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佛蒙特州一個溫暖的春日里，我的父親，歷史學家和哲學家默里·布克欽和我聊起了天，我們幾乎每天都聊。我們會談論所有的事情和所有人——朋友、家人和思想家，從卡爾·馬克思和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 ,他崇拜的人）到時任總統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 ，他不崇拜的人）和喬治·斯邁利（George Smiley ，出演了他認同并喜歡的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小說中的一個角色）。他停頓了一下，突然透露出一條看似奇怪的消息：“顯然，”他說，“庫爾德人一直在閱讀我的作品，并試圖實施我的想法?！彼f得如此漫不經心，似乎自己也不太相信。

我父親當時83歲，花了60年時間撰寫了數百篇文章和24本書，闡述了一個生態、民主、平等社會的反資本主義愿景，它將消除人類對自然世界的統治，讓人類與自然世界和諧相處，父親稱之為“社會生態學”。盡管他的作品在無政府主義者和自由意志主義左翼（libertarian left）圈子里廣為人知，但他的名字并不家喻戶曉。

出乎意料的是，那一周，他收到了一封由中間人代表被監禁的庫爾德工人黨（PKK）領導人阿卜杜拉·奧賈蘭（Abdullah ?calan）寫的信。作為該黨派的聯合創始人、唯一理論家和無可爭議的領導者，奧賈蘭享有超乎尋常的聲譽——但他的意識形態似乎絲毫不像我父親。

庫爾德工人黨PKK成立于1978年，是一個革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組織，三十年來一直在為生活在土耳其的大約1500萬長期遭受暴力的庫爾德人發動起義戰爭。幾十年來，土耳其禁止庫爾德人說自己的語言、穿著傳統服裝、使用庫爾德名字、在學校教授庫爾德語，甚至不允許他們播放庫爾德音樂。庫爾德人經常因表達其文化身份和作為反對土耳其的“一面旗幟、一種民族、一個國家”的意識形態而遭到逮捕和酷刑，這種意識形態起源于二十世紀初，在凱末爾主義中得到充分體現，并在總統雷杰普·塔伊普·埃爾多安及其伊斯蘭政黨的獨裁統治下得以延續。

像20世紀70年代的其他民族解放運動一樣，PKK的成立最初是為了能夠擁有一個獨立的庫爾德國家。它試圖將庫爾德人團結起來，庫爾德人的家園有五千年的歷史，這片被稱為“庫爾德斯坦”的土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被武斷地分配給了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這四個國家似乎經常在爭奪哪個國家能給庫爾德人帶去更多痛苦。這些“新”民族國家對庫爾德人實施的間歇性集體迫害包括化學毒氣、爆炸、強迫遷移、生態破壞和夷平整個村莊。自1984年PKK發起武裝斗爭以來的幾十年中，約有4萬人被殺害，其中大多數是庫爾德人。而在這么多年的斗爭里，奧賈蘭一直是PKK的意識形態和組織領袖。

1999年，奧賈蘭被迫離開敘利亞后在肯尼亞被捕，此前他在敘利亞已經生活了20年。奧賈蘭被押解到了馬爾馬拉內陸海的偏遠土耳其島伊姆拉利，在那兒他因叛國罪而受審并被定罪。由于土耳其當時正試圖加入反對死刑的歐盟，他的死刑被減為了無期徒刑。從那以后，奧賈蘭一直被關在伊姆拉利的一個牢房里，由數百名警衛看守，島上幾乎沒有其他囚犯。盡管與世隔絕——自2016年4月以來就沒人見過他，自2011年以來就禁止他與律師接觸——奧賈蘭仍然是土耳其和敘利亞庫爾德解放運動的指路明燈，也是其散居國外的許多支持者的指路明燈。

2004年，當奧賈蘭的中間人，一位名叫賴瑪·海德爾（Reimar Heider）的德國翻譯家寫信給我父親時，海德爾告訴他，庫爾德領導人一直在監獄里閱讀我父親著作的土耳其譯本，并認為自己是我父親的“好學生”。的確，海德爾接著說:

