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新中國外交70載，許多令人難忘的“高光時刻”歷歷在目，既有耀眼的亮度，也有十分感人的溫度。

在新中國七十華誕到來之際，澎湃新聞專訪多位曾經代表中國出使海外的大使。他們曾是新中國外交不同發展階段的見證者，是祖國實力不斷壯大、在國際舞臺上愈發“舉足輕重”的親歷者，更是在世界多個地區、各個大洲代表和維護中國國家利益和國家形象的實踐者……

今天的“國家大使”系列，刊發我國前駐黎巴嫩、伊朗大使劉振堂的專訪。

1975年，剛剛在中國駐黎巴嫩大使館工作滿兩年的年輕外交官劉振堂趕上了黎巴嫩內戰的爆發，一打就是16年之久。時年，他30歲，親眼目睹了被譽為“東方巴黎”的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在炮火中隕落的慘烈。

“我起身走到陽臺，兩顆子彈颼颼地就順著我頭頂落了下來，就差那么一點點。”現年74歲的劉振堂近日向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回憶起那驚心動魄的一幕時仍然記憶深刻，但這“九死一生”般的瞬間并沒有讓他退卻，“身臨其境就不害怕了，”他說，后來還將中國大使館外的槍林彈雨聲錄了下來，交給了自己的夫人。

1999年，作別黎巴嫩二十余載的劉振堂再次踏上這片土地，出任駐黎巴嫩大使。在此之前，他先后在中國駐敘利亞、蘇丹、埃及和約旦大使館工作。

劉振堂接受澎湃新聞采訪。實習生 張晨陽 澎湃新聞記者 鄭朝淵 圖

2002年，學習阿拉伯語出身的劉振堂接受了新的挑戰，前往語言、文化不盡相通的伊朗任大使，并與一年后贏得大選的伊朗總統內賈德成為好友。

令劉振堂印象最為深刻的是，這位“反美、反西方”的“平民總統”，在2010年6月頂住了聯合國制裁決議的壓力訪問中國，并出席上海世博會。那一瞬間，在劉振堂眼中，是中伊兩國友誼的有力見證。

“中國是我們非常偉大的一個（朋友），我們應該向東看，向中國看！”內賈德一次抵滬參會時所說的一番話，也是對畢生為在中國外交工作一線耕耘的劉振堂最好的鼓舞。

正因為如此，劉振堂感慨中國在中東地區外交事業使命之重。“我們一定要做好（中東）地區的工作，繼續把朋友交得越深、越廣、越好。”采訪最后，劉振堂堅定而自信地說。

“親眼目睹一個美麗的國家陷落”

澎湃新聞：您在中東地區工作了差不多25年，這期間中東地區也發生了很多大事件，您剛剛駐外那會兒應該還是第四次中東戰爭？

劉振堂：我趕上了好幾次！1973年十月戰爭（即第四次中東戰爭，又稱贖罪日戰爭、齋月戰爭）我趕上了；黎巴嫩1975年的內戰，最后延續了16年，（我也趕上了）；另外（還有）80年代初期的南北蘇丹戰爭，我都趕上了。

澎湃新聞：這么多場戰爭和歷史事件，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是哪些呢？

劉振堂：如果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黎巴嫩內戰。我去了（黎巴嫩）只有兩年，就趕上了黎巴嫩內戰。

黎巴嫩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國家之一，（雖然）只有北京的三分之二大，10500平方公里，可是它的（地形）落差特別大，從海邊一直到（海拔）3000多米高，只要半個小時車程。由于它的地勢地質地貌比較豐富，所以物產也特別多。更重要的，它是東西方的一個交匯點，所以人種特別復雜，宗教問題也很復雜，正是由于這一點，黎巴嫩有19個不同的宗教教派。

劉振堂出席黎巴嫩朋友的晚宴 以下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我上世紀70年代初在黎巴嫩工作的時候，那里是中東的貿易中心、旅游中心、轉口中心、出版中心和文化中心，特別繁榮。貝魯特也好，山區也好，都成了不夜城。

由于黎巴嫩這個國家實行西方的民主自由，所以從1943年獨立以來，產生了1200多個政黨和組織。但是由于過度的開放和所謂的民主、自由，所以國家政府沒有權威，外國勢力包括鄰國都在插手黎巴嫩的事務。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黑九月”事件以后（注：1972年9月，巴勒斯坦武裝激進組織“黑九月”襲擊參加慕尼黑奧運會的以色列代表團），轉移到黎巴嫩，他們搞“國中之國”，穆斯林和他們（巴解組織）站在一起，基督教徒和他們站在對立面，這樣就由于武裝沖突引發了黎巴嫩16年的內戰，使黎巴嫩損失了起碼700億美元。這么一個小國，（損失）700億美元，（國家經濟）倒退了多少年，到現在為止也沒有完全恢復。

