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時代女子教育先驅者津田梅子，是第一位實現尊重個性的女子教育的教育家，可以說是日本女性史上的才智象征人物。她創立了津田塾大學的前身女子英學塾，為女子教育獻出自己的一生，亦是第一個讓日本女性明白女子也能擁有與男性同等力量的人。

明治三十一年（1898）五月，美國“婦女俱樂部”于科羅拉多州丹佛召開“萬國婦女大會”時，津田梅子代表日本婦女出

席，以英文發表如下的演講：

左為小時候的梅子 中右為查爾斯·蘭曼夫妻

全世界的女性必須互相攜手，努力提高婦女地位。……女性問題受人矚目的日子應該已近在眼前。……只要提高女性的教育和地位，全世界的女性應該可以自奴隸和玩偶般的不自覺中覺醒，站在男性的合作伙伴立場，獲得真正與男性平等的地位。

據說，當地報紙都報道，無論內容、態度、聲音等，梅子的演說是當天最出色的一個。

最年幼留美女童

津田梅子生于元治元年（1864）十二月，昭和四年（1929）八月，虛歲六十五時過世。明治四年（1871），梅子虛歲八歲時小時候的津田梅子 查爾斯·蘭曼夫妻（當時滿六歲又十一個月），以日本第一批女子留學生最年少者身份遠渡美國。

此后十一年，她寄居在美國東部喬治城（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知識分子代表之一的查爾斯·蘭曼（Charles Lanman）夫婦家，自當地的私立學校畢業。回國后，由于與家人不合，在伊藤博文家客居半年，一面當伊藤夫人及女兒的家庭英語教師，一面學習日本禮儀，并與當時的政界人物接觸。伊藤博文是十一年前率領歐美視察團及五十八名留學生團出國的副使之一。

梅子十八歲剛回國時，是個聽不懂也不會說日語的少女。天長節（天皇誕生日）夜晚，她在井上馨外交卿官邸晚會中碰見了伊藤，這時，經伊藤介紹，與下田歌子認識。之后，成為下田歌子開辦的“桃夭女塾”英語教師，另一方面，也向歌子學習國語、書法等。

梅子于日后寫了一篇文章《回憶》述懷對伊藤的敬愛，但對歌子則只字不提。歌子比梅子年長十歲，無論容貌或私生活，都給人一種類似牡丹的艷麗感覺，梅子卻完全沒有那種氣質。

梅子歸國時才十八九歲，正值妙齡，身邊不但有伊藤這種大人物的知遇，又逢鹿鳴館歐化時代，倘若她有心，應該可以像下田歌子或年長五歲的大山舍松那般，過著如花似錦的日子。但是，綜觀她的人生，竟宛如一片不起眼的葉子，畢生都在給后代女子儲存養分。

梅子并非排斥與自己成對比的華麗同性，她的性格似乎偏向理智，而且在有關女子教育這方面的信念和理想，均與同業者的下田歌子不同，自然格格不入。但她和大山舍松以及另一位永井繁子則終生都是摯友。身為明治初期開拓使留學生之一的梅子，出國時雖是個年幼女孩，但在國外養成了類似國家使節的責任感，回國后，顯現在她眼前的祖國社會，尤其女性地位，都令她很難接受。特別是她四周那些當時所謂名流婦女的作風，更讓她難以消受。

走在時代尖端的女性

送她出國留學的父親津田仙，是位走在時代前沿、相當有見地的人物，不過，在女兒梅子眼里看來，實際日常生活中的父親，是個不可理喻的暴君。父親不但不允許女兒擁有自己的錢包，在女性關系方面，也經常讓妻子大傷腦筋。換個立場來看，梅子的父親的行為其實很正常，日本明治時代的戶長就是這樣，但對一個在美國成長的少女來說，確實是個專橫暴君。

津田仙出生于下總（千葉縣）佐倉藩家臣家，幕府末期專研西學，二十五歲時成為幕府直屬家臣津田家的婿養子。津田家長女竹子在德川幕府將軍繼承人列選“御三卿”之一的田安德川家侍奉，得第五代當主德川慶賴（父親德川齊匡是江戶幕府第十一代將軍德川家齊的異母弟）寵愛，是德川家達（第四任貴族院議長）、德川達孝（大正天皇侍從長）的生母。梅子的母親初子是竹子的妹妹。換句話說，梅子與德川家達、德川達孝是表兄妺。

梅子過世后，學校遷移至現在的津田塾大學所在的小平市新校舍時，公爵德川家達也參加了竣工儀式，親自朗讀稱頌創立者梅子的英文賀詞。大致內容是“津田梅子先生是位遠遠走在時代前沿，具有看清我們的需求之慧眼的女性”。

身為幕府西學者的津田仙，功績很大。他在慶應三年（1867）與福澤諭吉等人，隨幕府大臣前往美國華盛頓進行幕府訂購的軍艦領取交涉。明治維新后，辭去官職，在筑地的酒店工作，親手栽培供客人用的西洋蔬菜，并在數年之間將菜園擴大為廣闊農場，更是日本最初實施郵購商業服務的農學者。

明治四年（1871），津田仙成為明治政府設立的開拓使特約人員，因此，開拓使招募女子留學生時，他代女兒梅子報了名。他也是將西式農耕法引進日本的著名人物，在東京麻布設立農學校，并發行《農業雜志》大力介紹西歐的新知識。明治六年（1873）又以書記官身份參加維也納世博會，從維也納帶回的刺槐種子，日后成為東京的行道樹。

總之，這個人物非常不簡單。

可是，以津田仙為首，這些在外人眼里看來非常先進的梅子近親者，在男女關系問題卻極為封建，導致梅子不得不到伊藤博文家當門客。那時，也有幾個門戶相當的人來提親，卻都沒談成。或許，梅子內心認為，在當時的日本無法找到適合自己的人生伴侶。按梅子身處的環境以及親屬成員來說，想得到一門所謂的良緣應該輕而易舉，她卻選擇了一條不同的路。這應該和她的成長環境有關，但也可以說是命中注定。

當時以公費留學的先驅者，大多懷有一種必須帶領祖國同胞往前邁步的義務感，何況是第一批留學幼女。再說，四周人也對梅子拭目以待。美國的查爾斯·蘭曼家和母親初子對待梅子的態度，類似對待一位國家使者。眾人對梅子的留學成果所懷的期望，遠遠超越了梅子個人應得的成果。即便年幼，在這種環境下，梅子肩上的擔子其實很重。至今仍留有梅子在美國向學校提交的作文等文章，完全是一個小外交官的口吻。她們回國后，更屢次接到與諸外國要人交流的招待會邀請，在晚會中以外交官立場和外國要人周旋。因此，不管愿意或不愿意，她們都不得不站在這種立場。

TBC

 本文選自《明治——含苞待放的新時代、新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