他圍繞“民主生態社會”的愿景重建了自己的政治戰略，并開發了一個在庫爾德斯坦和中東建立公民社會的模式……他向所有庫爾德城市的每個市長推薦了布克欽的書，并希望每個人都能閱讀它們。

事實證明，逮捕后，奧賈蘭獲得了數百本書，包括許多西方歷史和哲學文本的土耳其譯文。當他在叛國罪審判和隨后的上訴中試圖為自己的辯護設計法律策略時，他獲得了這些書：他的目的是從古代美索不達米亞開始對民族國家的發展進行全面分析，通過考察二十世紀土耳其人和庫爾德人之間的沖突來解釋自己作為革命者的行為。奧賈蘭開始撰寫一部多卷本的歷史，在這部歷史中，他試圖為“庫爾德問題”提出一個民主的解決方案，不僅能解放庫爾德人民，而且能夠在土耳其人和庫爾德人之間，甚至在中東所有民族之間建立一種和諧的關系。

在這部作品的創作過程中，奧賈蘭受到了許多思想家的影響，包括費迪南·布羅代爾、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瑪麗亞·密斯和米歇爾·福柯。此外，奧賈蘭聽取并培養了一代庫爾德婦女的聲音，她們由PKK的聯合創始人、傳奇人物薩金·坎西茲（Sakine Cansiz）領導，她于1980年代在土耳其監獄經受了數年難以形容的酷刑，受到奧賈蘭的鼓勵開始撰寫回憶錄。（2013年，坎西茲和另外兩名庫爾德女性活動家在巴黎被一名土耳其特工暗殺。）坎西茲影響了數百名在監獄和PKK訓練營的庫爾德婦女，包括最近被捕的土耳其迪亞巴克爾市（Diyarbakir）聯合市長古爾坦·基桑納克（ Gültan Ki?anak），她在1980年代也曾在監獄中遭受酷刑。奧賈蘭對這些婦女的犧牲和獨立印象深刻，在1990年代，他試圖轉變PKK——從一個好戰的、父權的、以奪取國家機器為目標的組織轉變為了一個強調女權主義價值觀、尋求與前蘇聯截然不同的組織。然而，奧賈蘭在21世紀初開始擁護的政治哲學的許多決定性特征，都牢牢植根于我父親的社會生態學理念及其政治實踐：“自由意志主義的城市主義”（libertarian municipalism）或“社群主義”（Communalism）。

我父親認為生態問題是一個內在的社會問題，必須解決現存的等級制度，才能解決環境危機。“也許我們這個時代的激進分子沒有充分面對最令人信服的事實，”他寫道，“也就是今天的資本主義已經成為一個社會，而不僅僅是一個經濟體?！彼麍猿终J為，社會變革必須解決資本主義掠奪人類精神和環境的問題，方法是打破等級森嚴的人際關系，下放社會權力，以便基層民主組織形式能夠蓬勃發展。布克欽的這一社會理論被奧賈蘭以“民主聯盟主義”（democratic confederalism）的名義吸收和擴大，現在正引導著數百萬庫爾德人尋求建立一個無等級社會和基于地方議會的民主。

隨著敘利亞內戰進入第八個年頭，大多數西方人都熟悉庫爾德人民保護部隊（Kurdish People’s Protection Units）那些手持卡拉什尼科夫沖鋒槍的男男女女的形象，他們分別被稱為YPG（大部分是男性的部隊）和YPJ（全女性部隊）。這些民兵作為敘利亞民主力量（SDF）的先鋒，在敘戰場上戰斗并傷亡了數千人，SDF也是美國在打擊ISIS運動中支持的多元族裔部隊。他們為之奮斗的目標卻鮮為人知：不僅要實現政治自決，而且要實現一種新形式的直接民主，在這種民主中，社區的每一個成員在解決其社區和城鎮問題的民眾大會上都有平等的發言權——即沒有中央國家政權的民主。

