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在我國制造業的浪潮中披荊斬棘貢獻自己的青春與勞動力。然而，對于很多農民工而言，工廠生活總是差強人意，每個農民工估計都有一個“老板夢”。那么，農民工如何實現從流水線工人到老板的轉變？本文將通過一位從事毛紡行業的農民工的小故事，來展示農民工職業流動的路徑、方式以及動力機制，并透視毛紡行業的市場結構。

劉強來自江西，是一個中西部地區再普通不過的農民。2000年左右，他和妻子一起來到虎門毛紡工廠打工，父母則幫忙帶著兩個兒子留守在家。剛進廠時夫妻倆都在流線水上當普工，他回憶到當普工的日子很辛苦。于是在2004-2006年間，他一直想回到自己家鄉的縣城開店創業，由于未能攢夠開店本錢（二三十萬）只得放棄。他繼續進廠，邊干邊學，在工廠輾轉兩年后，他的技術也提高一些，終于在2006年于虎門的一家毛紡廠當了技術工。

在虎門當技術工不久后，恰逢假期，他跟老鄉來東莞找表哥。他表哥是在東莞開家庭作坊的，也做毛紡行業。在了解了表哥的情況之后，他打算留在東莞創業，他打電話給在虎門當毛紡技術工人的妻子，說了自己的創業想法，妻子十分支持他。他當晚就回虎門開始籌備。有了妻子的技術和情感支持，加上過去打工攢的資金，兩人很快就在東莞租房子，買了幾臺機器，開始了自己的創業之路。

創業早期拿了十萬元的積蓄，在東莞水口租了350平米的廠房，每月租金1500元。他請的幾個工人都是虎門廠里的老鄉，工資每月2000元。但是工人工作了幾個月之后，工友認為老板掙了他們的錢，紛紛不干了，于是他只能另找工人。在早期，他的廠只負責加工，訂單來自于他原來工作的工廠。就這樣，他在水口辦了十幾年家庭作坊，一直到2014年。當時房東的兒子要結婚，房子被收回去了。因此他又將廠房搬到蔡邊，300多平米的廠房裝修花了幾萬元，每月房租兩千多元。

因與房東溝通不暢，再加上當時行情不好，2016年又搬到大朗鎮，廠房面積縮小了，只有一百多平，但是房租并沒有減少，從2016年25元／㎡漲到2018年30元／㎡，目前需要每月的房租三千多元。在聊天中他告訴我們，當前毛紡行業不景氣，并非每天都有訂單做，因此“需要拼命的踩才有利潤”。在他看來，“現在的行情不想著掙大錢了，只要能維持就行”。

2、動力：農村與城市的“二重奏”

農民工外出打工的最主要動力都是出于一個非常樸素的愿望——掙錢。中西部地區農村農地上附著的經濟利益有限，大部分農民只能通過外出務工，將勞動力變現。但是大部分農民工受教育水平不高，技術素養有限，在市場中的職業競爭能力弱，只能走向工廠流水線。他們一方面以勞動力投入與勞動時長換取勞動報酬，另一方面節省開支增加積累，甚至投入到高危行業中增加經濟收入，實現勞動力價值最大化，即大部分農民工都是掙“辛苦錢”。事實上，大部分農民在其職業體系中的流動都是橫向的，呈現出“變工廠不變工種，變場所不變工作性質”的特征。那么，在打工過程中農民向上進行職業流動的動力又來自哪里呢？

（1）尋找經濟出路

農民外出打工的動力在于其村莊整體的打工氛圍的形成，當村莊中其他成員外出打工時，其習得的城市化的生活方式，獲得的貨幣收入無形之中會抬高村莊的消費水平。比如來自甘肅的毛織作坊女工，1988年生的她19歲時與老鄉一起來到東莞打工，其最初打工的動力是同學的姐姐在南方打工，給同學帶回去了很好看的新衣服，她說：“看到同學穿那么好看的衣服，我也不想上學了，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外面去打工掙錢”。此后其一直在外打工，24歲時與同鄉返鄉結婚，目前與老公一起在東莞打工，育有三個孩子留守在老家讓老人帶。

這說明村莊中的年輕人外出打工，形成的消費習慣和消費水平，會刺激其同輩群體產生打工的沖動。最初少部分外出務工的人回鄉，吸引一部分人出去，當村莊中一半以上的年輕人外出務工時，村莊整體的消費水平和需求都會被抬高，此時打工會成為村民的需求，村莊年輕人的標配。村莊社會的消費競爭使得農民不僅僅想出去打工，而且還想要在城市掙越來越多的錢。即務工經濟帶來的村莊社會經濟分化會導致農民不斷尋找更好的出路。