澎湃新聞：您說（黎巴嫩）內戰爆發的時候，您在中國駐黎巴嫩大使館工作，大使館當時在做些什么？

劉振堂：當時中國使館成了沖突的焦點，因為我們的樓十一層高，所以兩派都想著控制我們這個樓的制高點。有一天，敘利亞的部隊打到我們院里，最后他們就要沖到樓頂，多虧一周之前我們安了隔離門，所以他們沖到二樓就沖不上去。

但是那一天他們打進我們院里，我錄下了音，（后來）我把這個錄音帶帶給了我的夫人。我夫人說，“打仗這么厲害（嚴重），你還敢錄音，膽子太大。”實際上，身臨其境就不害怕了。

還有一次，同事說，“劉振堂你坐了這么久了，起來活動活動吧”，我起身走到陽臺，兩顆子彈颼颼地就順著我頭頂落了下來，就差那么一點點……

劉振堂夫婦在國慶招待會上與黎巴嫩前總理索拉赫合影

所以，最后我親眼看到那里的樓怎么被炸塌，我親眼看到路人被打死的全過程，特別血腥，特別可憐。我親眼見到一個好好的、美麗的國家，由于他們的制度（混亂），造成了長達16年的內戰，最后死了15萬人民，太可悲了。

與“平民總統”內賈德的交往

澎湃新聞：您結束了駐黎巴嫩大使的任期后，又擔任駐伊朗大使。您就任中國駐伊朗大使期間，恰逢2005年保守派候選人內賈德贏得大選。內賈德在任期間公開反對與美歐改善關系，而與中國的關系也成為了他主政期間外交政策的重要環節，您如何評價內賈德時期的中伊關系？

劉振堂：內賈德是我的老朋友，他沒當總統之前還是市長的時候，我們就經常交往。內賈德對美國、對西方采取和前任哈塔米不同的立場。因為在哈塔米當總統的時候，采取比較溫和的（立場），主張文明對話。可是在這么一個主張文明對話、主張與西方和解、互相尊重的領導人（治下），（伊朗）還被布什扣上“邪惡軸心”（的帽子），顯然激進派和強硬派就會興起了。

以內賈德為代表的強硬派2005年贏得大選，在他當選后任總統的八年，應該是我們兩國關系發展的黃金期。我們搞了好多項目，甚至都是他親自出面來推動的，包括我們在伊朗的塔里干水壩、電廠（項目）都是他親自來推動的。

劉振堂向當時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哈塔米總統遞交國書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2010年上海世博會，我作為上海世博會的政府副總代表接待內賈德總統。在當時俞正聲書記（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宴請的時候，我把我寫的書《伊朗零距離》送給他（內賈德），上面有一段就是描寫我與他的交往。

他當時能來，還有一段小故事。因為在他來的前兩天，安理會正好通過了一個決議，要進一步制裁伊朗。當時俞正聲書記說，這次恐怕內賈德來不了。我說，我個人認為，他不會不來，因為他心里有一桿秤，他知道誰是他真正的朋友。盡管我們對2010年6月9日安理會通過的1929號決議（注：內容包括對伊朗實行自2006年12月以來的第四輪制裁）投了贊成票，但我們堅持平衡地、公正地解決伊核問題，特別是支持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而美國則不論你是否和平利用核能，都要予以制裁。

澎湃新聞：您剛剛提到了內賈德沒有當總統之前就和他是朋友，您是怎么認識他的，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劉振堂：他當時是德黑蘭市長，我作為大使，一定要去拜會首都的市長。另外，我們在伊朗合作的一些項目，往往市長要出席慶功典禮，所以我們經常有見面的機會。

內賈德是前革命衛隊的領導人之一，他出身貧苦，是鐵匠的兒子，他家就住德黑蘭南部的貧民區。他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開著標致車，每天中午自己帶盒飯上班，非常樸素。他還把總統府那些高級地毯都撤了，送到清真寺，換了一些普通的地毯。他認為總統不應該過豪華的日子，到了旅館，他也不主張住總統套間，要住普通的房間，也不主張有總統的專機，用普通的班機就可以了。他很樸實，很親民，很有思想，對他的國家、對伊斯蘭革命都十分忠誠。

他對兩國之間的經貿合作也非常積極。在我2007年離任拜會他的時候，我說我們現在的貿易額已經達到了200億，他說，“200億不夠吧，我們（的貿易額）應該達到1000億，甚至2000億，我們不能滿足于小小的200億。”他對兩國合作的期望非常高，而且充滿了熱情與積極性。他在當（德黑蘭）市長和當總統期間，都從多方面來推動兩國之間的合作。