由于土耳其的鎮壓，這些想法在位于敘利亞東北部的庫爾德人身上實現得最為淋漓盡致。2012年，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總統的敘利亞政府軍撤出了該地區，以集中力量打擊其他地方的叛亂分子。敘利亞庫爾德人一直看著他們的兄弟在土耳其東南部邊境的庫爾德城鎮和迪亞巴克爾（Diyarbakir）等城市實施奧賈蘭的一些思想主張；他們一直在為他們的機會做準備。他們開始在敘利亞的三個“州”（cantons）將同樣的想法付諸實踐——吉茲雷（Cizre），科巴尼（Kobani）和阿夫林（Afrin），這三個“州”居住著大約460萬人，其中包括200萬敘利亞庫爾德人，以及少數阿拉伯人、土庫曼人、亞述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居民。在這些州，族群混合的社區集會占據主導地位，盛行的社會思潮強調男女權力的平等分配，非等級、非宗派和明顯的生態觀，以及建立在反資本主義原則基礎上的合作經濟。這些州的人民在面臨巨大挑戰的情況下進行了這些改革——來自敘利亞其他地區的戰爭難民人數翻了一番，北部的土耳其和東部的伊拉克庫爾德斯坦禁運食品和補給品，伊拉克庫爾德斯坦領導人馬蘇德·巴爾扎尼（Masoud Barzani）在那里監督著一個依賴土耳其進行貿易的資本主義小國長達十多年。

2014年，這三個州建立了自治機構，即敘利亞北部民主聯邦（Democratic Federation of Northern Syria），通常被稱為羅賈瓦（Rojava），意為庫爾德語中的“西部”（敘利亞是大庫爾德斯坦最西部的部分）。盡管這里仍然非正式地被稱為羅賈瓦，但庫爾德人在2016年正式放棄了這個名稱，以此彰顯該地區的多民族性質以及他們致力于所有人自由的承諾，而不僅僅是庫爾德人。民主聯邦（DFNS，the Democratic Federation）建立在一份名為“社會契約憲章”（Charter of the Social Contract）的文件基礎上，其開篇便宣稱希望建立一個“沒有獨裁主義、軍國主義、中心主義和宗教權威干預公共事務的社會”。它還“承認敘利亞的領土完整，渴望維護國內和國際和平”——這可以被視作敘利亞庫爾德人正式宣布放棄為其人民建立獨立國家的想法。相反，他們設想建立一個由自決的自治區組成的聯邦體系。

在隨后的96個條款中，該憲章保證所有不同族裔的社區有權用自己的語言教學，廢除死刑，并批準《世界人權宣言》和類似公約。它要求公共機構努力徹底消除性別歧視，并要求法律規定婦女在每個選舉機構中至少占40%，女性和少數族裔人士在各級政府行政部門擔任共同主席。《社會契約》還倡導生態管理哲學，指導所有關于城市規劃、經濟和農業的決策，并盡可能根據集體原則管理所有行業。該文件甚至保證了青少年的政治權利。

民主聯邦面臨的諸多挑戰之一是，它的實驗是在戰區進行的。2014年，在YPG和YPJ經過六個月的戰斗擊敗圣戰民兵組織之前，科巴尼鎮及其周邊地區因美國對ISIS的空襲而遭到嚴重破壞。美國及其盟友向SDF提供了軍事援助，但卻沒有進行人道主義援助，科巴尼和聯邦其他許多被戰爭摧毀的地區的重建進展非常緩慢。羅賈瓦烏托邦式的面貌吸引了數百名國際民間志愿者，他們致力于解決環境廢物問題，種植了50000株樹苗，努力“讓羅賈瓦再次變綠”（make Rojava green again），但該地區卻因土耳其造成的缺水問題而飽受折磨，土耳其修建了巨大的水壩，故意將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的水流減緩為涓涓細流，并淹沒了土耳其邊境一側的歷史定居點。