大部分農民工不斷“折騰”，希望實現家庭的階層躍升，他們的動力還包括在社會整體提升的過程中不掉隊。因為在社會結構現代化轉型的背景下，農民的生活較以前更好，但是在不掉隊的基礎上又能看到部分通過子代教育或者自己創業實現了社會階層流動的老鄉，農民工外出打工時尋找更好的就業機會，加入創業大軍也就更有動力，就會對實現流動充滿希望。從這種意義上來說，農民外出掙錢的動力也并非完全出于經濟理性。

（2）實現個體尊嚴

大部分具有強烈的創業意識和職業流動欲望的農民工都希望能體面地在城市掙錢，有尊嚴的在城市掙錢，實現自身在經濟地位和身份上的雙重轉換。一般來講，農民工尊嚴的獲得需要經過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在沒有尊嚴的工廠生活和有尊嚴的熟人社會中往返。這一階段，農民工作為外來人口剛加入工廠的生活，工廠的管理體制與農民本身自帶的“自由、散漫”氣質之間存在張力。在生產過程中，農民沒有很強的紀律性，反倒具有很強的個體性，因為農業生產時農民可以根據季節、氣候相對隨性和自主安排自己的勞動。在標準化生產體制下，工廠為了方便管理減少成本，必須打磨生產者的個體性。農民工剛加入工廠時，對工廠與所在的大城市并無認同感，工廠只是其工作的場所，城市只是其暫時停留的“驛站”。其價值與意義在自己所在的家鄉。

劉強和妻子2000年在流水線做普工時，他說極其辛苦。因為工作時間受到工廠嚴格限制，沒有自由，生產線規定工作時間內，工人每天只能上一次廁所，有一次他拉肚子，上廁所也被罵。他說：“廠里吃大鍋飯，工廠配的免費湯像‘洗鍋水’”。

他得出結論：“在工廠的生活哪有什么尊嚴可言”。因此，在廠里工作時他特別想要當大師傅，大師傅可以帶徒弟，有自己的技術。后來他找了專門的培訓機構繳費學習技術，學完后回到工廠，跟老板談要當大師傅。但是由于所受培訓技術不過關，每次在廠里工作幾個月后就被辭退。這期間他很苦惱，壓力很大，回到出租房心情不順就與妻子吵架，但是妻子從來不抱怨他，只是默默做好飯菜。家庭為個體適應工廠生活提供了緩沖。

第二階段，農民工只有較低尊嚴的工廠生活與有尊嚴的熟人社會之間往返。少部分農民工通過在工廠學習，獲得生產技術與生產經驗，從巨大的農民工群體中脫穎而出。劉強在流水線折騰了幾年之后，終于當上了技術工。他回憶自己剛進入樣板間的時候，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

他說：“其他工人看我的眼光都不一樣了”，“食堂飯菜也變好了，坐的是工廠管理人員專屬的八人桌”。他在工廠地位有些許提高，但是畢竟還在打工，做不好依然會遭到老板罵。這說明從生產的流水線到樣板房的變化，從大食堂兩素一葷到8人一桌菜品的變化，都可以讓農民工感受到自身的尊嚴及自己身份地位的變化。

但是，這一階段的農民工依然在工廠中，仍然需要看老板的臉色，因此是處于較低尊嚴的中間階段。當劉強到東莞看到開家庭作坊的表哥時，他感慨道：“我一下子接觸到了外面的世界，這與管理嚴格的工廠生活完全不一樣” ，頓了頓，他又說到：“這才是生活，他們生活得多自由，多體面，吃香的喝辣的，又能掙到錢。我不要回去了，不回虎門，我就要跟他們一樣，在東莞留下來，在這里創業！”

第三階段，創業一段時間后，農民工以有效的積累轉化為社會認可，過上有尊嚴的城市生活與村莊生活。熟人社會是一個價值生產的場域。城市本身作為一個競爭場，也有自己的意義價值競爭的標的物，城市的工廠也是一個意義和價值生成的場域。農民工在鄉村和城市兩種價值體系的作用下，產生在城市進行充分競爭的動力。劉強從流水線普工到技術工到作坊老板的職業變遷，象征著他向有自由、有尊嚴的新世界的大門邁進一步。這讓他獲得了足以支撐小家庭的經濟基礎，還能兼顧家庭生活和個人尊嚴。

創業之后，他將孩子帶在身邊接受城市的教育，不用將孩子留守在家，從而保持了家庭生產和生活的完整性。2006年-2016年開家庭作坊時，夫妻倆每年平均有十幾萬元的收入，比在工廠打工高，夫妻兩掙錢后回老家蓋了六百多平的樓房，加上裝修共花費六十多萬。