中國在中東的外交智慧和機遇

澎湃新聞：也是在內賈德任總統的時候，伊核問題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升級。中國也是解決伊核問題六方機制當中的一國，您認為我們在伊核問題上，和其他的歐洲三國還有美國、俄羅斯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是什么？

劉振堂：我們在伊核問題上的立場是公正、正面、積極的，是一個標準，就是以國際法為標準，以國際原子能機構章程為標準。而美國、西方，他們是雙重標準，對伊朗，把它作為另類，你和平不和平，我都要制裁，都要打壓，這顯然是非常不公的。所以我們和俄羅斯在國際的舞臺上，特別在核問題上，給了伊朗非常有效的支持。

澎湃新聞：您在不同的中東國家都工作過，有阿拉伯國家，也有伊朗這樣的非阿拉伯國家，而伊朗跟地區其他國家的關系也比較微妙。我們也看到，中國可以和像沙特這樣的阿拉伯國家保持良好關系，也能和伊朗、以色列、土耳其這些彼此之間有不同程度矛盾的國家保持良好關系。作為曾經活躍在中東地區的外交官，您認為中國是怎么樣處理這種復雜的關系的，中國的外交智慧在這方面是怎么體現的？

劉振堂：中東地區是我們開展外交、開展交往非常重要的一個地區。因為中東是世界的交通要道，能源的儲存地，同時又是一個巨大的市場。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發展，就必須特別重視中東。

在中東，我們從一開始就采取友好和平的外交政策，這個政策在中東十分有效。所以無論是22個阿拉伯國家，還有以色列、土耳其、伊朗，當初還有塞浦路斯，這些國家當中沒有一個和臺灣當局保持所謂“邦交”關系。

同中東國家保持很好的關系，我認為奧妙就在這種和平、平等相待的政策。在這個地區，所有國家都是我們的朋友，盡管他們之間敵對，他們也在和（其他）大國打交道，可是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我們的政策是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劉振堂（后排右）與當時訪問埃及的李先念主席（前排左三）合影   

同時，我們還采取正確的義利觀。在他們困難的時候，我們非常慷慨地為他們提供支持和援助。其實，我們國家當時不太富裕，尤其是上世紀50年代，國家本來就很困難，但是在他們遇到災難和戰爭的時候，我們也慷慨地伸出援手。比如說埃及，是阿拉伯國家中第一個和我們建交的，所以我們也堅決支持它的蘇伊士運河戰爭，堅決支持納賽爾領導的革命，我們支持民族解放運動（1956年5月中國與埃及建交，同年7月埃及宣布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10月爆發蘇伊士運河戰爭，即第二次中東戰爭——編者注）。

特別是伊朗在（伊斯蘭）革命成功以后，和美國對立了起來。但是對我們來說，我們國家的政策是和平的、友好的、互利共贏的。所以伊斯蘭革命以后，伊朗也成為我們一個“走出去”比較成功的國家。比如說我國承建的第一條按照國際商業運作的地鐵線，就是德黑蘭地鐵，現在已經延到（德黑蘭）郊區，而且伊朗10%以上的電，都是我們建的電站發的。

在中東地區，很重要的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也好，陸路絲綢之路也好，最后都在那個地區交匯。我們必須要把（和中東地區的）關系搞得更好，因為它是可以到達歐洲、非洲的一個支點。

另外一點，那個地區有大量的資金，沙特、阿聯酋、阿曼這些國家很大的石油出口地都是中國市場，現在我們同中東地區的貿易額已經超過3000億美元。

時任總理李鵬（左四）考察蘇伊士運河時，劉振堂（左二）擔任翻譯

更重要的是地緣政治。我們主張世界和平，雖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和平。但是，那個地區（的國家）永遠是戰略伙伴，我們一定要做好地區的工作，繼續把朋友交得越深越廣越好，讓那個地區成為一個重要的支點，為我們大國的發展添磚加瓦致勝。

澎湃新聞：那些年來不斷傳出消息稱該地區存在沖突升級的風險，您怎么看？

劉振堂：我記得在2003年，我向國內報告，美國和以色列不敢打伊朗。理由有五個，第一，伊朗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人民是有一種獻身精神的，“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第二，伊朗通過出口石油賺了很多錢，財力還是比較雄厚的。第三，伊朗從阿富汗、敘利亞、黎巴嫩到也門，有很多什葉派的伙伴。第四，伊朗的地形特別復雜，幾乎都在海拔1200米以上，這種地形不適合一些現代武器（的使用）。第五，伊朗軍工發展很快，是中東地區工業體系最完善的一個國家，而且還擁有兩支部隊（一支為國防軍，另一支為伊斯蘭革命衛隊——編者注）。從2003年到現在，16年過去了，（美以對伊朗的戰爭）還是沒有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