在整個社會為戰爭動員起來的背景下，庫爾德人控制的地區發生了對兒童兵、背井離鄉的阿拉伯村民以及其他侵犯人權行為提出的有爭議的投訴。從內部來說，當精英們以異議觀點為代價奪取領袖的衣缽時，抵制僵化的意識形態的挑戰常常會降臨到魅力四射的發言人身上。也許最關鍵的是，聲稱希望消滅羅賈瓦項目的土耳其，是否會被三個世界大國——俄羅斯、伊朗和美國——競相對敘利亞實施控制的某種組合所擊敗，又或是一路綠燈，這仍有待觀察。然而，《社會契約》的意圖是明確的——建立一個基于基層的、民主的、分權的社會，就像我父親和阿卜杜拉·奧賈蘭所設想的那樣。

默里·布克欽1921年出生于布朗克斯（Bronx），他最早的影響是他的祖母蔡特爾，一位在“1905革命”后移民到美國的俄羅斯革命者。正如我父親后來向我描述他祖母和她同志們的斗爭:

在紅旗下，他們夢想著人類解放，懷揣一個沒有階級、沒有剝削的社會的理想，這就是他們的神話、愿景和希望。同樣生活在這個前工業化的世界里，家庭基本上是大家庭，相互信任，你們有著強烈的社群生活，以互助為標志，以強烈的文化敏感性為標志，以激進的文化視野為標志。

布克欽家族也有自己的斗爭。默里小時候，他母親被丈夫拋棄了；他祖母去世后，當他九歲時，他們經常一貧如洗。大約在同一時間，在1930年，他成為美國少先隊員，一個共產主義青年組織的成員。十三歲時，他被“增選”進了共青團。他回憶道，即使是最年輕的黨員，“也被當作成年人對待”。他們應該已經閱讀了《共產黨宣言》和許多其他文本；他們被派到街上賣黨報；他們支持工會的努力?！按笫挆l”強化了我父親的“階級意識”和他對社會變革的承諾——他和他母親不止一次被趕出布朗克斯的公寓。作為一個年輕的激進分子，他在克羅托納公園（Crotona Park）的辯論熔爐中磨練了他的演講技巧。我父親后來回憶說，20世紀30年代是“一個非常動蕩的時期”:

幾乎每天都有些新鮮事發生，一些政治上令人興奮的事情，在某種意義上是危險的事情。例如，我們有連續的街角會議，我會和朋友們從一個街角會議走到另一個。與此同時，我試圖在克羅托納公園靠賣報紙和用一個巨大的隔熱箱背冰淇淋謀生——順便說一句，被警察追捕，因為在那個時候賣冰淇淋是違法的。所以，甚至從十三、十四歲開始，作為一名工人，我就開始自己掙面包和奶酪。

盡管共產黨對他進行了嚴格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但他從未受到正統學說的束縛；希特勒-斯大林協定簽署后，他離開了共產黨，首先成為托洛茨基主義者，然后成為無政府主義者——這是他在20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間保持了近40年的立場。最后，他也拋棄了這個術語，認為無政府主義很容易演變成一種政治，這種政治側重于個人自由的行使，而不再去為建立能夠實現持久社會變革的政治機構而努力奮斗。

我父親從未上過大學，作為一名自學者，他也許從未感到被任何特定的智力探索渠道所束縛。他的閱讀范圍廣泛而深入，從生物學和物理學到自然歷史和哲學。他的工廠工作經歷——通勤到新澤西的巴約恩，在一個炎熱的鑄造廠灌注鋼鐵——只是鞏固了他對社會主義項目的同情。然而，后來，他作為聯合電氣工人工會組織者的經歷告訴他，美國無產階級，盡管關心生計問題和零敲碎打的改革，不太可能是馬克思所預測的革命代理人。他開始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其他原則，包括強調中央集權和堅持“無情的社會規律”。

到了20世紀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他也清楚地意識到資本主義發展與自然世界的關系非常緊張。他認為，空氣和水污染、輻射、食品中的農藥殘留問題，以及像羅伯特·摩斯（Robert Moses）這樣專橫的城市規劃者對城市的影響，都要我們重新評估資本主義的影響，既要考慮環境問題，也要考慮經濟問題。

