼于不同的地區與時代，面對大批各異的藝術品，從奧爾梅克頭像到兵馬俑。我發現自己難免要和肯尼斯·克拉克的原版《文明》發生交流。任何人如果想要比較這兩部電視節目，區別都是一目了然的——而且這些差異并不僅僅源于過去50年間發生的文化變遷。這種差別也不只是因為克拉克的那種貴族氣而篤定自信的姿態（他宣稱文明是這樣一種東西：“只要讓我看見它，就能認出它來。”）。更重要的是，我一直在盡力避免像克拉克那樣，把討論的重心放在“偉大的男性藝術家”上。雖然20世紀60年代正是女性主義運動如火如荼的時候，但他在1969年所提供的這種藝術視野卻幾乎沒有提到任何女性的積極活動，除了少數幾位貴婦、監獄改革者伊麗莎白·弗里（Elizabeth Fry）以及圣母馬利亞。而我，不但將重心從藝術的創作者（一個接一個的天才啊！）轉移到其觀賞者之上，在這盞“文明”故事的聚光燈下，我還給了女性以她們應有的舞臺：其中有克里斯蒂安娜·赫林翰——與蝙蝠和蜜蜂作戰，以畫作堅守自己對阿旃陀藝術的理解；還有波塔德的女兒——傳說她舉著燈盞，手握鉛筆，在墻上畫下愛人的剪影。我還收錄了更廣泛地域范圍中的各種文化。克拉克關于文明的觀點主要局限在歐洲（甚至連歐洲都不完整：比如西班牙就被整個地省略了）；他的姿態也毫不遮掩：認為“我們的”文明高于其他未開化的地區。雖然本書也確實未能收錄全球范圍內的某些區域（《文明》可不是一部地圖索引），但總之它的眼界絕不僅僅局限在歐洲。

即使如此，我也意識到了要跳出肯尼斯·克拉克影響的難度。在20世紀的全球化時代之前，世界上從未有過任何一本關于全球藝術與文化的論著（即使是此后，也只有一小部分）。只有聚焦于歐洲，克拉克才能完成一個完整而連貫的敘事。然而，我的各個故事卻沒有一條貫穿始終的線索，故事間只有零星的交集（比如羅馬皇帝哈德良造訪古埃及遺跡）。將我的案例分析串聯起來的線索，不可避免地更在于主題上的一致，而非線性時間上的先后。此外，僅僅是把西方之外的藝術納入列表，并不能“解決”關注中心過于偏向歐洲或西方的問題。這里同樣存在著觀眾的視角和語境這個問題。很矛盾的是，用白人的那種西方視角來看世界范圍內的藝術——甚至于把它們強行塞入溫克爾曼早已為我們設好的“藝術史”框架——這樣的項目顯示出的民族中心主義的傾向，很可能不亞于只將視野局限在歐洲之內。

即便如此，我還是相信，把視野放得寬廣一些，終究是利大于弊的。在制作《文明》系列書籍和電視節目這個項目上的工作本身就已經讓我自己的視野得到了各個方面的拓展。盡管與他意見相左，盡管擺脫肯尼斯·克拉克的影響無比艱難，但我也愈發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受惠于他。我仍然記得自己14歲時觀看他制作的電視節目的情景。那對我來說也是大開眼界的事。克拉克所指的那種“文明”概念，雖然是局限在歐洲范圍內的，但它有一段可以言說和分析的“歷史”這一點，是我之前從未想過的。而《文明》系列節目，雖然是在黑白電視機里播出的，它仍然向我展示了從未涉足甚至不敢想象的地方。那時我只出過一次國，就是全家去比利時度假。當鏡頭跟隨克拉克在巴黎圣母院旁站定，再逐步移到位于亞琛的查理曼國王（King Charlemagne）寶座、帕多瓦的喬托（Giotto）壁畫，以及佛羅倫薩的烏菲齊美術館里波提切利（Botticelli）的名畫時，我跟隨他一路發現了一個更加廣闊的，可供探索的藝術文化世界。而在他的引領下，我形成了這樣的觀念：所有這些藝術和文化都有內涵要表達，有歷史要訴說，有意義要闡明。

《文明Ⅰ》《文明Ⅱ》，[英]瑪麗·比爾德（Mary Beard）著，郭帆譯，后浪出版·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