2008年花費四萬多元買了一輛五菱榮光面包車送貨，2012年買了一輛15萬元的長城哈佛小轎車，這些讓他在老家很有面子。此外，農民工成為作坊老板之后，也能夠獲得更大范圍內的人員的認可，他們不受工廠的限制，成為獨立的經營主體，其在村莊外部的城市與在村莊內部差不多，都能獲得一定的尊重和不受限制的勞動自由。

簡言之，農民務工的價值與意義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確保順利且盡可能快的完成家庭再生產；二是獲得體面和尊嚴，既包括在村莊社會中的價值實現也包括在城市中過得有尊嚴。隨著農民工的流動，其價值面向也在變化。

農民工價值的實現按照主體的流動性可分為兩種類別。一是在城市生活中無法實現自身的流動，社會關系網絡較完整地保留在鄉村社會中的農民工，他們的價值實現只能依靠回到自己所在村莊。他們在城市掙，省吃儉用，通過積累與消費之間的“剪刀差”實現勞動力價值的積累。再通過對子代的教育、建房、完成子代婚姻、生活型消費等具體事項來彰顯其價值。

二是在城市的流動和職業中建立了新的社會關系網絡，并且在新的社會關系網絡中獲得獲得價值與意義認同的農民工，這部分農民工大部分都是精英群體，例如城市中的農民工創業群體、老板等，這部分精英群體的價值面向并非單一的鄉村面向或城市面向，而是徘徊于城市與農村之間，在兩個區域范圍內均有其價值與意義的歸屬，這部分農民工很可能在務工地或者家鄉的城市購房，實現城市化，最終的價值預期會在城市生根發芽。

3、毛紡：行業與老板

事實上，如果我們把劉強放到整個毛紡行業的發展過程中來分析，就能理解農民工創業的方向是如何決定的，以及他為何能夠在工廠體制中實現自身的流動，創業成功并獲得尊嚴。

毛紡行業于1980年代開始進駐珠三角，乘著“三來一補”的政策東風，到1990年代已經如雨后春筍般興盛繁榮，也成為珠三角地區“三來一補”工業模式的典型代表之一。毛紡行業的生長主要依托于珠三角地區的廉價勞動力和土地資源，毗鄰港澳的區位優勢方便資本入駐。毛紡行業主要特征有三個：一是附加值低（利潤低），二是行業準入的成本和技術門檻低，三是其性質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從行業的角度來看，農民工的工作場所從工廠到家庭作坊，個體身份從流水線工人到家庭作坊老板的轉型，其背后有三個“原動力”的推動。

（1）工廠降低成本的原動力

基于毛紡行業無法擺脫對廉價勞動力和土地資源的依賴，它需要依賴最低成本的生產組織方式，這是工廠降低成本的原動力。因此，工廠會析出生產環節，降低組織成本、管理成本和用工成本（工廠析出生產環節的極端形態就是將工廠變成門市，只接訂單，外包給其他廠生產），這產生了大量家庭作坊的需求。

雖然家庭作坊的老板經歷了從1990年代的本地人到外地人的轉變，但是家庭作坊的生產模式并未發生變化，這也說明了家庭作坊的組織模式是最低成本的生產模式。2010年以后，在產業政策和國際市場的雙重因素的影響下，毛紡行業發生了產業轉型，工廠不養工人，將大部分生產環節外包，進一步滋生了大量家庭作坊存在的需求。

其一，產業政策影響。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我國要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國家出臺了一系列針對企業的政策與工人的政策，比如通過市場途徑清理一些低端制造業。一方面，要求企業生產環保，使得企業生產中的管理成本提高。另一方面，要求企業完善員工待遇，員工福利給員工買社保等，企業的用工成本也提高。2008年我國的《勞動合同法》規定提高工人的工資待遇、廠方要給工人買社保，提高工資，減少勞動時間增加加班費等。毛紡行業本屬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產業利潤產生的空間源于工人的勞動投入，主要通過延長勞動時間或者加強勞動強度獲得工廠利潤，政策規定使得工廠掙取工人勞動時間的行為行不通，工廠的利潤空間被壓縮，養工人變得不劃算。因此，工廠會將很多生產環節外包出去，進一步激發了家庭作坊存在的空間。

其二，國際市場的影響，尤其是用工成本的提高倒逼產業轉型。工人用工成本的增加還受到國際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我國加入WTO后國際勞動力市場形成，且目前大部分東南亞國家也實行改革開放，他們的勞動力成本比中國低一半，使得大部分外貿訂單分流到其他國家，來到中國的訂單減少。因此工廠設置的部門勞動力無法充分使用，閑置時間較長，工廠養工人不劃算，工廠選擇將用工密度小的部門的勞動外包出去，還有受到產業政策的高制度性成本的勞動環節外包出去（高污染的）。最后，大工廠成為掌握核心環節，主導資本與市場這兩段的主體，其他生產環節主要由家庭作坊完成。