到了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布克欽將生態破壞視為根深蒂固的社會問題的癥狀，他在1964年一篇名為《生態學與革命思想》（Ecology and Revolutionary Thought）的開創性論文中闡述了這些觀點，該論文將生態學確立為一個政治概念，并將保護環境作為社會轉型項目的一個組成部分。馬克思認為自然的匱乏導致人類的征服。而與馬克思相反，布克欽認為支配自然的概念是在人類支配人類之前產生的，并且源于人類對人類的支配，只有消除社會等級——性別、種族、性取向、年齡和地位——我們才能開始解決環境危機。他反對馬克思，認為真正的自由不能僅僅通過消滅階級社會來實現；它意味著消除一切形式的統治?！翱杀氖?，”他后來觀察到，“馬克思主義實際上讓所有早期的革命性的不同聲音沉寂了一個多世紀，并將歷史本身置于一種基于對自然的統治和權力集中的顯著資產階級發展理論的冰冷控制之下。”

我父親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一系列文章中首次闡述了這些觀點，題目是“后稀缺性無政府主義”（Post-Scarcity Anarchism）、“走向解放的技術”和“聽著，馬克思主義者！”——引導年輕一代反戰積極分子深入理解社會弊病和新社會秩序的文章。在此期間，他與左翼的許多重要人物進行了辯論，并對他們產生了影響，從埃爾德里奇·克里弗（Eldridge Cleaver）和丹尼爾·孔·本迪（Daniel Cohn-Bendit）到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和居伊·德波（Guy Debord）。他敦促1968年“五月風暴”中的法國革命者不要屈服于法共控制學生運動的壓力；他推動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領導人，如埃爾德里奇·克里弗和休伊·牛頓（Huey Newton），放棄堅持“毛主義教條”，即革命是由有紀律的干部在中央領導下進行的；他見了馬爾庫塞，敦促這位經驗豐富的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家接受更深層次的生態意識。

多年來，布克欽關于親和團體（affinity groups）、大眾集會、生態女性主義、基層民主以及消除等級制度的必要性的一些理論被反核運動、反全球化積極分子所接受，并最終被占領運動（the Occupy movement）所接受。這些團體吸收了我父親的想法——也許常常不知道它們的起源——因為它們提供了預示他們所尋求的社會變革的行動和組織方式。到20世紀80年代，他的工作影響了歐洲的“綠色運動”（Green movement）。今天，一場基于他想法的“市政主義”運動（“municipalism” movement）正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中獲得勢頭。然而，在羅賈瓦之前，默里·布克欽的名字很少在主流新聞報道中被提及。

1971年，我父親從紐約下東區搬到佛蒙特州。他五十歲了。他和我的母親比阿特麗斯結婚十二年后離婚了，但他繼續和她生活了許多年，她在他的余生都是他的政治上的同路人和生活中的密友。在佛蒙特州，他積極參與反核運動，而她則領導反對伯林頓時任市長伯尼·桑德斯在伯林頓濱水區進行大規模商業開發的努力。我父母一起發起了伯林頓綠色運動（Burlington Greens），這是美國第一批市政運動之一。正是在他們伯林頓的家中，他寫了代表作《自由的生態學》（The Ecology of Freedom），出版于1982年，12年后翻譯成土耳其語。

在書中，我父親追溯了從史前時代到現在等級制度的出現，考察了他所說的人類歷史上的“統治遺產”和“自由遺產”之間的相互作用。他認為，隨著人類文明逐漸形成社會分層的趨勢，這種趨勢造成了巨大的不平等，給民族-國家帶來了不正當的權力；同時也存在著豐富的自由傳統，從它在蘇美爾楔形文字板上首次出現，到它被奧古斯丁這樣的哲學家使用，再到它出現在夏爾·傅立葉反國家主義、激進的烏托邦思想中。這種自由遺產提供了人類潛在發展的平行愿景，挑戰了馬克思公認的智慧，即國家和資本主義對于社會向社會主義發展是“歷史必要的”。我父親認為，它們不僅不必要，而且馬克思對資本主義“進步的”歷史角色的經典信念也阻礙了真正自由意志主義左翼的形成。

奧賈蘭閱讀了《自由的生態學》，并同意其分析。奧賈蘭在2010年以德語出版的自己的書《為人民辯護》（In Defence of the People，2010年以德文出版，即將以英語出版）中寫道:

甚至在階級社會出現之前，權威和等級制度的發展就是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沒有自然法則要求自然社會發展成為等級森嚴的國家社會。我們最多可以說，這可能是一種趨勢。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社會是不可避免的，這是一個大錯誤。

我父親舉例說明了早期社會所特有的平等主義和互助，他認為資本主義不是人類文明不可避免的最終產物。他建議，在現代社會中，通過建立基于人類需求的道德、生態經濟，培育能夠分散資源的技術，如太陽能和風能，以及建立基層民主議會，為地方上的人民賦權，可以恢復合作、互助和生態可持續性的動力。

我父親對等級制度的強調成為奧賈蘭重新定義庫爾德問題努力的一個標志性方面。在奧賈蘭出版的第一卷獄中筆記《文明的根源》（The Roots of Civilization）中，他也追溯了早期社群主義社會和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歷史。像布克欽一樣，他贊揚了美索不達米亞早期社會的形成，美索不達米亞是文明的搖籃，也是藝術、文字和農業的發源地。他提醒我們，庫爾德家庭生活中仍然存在的強大親屬關系——大家庭的傳統關系和民間文化——可以為一個新的倫理社會提供基礎，這個社會將啟蒙價值觀的最佳方面與對社區和生態敏感性結合起來。

奧賈蘭比布克欽更重視父權制。我父親研究了等級制度是如何起源的——社會中的長者在年老時通過巫師和后來的牧師的形式將他們的地位制度化來保持他們的權力——這一過程包括男性對女性的統治。然而，奧賈蘭認為父權制是人類文明的一個決定性特征?！?000年的文明史實質上是奴役婦女的歷史，”他在一本題為“解放生命：婦女革命”的小冊子（“Liberating Life: Woman’s Revolution” ，2013年以英文出版）中寫道。“因此，婦女受奴役與等級制和中央集權社會的崛起密切相關?！痹趭W賈蘭看來，消除這些根深蒂固的權力機制和心理上的權力關系需要一個新的社會愿景——以及人類對其過去的深刻個人清算。

奧賈蘭對婦女解放的興趣先于他在伊姆拉利的時候，這從來不是一個簡單的理論問題。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來自敘利亞和土耳其的庫爾德婦女加入PKK的人數越來越多，她們在那里受到土耳其政府嚴厲的鎮壓。這些婦女離開自己的村莊和城鎮，前往黎巴嫩貝卡谷地（Bekaa Valley）和伊拉克坎迪爾山（Qandil Mountains）的PKK訓練營，到1994年PKK戰斗人員增加到15 000人，估計婦女占部隊人數的三分之一。與PKK對學習和教育的強調相一致，這些婦女在接受游擊隊訓練的同時，也閱讀女權主義和其他激進的文本。奧賈蘭已經在重新評估PKK的“男性主導”特性的問題，支持她們對平等權利、獨立民兵組織和自己機構的要求。正如梅雷迪思·塔克斯（Meredith Tax）在她最近的著作《無法預見的道路：婦女與伊斯蘭國作戰》（A Road Unforeseen: Women Fight the Islamic State）中所解釋的那樣，建立全女性的PKK部隊對于“給婦女信心和領導經驗，讓她們飛躍成為一支完全獨立的婦女軍隊”至關重要。

像幾年前的布克欽一樣，奧賈蘭也對國家社會主義大失所望?！安灰烟K聯視為社會主義之神和最后一位社會主義之神，”他在1991年告訴采訪者。“社會主義烏托邦的夢想不僅僅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它和人類一樣古老?！彼絹碓较嘈艊冶旧砭褪菃栴}所在，于是開始重新構建他的運動目標，不再是作為庫爾德民族，而是作為一個自治的民主實體，在一個聯邦中，所有的主體都享有類似的自治權——這是一種與現在中東或幾乎任何地方都存在的政治制度非常不同的政治制度。