（2）技術工人跳出工廠體制單干的原動力

熟練工人有跳出工廠管理體制出來單干的原動力，熟練工經歷了從普工到“大師傅”到廠長助理的角色轉變后還是要看他人眼色，因此其想要當家庭作坊老板。且農民工開家庭作坊具有其自身的結構性優勢：

其一，在地化的社會關系網絡能夠為創業的農民工提供人工支持，這包括家鄉社會關系網絡的在地化和工廠生活中建立的關系。大部分作坊老板創業初期都是通過老鄉和同一個工廠的工友來幫忙做工的。

其二，家庭作坊的創業門檻低，生產成本不高。毛紡行業的家庭作坊一般只需十多萬元作為行業起步資金，夫妻工一同進工廠積攢幾年的積蓄便可成為創業資本。而生產成本低意味著生產過程中所需的周轉資金量小。

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家庭作坊的老板兼具工人與老板的雙重屬性，他們內化了管理成本，無需養管理層，無需養技術工。因為家庭作坊作為一條成熟產業鏈中的最末端，其只負責一個環節的生產，老板在工廠中積累下來的生產經驗和技術可以化解生產過程中的技術難題，能夠保證產品的質量，能夠按時保量的完成訂單。

另一方面，家庭作坊靈活彈性可加班，而農民工追求利潤和尊嚴又能吃苦，他們加班通宵都不會受到政策的限制與約束，這內化了他們的組織成本。在小作坊中經?？梢月牭嚼习逭f，自己很辛苦，其辛苦是源于訂單少時作坊生產無法產生更多的利潤，訂單多時，作坊生產要趕工期，當作坊的組織成本內化后，造成節奏快、工期短、很辛苦的感受。

（3）普通工人有自由的原動力

普通工人有自由的原動力，農民工進入工廠不適應其規范性的管理體制，正如劉強所言：“在工廠你還有什么尊嚴啊，別人罵你那就是你的錯?！彼麄冇袙昝摴S管理，進入更自由的工作場所工作的強烈需求。家庭作坊的工作模式與當前勞動力的就業需求更為匹配。目前當大工廠普遍反映請工難的時候，家庭作坊的請工更有優勢，因為工人的邏輯是掙錢的同時追求自由。

在同等待遇的情況下，工人顯然更追求自由。家庭作坊中的工人有一部分是固定工人，一部分是臨時工，相對固定的工人在同一作坊中工作的時間一般不會超過一年，而臨時工則是輾轉于各大家庭作坊之間。一方面，可以保證用工充分，他們增加訂單時會增加工人的人數，減少訂單時會減少工人的人數，因此小作坊不會產生大工廠用工不充分的成本。另一方面，工人也能自由流動，由于職業流動性很大，工人并不在意大廠買社保的福利，而更喜歡作坊自由的工作氛圍。

4、農民：中西部與珠三角

事實上，毛紡工人創業成功還得益于本地人在毛紡行業中的退出，他們的退出為外地熟練工人的進入提供了更大的空間。1990年代初，外地農民工主要是參與毛紡行業的生產，那時候有大批的本地人當毛紡行業的家庭作坊主。本地人退出毛紡行業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受到市場沖擊、波動，在市場中淘汰了一批本地人，特別是1998年金融危機時，倒閉了一批工廠。

其二，受到市場偏好的影響，在本地務工的外地人增加，本地人的土地財產化價值越來越凸顯，因此在地租收入增加的情況下，本地人不愿進入工廠流水線工作，也自愿退出毛紡行業的生產。

其三，受到毛紡行業生產的整個市場行情影響，毛紡行業的利潤整體下降，十年前生產一件毛衣可以掙到十元錢，目前生產一件毛衣只能掙到0.5元，因此在利潤減少的前提下退出一批本地人。在利潤空間被壓縮的情況下，外地人開毛紡行業的家庭作坊是通過對自我的勞動剝削獲得收益的，他們很能吃苦，能夠堅持將行業做下去。自己既是家庭作坊老板，更是頂一個半工人，工人工作8小時，但是作坊老板沒有下班時間，晚上要送貨，自己內化了作坊的組織成本和管理成本。

從農民創業的主體而言，遠在中西部農村的農民工受熟人社會和土地剩余有限這兩個因素影響，他們十分想要積極參與市場。但是珠三角城中村的農民，同樣受熟人社會的影響，但是土地剩余極多，土地制度相同，參與市場的積極性卻更弱。同是農村熟人社會和土地集體所有制，農民市場化的動機為何如此不同？農村社會和土地制度是如何影響農民的市場行為的？集體土地增值收益該以何種方式分配才能調動農民市場積極性？這些都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邱麗，中山大學哲學系博士生，中山大學華南農村研究中心研究人員。本文首發于微信公眾號“行業研習社”，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刊發。）