布克欽在1985年的論文《反思倫理、自然和社會》（Rethinking Ethics, Nature and Society）中寫道：“民族-國家令我們不再像是人。”“它凌駕于我們之上，哄騙我們，剝奪我們的權力，欺騙我們的物質，羞辱我們——并且經常在它的帝國主義冒險中殺死我們……我們是民族-國家的受害者，而不是它的選民——不僅在身體上和心理上，而且在意識形態上?！眾W賈蘭分享了這一觀點；2005年，他發表了一份“宣言”，指出“民主的民族（nation）方案的政治根源是公民社會的民主聯盟主義（democratic confederalism），這不是國家（state）”。相反，它必須建立在“公社單位”（communal unit）的基礎上，這是一種生態、社會和經濟建設，其目的不是“盈利”，而是滿足生活在那里的人們集體確定的需求。這份文件是一個愿景，他希望所有庫爾德人都能接受，包括伊朗的600萬庫爾德人和伊拉克的600萬人。

這是奧賈蘭對我父親在《城市化的興起和公民身份的衰落》（The Rise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Citizenship后來的標題為《沒有城市的城市化》 Urbanization Without Cities）中的議程的回響，奧賈蘭在獄中讀過該議程，并推薦給土耳其東南部的巴庫市長。在這本書里，我父親追溯了城市大都市的歷史，從雅典到巴黎公社以及更遠的地方，試圖“拯救城市，使其不被視為對環境的威脅，而是作為一個獨特的人類、倫理和生態社區”，它可以作為一種新的集會民主政治（new politics of assembly democracy）的軌跡——“每個公民都充分意識到他或她的社區將自己的命運托付給他或她的道德正直和理性的一種藝術”?！俺鞘校彼麑懙?，“必須被視為一種新型的道德聯盟，一種人性化的個人賦權形式，一種參與性的、甚至生態的決策系統，以及一種獨特的公民文化來源?！彼J為，通過實行激進的市政政治，人們實際上可以在舊的外殼內創建一個新的民主社會，從中央政府手中奪回控制權。

這些“社群主義”思想已經在敘利亞北部民主聯邦的城鎮付諸實踐。精心設計的議會民主制度始于“公社”一級（300至400個家庭的定居點）。公社派代表到社區或村委會，村委會又派代表到區或市一級，并最終到全地區的議會。公民在健康、環境、國防、婦女、經濟、政治、司法和意識形態委員會任職。每個人都有發言權。與奧賈蘭關于婦女問題的想法保持一致，當問題涉及婦女利益時，婦女委員會有權推翻其他委員會做出的決定。

盡管對大多數反對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政策的庫爾德人來說，PKK仍然是主要的反對派力量，但該運動內部一直存在分歧，特別是在2005年左右，當時奧賈蘭開始認真實施“民主聯盟主義”。然而，絕大多數庫爾德人都遵循了他所規劃的道路，這證明了他的領導能力——這種領導能力已經忍受了近20年的監禁。盡管如此，PKK仍然被美國和歐盟列入恐怖分子黑名單，在奧賈蘭早已正式放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十多年后——無論是在實踐中還是在其數千頁的著作中，西方媒體都莫名其妙地堅持稱奧賈蘭和PKK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截至土耳其2015年6月選舉時，PKK已宣布單方面?；穑炼鋿|南部庫爾德城鎮展現了其致力于基層民主的跡象，那里的婦女擔任聯合市長，并在城市管理的所有領域服務。在選舉中，庫爾德人領導的人民民主黨（HDP）贏得了13%的選票，成為土耳其議會中的第三大政黨?？傊?，埃爾多安停止了2013年與奧賈蘭開始的和平談判，并對庫爾德地區發動了持續襲擊。軍事行動和PKK的抵抗導致數百人死亡，還有數千人被監禁——其中包括塞拉哈丁·德米爾塔（Selahattin Demirta?），他是HDP魅力非凡的領導人，（文章成文時）在他的牢房中參與2019年6月24日由埃爾多安召集的臨時選舉，競選總統。

5月24日，總部設在羅馬的常設人民法庭（成立于1979年，旨在繼續羅素法庭負責調查越南戰爭罪的工作）認定，PKK不是恐怖組織，而是“非國際武裝沖突”中的戰斗人員，并宣布埃爾多安個人因在2015年6月至2017年1月的十八個月期間未能遵守日內瓦四公約而對庫爾德人民犯下戰爭罪。在布魯塞爾歐洲議會宣布的一項決定中，該法庭還認定土耳其犯有假旗行動、“定向暗殺、法外處決、強迫失蹤”、“摧毀庫爾德城鎮和使多達30萬平民流離失所”以及“通過強加土耳其身份和壓制庫爾德人民參與該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而剝奪庫爾德人民自決權”的罪行。法庭敦促土耳其立即恢復與其境內庫爾德人的和平談判，并呼吁土耳其停止針對敘利亞庫爾德人的所有軍事行動。

土耳其堅持認為敘利亞的庫爾德人也是“恐怖分子”，因為他們與奧賈蘭有意識形態聯系，這使美國如履薄冰——美國需要扶植作為 敘利亞民主力量（SDF）之組成部分的YPG和YPJ，并否認他們與PKK的聯系，同時堅稱土耳其的PKK是一個恐怖組織。結果是，盡管美國軍方官員口頭上支持庫爾德人是在敘利亞打擊ISIS的“我們在當地最好的合作伙伴”，但國務院對埃爾多安無情的侵犯人權行為視而不見，正呼應了埃爾多安的言論，即必須摧毀PKK，庫爾德人說這一政策等于默許對所有庫爾德人發動戰爭。美國的這一政策，加上美國和歐洲領導人對土耳其政府在2015年至2017年間襲擊庫爾德公民一事幾乎保持沉默，可能正是鼓勵埃爾多安于今年1月20日將他的部隊和前自由敘利亞軍民兵（Free Syrian Army）——包括圣戰分子和前ISIS戰士——共同派往敘利亞的阿夫林縣的力量。此后，估計有170000人從非洲流離失所；許多人無家可歸，露宿街頭。曾經是和平和多元文化的天堂，一個婦女占據50%公職的地方，陷入圍城之中。有報告稱，婦女和女童遭到綁架，庫爾德人被逐出家園和企業，部分實施伊斯蘭教法。在這方面，土耳其得到了美國的默許，美國拒絕代表庫爾德盟友對抗埃爾多安。令人遺憾的是，美國媒體對由此造成的破壞報道不足。

我父親于2006年7月30日去世，享年85歲，大約在奧賈蘭的中間人聯系他兩年后。關節炎使他不可能坐在電腦前打字，所以他和奧賈蘭的通信在雙方交換了幾封信后就結束了。在他的最后一封信中，我父親向奧賈蘭致以最良好的祝愿，并寫道:

我希望庫爾德人民有一天能夠建立一個自由、理性的社會，讓他們的才華再次發揚光大。他們真的很幸運，有奧賈蘭先生這位有才華的領袖來指導他們。

默里·布克欽死后，PKK發表了一份長達兩頁的聲明，稱贊他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社會科學家之一”。聲明的作者寫道：“他向我們介紹了社會生態學的思想，因此人類將懷著感激之情記住他。”?！拔覀兂兄Z讓布克欽活在我們的斗爭中。我們將把這一承諾付諸實踐，成為第一個建立有形的‘民主聯邦主義’的社會?！比绻腋赣H活著看到他的想法在羅賈瓦和土耳其東南部得以實現，他會深深地被感動，知道他的革命精神已經在一代庫爾德人中重生。他會相信羅賈瓦是對自由渴望的又一個歷史例證，他自己也深深地感受到了這一點，并為此奉獻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